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武功山林场初创回忆

石屋山人

武功山林场初创回忆
                                                                                     吴载阳

     1953年冬，江西省林业厅组织了两个踏查组，每组3人，对武功山地区的荒山进行勘查。计划第一组由吉安出发从安福上武功山；第二组由宜春出发上明月山，进行踏查。当时天气很不好，接送下雨下雪十余天，吉安组被阻而没有行动，宜春组则由我负责，带领孙绍宽和谢钦忠二个顶风冒雪，在向导的带领下，爬上了明月山，进行实地踏查。踏查后，在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勾绘出一个鸡蛋大的圆圈，这便是武功山林场最初的蓝图。回到厅里，用求积仪一计算，荒山面积约有十余万亩。厅领导很感兴趣，当即决定在明月山创办一所林场，就叫武功山林场。
1954年

     这年农历腊月三十（阳历1954年），省林业厅营林处通知我下午到处里去。李处长告诉我，厅里决定由我带队到明月山开办一个社会主义林业基地——武功山林场，同时派孙绍宽和谢钦忠协助我工作。李处长还说，这个任务即艰巨又光荣，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的家在南昌，思想不太通，领导讲了一下午，做我的思想工作，并说明天是新年，我专程去你家拜年。当天我想了整整一个通宵，思想还是通了：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下去工作虽然艰苦，但是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呀！于是，第二天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去厅里了。李处长一见我就问：“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说：“同意去。”李处长说：“好，明天就出发！”当时就交待了任务：当年造林500亩。大年初二我和孙、谢两人打好背包就上路了，由此，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的林业生涯。
    到了宜春县政府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县政府很重视，当即表示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并派了一名干部协助我们。于是我们4人就在宜春古庙乡唐家山村（该村在明月山脚下）借用老俵的房子，成立了临时指挥中心。说是指挥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多年不住人、乌漆墨黑、四面透风的破房子。打扫一下，借了几张旧桌子就办公了，用块门板搭在凳子上就是床，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武功山林场就这样诞生了。
    这里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方，交通极不方便，外出都要翻山越岭，收发信件要走上40多里七上八下的山路到南庙乡，买粮油同样要走40多里这样的山路自己挑回来。我们刚安顿下来就投入到准备造林的工作中去。先是到乡里联系，发动民工上山整地，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带着民工三上三下明月山，好不容易把地整好了，但没有树苗，怎么办？找当地群众商量，决定用杉树条扦插。没想到树苗的成活率山窝里的竟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但山顶上的较差，只有百分之一、二十。当年因没有足够的杉条，只造林300多亩。
造林结束后，厅里下达了育苗10亩的任务，于是我到当地区政府要求给我们推荐十几个工人，这样曾高、揭梅生、谭宇财等11名最早的工人就到了林场，垦荒育苗。他们后来都成为林场的骨干力量，为林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
    有了自己的苗圃，1955年上半年我们便发动民工1000多人，在明月山造林2000余亩。随着冰雪消融，明月山也露出了她美丽的本来面目。但同时也发现，由于踏查时，冰雪覆盖，测量不准，实际上明月山荒山面积并不大，离当时省里规划的要求差的很远，还必须开辟一个新的造林基地。在造林结束后晴朗的一天，我和孙、谢二人由明月山爬上了武功山金顶，发现在金顶的东面，安福、莲花一带有大面积荒山。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向省厅汇报，要求派人来勘测，同时做好下半年在安福大面积育苗造林的准备。省厅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派调查队经过测量后，重新确定了林场的界限和面积：即从宜春的古庙乡到温汤区、宣风区、大安岭、麻田乡、武功山、两丘田、大布、路口、莲花石门山、牛神顶、严田一直到浒坑公路，沿着武功山山脉，建造一个全省营林面积最大的林场－－武功山（洋溪）林场。其营林荒山面积可达30余万亩。
    随即省厅指示我们，1955年的工作重心由宜春明月山转到安福洋溪。记得当时有大学生傅其晃、黄汉超，中专生王彼德、卓廉清等，住在洋溪双湖村老俵家里。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工作很重视，要田给田，要人给人。根据“哪里造林，哪里育苗”的原则，在南沙的江头、钱山的长源头，洋溪的塘里3个地方各育苗40亩，为1956年大面积造林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6年
     1956年春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造林运动，围绕武功山的安福、莲花、永新、萍乡4县组织了3万余民工，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武功山区，分布在钱山、灵金庙（现被社上水库所淹）、牛神顶3个分区。每个分区以一个干部带两个工人具体领导实施造林工作。当时，因为物质条件差，文化生活单调贫乏，民工思想情绪波动大，为了稳定民心，我们经常晚上深入民工开会，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解决问题。有的分区组织了宣传队，自编自演、自弹自唱、活跃了民工的文化生活。另外，在生活上每人每天补贴粮食半斤，每人每半个月补助半斤猪肉，民工可以到当地老俵家买猪宰杀，由场出具证明给老俵抵扣派购生猪的任务。这样一来，民工思想稳定了，工作劲头大了，通过大家共同努力，1956年按质按量造林3万余亩，超额完成了省厅下达的造林任务。另外，还在双湖育苗30亩，横江育苗20亩，迎来了武功山（洋溪）林场发展的第一个春天，也为1957年造林作了准备。
   1956年造林结束后，因为我们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安福，而武功山林场跨越宜春、吉安两个地区，为了便于管理，省厅决定把武功山林场分为明月山林场和武功山林场。行政上明月山林场归宜春地区管，武功山林场由吉安地区管，业务上统一由省厅分管。原有林场干部姜佐耀、王彼德、李慰如分给了明月山林场，我和傅其晃、黄汉超、卓廉清等11人留在武功山林场。
    这一年，除了造林育苗、林场分家、还要建场。根据省厅指示，武功山林场将建在洋溪附近的公路旁，请人设计，需500元一张，为了省钱，我便自己测量、设计、绘制图纸；没有砖瓦，我们与乡里协商，征得同意拆掉了两三个祠堂，才搞到了砖瓦，就这样在双湖公路旁的山上建起了林场的办公室房屋、宿舍和食堂（就是现在的老办公楼）。

