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二、安福文化萃要

石屋山人

文化萃要

西晋末“永嘉之乱”，大批北方士庶，逃往南方。“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这些谚语，反映了北方人民对江南的向往。

当时的安福远离中原战场，又有赣江与武功山的屏蔽，加上丰富的资源，使安福成为一处“桃花源”，北方士大夫纷纷投奔于此生息繁衍，推动了安福文化的发展。例如，在安福定居的陈郡谢瞻，能诗善赋，是陈郡谢氏文化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南史》说：“谢氏有晋以降，雅道相传。”

隋朝时，安福“人庞淳，多寿考。”（隋《地理志》）。

唐中后期，赣水流域，当然包括安福，经济发展迅速，白居易说：“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是系。”（《白居易集》卷55）

至南宋，“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吉州的安福“当吉、袁之冲径路也。方艰难时，东北士大夫奔荆湖交广者，必取道于是。”（宋·王庭珪《泸溪集》卷46《刘君墓志铭》）。

经济人口发展交往，使安福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有宋一代安福考取进士127人，举人650余人。这为安福文化最兴盛的时代——明朝，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古代安福最具特色的是宗教文化、书院文化、森林文化、经商文化。

先说道教。

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是民间流行的方术、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有理论教义、有行为仪程（如画符念咒、驱鬼祭神、炼丹导引等）的宗教。道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样，追求“彼岸”的幸福，祈求长生不老或升天成仙，为此，道徒们要选择离“天”最近的高山静谷“洞天福地”，以便潜心修炼。

安福武功山，是江西省境内最高峰，海拔近2千米，终年草木摇翠，云雾缭绕，山顶四时泉水潺潺，是脱尘离俗的理想的修炼场所。

“还闻丹灶火，犹是赤乌年。”据明代纂《武功山志》载，三国赤乌元年（238），葛玄入武功山炼丹。此外，旧志还记载了东汉著名道士梅福，在今金田乡大桥为“吴门市卒”，修身炼道的传说，大桥因之又称“梅福市”。

晋葛洪在武功山修炼后，“有蜀人姓武者夫妇南来，求修炼之行”，“夫止武功，妇止西昌”，武功山因此得名。

晋室南渡后，道教上请派开山祖魏夫人（名华存，山东任城人），随其儿刘遐至安成太守任所，在城西（今平一小）立丹霞观，还在城西十里之斑竹山、文旗山（西山）立坛修炼。她所传的《黄庭内景经》成为后世研究两晋道家养生学的必读著作，不仅为道家所注重，且为儒、医家所瞩目。

道教净明派的祖师许逊，亦在武功山活动过，他治洪水，斩“孽龙”的故事，安福人都耳熟能详，武功山顶上仙坛，还供奉他的牌位“神功妙济真君”，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洋溪“万寿宫”就是奉祀他的建筑。许逊的女婿黄仁览，继承岳父符篆，在安福清化乡（今山庄乡）的洞阳山修道，后洞阳山改名为“黄公洞”。

后晋，刘悟真在城北洞渊观修炼，使之成为安福道教一大丛林。据说，洞渊阁引得吕洞宾在阁傍吊桥吹箫，招引八仙齐聚吊桥歌舞，桥因之改名为“集仙桥”，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载入了茅以升先生纂写的《中国桥梁史话》中。

宋代安福县令彭龟年，开创了地方官至武功山进香朝拜先例，为武功山道教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嘉靖六年（1527），世宗皇帝钦派正一教48代天师张彦、知事郭宗远登武功，降御香，以祈太后病愈。于是武功山的名气更大了。

道教在古代的安福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史海中捞出一鳞半爪中管窥一二：梁大同八年（542），也就是道教传入安福的二、三百年间，出身于安福大家望族的道教信徒刘敬躬，“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南史》），刘敬躬以龟生金光为神异信号，号召道徒起义，居然攻下安福县城，庐陵州府，后进逼新淦，震动豫章，足见当时道教影响之大。

我们再来看看祖师魏夫人所作的《劝世文》片断：“福生于清俭，德生于卑退。道生于安静，命生于和畅。患生于多欲，害生于轻慢。祸生于多贪，罪生于不仁。戒眼莫视他非，戒口莫论他短。戒心莫恣贫嗔，戒身莫随恶伴。……”这不是晦涩难懂的经文，而是通俗的道德箴言！它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安福人。

