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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山人

世纪之交忆先父

                  王精求（昆明）   王精忠（武汉）  王精益（北京）

 

再过3年就要进入21世纪了。处在这世纪之交的1997年，是我们纪念敬爱的父亲王博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的祖籍是位于井岗山东麓的江西安福县江南乡五家田村。号称吴头楚尾的安福县是江西省18个文明古县之一，南宋以来一直是“文章理学忠节之邦”、江南“衣冠一大都会”。先父于19世纪末诞生在这块宝地上，20世纪20年代成为从美国留学回来致力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民主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为刚刚摆脱封建专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正当他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地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准备在倾注了自己半生心血的教育事业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却不幸蒙冤入狱，后虽刑满获释，又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8年撒手西去。今天算来，离开我们已近30年了。我们做子女的怀着崇敬和悲痛，共同写下这篇文字，做为对他老人家和我们慈爱的母亲李德珍女士的真挚的悼念!

 

    先父讳博之，字鹤松，曾用名王绍仪、王均， 1897年5月6日（农历丁酉年四月初七日）出生在安福县城关镇北门外木架巷3号（现为平都镇北门天符庙17号）。我们王家称得上“诗书继世”，祖先当中有人在清朝中过进士、做过翰林。到先祖父赞尧公那一代家道中落，不得已从祖籍五家田村搬到安福县城北木架巷小本经营竹木生意以维持生活，那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先父自8岁至14岁读私塾，在他12岁时即1909年赞尧公不幸病逝。先祖母王李氏含辛茹苦，每日替人家纳鞋底，兼卖零星竹木，先父的学业遂得以继续，并于1911年到县立高级小学堂就读，两年后毕业。适逢全国掀起出国勤工俭学热潮，先父又补习数理化常识一年，于19岁那年即1916年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留学前夕，先父奉母命娶本县西门阳家村欧阳氏为妻，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留学生涯。

    1916年夏先父到达日本后，即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突击学习日语并补习完高中课目，1917年考入东京政法大学就读至1920年底。时值国内受五四运动精神的感召，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日见高涨，许多留学生愤而离开日本赴其它国家，先父即为其中之一。他于1921年春赴美继续留学，并把他在日本留学时用的名字王绍仪改为王均。起初在务时达大学就读，后转至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期间，先父多次回国探亲。1923年长女精勤（乳名美英，寓在美期间孕育之意。）出生。后来先父又在芝加哥大学麦克美可研究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直至1926年夏。在芝加哥大学的整整5年中，他领受了基督教新教（圣公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的洗礼，以“王均”为名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英文月刊编辑和中国基督教学生英文月刊主笔，结识了不少来自祖国的留学生，其中多人回国后成为工作中的挚友，如前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前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前金陵大学教授陈纳逊、戴安邦、魏景超，前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成为旅美科学家的谢家声、普世泽、石咸坤，以及复旦大学教授潘光亚等。安福同乡罗隆基、彭学沛和同宗族叔王造时也与他同期在美国留学。

    1926年下半年，从故乡传来母、妻先后因病逝世的噩耗，于是先父匆忙回国料理丧事，事毕将精勤大姐送往安福西门欧阳家岳母处，随后他离开故乡安福应聘到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任哲学和宗教教育学教授，兼任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他还兼任金陵神学院教授，讲授宗教伦理学，并热心于基督教会及其所设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工作，曾受中华基督教会和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派遣赴江苏、湖南部分地区视察，恢复和发展教会学校、医院并开展农复会工作。当他满怀激情投身于忘我的工作的时候，圣洁、热烈的爱情也拥抱了他：在他赴湖南常德恢复教会所办的广德医院和懿德女中期间结识了女中教师李德珍，两人相爱并于1928年春结婚，同返南京。

先父母住在南京鼓楼汉口路11号那栋独门独院的双层小楼房里。先母到南京后，先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进修，并在赫德女中教语文，1931年夏转至金陵女子大学家政系就读。1932年初先母生女精求（乳名南英），1933年10月又得子精忠（乳名义生）。那时南京的中央鼓楼幼稚园专收高级官员的小孩，金大、金女大许多教工子女无法入园，在两校校长陈裕光先生、吴贻芳女士的支持下由先母开办了金大幼稚园并任主任，主收两校幼儿，每逢周末，家长常常带幼儿来家中聚会，笑语不断。