    我们终于结束了寄居的生活，虽说还是简陋，但总算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1957年，厅领导到武功山（洋溪）林场视察，很满意，当时林秉南厅长站在林场植树造林的山顶上，环视四周，莽莽群山尽收眼底，周围山峦蜿蜒起伏，一眼望去，满山遍野都是一层一层的绿油油的树苗，不由得赞叹：你带着十几个毛娃娃，领导3万多民工，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你们真了不起。”
    林场建房以后，安福县委任命曾桂良为第一任场长。后来又陆续派了一些短训班的人来，总共是十几个人。曾场长到任后，工作更有起色。因为他是本地人，熟人多，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他手里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原来林场的工人粮食定量低，常以南瓜煮饭充饥。曾场长争取到每人每月定量增至40斤，解决了粮食定量不足的问题。
1957年
    这一年，各分区查缺补漏，在没有造林的荒山上继续造林，总造林面积大约2万余亩（数字记不太清楚了），民工的来源仍是周边的4个县。在洋溪冲头育苗几十亩，除了杉苗以外，还有柳杉。
从1954年到这一年为止，可算是林场的兴旺时期。
1958年
     这一年在田里一带造林1万余亩。造林结束后，武功山林场合并到武功山垦殖场，只留了我一个人在总场林业科任科长，原武功山林场只留4个人搞调查，其他一些人都分到各分场去了。虽然总场有一个林业科，但垦殖场为了粮食自供自给，全部精力都放在抓粮食上去了。造林只是虚张声势，敷衍了事，以后基本上不造林了，要造林每年也只是千把亩，造林后也没有管理，让其自生自灭。
    1972年，武功山垦殖场解体，恢复武功山林场。“文革”时期，我下放到安福山庄劳动。那些年，由于极左思潮影响，所造林木没有很好管理，山火时起，不少树林遭受了灭顶之灾，真让人十分痛心而无奈。直到“四人帮”倒台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乃至全世界对环境逐步有了科学的认识，造林、绿化也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武功山林场得以恢复并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今天，武功山林场在新一代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已进入她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作为一个老林业工作者，感到非常欣慰，越办越好。

    总而言之，创办武功山林场是艰苦的。最初在宜春唐家山住的是破房子、睡的是门板，吃的是南瓜饭。想吃上豆腐还得跑上几十里山路到宜春去买。到了安福洋溪，虽说生活条件有所改观，但总的讲还是非常艰苦，连一台收音机，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本来省厅打算给我们几匹马作为交通工具，但马吃不到夜草不肥，需要放牧，因无人专管，只好作罢。凭着“11号汽车”，上山下山，跋山涉水。饿了山上吃山楂，渴了下山喝冷茶（泉水）。尤其是冬天，隔三差五就要打一次火，每打一次火就象大病了一场，好多天都只想喝水不想吃饭。有时打火迷失了方向，就地躺在山上，天当被子地当床，风餐露宿。生活如此艰辛，但我们每个人没有半句怨言。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相处非常融洽，凭着对事业的赤诚忠心，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休息日，不知疲倦地工作，把武功山一片片荒山变成了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