再说佛教。

与土生土长的“治于身”的道家宗教不同，来自西域印度的“治于心”的佛教是晚于道教而传入安福的。安福佛教起始不晚于唐朝。“吾吉武功，雄镇江南，实其当年驻锡之地，由唐历宋，世有高僧。”（明·刘元卿《檀波罗密碑》）。

佛教中重要一宗为禅宗。祖师爷是梁朝时来自西域的菩提达摩。传二世慧可、三祖僧  、四祖道信。当五祖弘忍挑选法统继嗣时，引发一桩禅宗公案。

五祖不满意入室大弟子神秀的“渐悟”：“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私淑小弟子慧能主张“顿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五祖认为慧能的主张更符合禅意。

于是，五祖便将禅法、衣钵秘授给了寺院里舂米烧火的慧能。禅宗从此分裂为北、南并峙的两派。

行思（？～740）俗姓刘，安福潭州人。出家受戒后，到韶州曹溪，谒见六祖慧能：

遂问（慧能）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慧能）曰：“汝曾做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

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六祖玄经·机缘品》）

怎样才能不落入圣凡、尊卑等相对的观念中，是禅者致力参究的大事。慧能启发他自省，反问他为此都做了些什么。行思顿有所悟，说就是连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真理（神圣的第一义谛）也不屑为，已经达到超越圣凡的了悟之境了。慧能再次逼拶他，说既然有了个“圣谛亦不为”的意念，仍是落入了无为无事自以为悟的意识之中，还未臻纤翳不著的澄明之境。行思的答语，再次将慧能认为他沾沾自喜于“圣谛亦不为”的看法遣除，表明自己确实是彻底的“圣谛亦不为”，而绝非粗浅的表面觉悟。在电光石火般的问答中，禅机活泼地跃动。

慧能对行思的回答非常满意，虽然当时门下人才济济，还是果断地让他当了首座，后来又让行思“分化一方，无令断绝。”行思得到慧能亲传后，回到吉州青原山，弘扬禅法。唐开元二十七年（740）行思圆寂，其归真之塔赞称：“圣谛不为，落何阶级？火里莲花，雪中红日。显发大机，掀翻古辙。千古绳规，三宗鼻祖。”充分肯定了青原行思在中国禅宗史上“三宗鼻祖”的重要地位。

“三宗”，指云门、曹洞、法眼三宗，均系青原法系。

行思早年在安福从事佛教活动，晚年卓锡青原山，与安福家乡山水相连。唐代安福境内建有尊胜寺、国清院、灵峰院、香积寺、文江院、白竺院、富池寺、保安院、宝云寺等著名佛教禅林，高僧辈出。

中国“禅”的本意是“静虚”，和中国儒家所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观念有共同之处，因而容易被一般士大夫所接受。

风光如画，梵呗如歌。

宋、明两代，县内不少经馆设于庙于之中。如宋代刘  在西乡十一都宝云寺内有读书台，吉水大学士杨万里少时曾是安福大儒刘清纯、王庭珪的高足，在安福期间，多次至待度寺游学。成名后，杨万里重游待度寺，睹物思人，写下《待度寺》诗句：“黄杨当日绝低小，已过危檐欲拂天。“孔庙设城西丹霞观。明代，邹守益在县城东山寺办东山文会。复真书院设洲湖北真观等。经馆书院设于寺庙道观，环境肃静优美，有利于静心攻读。入明以后，安福理学与禅学更加交融。邹守益、刘邦采、王时槐、刘阳、刘元卿、周嘉谟等安福大儒，经常聚讲于县内著名庵寺，广交名僧高道，共研禅理心学。如武功山九龙名刹“胜佛禅林”住持宁州和尚，佛理高深，著有《心地法门录》、《牧牛图》等著作，县内理学名流，纷纷前往切磋禅理。宁州和尚之后，其徒孙本教，更注重与理学大儒交流，编辑刊刻了《九龙翰墨志》。此一传统，一直延读到清代，如武功山白法庵住持隐之和尚，“尤喜贫儒来肆读者，给其匮乏。”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治于世”的儒家思想。经西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

