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仍在胸中沸腾----摘选

arto

孟繁东
---古稀之年，但愿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最后微薄之力。

（二）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毛主席《正处》的报告

      在规模空前宏大和热烈的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报告的第三天，即从3月5日至19日，在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宋庆龄等领导决定和主持下，召开了全国政协第二届全体委员并列席人员的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可谓没有议题和文件，完全按照毛主席以上2月27日的报告，闻风而动，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的各界代表人物请来开展对毛主席《报告》的学习和讨论。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先生致开幕词说：“在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我们将在这次全体会议中，依照他的教导，就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充分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我们的会议开好。”在大会和不同界别会议上反复放毛主席讲话录音，讨论、自由发言并留最多的时间作大会发言，中间仅插入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出访亚欧11国的报告》，这个报告体现周总理寻和平、寻友谊的精神，也十分精彩。总之这次政协会，是全面贯彻毛主席2月27日《讲话》精神的会议。

这次会议可与全国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相媲美。那次会议，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持下，共商国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次会议，按毛主席《讲话》的新理论，新举措，新方针，以绝大多数时间，即7－19日中的11天时间，与会人员登台，表达忠诚于共产党忠诚于毛主席的决心，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大会发言者406人，发言稿308篇，计80万字文稿，在全国政协史上，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是空前的。

可是好景不长，就是根据这80万白纸黑字，对它的406人的相当部分，在三个月后，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十年“文革”，406人算个屁，全中国的政协委员，可能只有宋庆龄一人被“保护”地禁锢于家中，没有被揪出满街斗。难道当年响应毛主席《正处》教导错了？还是执政的共产党错了？应当写厚厚的一大本书。不是为了慰藉那些冤死的亡灵，和苟活的未死鬼，而是“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不要说他们都是牛鬼蛇神”，他们的绝大多数，应当是人民共和国的精英，其中一部分曾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本书仅能择其个别人述之了：

      王造时登台发言了：《我们的民生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配上他的照片，刊载于3：《我们的民生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他讲了些什么？他何许人也？后日命运如何？追述之。他说：

     “这次我有机会能够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关系的英明指示，特别感到欣幸。这些指示对于国家生活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迅速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无限的鼓舞。

    “……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就要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本来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不过社会主义如果中了它的遗毒而不加以肃清，那么它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危害就特别来得大。……党中央和毛主席有鉴于此，为防微杜渐，特于去年宣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虽然主要指的是党派间的关系，但我希望将它扩充到人民团体，各机关，各企业，各农业合作社及各基层组织中去。我体会，这是民主生活的进一步扩大。照发展到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政策已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以上是王造时的开场白，虽然加了官僚主义危害特别大，把相互监督的政策扩大到“各基层组织中去……这就是民主生活的继续扩大……照目前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一些官员们和“左”视眼的棍子们看来，你王造时不是要反了吗？要命的王造时还有后面这些话：

     “第一是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很少。第二是不了解事实，很难提出批评和建议。不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确，如果不明白问题的真相，而随便提议见，等于无的放矢，就可能是片面性的毛病。因此，我觉得在可能范围内，应该提供一些事实和资料，与群众协商讨论。如果在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小小民主，那么等到闹成大民主就麻烦了。”

    问题是这样一段话，王造时要求和号召更多的人做魏征。并要求给点小民主或小小民主；否则闹大民主就麻烦了！你算什么东西，你不是在威胁各级领导吗！以及他回上海也做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讲话，加上新老帐一走算，搞得他家破人亡。他假如是一个小职员或知识分子也就算了。他曾经为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声望显辉。给他加上莫须有的大右派帽子，并把他弄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污点。


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毛主席《正处》的报告2－王造石篇


       王造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年，是一个失业人员。（按叶永烈著《斯人独憔悴――王造时传》：“王造时手稿：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起至一九五一年夏，我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按何碧辉，赵寿龙著《王造时传》：“解放初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诚成文学院，前进中学董事长”等虚职。）1951年夏由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聘任为该校政治学教授。仅仅是个教授，在偌大人民共和国也不算什么，偏偏有人借杜甫叹李白怀才不遇的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来为中华盛世独憔悴的王造时鸣不平。周总理是知识分子的知音，恰逢落实毛主席“长期共存”和“双百”方针，特邀这个王教授进京参加这次政协会议。周总理先向他握手，约定外出归来谈一次话，请他在京稍等几天。3月27日总理派车接去他作了恳谈。之前，中央统战部两度请他谈话。一位教授，他被总理单独约请恳谈，并两次由统战部约请谈话，说明他并非一般教授。

