王造时“反苏”真相揭秘 [周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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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反苏”真相揭秘
周英才
       建国后，名扬中外的爱国“七君子”，除邹韬奋于１９４４年病故和李公朴于１９４６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５位“君子”有４位陆续调去北京高就。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惟独学位最高，年纪又轻的王造时却被冷落，无人过问，一直在上海“待业”。直到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闻讯，才聘请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个安身吃饭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朋友们一直在议论着。其实，就连王造时本人也觉察不到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听史良透露说：据说中央某领导可能对王造时执笔给斯大林写信的问题有看法。１９５６年初，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沪后也对他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王造时有误会，有看法，还点了他的名。就是这些误会和看法，使王造时白璧成冤。

      那是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谈谈看法。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先生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之际，而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选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对他们发表意见的必要。
       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

       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支持了中国的抗战，所以在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客气友好，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此信签名之后，由沙千里誊写了两份，并由沙送至苏联驻华大使馆潘友新大使转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信件后，转由中新社发表。当时正在重庆的中共某领导找沈钧儒、章乃器等谈看法时说，救国会的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钧儒当时表示说，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复斯诺说：“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但以后发生的上述这些事情，因王造时早已回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使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这些说法虽然绝对与事实不符，但却没有及时地负责任地澄清，使这位执笔人成了“反苏”的罪魁祸首。

      于是，王造时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１９５７年被“钦定”为大右派，历经磨难；“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最终惨死于鬼魅之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彻底平反，其“反苏”真相才昭然于天下。

（摘自《文史精华》 周英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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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皖南事变”导致国共两党内讧、关系再度紧张……这时刻，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于4月13日为“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友好与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保持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这个条约还附加了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的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该“条约”和“宣言”在世界上一公布，中国人民被激怒了。
　　首先，国民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即刻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民间反应最强烈的是为抗日救国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震惊之余他们立即作出了决定：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以示抗议。“救国联合会”负责人、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相约出席、主持了会议。参加座谈会有当时中国的不少政治法律、国际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式分析：苏联当局的如此行动，问题是非同小可的，无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事关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危难的时刻，苏联作为世界上的反法西斯大国之一，忽然出现这种举动，而且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所占领的我国东北三省“满洲国”为“神圣不可侵犯”，直接在国际上宣扬被分裂、割让的外蒙“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毫无疑问是为虎作伥，为难之际在中国背后狠狠插了一刀，真正爱国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干休。


　　任何华丽的辩解，也掩盖不了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华民族的蔑视和中国领土的出卖。
　　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欢欣鼓舞，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专门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德国原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也得意地说：“这一条约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意见，公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在交给张申府斧正后，于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中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了名字。
　　信中开始歌颂了苏联以往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后指出苏日条约“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信中还要求斯大林做出补充说明：“（一）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满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信中含蓄的对苏联的出卖进行了批评，但态度相当谦卑客气，最后还向斯大林致以“革命敬礼”。

　　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
　　签字日期为1941年4月17日。
　　该信交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国内外媒体无不肯定，称赞他们的写作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此时，一直对该事件静观不语的重庆中共某领导出面了，找到了章乃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救国会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虑到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此举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

　　
　　章乃器坚持道：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之处。

　　毛泽东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才对这个事件表了态，他表态的目的是为苏联的这个条约进行了辩护：“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定。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定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

　　
　　由于这次执笔写这封信，从此他成了一个“反苏”的代表人物。
　　“反苏”就意味着“反共”，这种恶果在新中国成立后越发体现出来了。

　　
　　
　　文革有关负责人对王造时参与写这封信大致上是两种定性：

1、这是一封抗议信；2、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3、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就拟定好、强迫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签字的。但无论怎样讲，王造时都是“反苏”的罪魁祸首。

　　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的出面解释，1957年3月27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接见、招待了王造时，对这场“历史误会”表示了完全的理解，并说：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考虑调到北京来。王造时大受鼓舞，感到“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苦闷，为之豁然一爽……”，擦拳磨掌，大有为新中国建设再出一把力气的激情。

　　两个月后，王造时因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变成了中国的大右派。

　　1966年11月2日，“反苏反共”的大右派王造时又被上海时公检法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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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没有对错，爱国无罪！

    爱国不等于爱政党！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爱国不等于爱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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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始末

章立凡 (章乃器的儿子)