中原高素质人口的大量入迁，促进了安福经济文化迅速提高。宋以后，安福人口急剧膨胀，竟达50万人之多。出现了不少富甲连城的大户，如洋溪的“郁十万”、连村巷口的“童十万”、江南冷水坑的“王十万”、甘洛山下的“钟十万”、山庄东冈的“刘十万”等姓。这些大户人家为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迫切需要子弟入仕为官。而科学制度是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们在族里、村里、家里创办书院、私塾，教子弟以图仕进。一些百姓子弟也不甘于现状，发奋读书，以改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朝万历年间，甘洛三舍刑部主事、扬州太守刘铎家中的奴仆香俚，改名彭起云，参加府试，考中秀才，后被发现，主人亲自致书吉州马太守，要求予以除名。当然，还是有些幸运的人，登上了科举的幸运之途。

明洪武初年，安福洲湖汶源有叫周寄奴的，“为迟慢城砖，问戌西卢龙卫。永乐（皇帝）登极，恩宥母老丁单者，俱发本（卫）所补（充入）伍。“（《城南爵誉周氏族谱·城南祠堂记》）汶源周寄奴因迟延交纳修县城城墙的砖头，被严厉处罚，充军西北，连汶源周氏五团及外迁湖南宝庆邵阳的子孙亦不能幸免，“世以军籍立户”，轮充漕运军丁，成为封建国家的奴隶。汶源周氏逐渐衰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嘉靖年间，汶源周氏出了个叫周儒的，刻苦攻读，终于中举当了官，有了钱，便赎买祖业，建祠堂牌坊民居，汶源周氏得以恢复生机。

清初，安福柘溪亦有一个叫刘霖的，为读书仕进，而留下一段凄婉的故事。

刘霖，字竹庵，“五岁入学，日记《四书》三十行。”10岁时，父亲逝世。母亲颜氏抚孤苦读“咿唔之声，日夜不绝。”15岁时，刘霖考中秀才。明末，张献忠军队横扫安福“庐舍煨烬”。刘霖“负母携弟，藏避深谷。”至此逃亡之际，颜氏仍令其子在山林草莽中苦读。此后，刘霖的祖父病逝于湖南临武，母子俱往吊孝。途中被军队冲散，刘霖与母亲天各一方，被迫入伍当兵。总兵杨一龙，辽宁顺天人，非常欣赏刘霖的才华，提升其为监军，并收其为义子，改姓杨氏。从此，刘霖随队伍走南闯北。清军入关，刘霖退伍，为辽宁顺天府居民。清顺治辛卯（1651），朝廷开科取土，刘霖大喜，报名应考“虽荒弛久，然幼时年记诵者，犹朗朗在胸臆间。闭户七日，诵得文五十首应试”，考取了举人。过了4年，即顺治己未（1655），刘霖遂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进士，初仕兴国知州，累官至山西布政使司口北道参政。后来，刘霖与老母颜氏终于相聚，并申请复姓刘氏。

“盘箕晒谷，教子读书”，成为安福人坚定不移的信条。

“永康南渡”以来，江南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时地利给安福学子带来驰骋科场的机遇。宋代全县书院载诸史料的有竹园、秀溪、石冈等，私塾，设立最早的为瓜畲乡诚门村。安福孔庙也在此时创建。涌现了刘  、王庭珪、王炎午等一批中国名人。

宋代安福科举的辉煌成绩，极大鼓舞了全县士子读书仕进的热情。

今天四乡村舍中，至今保存明代的“倒宅”、“侧祠”之类民房。所谓倒宅、侧祠，即在正房之外，专为子弟兴建安静读书的书屋。稍有条件的地方，则以村立私塾文会，如“惜阴会”、“岁讲会”、“宾兴文会”等，延师授徒。同时，各乡村祠堂，每年都拿出祠堂租谷公产中相当部分的钱物奖学、劝学。并在县城“设立公车局”、“采芹局”机构，管理文庙、书院财产，捐助学生外出求学。在吉安、南昌、北京等地，县人还捐资兴建成仁试馆、省垣试馆、公车试馆、安福会馆等，以方便帮助县内学子赴考就学。县人助学已成风俗。如明代所撰《识仁书院志》记载，建院时，有钱的时出银数十两，无钱的捐几双草鞋、几壶水酒、几只鸡，也要尽自己的责任。明代张崧在《安福丛录》中说：“良知之学，安福独精，流风所暨，莫不根抵义行。士不谭（谈）道即耻笑，以为匪类。”

