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与救国会《致斯大林大元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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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名扬中外的爱国“七君子”中，除邹韬奋与李公朴已不在人世外，其余５位“君子”中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陆续调去北京高就。惟独学位最高、年纪最轻的王造时被冷落，一直待业在上海。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得知这一情况后聘他为政治系教授，总算是找到个安身的地方。但好景不长，反右斗争开始后，王造时被定为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最终惨死在狱中。王造时的命运何以会如此多舛呢？事情还得从１９４１年由他执笔的救国会《致斯大林大元帅信》谈起。

一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裕仁天皇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４月１５日，《大公报》首先披露了《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中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４月１６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报道了斯大林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情形，还刊登了斯大林与松冈合影的照片。随后，《大公报》又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破坏了１９２４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公然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也是对１９３７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签订所谓中立条约，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盗”！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的时期，《大公报》对《苏日中立条约》及《共同宣言》连篇报道，如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就连向以亲苏著称的救国会对此也是十分震惊。重庆“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于４月１６日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谈谈看法。参加座谈会的各位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却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对他们发表意见的必要。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信》。当时情形，王造时在后来的《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信》中有如下说明：“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公推我“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信，载于《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救国会之所以公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公开信并非偶然。王造时生于１９０３年，曾赴美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并获政治学博士，曾任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并主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刊物，在救国会中算是学历最高、文字功底也较深厚的。且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对于政治活动向来也比较积极，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清华学生团代表，此时正在江西吉安主持《前方日报》，由他起草致斯大林元帅信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王造时接受这一任务后，用了一整天写出初稿，又与张申府共同从文字上作了润色。翌日在史良家里开会，加以讨论修改，并由张申府改定。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王世杰，一份由沙千里送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信上签名的，共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九人。信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忱，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地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祛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惟一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们必然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寄予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致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史良（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七日

　　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 国的友好领邦，支持了中国的抗战，所以在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客气友好，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而王造时在送出这封信后的第二天便回到江西吉安继续办他的《前方日报》了。至于苏联方面和国民党方面是否能发表这封信，王造时和救国会其他署名者便不得而知了。

　　其时，《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在国民政府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由于当时英美对中国抗日持消极态度，而自抗战以来，苏联成为在物质上支援中国最大的国家，因此，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而不得罪苏联成为国民政府最为头疼的事，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也不尽相同。当时情形，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４月１３日晚１０时许，我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我又在“中央常会席上，汇报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４月１５日，我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同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根据会议精神就苏联承认伪满洲国一事发表如下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对国民政府来说虽然发表了上述声明，但此项声明对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是否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会不会导致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这是蒋介石最为关心的问题。正当此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了救国会《致斯大林大元帅信》。该信语气和缓，且依事实讲道理，正可作前述声明之缓冲。于是便立即转由中新社发表。《致斯大林大元帅信》公开发表后，大陆和香港不少报纸、杂志、电台相继报道，并就此作了相关评论，影响广泛。不过，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救国会致斯大林信在引起一番轰动后，慢慢地也就沉寂了下来。直到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这桩历史事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于当时的环境影响，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使得中苏关系迅速升温，并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前期进入了“蜜月”时期。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１９４１年救国会《致斯大林大元帅信》又被提了出来，一些人对这封公开信的性质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苏联没有忘记这件令其难堪的事。当年救国会《致斯大林大元帅信》发出后，并未得到苏联方面的回音。然而，事隔十余年之后，苏联《真理报》才就当年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发表了若干基调一致的文章，解释说这一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同志的一大“策略”，其“英明意图”在于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自此向南不向北，不使苏联腹背受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又说某种意义上是让中国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牵制日本，待苏联取胜后再回过头来打。《真理报》发表的这些文章尽管含有为消除苏联与中共历史误会，增进中苏友谊之意，但它却无意中给当年执笔写这封信的当事人带来了重大影响。因为根据这一逻辑，王造时起草的那封信便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证据了。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言下之意，当年王造时执笔写的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信》是反苏反斯大林，批评王造时之声遂由此而起，并且愈演愈烈。一些谣传也随之而来，有的说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更有甚者称王造时写这封信拿了国民党的钱。王造时对上述种种不实之词很是气愤，同时对某些人将那封信的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感到不平。有一次王造时与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在沈钧儒家中聚餐时，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很不满意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沈钧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件事情当初是我们大家做的，由我们大家负责任，不能由你单独负责任。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在座的都劝慰他说，现在说清楚就算了。

　　国内上述关于上斯大林书之言论及看法虽系个人所为，但王造时的政治命运却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名扬中外的“七君子”，除邹韬奋于１９４４年病故和李公朴于１９４６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５位“君子”有４位陆续调去北京高就：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惟独学位最高、年纪又轻的王造时一直在上海“待业”，直到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闻讯聘请他去任政治系教授，才算是找到个安身吃饭的地方。王造时的境遇令一些关心他的人很是同情。１９５６年初，好友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上海后对王造时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你有误会、有看法，你最好找个机会找有关领导说一下，消除误会。同年２月，身为政协常委的王造时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也劝他趁此机会同各方面多谈谈，把当年那封信的事情讲清楚。

　　１９５７年３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作为特邀列席代表出席会议。借着这一机会，他上书中央统战部，发出了“是否‘反苏’问题妨碍了我的政治前程”的提问，并要求澄清事实，分清责任。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张执一接到王造时的信后，与刘述周一起造访王造时，听取了他对当年写给斯大林信件的来龙去脉的陈述。第二天，他俩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人，听取他们对这件事的回顾。沈钧儒等人回顾了当时事件的全过程，并强调：当时写那封信是我们召开座谈会后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写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我们九个人共同负责，不应该由王造时先生一个人担当。更何况当时写这封公开信的动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经过一番了解后，中央统战部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到党对高层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问题，须报告上级领导。于是，他们将此事除了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外，还直接反映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虽对王造时的“反苏”问题有所闻，但并不知详情，在认真听取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汇报后，当下决定找王造时谈一次。