　
近年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有关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论争，某些文章措辞之激烈，实为“文革”结束以来之所罕见。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当时救国会领导层对该条约的表态，其中也涉及我的父亲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国会的问题。辩论的双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与我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时，我的意见是：当事人亲属须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争，心平气和地把史实讲清楚就可以了。见仁见智，悉听历史公论。本文的撰写也将遵循这一原则。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主张中苏友好的。他在20年代就反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30年代在上海参加“苏联之友社”，还成立了一家促进中苏贸易的机构。50年代他曾访问苏联，并一直保存着斯大林元帅赠送的一架照相机（“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砸碎了镜头）。甚至到了“反修防修”的60年代初，他在罢职闲居的景遇中，还致函毛泽东，对中苏交恶表示异议。但父亲除了反对《日苏中立条约》外，在1957年还公开批评过斯大林。“独立思考，是非分明”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


救国会“七君子” 在抗战爆发后出狱，不久，父亲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线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1939年6月父亲，应蒋介石的电召“赴渝述职”。既是应召前往“述职”，孰料蒋竟然不出见，紧接着又下令“章乃器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其实这是蒋介石使出的“调虎离山”计，原因是父亲在安徽与国民党桂系、中共新四军都合作得很好，不但使濒临破产的省财政扭亏为盈，还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于是该省的国民党CC派和地方势力，纷纷向蒋造谣告密，说他“勾结奸党奸军”，令蒋委员长很不放心。后来经戴笠查明是诬告，蒋介石派贺耀祖来劝说父亲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拟委任他为四联总处１专员，最后又征求他出任陕西或甘肃省的财政厅长，均被父亲拒绝。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


父亲在重庆重新同救国会的朋友们见面，这时会内已开始发生人事纠纷，他感到救国会目前的活动方式，已不可能象往日那样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产生了消极情绪。1941年春，救国会上层因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产生分歧，促使他脱离了救国会。


中国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得到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南进”战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极力谋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抽出兵力巩固中国战场，进兵东南亚，从英、美、荷等国手中争夺殖民地和战略资源。而斯大林为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也不愿同日本发生战争，希望把日本的进攻矛头引向南洋。苏联继签订《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四条：“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 该协定第五条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于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除法西斯国家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斯大林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作出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抉择，除在国际法法理上违约外，也背弃了“胜利了的民族应该解放被压迫民族作出更大牺牲”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使中国成为这一条约的最大受害者。
　　条约签订后，中外舆论哗然，也给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困扰。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是强调既团结又斗争的；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特别是对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共不能不发表声明，维护苏联的威信。


　　救国会的领导人当时曾联名写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认为苏联的这一做法“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并从法理上对条约的内容提出质疑，要求作出解释。


据王造时回忆：“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情的结果，认为救国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然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２，除邹韬奋因生活书店被压迫已潜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早史良家里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记得陶行知声明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是赞成的，但不赞成公开发表，故未签字。”


签字的信件共有两份，一份由沙千里派人送苏联大使潘友新转交斯大林，另一份则由王造时送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交中央社发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后来救国会恐该信被利用作为反苏的口实，于是又安排收回了这一信件。关于此信的收回始末，有两种记载。


一是钱俊瑞说：“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沈钧儒）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地讲清楚，对他的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以做一番宣传。’”３


二是萨空了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一天我得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有个内部通知，说救国会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条约的签订，此文国内不要发表，可在海外发表。我立即去找李公朴，告诉他这个消息。公朴一听立刻领悟到这个声明有不妥之处。我们一同去找沈老、沙千里，把我们的看法告诉了他们。我们认为在当时，发表这样的声明对团结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侵略者不利。沈老听后，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对的，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次政治上的失误。后来大家想了个主意，以补充内容为理由，又把这份声明从国民党宣传部要了回来。后来沈衡老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４


王造时后来回忆，1957年3月他与萨谈及此事，“萨空了说，你们知道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为什么没有把信交中央社发表，而侧面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说我至今不明白。他说有人把你们亲笔签名的信从伪中宣部拿走了，伪中宣部没有根据，恐怕（别）人提出质问，不敢交伪中央社发表，只好拿到香港去发表了。我追问他，是怎样从伪中宣部把原信拿出来的，萨空了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５ 如此看来，似乎是萨、李向沈钧儒进言并收回信件于前，周恩来批评在后。但萨空了没有说明收回的具体经过。这种签了名又以补充为由收回的事，后来在民盟调停国共内战时还发生过一次。

父亲当时是不同意收回的，而且后来也一直不肯认错。他认为救国会作为一个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如果在这一关键时刻不对苏联的做法公开表态，就无法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及其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丧失存在的依据。据胡子婴回忆：在受了周恩来的批评后，“沈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６


上述几个当事人中，王炳南、张友渔、钱俊瑞、萨空了、沙千里皆为中共秘密党员，不过前三位的身份很早就公开了。他们应该是知情的人，不知为何，王、张、沙的回忆录中，均未见到公开信起草过程的记载。