老师普遍受到群众的尊敬，尤其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家家户户神龛中，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启蒙毕业，莳田尝新等等红白喜事，必延师上座，以斯文为门户增光。而老师也热心为乡亲们帮忙，春节写对联，婚礼撰喜歌喜联，代写书信、状纸、族谱以及为地方大事出谋划策等。为此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

考取功名的士子同样受到地方上的尊重与优奖。《蓝氏重修族谱·家规》规定：“今定文武童生，应岁科院试，经卷钱六百文；游泮，赏花红钱拾千文；文武庠科举，助盘费钱肆千文；文庠，每岁给油灯钱壹千贰百文；补增，助费钱贰千文；补禀，助费钱拾贰千文；恩拔岁副优，助费钱拾陆千文；文武登科，助费钱贰拾肆千文；发甲，助费钱伍拾千文。凡登匾竖桅俱祠办。出仕上任因时制宜。捐纳者，不拘品级，赏花红钱三千贰百文。”（每千文钱折银1两）作为畲族的蓝氏小姓，经济低下，能够如此优待读书人，非常有远见。

每姓学子考取秀才、举人、进士后，县衙特派衙役“报子”，鸣锣送“捷报”即“录取通知书”至地方报喜。届时，各姓祠堂大开中门，爆竹锣鼓恭迎“捷报”入祠，并重赏“报子”。至今在严田谭州塘基弦上的祠堂上厅板壁上，还张贴不少当年的“捷报”，这是地方最为骄傲的荣誉。

《上城刘氏族谱》载，该村建有一座七级雁塔寺，“相传我村（士人）登科第，掇芹藻者，必聚族中绅耆，于寺中设筵以宴之，为接风之礼。宴毕，题名于雁塔，以志景仰。视功名大小，以为等差。最上者为（列）朝苑。盖寓提倡学风之意也。”安福东山文塔亦有此俗，请看元代胡定所写的《东山塔》诗：“夜静藏钟影，天晴送鹤鸣。秋风丹桂发，邑士好题名。”

进入清代后，安福科举虽不复昔日风采，但仍在全省占有重要一席。据《澄溪彭氏族谱》中《同学彭君觐天传》载，清初，“盖安邑当日考试童子卷，多至五千余。其时，学额未广，大学入仅十五名。安邑文风盛，学使连场考试校阅，一日夜出榜，别真赝，辨差等于顷刻之际，甚难。每言安邑堪入彀者，不下三百卷。故老师宿儒，搏一衿若登天。而少年悻获或间有人也。”安福入大学的生员指标，每年仅有15名，而参加考试的童生却有5000名之多，考试官“学使”一天一夜要批阅5000份卷子，并出榜公布，非常困难，只有草率从事。即便如此，优秀的卷子“不下三百卷”，而录取的大学生，却只有15名，余下的优秀童生只有“名落孙山”。安福学子虽面临这种不公平公正的考试，但还是坚忍不拔，清顺治十二年（1655），全省共取进士15名，其中安福竟占了4名。至清道光年间，至县城参加考试的童生竟达3千余名，丝毫不比现今高考的规模逊色。

宋、元、明、清四代，安福县共产生举人1860名，进士460名。一个小县能有如此多的人登科，是少见的。

安福的农耕文化，除“吃新”、“六月六”火把节有特色外，基本上与全市乃至全省差不多。但安福县历为林业大县，森林文化却有它独有的风采。

“故家楚尾临三湘，粗有隙地麻与桑。”

《太平广记》卷31载，“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者数倍。”这些良材，从江西各县包括安福，运到扬州造船所建造船只。又，《全唐文》卷690载，“豫章、江夏、长沙诸郡，地产环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也就是说，包括安福在内的“豫章、江夏、长沙诸郡”出产大木，可做成独木舟，运送国家漕粮。

