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王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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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王造时
      王造时是牛人，十四岁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二十二岁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二十六岁获政治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在名誉华夏的爱国“七君子”中名列第二。可惜因反“满独”、“蒙独”与些人介蒂，49年后先当右派后死狱中，其家亦家破人亡尽遭劫难。

     那是在41年，“苏日中立条约”传到中国，条约中明文：“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条约激起王造时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打击，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在推举下动笔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身为中国人反对“满独”、“蒙独”无可厚非，对苏联牺牲中国利益保全其后方表示不满也尽在情理之中。无奈由此获反苏反共之名，酿出日后一系列祸端。当然，既便没有41年的“反苏反共”，57年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只是49年后会风光一下，而不是由坐冷板凳到受难，来个新帐老帐一块算。

    “满独”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蒙独”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斯大林的要挟下也只允诺，打败日本后实行公决，中央政府遵重民意。所以在41年无论反“满独”还是反“蒙独”都是国人的义务、责任。问题在于苏联，苏联是不能反的，反苏即反共。因此只能高呼为斯大林的谋略干杯，至于中国的领土不必在意。就像郭沫若那样赞美独立、声讨民国政府反倒倍受荣宠。

      说穿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在于是非，在于意识形态、政党集团。所以，六十年代前谁个反苏谁个是反革命，六十年代后谁个不反苏谁个是反革命。不知前后获罪者是否同囚一室，他们可曾有过交流？
疯狂的年代，混乱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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