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受难者”的曾经“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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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受难者”的曾经“施难”

□ 黄 波


   中国是个盛产“思想受难者”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思想者的受难史。在云开雾散之后，十字架上的思想受难者群体的光芒是如此巨大，常常逼得让人不敢仰视。思想受难者是一个民族的痛，痛定之后却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他们享受人们的尊敬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透过这层光芒，我们却又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即思想受难者往往又是思想的施难者。这是一个残酷得让人几乎无法接受的悖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面对它。

   让我们先看一段文字，是某著名作家1954年11月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一次批评《文艺报》会上的发言，作为《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提供阵地的例子，他特别点到了著名学者朱光潜：

   “他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深入到美学这个领域，‘开辟’了广大的战场，在单纯的青年们和文学教授中间起到了极其危害的作用。他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在胡适派里面是一个大台柱。他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单纯地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都是掩盖了问题的。”

   1954年的气候还谈不上冷酷，揭批知识分子主要还限于深挖思想根源，可是这位作家却一语惊人：朱光潜先生的问题不是观点、思想层面的问题。那么这位锻炼人罪的著名作家是谁呢？是胡风先生。

   让我们再看1957年反右中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揭露”：“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罗隆基对领袖的一点微辞只是以私底下的友朋谈话的形式而发，即使以传统道德观衡之，把这种私底下的谈话播于稠人广众之中都是可耻的，更不用说指望拿它当批判的利器了。那么这位历史学家又是谁呢？是吴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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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吴二先生的例子很耐人思索，因为他们后来的遭遇举世皆知。这真是一幕让历史老人攒眉的图景：当胡、吴走上思想受难者祭坛时，别人给他们罗织罪名时所使用的手法恰恰是他们自己也曾使用过的！是的，1954、1957年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知识分子已置身于风刀霜剑之中，但和后来的那场大劫难相比，知识分子至少还有沉默的自由，你表好态站好队当然会蒙嘉许，但似乎也并无国家机器在强迫你如此表态如此站队，你的那些丧失做人底线的揭发、检举、深文周纳实际上是你自主选择的结果。据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当时胡风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这次批评《文艺报》的会上的状态是：“慷慨陈词，没有迟疑，没有含蓄。胡风坐在扩音器前，发言稿都没有，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看来，他说朱光潜“一成不变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并非他违心之词或一时兴到之语。    

     远不仅仅是胡风、吴晗先生，文革落幕后，我们读到了许多记述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文章，有的是个人自述，有的是亲友追忆，几乎都有一共同特征，那就是文章的用力处均在于塑造一个思想受难者的形象。这些文章让我辈后生唏嘘不已潸然泪下，但如果你有幸再接触另外一些资料，比如“思想受难者”的某个同事、某位下属的回忆，思想受难者的形象却常常会模糊起来。因为篇幅关系，只能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建国后曾一度主持武汉大学的杂文家徐懋庸，1983年4月号的《读书》杂志曾刊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思考”，“关也好，斗也好，打也好，他对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不变，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不灭”，“他一生坚持真理，襟怀坦白，敢作敢为”，俨然完人。可是据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所记，徐之被划右派也并非他主持武大时有什么“敢作敢为”不合上意的举动，相反，是他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还要别出心裁，给一些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份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他的的某些举措留下的阴影使当事人程千帆暮年都未能消散。还有一个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王任叔（即巴人），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然而当年他实际主持人文社时对社内同事聂绀弩等人也差不多近于迫害了。

   据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回忆：肃反时，“在王任叔直接领导的机关内的运动中，他对于斗聂绀弩格外起劲，大会上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聂绀弩文革后和朋友谈及往事时说：“王任叔抓到一些材料，整了我，不料后来他的遭遇，比我还惨。”

  这些思想的施难要么是因为人品，要么是因为客观语境，这是最现成的答案。但是这个脊梁似答案至少无法用来解读胡风先生。胡风先生的人格和骨头无可指责，只要我们想想胡风在接受审查中不对周扬落井下石——这是个快要被人用滥了的例子，就可见出胡风不是一个轻易受外力诱惑、压迫的人。

   知识分子并非天生就是骨头最硬的群体，或因恐怖的威吓或因世俗的诱惑或因性格的懦弱，他们也常常会从底线上后退，这种人性之恶永远是我们必须诅咒并且警醒的。但应该还有原因，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观念和思维方式原本就有着严重的缺陷。

   我们现在不能不重新回顾胡风和周扬之争。尽管当时和后来的解读者给这场争论附丽了许多让人眼花瞭乱的色彩，但从本质上说，双方只是为一个正统的名分而争，为以自己所代表的文艺理论取得话语霸权而争。在这场争论中，胡风失败了，成了一个思想的受难者，但设问一下，他若胜利，又会如何？在周扬落难时，胡风以戴罪之身断然拒绝给这位昔日的论敌加上不实之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史上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若胡风成为胜利者，他应当不会加害他的论敌。不过我们却有必要区别周扬其人和以周扬为中心符号的那套理论，胡风不对周扬落井下石，可是和胡风针锋相对的文艺理论的命运还会这样乐观吗？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里面不仅有诸如“五把刀子论”之类的文艺思想的闪光点，而且还有对另外一些作家如王鲁彦、沈从文、张恨水等人的粗暴的不讲理的讨伐，这是其一元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具使命感和道德激情的群体，他们不仅总是在说“追求真理”，而且还常常坚信真理就在自己一边，胡风“口若悬河”地批判朱光潜时的那份自信就让后人感慨万端。在一个坚信自己理想的合理性与完美性的知识分子眼里，别的不同意他们观念的人就不是平等的讨论者而是异端是“真理的敌人”，必须毫不顾惜地排斥之，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通向真理。从方法论上讲这种追求真理的方法与真理真是南辕北辙，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今天的“异端”很可能就是明天的真理，今天的某些“真理”也可能是明天的异端。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热爱真理，我们只要看看他对所谓“异端”的态度就够了。中国知识分子要扭转那种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除了摈弃那种智珠在手真理在握的道德优越感，摈弃那种“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就是反对人民”的特殊心态，还必须对宽容原则重新认识。作为对理性的信念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的宽容原则，并不仅仅是——从根本上说甚至不是——如我们惯常理解的一种气度和胸怀的表现，如前所述，只有容纳异端才能通向真理。同时，一个思想者对思想之敌的容忍为自己为自己的的理论预留了退身之阶。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我们知道在各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人压迫，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了不朽的布鲁特斯说的话，……他说：‘你们罗马人，如果我还能这么称呼你们的话，那么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干什么。记住，你们正在帮助凯撒打造锁链，正是这些锁链，他有一天会强迫你们戴上的。”痛哉斯言！

    马克思在他那篇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发展”当然包括思想。

（作者单位：湖北宜都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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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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