    1930年暑假，先父回安福接精勤姐，在木架巷故里盘桓多日。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西和赣南工农民主政府已经成立，安福县已有了中共临时县委（先父曾听说是特委），有红军进出县城，在某个晚上一位红军战士（自称是陈毅首长的警卫员）到家中送给先父一本《共产党宣言》及反蒋反帝宣传资料，希望先父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此前先父已了解到安福县某些地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先父认为这与孙中山先生讲的三民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一致的，便对该红军战士表示愿意支持红军革命。这件事对先父的影响很大。他带大姐回南京后，在任教之余热心参加江西同乡会活动，援助贫困学生就读（如南京农学院退休教授李撝谦叔叔至今念念不忘过去得到先父资助完成学业），保护参加革命活动的学生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搜捕，都是明显的例证。

1935年6月先母又生小女精益（乳名乡英，据先父说当时他正与农复会同事下乡调查）。先父常说为儿子和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精忠、精勤、精求、精益是采自“精忠报国”、“业精于勤”、“精益求精”等成语，希望我们立志精忠报国，做事精益求精，学习勤奋努力。他还常说做人要“博德积善”，这大概是他回国后再度更名的理由。这种寓道德于名讳的家风不仅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也为我们培养教育下一代提供了楷模。这几年先父写了一本名为《国民与人生》的专著，充分阐述了自己中西合璧的道德观念。他还在国内外刊物上就时局发表了不少论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令我们难忘的是家中请的老保姆岳杨氏的儿子岳德荣先生。他从小就由先父母教育并资助学习费用，在金大时他常帮助母亲为我们做些家务事。我们姐弟称岳为大哥，亲如一家。他读到财经专科毕业后被聘至上海中央制币厂工作，后随该厂迁往台湾省台北市，80年代退休。相隔四十余年后他回内地旅游，专程到南京大学打听先父母的消息，几经周折才与我们取得联系。

    先父在金陵大学任教10年，时常来往于宁沪之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友人中许多成了抗日志士，其中有前面提到的罗隆基、王造时，还有另一位安福老乡彭文应和族公王作民等人。先父在假期带着妻儿到上海时就住在王造时先生家，在那里约安福老乡聚会，议论时事。友人带妻儿来南京游玩时，也常住我们家，共瞻中山陵，同游玄武湖。王造时先生在上海曾与宋庆龄女士、蔡元培先生等一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营救被当局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先父也在校内积极宣传该会的主张。先母曾出席南京妇女会举行的招待会，亲聆宋庆龄女士在宁号召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演讲。他们热情支持学生参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民国25年（1936年）冬在上海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全国人民愤然抗议。先父得知后，一面致电安慰王造时先生的夫人朱秀芳女士，一面冒着危险赴苏州探监，馈送慰问品，回宁后又积极参与声援营救“七君子”的活动。

    1937年初，金大校董会派先父赴欧、美进修及讲学一年，金大及宁沪友人莅家或电函欢送，情深意笃。先母因怀有身孕未能同赴美国，哪知先父到达美国纽约不久便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寇大举南下，直逼南京。那些日子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金大师生天天躲进防空洞。由于鼓楼医院被炸，9月某日先母不得已在家分娩，婴儿夭亡。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组织机关学校西迁，先母因在产娠期间不能随行。直到满月后，由金大学子应家秉先生（现居美国，科学家。）护送，先母才携四个孩童逃离南京。据先母回忆：在南京上船的时候，人人都为逃命，争相拥挤登船，不时有人有物掉入江中。因家人散失而发出的悲惨的啼哭声此伏彼起。多亏应叔叔一直照顾，送我们经武汉至长沙，再由长沙乘车到湖南常德外婆家。应叔叔的恩情永远留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分手后他匆匆赶回金大，不久赴美留学定居。至今他在来信中还屡屡忆及当年。

    先父在纽约无法与国内亲人联系，而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之暴行传来，更令先父焦急万分，直到1938年春进修期满回国。那时在常德多亏舅舅姨姨协助照料，大姐精勤上了中学，精求、精忠、精益分别上了小学及幼儿园，先母仍回懿德女校教书以维持生活。先父到常德岳父家寻找妻儿，全家团聚，悲喜交加。当时金陵大学已迁至四川，陈裕光校长电召先父回校工作，然而日寇进占武汉、长沙，战火急剧蔓延，赴川道路受阻。先父遂于1939年春一人先回祖籍暂避战乱，并将安福县城北门木架卷3号故居加以改建，命名为“博德庐”。（从自己和夫人名讳中各取一字，融中西文化，寓“博爱”、“积德”之意。）