　　父亲在1958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39年5月我从安徽回到重庆。我发现救国会活动的圈子很窄，工作也只是重复党的声音和行动，而不能加以发展和扩大，所以起不了多大的影响。同时，内部已经发生了张申府和沈老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且已经表面化。我对于当时左舜生之流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是憎恶的。但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我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我认为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这样，我就在不动声色、不伤感情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救国会的活动。”７

　　知识分子应该是“直立的思考者”。父亲是一位学者和专业人士，参与政治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国民党和一些在野党派中“结党营私”的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一直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在他自己所参与创立的政团内，也一向公私分明，从不搞小宗派。在内心深处，他没有党派利益的门户之见，一直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据我所知，在脱离救国会之后。他与当年的同事们一直保持着私人情谊。

　　当时被推举起草公开信的王造时，在将信件交给王世杰的次日就离渝赴赣。后来他接到沈钧儒来信，大意说“自你离渝后，此间谣言纷纷，盼速来渝面谈一切。”据他回忆，过了些时候在重庆见到沈，“谈到这个问题，颇为痛心。他并且说外面有谣言，说我们拿了国民党的钱。我愤然说，你拿了没有，你相信我拿了没有？他说我不相信，但事是做错了。”８ 1944年9月，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但不知何故，王造时没有加入。

　　1945年冬，救国会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14个党派单位之一的救国会，于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初抵莫斯科访问的第三天）宣布解散。而公开信的起草者王造时，则长时期受到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七君子”中的沈钧儒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也先后出任部长职务，而王造时没有被安排行政职务，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据史良对他说，“党对你有些误会，将来慢慢可以说清楚”，后来他又听张孟闻说：“中央某负责同志说因为一个什么条约的事情党对我有误会”９。这位“负责同志”是谁，至今没有人说清楚。

　　1957年3月，王造时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3月21日上午，他特地去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等澄清此事。张告诉他：“我们当初听到谣言说，这封信是你事先起草好的，强迫大家签字，如果不签，救国会就有分裂的危险，并且谣言说国民党拿出了一笔钱来发动这个运动。”

　　当晚，王造时与史良、胡愈之、千家驹等原救国会的朋友们在沈钧儒家聚餐时，曾情绪激动地要求大家为他作证。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师听到此事就痛心。这件事情当初是我们大家做的，由我们大家负责任，不能由你单独负责任。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１０

　　周恩来于3月27日召见王造时，王又就此事向周作了简单交代，因王造时的遗稿残缺，周对此事的表态内容至今不得而知。但王谈到了周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了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１１

　　救国会在历史上是与中共配合得最紧密的民主党派。周恩来重提恢复救国会，或许与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有关，但目前没有公开的文献档案可为佐证。王造时曾为此奔走访问了一些救国会的老朋友，除顾执中积极支持外，响应者寥寥。原救国会重量级人物沈钧儒、史良已在民盟掌权，均不赞成恢复，并劝他加入民盟。

　　王造时又去见章乃器，谈及在公开信问题上，自己和沈、史等“都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时，父亲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王造时是这样记述的：“他说他不认为是犯了错误，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他并且说应该追究是什么人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完全推在我身上。”１２

　　至于恢复救国会的提议，父亲也一口回绝：“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１３

　　此外，王还记述了他的安福小同乡罗隆基对公开信问题的看法：“这个误会，史良同志等应负责任。他们是随时可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替我解释清楚的。这就是所谓‘共患难易，共利害难’了”。１４

3月29日晚，两位统战部的领导去看王造时，王谈及救国会朋友们的表态，他们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大家都觉得畅快。你承认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那是政治家的态度，章乃器是顽固。我说这个历史包袱解除了，我特别感到愉快和兴奋”。１５大概是出于重获信任的喜悦，他马上响应了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
但这种“皆大欢喜”的氛围，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无论是刚卸下包袱的王造时，还是“顽固”坚持己见的章乃器，这两位“七君子”中的 “难兄难弟”再次落难，同时被打成了“右派”。
　　至于是什么人把责任推到王造时头上，至今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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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的简称，是国民党官方的金融管理机构。
２ 指救国会“七君子”。
３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岁诞辰》，《沈钧儒纪念集》，第83页。
４ 萨空了：《怀念衡老》，《沈钧儒纪念集》，第103页。
５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第220页。
６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第80页。
７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9、450页。
８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第217页。
９ 同上，第218页。
１０ 同上，第219页。
１１ 王造时：《恢复救国会问题》，《我的当场答复》，第221页。
１２ 王造时：《我的检查》，《我的当场答复》，第251页。
１３ 章乃器：《我的检讨》，《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66页。
１４ 王造时：《我的检查》，《我的当场答复》，第251页。
１５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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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日苏之间罪恶的交易