现在已有不少人写了书，介绍这位王造时。以下摘要简介之：

他是五四运动冲锋陷阵的小闯将。1928年赴美在威士康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被聘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直斥蒋介石。先后主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两杂志。在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王写《国民党怎么办？》，刺刀见红，直刺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言》，直斥沦丧倭寇，政府却调三十万大军剿灭江西红军，对同胞搞屠杀政策。他标榜无党派人士，只求抗日救国。国民党当局斥他言论荒谬。他则把他几十篇政论成集出版标《荒谬集》。在蒋家王朝爱国有罪的黑暗年月里，他的杂志被封，没有人敢聘任，他失业了！并被扣“危害民国”，“共产嫌疑”，“鼓动罢工风潮”等罪名，被特务叮哨，寄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1933年国民党特务暗杀“民权保障同盟会长”杨杏佛同时，特务枪口也对准王造时。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群众拥戴他为该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在血腥屠刀霍霍下，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王造时是中华民族危机时的脊梁。同年11年22日，特务闯入王家，救国领袖王造时被捕。至次日短时间内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都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王造时以他深厚的法学功力，并发挥他善于演说的才能，在法庭代表七君子热嘲，严斥审判长。他们七人准备迎接国民党法西斯的枪毙，一致主张到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而赴死。

     “七君子事件”轰动全国。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在“张杨通电”中外的电文中，有一条主张：“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毛泽东代表中共《关于蒋介石声明中的声明》中更强调“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条件。这是编入《毛泽东选集》首卷的。共产党人应当懂得这段历史。全国民众舆论哗然，若干城市数千人游行示威，要求释放“七君子”。国母宋庆龄亲去苏州狱中营救爱国领袖“七君子”。世界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英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联名致电蒋介石释放“七君子”。国民党高官纷纷附议，蒋介石只好在八个多月后的1937年7月31日（农历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放人。就是“这个全国各界爱国会”的中坚，中华民族的脊梁，按邹韬奋评述：“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诚于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

     救国伟业载史，著作丰盛，与人民与共产党同舟共济的一个人。有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的疑案，形成为被称是一个“薄膜”。建国后存活的“七君子”沈钧儒等四位，都被邀赴京做了部长以上的官员，而王造时冷落在沪无业，故有人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了！关于致《斯大林的信》：1941年4月13日，苏日缔结中立条约，虽然苏军免去东（对日）西（对德）两面作战之虞，日寇战争祸水，却都加之于我华北、华中、华南，致我方方面面国土大好河山被蹂躏，父老兄妹被涂炭。该“条约”还承诺：“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和神圣不可侵犯性”。日俄同唱一曲，这正是从我中华版图上挖去的两块肉啊！皆是为国人所不能接受。即使此信，王造时向周总理表白：“也是救国会干部会议决定让我写的。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签名发出的。”即是反共反斯大林也不能由王造时一人负。为此1957年2月王造时应邀晋京参加政协会，统战部两次约谈，透清了这层“薄膜”；3月27日周总理亲请，除谈“薄膜”事，还谈到1936年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早解散了！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这是一个损失。民主党派不解散，救国会也就可以考虑不解散。周总理的知遇之谈，使王造时这位无党无派爱国的脊梁很受感动。又根据毛主席《正处》的新理论，他才有以上掏心的发言。将半个世纪已逝的今天，这位王博士的真知灼见，常被有识之士嗟叹，也就恢复了王造时的清白。解读起来也是一篇文章。仅在此赘说：我们不要忘记圣唐贞观之治唐太宗与魏征这两位老祖宗的故事吧，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呀！