    1939年暑假，先母带我们三个回到安福县。当时安福无中学，大姐暂留常德，次年夏天中学毕业后也回来了，接着又去赣州上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当时南昌已失守，豫章中学和附小迁至安福文庙，离我们家很近。该校的夏家珖校长及个别老师是金大的学子，常与先父相过往。不久，王造时先生由上海避难回乡，也住北门附近。傍晚他们常在枫林桥边散步谈心，议论时局，但谁也估计不出避难期有多长、抗战要多久才能胜利。当时王造时先生的子女和我们暂在家里由先母自办的小学补习班就读，同学还有王作民先生的儿子及附近邻居的小孩十几人。先母购买了简易课桌和黑板，辟出一间闲屋做教室，轮流上一至三年级的语文、算术。先母爱好音乐，教我们哼自编的抗日儿歌。先母很忙，晚上要批改作业，家中便请了李平南表亲帮忙做家务。由于先母采取了速成教法，学生补习进度快，一年就完成了两年的课程，而且成绩良好，王造时先生深为感激。

    虽暂时避居故乡，先父仍不改其“教育救国”的初衷。目睹家乡教育事业落后，许多小学毕业生在本县升学无门，王造时先生与先父，还有当时安福县知名人士周利生（先父的小学老师）、王佩漳、李松枫、阳升阶、姚博诸位先生商量筹建安福县立中学，首先从提高设在县文庙里的最高学府——安福县第一中心小学的教学质量着手。大家公推先父出任该校校长。先父上任后亲自讲授高小课程，同时健全学校的管理制度，使一小面貌焕然一新。先母在所办补习班的学生转入一小上学后又自荐到北门五保小学当校长，精益随先母在五保小学读书。该校只有初小班，先母在那里只尽义务不拿薪水，还在课余带领老师种莱，为贫苦学生减免学费，受到城关北门民众的赞扬。县教育局赠送了一块题有“热心教育”四个字的匾挂在家中．

    先父一面担任第一中心小学校长，一面积极参与筹建安福县立中学的具体工作。1940年初，王造时、阳升阶先生与先父共同选定原安福复古书院旧址为校址。在为建校筹资的时候，先父捐出了自己留学和教书时积蓄的400银元。在施工过程中，先父多次亲赴现场指导工程。1940年冬安福县中初步建成，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校董会聘请王造时先生任名誉校长，阳升阶先生任校长，先父任校务委员兼教导主任。在地方贤达为庆贺开学的题词中，先父写的是“择善固执”四字。由于先父一向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王造时先生希望他在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上多用些心思。校董会还邀请了一些回乡避难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来校任教，先母李德珍也应聘到县中担任语文、音乐教师。由于全校同仁的努力、社会各界的襄助，安福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初级中学办得很成功，颇具教学水平，学生人数日渐增多，以后又办起了高中。我们三人也先后到这所中学上学。

1941、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最艰难岁月。这时先是江西省抗日后援会主任许德珩先生邀请先父出任安福县抗日后援会主任，接着县政府又聘请先父兼任安福县禁烟委员会及县水利委员会主任，这些都是公益性质的不拿薪的社会工作。先父上任后首先要求自己的叔叔中泉公戒烟，把他关在后屋的一间小房中。那时我们还小，听见叔公痛苦的哼叫，还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这样过了将近两个月，叔公终于把鸦片烟戒了，随后便见体质好转，对先父心存感激。至于兴修水利，造福乡梓，在担任县水利委员会主任之前，先父就已经做了很多事。1939年和1940年两个冬季，他亲自负责向江西省水利局贷款1万4千银元兴修五家田湛陂水利工程，以便引水灌溉五家田、渡头村的大片农田，同时供应村民生活用水。五家田、渡头村的农民积极参与施工，先父不顾冬季严寒，亲自下工地指挥，以致遭受风寒。多亏李少卿医师常来家中为他治病，得以恢复健康。湛陂工程完工后，先父个人出资分4年偿还了借贷本息共2万银元（动用了留学时积蓄的美金并出售部分祖业竹木山林），收支项目均由地方参与者加以清算公布。（原住渡头村的王少益兄当年曾参加此项工程，忆及此事赞不绝口。）这项水利工程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它的功能，深受乡亲们赞扬。

1941年间，国军（包括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新四军）伤员曾被安置在安福县乡下治疗休养，王造时先生曾约先父一起携带礼品去慰问他们。同年王造时先生到吉安创办《前方日报》，宣传抗日救国，曾约先父为该报投稿，两人常有书信来往。