　　　　　　　　　　　　　　　　智效民

　　今年３月２６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早
在３０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东宁等地修筑了许多军事要塞，其规模之
大、设施之完备令人吃惊。为此，他们动用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其中大多数人都
死在那里。该节目的标题为《深山里的罪恶》，真是恰如其分。东宁位于绥芬河
一带，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这些工事显然是针对当年的苏联政权的。令人奇怪的
是，日军花了那么大力气来修筑这些工事，为什么到后来又弃之不用了呢？

　　这显然与日苏两国的妥协有关。

　　日苏之间的妥协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实现的。在此之前，即１９４０年年底，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炉边闲话”（亦称“炉边讲话”）中，把日本与德国、意大
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论，并宣布要进一步对我国实行军事援助。随后，美国
国务卿赫尔也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摧毁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国不能坐视
不救。

　　美国政府的态度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也使国际形势更加明朗。１９４１
年１月２日，《大公报》以《炉边爆弹破春晓》为题发表杜评说，德国和日本在
欧亚两洲的穷兵黩武，使“一九四一年将为决定世界大局的命运之一年”。在这
种形势下，除了“英国的战斗力量及中国的继续抗战，自然是直接的决定因素”
外，还有两个足以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美国对民主国家的援助以及苏联
和平政策的坚持。社评说：从罗斯福总统所表示的“对于暴力之不能妥协，一若
我们不能与夷烧弹讲理”的观点来看，美国已经“走近参战之路”；因此苏联是
否信守承诺，继续坚持其反法西斯立场，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１月２１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
议会发表演说，谈到要消除日苏之间的误会，重新调整两国关系。二月中旬，松
冈在日本众院重申这个问题，并说两国关系“最近颇多改善”。日方对苏暗送秋
波，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２月２３日是苏联建军节，苏联驻华武官在重庆
举行执行会。按惯例蒋介石是不参加这类活动的，这一次他却破例去苏联大使馆
表示祝贺。

　　３月８日，《大公报》援引来自伦敦的消息说，《泰晤士报》认为日苏两国
可能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松冈将访问苏联；但日本政府发言
人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却对两国即将开始的密月守口如瓶。两天后，路透社又
报道说，松冈即将取道西伯利亚赴德国、意大利访问，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则
是为了签订日苏条约。

　　３月１２日，松冈开始赴欧洲访问。临行前他声称此行任务重大，返回途中
将访问莫斯科，可见英国新闻界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
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也再次表示援华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对于日苏关系的这种变化，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极为关注。３月１８日，国民
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松冈洋右已由日经苏联赴德，其任务不明，
外间有无数揣测。”３月２２日，《大公报》也发表《松冈骗不了苏联》的社评，
指出松冈此行的第一目的，即第一阴谋，就是“想在莫斯科挂一钩”。至于如何
挂钩，“大概不外下述三点：（一）藉口南进，请苏联予以谅解及保障。（二）
利用中国党派问题，劝诱苏联停止援华。（三）籍调停英德战争的姿态，使苏联
感觉孤立，因而就范。”文章认为，这些浅薄的理由是骗不了苏联政治家的：第
一，“苏联是中国的友邦，对中国同情最深，对日本认识最透，自然不会为松冈
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谅解其灭华。”第二，党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有把
握予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三，关于调整战争，英
国首先不会相信其诚意；要让苏联因为“感觉孤立”而就范，也没那么容易。另
外，《大公报》还在３月２４日的短评中说，松冈路经西伯利亚时，苏联在那里
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也表明松冈到莫斯科不会有什么收获。