　　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７日，周恩来派秘书前往政协招待所将王造时接进中南海，并与他一起共进晚餐。两人一起回顾了早年在重庆小饭馆里吃阳春面、抗战时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畅谈等往事，气氛甚是和悦。晚饭过后，王造时向周恩来详细谈了当年救国会开会讨论上书斯大林的情形。周恩来听后表示完全理解，还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就好了，归咎于先生一个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他还希望王造时放下思想包袱，目光放远，继续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当谈到“救国会”时，周总理说：“救国会”过早结束，有点可惜，可以恢复起来嘛。交谈结束后，周恩来还把王造时送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王先生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以及学识才华，应当妥善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可考虑调到北京来。”

　　这次会谈对王造时的鼓舞很大，使他放下了多年的包袱。自此以后，他也一改从前之小心谨慎，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建设。在上海的宣传工作会议以及政协会议上，在法律方面颇有造诣的王造时还就民主和法制问题作了长篇发言。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２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全文如下：

恩来总理：

　　二月下旬我晋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结果，得将１９４１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所涉及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感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诚谈，你那宽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两月来，在毛主席和你大力号召下，各地逐渐展开了鸣放和整风。作为一个开国的党，主动地、及时地发起这么一个全面揭发公开批评的运动，来积极领导全国人民踏入一个崭新的扩大民主生活的阶段──这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第一遭，最具体不过地表示了党的无私和党的魄力。而您在杭州关于拆墙的谈话尤其是一种有力的形象说明，鼓舞了千百万人民，鼓舞了我。我对这个问题曾经百回深思，切感到两点最根本：（１）鸣放的推行必要有步骤；但基层问题最多最严重，作为整个运动来计划，放鸣的重点应当放在基层上。（２）解决矛盾，必须由端正思想入手，但为了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这次运动似应掌握一个总方面──就是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这两点看法，我最近在上海市的宣传工作会议及政协会议上，分别提了出来，看到也就谈到，但不知所见果有当否？兹检陈发言两纸，乞正。今天一切离不开党，只有党才能领导我们一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爱党爱国的人都诚心热望着党整风彻底成功，更好地领导我们。上面建议的两点在推行中，都必然是极复杂，极艰巨。首先必然依靠党的坚强领导。目前党的威信正在高涨，即使有一些过激过偏甚至有错误的言论，亦无足畏，予以恰当纠正之后，似应迅速鼓励大家继续大胆揭露矛盾，则更足见党有雅量而且得人心。我个人如有可效绵薄之处，望不吝随时函命。让我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你致最景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２日

　　就在王造时雄心勃勃为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贡献自己力量之时，令他万万没有想到是，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当天，上海法学界座谈会就开始对他进行批判了。在一份由１０人署名的《揭露王造时反动言行的实质》文章中，他被罗列了三大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反苏”。当年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信》自然就成了他“反苏反共”的一大罪据。这篇文章还对王造时反苏原因作了分析，说什么王造时是拉斯基的学生，而且翻译过拉斯基的作品（拉斯基是英国费边社的执行委员，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主张缓进、一点一滴地改革，因此是反苏的）。费边社反苏，拉斯基当然反苏，王造时岂能不反苏？根据这种荒谬的逻辑，文章认为“王造时就是这样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进攻”。王造时所在的复旦大学也随之对他展开了批判。

　　对于不断升级的批斗，王造时百口莫辩。６月２２日，王造时又一次写信向周恩来求助，表明自己爱国爱党的心迹，这也是他求助的最后一线希望。可是这时反右的方针已定，这封信不管周恩来是否收到，在当时情形下，王造时纵然再有什么高招也无法逃过这场灭顶之灾。就在从北京回到上海不到两个月，他便被划为右派，从教授的位置上跌了下来。

　　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王造时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冲击，其家庭也连遭变数。自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７年，不到３年时间里，他便遭受了妻子病故，长女、次子相继精神失常，而最令他感到心碎的是小女也因忧虑过度不到３０岁便得了不治之症。这一连串的打击使王造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但王造时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即“七君子”事件发生３０周年的这一天，在“文化大革命”的恶风狂澜中，王造时被造反派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监狱。造反派头头对身陷囹圄的王造时呵斥道：“你王造时算什么君子？３０年代末就反共反苏，不会是什么好东西！”面对造反派的呵斥，王造时只能痛苦地长叹“苍天无眼”。政治上的遭遇、家庭的不幸使王造时在狱中备受煎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以至一病不起。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王造时因病危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于当月５日含冤而亡。据瑞金医院的医生说，王造时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

　　才华横溢的王造时的遭遇令许多熟知他的人痛心不已。著名作家冯英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王造时先生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民主与法制的追求者，１９５７年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秩序，以作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他的法学观点，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既困于谗隙，又厄于反右，十年浩劫之中，竟致含冤莫白，被迫致死。总计他的一生，先后四次入狱，然而不死于法西斯主义者之监狱，却死于‘四人帮’之手。国民党说他是‘危害民国’，而“四人帮”说他是‘反革命’，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正使天下正人君子，为之扼腕叹息！”（冯英子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之十：１９５７年时的王造时》）

　　１９８０年５月，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有关方面为他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作者：袁成亮
出处：《党史纵览》
（2004年第11期）

石屋山人

这封信，是后来王博士蒙冤罪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