    从1939年夏至1941年秋只有短短的两年，给我们的印象是一生当中与先父朝夕相处、受先父耳提面命最多的两年。他每天忙完公事后，总是让我们围坐在他的膝旁，听他讲经典掌故，讲历史上圣贤豪杰的故事：远的有炎黄二帝、孔子、孟子，近的有文天祥、戚继光、孙中山。他也给我们讲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讲他在国外求学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如何勤工俭学。他要求我们每天清早5点左右即起来读书学习，内容有英语、《论语》、《古文观止》和其它一些中文书籍或译著。他还要求每人每天必需练习大楷、小楷。为了节约，平时写在旧报纸上，满一个月可用白纸写一次作业。先父检查作业并在上面画红圈，得红圈多，说明写字有进步，可得奖励，否则要受批评。厉行节约的家规贯彻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先父不许我们浪费粮食，吃饭时常常要我们背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941年秋，因南昌沦陷，许多大专院校向赣西南转移。江西省民盟负责人彭文应先生再三邀先父去由他当校长、已迁至泰和县的江西省高级农业专科学校（江西省农学院前身）任教。于是先父便辞掉在安福县的一切社会职务前往泰和。在泰和时，因教师缺乏，他还应聘兼任江西省高等工业学校（江西省工学院前身）、兽医专科学校（现已并入江西省农学院）教授。那时他精力充沛，每周上课达20余学时，往返于三所院校，晚上还要辅导学习较差的学生。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也尽力相助。有几位后来参军到了昆明的原泰和县诸校学子如刘志远等见到王精求便说：“你父亲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总是笑咪咪地与学生交谈，话题总离不开抗日救国。”次年由于日军继续南侵，先父又随学校迁至赣东南山区宁都县。1942年至1944年间，每逢假期先父都尽可能回安福与妻儿相聚。1943年精勤大姐在赣州体专毕业留校任教，经友人介绍与赣州童子军教官徐荣先生结婚，不久便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军北上。因战事影响，先父母无法去参加她的婚礼。后来先父随学校迁至赣西北山区鹜远县，这一段时间他与家庭失去联系，先母万分思念。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全国欢庆。是年冬学校迁回南昌，先父继续担任高等工专教授兼教导主任，同时仍兼农校、兽专的课，此时才与妻儿取得联系，寒假期间他回到安福，决定带精求、精忠去南昌上高中。当时湖南外婆来信告知，因遭日军轰炸，全家老小生活困难，要来安福县，故先母必须留在安福，以便照顾他们。于是先母继续在安福县中任教，精益随她上初中，外婆一家七口人先后搬至五家田村定居。

    1946年，金陵大学已从四川华西坝迁返南京，陈校长及诸好友均来函表示欢迎先父回校。先父考虑，既已在南昌任教，岳母一家老小亦需照料，就没有去。那时先父已经读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且因“沈崇事件”掀起的反美反蒋活动遍及南昌城乡，学生罢课，上街游行声讨美军暴行和国民党腐败无能。先父对学生运动十分同情并流露于言表，还曾保护校内的进步学生免受宪兵、特务的追捕，以致触怒了当局。是年底放寒假前，兼任工专名誉校长的国民党省党部姓詹的书记召见先父，谈话中发生争执，不欢而散。此后先父带子女回安福过春节，学校就寄信来表示，如不改弦更张，就很难再聘他任教。这无疑是威胁。父亲愤然辞职留在故乡，决心自办教育，以了其“教育救国”之夙愿，同时鼓励三个子女好好在南昌豫章、葆灵中学求学。于是他在安福与先母商议筹办中学，自任董事长，先母被董事会推举为校长。先父捐出祖业竹木山林为办校基金，经过八个月的筹备，报江西省教育厅批准，学校定名为“私立白云中学”。 “白云”二字，寄托了先父对自己的母亲和王家祖宗的纪念。1947年秋学校正式招生，还聘请了一批青年教师，如彭树生（曾在县人大任职）、曾恢宏（1949年参军）、周大、罗艾真、刘培本等，他们工作出色，受人称道。先父既然担任董事长，授课之余，亦须兼营竹木生意，以增加办学资金，同时维持全家生活。他应朋友之请还在家里为陈鑫泉、欧阳涛等几位学生补习英语或日语。建国后“私立白云中学”的全部资产都移交给了安福县中学。

    1948年初，先父被安福县教育界推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但他不仅落选，还受到国民党宪特的警告威胁。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开始，到了冬天精勤大姐由徐州返回南昌转安福，她谈了许多关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消息。精忠在南昌豫章中学受中共地下党员李超老师的影响，常将进步杂志“新观察”寄回安福鼓励家人认清形势。已成为中共党员、在县民盟工作的姚博先生也常来家里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4月，距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刚刚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横渡长江，彻底摧垮了蒋家王朝，直逼南昌。当地谣言四起，许多政府官员逃往西南或去香港、台湾，有的移居国外。一些海外朋友从美国或台湾来信来电约先父前往，台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还寄来聘书请他去任教，时任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王作民先生也将家属从南昌送回安福并来约他同去台湾，先父都一一谢绝了。邻居们见先父不走，也都安心留在家乡迎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