     魏征作为太宗的谏议大夫，先后谏议二百多件事。并告知明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他还说：“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千古绝句。他的谏议如：“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无为而理”等，至今也是治国之箴言。王博士提倡魏征有什么不好？东海龙王柯庆施玩起“又贱又懒”的知识分子，玩疯了！非要把国之脊梁王造时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你做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侵略者想要做的事，你在冥国应当向马克思作检讨，否则应当开除你的共产党党籍。王造时之小女王海容，因不满对他父亲的批斗，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反右最猖狂之时，他想起周恩来总理三月前亲切的邀见，6月22日，他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如泣如诉，表示了恳切的求助。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运动，中央政治局以及书记处多数领导同志，都摩拳擦掌，杀向反右第一线。只有军界，建设界和几位老资历的同志心情表现得平静。宣传部，统战部一反宣传《正处》、“双百”的常态，积极地向领袖们提供反右的炮弹。反右的矛头又是直指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们，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武汉、西安、重庆、南京，在抗日反蒋战线，曾经共同建立了同舟共济的友谊，并且多是由他周恩来推荐他们，在政权建设，文化经济战线使之有了一席之地；有的著名知识分子是他周恩来通过各个不同渠道，从资本主义世界，热情广纳归来的。把他们不少的人打为右派分子，周恩来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但是他是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教导的。像王造时，在“救国会”前后很多光荣的斗争史，那是已载入我们的宝书《毛选》的。近几年的情况，尤其是毛主席最近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方向全党都　要热烈拥护。“七君子”中的章乃器、沙千里也被人作为右派斗了；上海的党组织和反右积极分子，把王造石也作为右派分子给揪出来，看来也就只好如此。知识分子应当在盐水里、碱水里、血水里泡几次，走一段“苦难的历程”，苏联也都是如此。只这次二届三次政协会，是他亲自主持的，让众多的先生登台发言，言多必失，被作为抓右派的根据，在周恩来的心里似有隐衷。只是主席《正处》报告后，曾亲自指示：政协会“不能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要让他们帮我们做工作”。又是《正处》报告后人心鼎沸的时候，安排登台发言的人就多了。周恩来“踌躇”难以“满志”。社会主义革命真是遇到了新问题。他也许曾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还得鼓起劲，走向反右第一线。他可是从没说过“阳谋”之类的话，这是灵魂层次的问题：也许谁都应当有一个《苦难的历程》。

     王造时右派分子的荆棘路，延伸到“四人帮”的人间地狱。在1972年秋风萧瑟的一天，浙江余姚的荒山上，垒出四座新坟：王雄生（即王造时先生，因怕造反派掘墓，故用其名）；王钧陶、王钧枢（王造时长期被精神分裂症而致死的两个儿子，其王钧枢是王造石次子，北京大学三级外语系学生）；王海容（王造时幼女，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堪右派帽子的压力，郁郁暴病而死）。同留美的发妻朱透芳女士，病逝于1956年；长女王海若，曾是1949年3月中共上海的地下党员，华东政法学院毕业，1959年病逝。至此，一代国家脊梁，王造时博士六口之家全无，几乎都是英年早逝。辉煌的苦难的中国对这样的一家人，太不公平了吧。是续弦妻郑毓秀和一名女婿为王家垒了四座新坟。“文革”是王造时家的人间地狱，“四人帮”是呑吃了王家的魑魅魍魉。照说“文革”发动前，王造时早已摘了右派帽子，有公民权，只是他这个曾是国家脊梁的王造时，对造反小丑太刺眼了。1966年11月27日，被身穿绿军装，戴“造反派公安战士”袖章的逮捕。作为未决犯，羁押在看守所并转上海提篮桥监狱，囚号1416。五年多监牢折磨，患肝肾综合症，危在旦夕。一个出狱的好心难友，辗转报告给周总理。人命关天，人民的好总理怎能再不问。总理挂了长途电话，指令抢救王造时先生，才被送瑞金医院。当他被告知是总理电话叮嘱，送到医院的，他蜡黄的脸上漾起一丝微笑。他的滔滔辩才已不能评价共和国。病入膏肓，抢救无效，三天后死去。1978年12月，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出台的政策，王造时错划右派被改正。1980年8月20日，上海各界为王造时先生开追悼会，骨灰移至上海烈士陵园，与“七君子”中的邹韬奋、李公朴团聚。王造时先生安息了！这段历史仍然弥漫着待廓清的迷雾。

      以上关于王造时先生的文字，改写于《斯人独憔悴――王造时传》（叶永烈）；《王造时传》（何碧辉、赵寿龙）等资料。谢谢。（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孟繁东 古稀之年，人老心不老，基于对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想往，写了《1957年仍在胸中沸腾》一书，愿与读者诸君取得共识！ Email:mmffdd1957@126.com

来自:    人民网  |  强国博客


看后我也在胸中沸腾,社会主义搞民主是多么美好的事,王造石竟然在1957年就构思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

[ 本帖最后由 arto 于 2007-8-19 16:3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