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忘记--写在“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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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忘记


写在“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之际
 

....作为曾经创造世界五大文明古国灿烂文化的惟一剩存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 烈历史感的民族。1949年9月30日， 即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新中国缔造者们在天安门广场立下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由毛泽东起 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沉痛而有力地宣告：“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 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屡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那么， 今天， 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之际，我们该说些 什么呢？

　　第一，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为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基本方略而不懈奋斗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史册！

　　我们不能忘记，在 “文革”结束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中，人们痛定思痛，邓小平深 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把领导人的讲话当做法，领导人的讲话变了，法就跟着变了。 今后，我们要努力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 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两个“不改变”成为后来法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写进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党的十五大报告。

　　我们不能忘记， 司法部党组提议、江泽民同志拍板，曹建明、王家福等法学家走进了中南海， 为中国的最高决策层讲授了一系列法律知识，为“依法治国”确立为治 国方略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能忘记， 中国的法学家们为厘定 “以法治国” 与“依法治国”、“法制” 与“法治”的内涵作了大量辛勤的探索。“以” 与 “依”、“制”与“治”，一字之 差， 似乎不必“字字计较”， 但这些笔墨官司的实质是法学家们要借机推进法治进程，开展法律启蒙， 而哪里是在搞什么单纯的文字游戏！

　　第二，1957年以来，在“左”的岁月中挺身而出、呼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人民 英雄们永垂史册！

　　我们不能忘记，1957年，王造时因提出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为了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 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 致死，家破人亡。

   杨兆龙因撰写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指出“重要法 典迟出来一天， 在6亿人口的中国会使多少人遭受到多么大的损害”， 被错划为右派， 投进监狱，含冤去世； 谢怀木式因反对“以政策代替法律”，被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 吴家麟因提出 “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 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作出榜样”等建议， 被错划为右派； 梅汝王敖因提出党领导一切并不等 于党包办一切，被错划为右派。还有钱端升、王铁崖、 韩德培、孙晓楼、吴文翰等许多知名法学家都因呼唤法治而被错划为右派。

　　我们不能忘记，在“文革”无法无天的岁月里， 张志新为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 反对个人崇拜而被割断了喉管英勇就义；遇罗克痛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的血统论，宣传人生而平等主张，但却被处以死刑；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仍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斥“文革”违宪行为。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第三，新中国诞生以来，所有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大厦而添过砖、加过瓦的人民 英雄们永垂史册！

　　尽管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了轻视民主法治的错误， 但他毕竟在党内多次提出“新 中国成立了，无法无天不行了，民法要搞，刑法也一定要搞”；尽管刘少奇同志在 1958年曾附和过毛泽东轻视法治的一些话，但他毕竟是党内最早提出党要在宪法范围 内活动的人。还有，董必武同志是党内最早呼吁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人；彭 真同志在“文革”结束后的垂暮之年，亲自主持制定了刑法、刑诉法、宪法等一系列 重要法律，多次呼吁国家大事绝不能让一个人说了算；万里同志疾呼重大决策要民主 化和科学化，重大问题要让人民知道和讨论。

　　值此“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之际，我们不由情真意切地说一句：

　“有的人虽然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可他仍然还活着。” （臧克家语）所有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事业而流血流汗的仁人志士们，你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郝铁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