　　然而，就如同罗斯福所谓“不能与夷烧弹讲理”一样，《大公报》的这些言
论虽然用心良苦，但对于一个以暴易暴的政权来说，却完全是对牛弹琴。松冈是
在３月２３日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斯大林对
他的到来是多么重视。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局外人看得更为清楚。４月２日，《
大公报》转载《泰晤士报》的评论说：日苏双方可能要签订一个商务条约，以便
为缔结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协定――互不侵犯条约作准备；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
从３０万关东军中抽出大部分来用于南进，“并将压迫苏联，停止对华的援助。”
第二天，该报又报道说，日本已宣布，它与苏联举行的经济谈判即将结束，可见
《泰晤士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４月４日，松冈在柏林踌躇满志地对新闻界说，这次出访比他“离国前所预
期之成果，有‘加倍之收获’”，并声称现在的形势就如同“夜幕初启，东方发
白”一样。４月７日，松冈访问德、意之后返回莫斯科。为分析松冈是否负有特
殊使命，舆论界纷纷猜测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有的说三天，有的说四天，也
有的说“松冈因有极重要之公务，已决定提前返国。”最后，还是松冈自己揭开
了谜底：“本人原计划于十日离此，但如展缓离此可有裨益，拟稍缓返国。”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双方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报
》还是在４月９日社评中说：松冈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保持
中立。根据常识判断，苏联是不可能否满足其欲望的。第一，如果苏联满足松冈
的要求，就会使日本暂无北顾之忧，将力量用到对付中国和英美的战略上来，这
不仅对德、意、日有利，也对苏联构成了更大威胁。何况三国同盟就是反共联盟，
苏联绝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苏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
“凡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对华进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苏联一定不会
允诺。”基于以上判断，该报认为“聪明老练”的苏联当局，只有“发挥巧妙的
手腕，使松冈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图，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这显然是书生之见，因为在斯大林的外交辞典里，是找不到“友好邻邦”等
词汇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语堂的分析较为透辟。他说：松冈此行的目标，虽然
是想“借德方之力，谋解决苏联问题”，但由于苏联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
所以主动权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里。他强调，苏联的外并政策是先诱导德国进攻
英国，再唆使日本占领中国并攻打美国，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林语堂：《美国
通信》，《大公报》４月１４日）

　　在莫斯科，松冈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后，突然宣布要去列宁格勒访
问。据说，松冈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外交官，这一次不过是旧地重游。但实际上很
可能是等待苏联当局的最后决策。４月１０日，也就是松同在列宁格勒访问的时
候，有消息说他的行程将延长到本月１３日。第二天，松而返回莫斯科后与莫洛
托夫继续举行会谈。当天日本首相近卫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但没有透露日苏会
谈的具体内容。４月１２日，松冈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轮会谈后拜会了斯大林。这
说明双方已取得满意的结果。

　　松冈的行动自然引起外交界的关注。４月１２日，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急
欲了解松冈二次访问莫斯科有何用意”，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顾在回忆
录中写道：“鲍格莫洛夫说，此次会涉及到的只是对苏联和日本有关的问题，属
于商业或者经济方面，诸如贸易和渔业等。他认为不会缔结政治协议，同时第三
方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向我担保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依然极其良好。他解释
说，两国的边界线很长，彼此间的关系极端重要。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依然是
以民治为基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日本外相在苏联逗留时间之所以延长，是因为
他想多参观一些地方。松冈刚刚访问了他青年时代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列宁格勒。
如果正在进行政治会谈，松冈似乎是不会离开莫斯科去作这次旅行的。”（《顾
维钧回忆录》第四卷第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４月１３日在莫斯科举
行。４月１５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
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
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
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
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
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
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
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体夸松
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
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多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
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
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９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
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
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
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
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
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
利益，也破坏了１９２４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
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
权，公然承认伪满漩国的存在，也是对１９３７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
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签订所谓中立条约，
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
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
盗！”

　　４月１６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说斯大林为
了取媚于日本，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
到松冈后，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
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这种“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读来令人
作呕。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立场和表现却让人难忘。４月１４日，美国国务卿赫
尔在接近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
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
谒罗斯福，会商军火徂借问题”（《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八页），
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
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
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４月７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
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
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４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
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５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
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
也将予以拒绝。５月２３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
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
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
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０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
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
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
“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
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这封信经张申府修改后，
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
共同签名，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尽管该信的措词
较为温和，但还是有人从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据王造时回忆，当时张友渔也在场。张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救国会的核
心成员，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张友渔回忆录》没有谈及此事。查《王世杰日记》，
王也只是在４月９日记了一笔：“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
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至于公开信
如何处理，从日记中看不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王造时起草那封信本来是出于爱
国热情，却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如果说当年的那些谣言，诸如王造时
拿了国民党的钱之类，在事实面前还可以不攻自破的话；那么到五六十年代以后，
这顶帽子便象达摩在利斯剑似的，成了王造时悲剧命运的一大祸根。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４月１３日晚１０时许，
王世粟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
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
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
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４月１５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
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
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
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日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
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
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
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
起的作用。４月２ 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
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
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
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
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
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４月２３的日记中写道：
“敌军连日以教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
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
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
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５月１２日，王
又在日记中说: “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
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
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代。

　　最后，有两点并非题外的话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从教科书
中得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中国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如今翻检史料，
才明白一些事实真象。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
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美苏两国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
迥然异趣，恐怕主要是两国的体制、即民主与极权专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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