安福林区有钱山、泰山、浒坑、章庄、彭坊等乡镇，35个行政村，5万余人。居民绝大多数为汉族。姓氏以刘、王、李、周、张、贺、彭等姓居多，均为汉朝以后迁徙本地的。

安福为全国著名的樟树之乡。三国时，东汉末代皇帝孙皓，派钦差至安福砍伐巨樟造宫殿便是明证。由此产生了“樟树女神”等美丽神话传说。

西晋道教上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元君，曾在县西十里的斑竹山，栽种六月出笋的斑竹，山因之得名。

唐高宗年间，唐代佛教禅宗元祖慧能，至洲湖南部的仙鹅、南台岭云游，手植2株罗汉松，每年都是东开花西结果。这是安福人工栽培罗汉松的最早记载。此后，安福的寺观便把造林列入重要的仪程。每座寺观都有自己的镇寺之木。如三天门广济宫的“银杏王”、观音岩白法庵的“南方古铁杉”、严田邵家木神庙的“汉樟王”、严田龙云口龙云寺的“罗汉松王”、山庄祗山庵的“竹柏王”、章庄龙回古庙的“红豆杉王”等。

宋代安福县令李康成，广植竹林，在县城筑“爱竹堂”，以竹为节操自励，颇有政绩。《宋人小说类编》载，元初，安福西乡下庄周俊叔家生长一种怪竹：“绕节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凡十二字，点画可数。”时辰竹的出现，引起轰动，安福读书人认为是上天在督促他们“惜寸阴”苦读。正是具有这种苦读精神，安福代有才人出。

明代状元彭时的父亲鉴于樟树“纹理成章”，暗含“文章”之兆，故在彭时赴考前，种下一片樟树，希冀儿子夺魁，后果遂其意。

可以说，安福之所以成为“福祥”之地，森林功不可没。故此，安福人民自古以来，把森林当作保护地方的“风水神木”，把名木古树当成“坛观菩萨”来膜拜。在安福孔庙及民间古祠堂中，山川河流、名木古树、珍禽异兽、花卉虫鱼、鱼猎砍樵，无不成为绘画雕刻装饰的重点，安福人民就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森林环境中生息繁衍。因此，他们爱林护林，造林用林，长久不衰。

安福县旧时常发生战争灾荒，迫使人们离乡背井，有的以做小买卖为生。

“安福老表一把伞，走到湖南当老板。”县人外出经商主要是南货、百货业，经商范围大致是赣江以西，长江以南地区。

乾隆五十三年（1788）修《桃溪大汾姚氏第三房谱》载，自明正德到清乾隆年间，大汾姚氏第三房，共外迁99户，迁往湘、鄂、滇、黔、川等省的有81户，其余均迁本省本县。在外迁户中，经商定居外省的有29户，约占外迁户数的1/3。

袁州、浏阳、长沙、湘潭、岳阳、楚雄的一些商埠商人中，还形成了“安福帮”。云南楚雄的琅井，自古盛产井盐，是一大商埠，不少旅滇的安福商人在此经商，宁夏来的回族人则在此搞水上运输，故当地谚语有：“江西安福人把市口，宁夏回族人把水口”。居住在云南腾冲的安福商人，甚至把生意做到邻国缅甸。他们销售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安福火腿，收购缅甸的象牙、宝石、沉香，以此获利。

在一些商埠，安福商人根据家乡的传统技艺，生产出独具风格的名牌产品。例如宜春的豆豉、松花皮蛋、法饼都是由垄断宜春南货业的安福商人所创制的。

安福商人集居的地方，还设有商人子弟学校。如长沙的“湘雅小学”，宜春的“安成小学”，就是当地一流学校。聘请家乡一流教师，如名士张冈等任教。

安福籍商人还在外地成立同乡会及基金会来维护其利益。在长沙经商的西乡龙云刘姓商人，设立了“七仙会”，凡族人至湘发生困难，均可由其资助。

大多安福商人在外赚了钱，就回乡起屋买田，修桥补路，助学建祠，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

民国5年（1916），族居湘潭的安福商人，出资刊刻印行明末清初爱国女英雄、县人刘淑英诗文集《个人遗集》。抗日战争时期，王造时顶风冒雪，前往宜春向安福商人募捐，创办安福中学，其中“天一斋”老板张克家，一人就捐一座数百平方米的楼房。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大批县人外出经商，是一大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促进了安福地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