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社会的思想必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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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社会的思想必须理性

翟羽佳


暴政的社会必然诱导出暴民情绪，这个情绪犹如一堆干柴，稍有不甚就会燃烧。正是，这个缘故，所以，我提倡理性的反抗。这也是我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尽管民主需要推动，需要激烈的撞击，但是，在民主需要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即便独裁垮台了，民主的运行甚至比争取民主更为困难。所以，必须坚持韧性的斗争。

在我思想激进的时候，为我叫好者比比皆是，可是，当我选择韧性斗争的思想之后，很多网友大失所望，有人说原来写杂文的老翟死了，活着的老翟却只配写散文和随笔了。网友国破山河在网友：“老翟已经不是当年的老翟，现在的老翟只不过是一个被另外一种思想所俘获，痴迷与另外一种思想状态下，但是又被迫生活在‘与他所崇拜的思想所对立思想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国家里。”

我知道，人们喜欢激进时期的老翟，理性后老翟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激进的需要，他们希望老翟再回到激进的状态去，写出激进的作品。正是因为如此，我就越担心，因为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里，激进的思想比任何理性的思想更为人们接受。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就是在理性争取失望后，选择了暴力革命，从而开创血腥的革命年代，中国民主进程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却成了民主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社会越是不理性，思想也就更应该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因为我们选择了把不理性的思想引进了过来以后，虽然社会变化很大，可是，社会灾难也是空前的。一旦社会混乱起来，不理性的思想无异于火上泼油。一旦整个社会的情绪就会被不理性的思想武装的结果，那么，这个社会的大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就跟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一样，不把这个社会烧干，是很难让社会理性下来。

思想理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设。任何思想缺乏了建设性的内容，思想理性也就可能丧失理性。思想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不是毁掉社会的美好。以前我们总是高喊砸烂一个旧世界，可是旧世界砸烂了，新世界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却砸烂了一个不太坏的世界，却建立了一个更坏的世界。可见，思想是不能缺乏建设性的内容的。

反思整个20实际，中国社会人文精神是多么的缺乏。西方民主启蒙思想传播几百年了，但是中国人依然排斥西方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缺乏，让国人缺少了理性的思维和处世原则。对内，人们习惯了陈胜、吴广的颠覆思维；对外，狂燥和极端排斥西方文明的“义和团思维”思维依然充斥国人的骨髓。专制主义的流毒，不仅给民族和国家带了沉重的灾难，而且带来国人人文精神的灾难。正是因为国人人文精神的极端缺乏，革命非但让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也没有换来民主与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普及。

一个经济强大而政治不成熟的民族是可怕的。比政治不成熟更为可怕的是国人人文精神的极端缺乏和社会指导思想经济的取法理性。经济的腾飞必然要求成熟的政治和人文思想相匹配。否则，经济和社会越是高速发展也就越危险。民主与自由人文精神的极端缺乏，使得中国很难得走出专制的怪圈。缺少民主和自由的洗礼，让国人的民本思想很难生根发芽。在理性思维缺乏的社会，如果没有争取思想引导，盲从的人们要么默无声息，要么走向极端。思想的不成熟必然误道人文精神极端的缺乏人群，导致社会走向反动。

尽管世界理想思想占据整个世界文明主导地位。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时代，可能思想极端更为为人们接受。集权思想和恐怖思潮相互作用，依然颠覆着国人的人文精神。融入世界的唯一出路，必须是用理性的思想坚持不懈地对国民进行人文精神启蒙。在世界人文精神日益趋向建设性的大好机遇下，我们必须采取拿来主义，用西方人类文明精神来武装自己。在思想启蒙中，思想家以及思想的传播者必须用人文精神武装自己，从小处着手，从细微入手，把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理念普及民众。李慎之认为：“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的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何家栋先生说：“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不懈的对民众‘启蒙’和‘引导’，继续担当起‘没有表达权力与能力的群众的代言人’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