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灾难：“反右”到前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

arto

思想与灾难：“反右”到前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1957-1965）(三)
作者：杨天松
职业：高校教师
地区：厦门市
自我介绍：杨天松，厦门南洋学院教师。福建省作协会员， 厦大客家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发表散文、评论及论文数十万字。有专著出版。联系邮箱：ytsxm2004@163.com

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如王元化、章乃器、罗隆基、钱伟长、储安平、王造时、彭文应、章伯钧、葛佩琦、庞薰琴（？）、浦熙修、彭子冈、戈扬、韦君宜等等。反右重点打击的是解放前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等），还有是稍晚到延安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而延安知识分子群虽有被波及，但总体上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因为他们跟党最久，最早接受革命教育，接受革命考验和思想改造，最早过关，成为党的干部。他们受冲击小而少，另有一个原因，也许是他们经过延安整风，更有党内政治斗争经验，因而在鸣放期间比较慎重。而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就不同了，尤其是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批评现实的积习，又缺乏党内斗争经验，他们的纷纷落马自然在情理之中。

右派们所受的处理，一般是开除党籍、行政降级、不准当领导，有的发配到农场改造，有的送入监狱。韦君宜在其《思痛录》中列出了一些右派分子，像浦熙修、彭子冈、戈扬、张松如、钱伟长等人，并没有一个是主张资产阶级思想的（如果这算犯罪），甚至人人都是主张拥护共产党的。韦君宜写道：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帐，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由于反右斗争中，是从立场来确定划分右派的标准，这就使得它与1949年到1957年间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有不同的判断敌我标准。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必须把反右斗争的方式同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明确区别开来，必须避免两种已经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作法。一是以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二是追究右派分子龌龊的私人生活。《通知》认为这两种作法都缺乏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教育和说服力，正是诉诸无产阶级立场和知识分子出身。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反右斗争中，中共三令五申不准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中共为了表明反右逻辑的自洽性和明确性，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是由于其阶级地位或出身使其立场天然和无产阶级对立，这是他们借整风向党进攻的根本原因。而工人农民出身好，即使说错话也是受蒙蔽，不足以证明立场有问题。事实上，在反右过程中，最使知识分子胆寒和心寒的正是诉诸他们的出身。北大学生会对一个右派份子集团骨干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作了统计，证明右派分子中出身官僚资本家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5%，而且40%的人有直系亲属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像林希翎的出身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她父亲受过曾“屠杀过人民的刽子手”黄绍闳的训练，林希翎向党进攻也有阶级根源。至于当工人代表向知识分子宣称：你们写字的稿纸，是我们造纸厂做出来的，而你们自己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只会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写反党反人民的文章。知识分子更是无言以对了。这种将成分出身作为划分右派的标准显然产生了一种效果：知识分子陷于工农兵批判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会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因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批判。甚至不惜违备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不得不讲违心之言，写违心之话。像王造时就是这样。王造时向来是一条硬汉子，诚如他所说的：我反蒋近30年。面对暗杀、失业、坐牢，他无所畏惧，不退却，不投降。1933年底，他甚至不惜生命危险，秘密来到福建参加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反蒋抗日运动，出席他们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却在反右运动中崩溃了，无休无止的揭发、批判、斗争，报上接二连三的点名，他不得不讲违心的话，不得不写违心的话。从下面这样一份不完整的检查中就可以看出王造时在重压下面的检查是何等触目惊心：

1957．8．10          第二次检查

1957．8．14          在文化俱乐部的检查

1957．8．24          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会上的检查

1957．12．1          恳切申请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改造自己

1957．12．18        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1958．1．17          我忏悔我的罪行

1959．1．20          改造规划

1959．4．26          学习《实践伦》的小结（对照检查）

1959．6．10          学习《矛盾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1959．7．16          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总结（六班二组王造时）

1959．9. 6     思想汇报──对党的感情的变化

1959．9．6     改造规划

1959．9．20    思想汇报──关于三件事

1959．9．26    两年来的自我改造

1959．11．6    思想汇报──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的感受

1959．12．8    思想汇报──鼓足干劲，加紧改造，争取不戴右派帽子过年

1959．12．22   思想汇报──参加上海史学会的几点收获

1959．12．31   半年来的思想小结

1960．1．14    思想汇报

1960．1．21    在社会主义学院鉴定会上的发言

1960．11．15   摘帽后的思想汇报

1960．12．18   思想汇报

1961．4．26    摘掉右派帽子以来的思想小结

         

与上述这些检查可以相对照的，是1957年上海报纸点王造时的名的文章，不妨也列如下：

1957．6．17          上海法学界反驳王造时

1957．6．18          上海法学界人士列举事实，揭露王造时的居心不良

1957．6．23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上海高校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    王造时等遭到迎头痛击陷于孤立

1957．6．26   质问王造时

1957．6．27   王造时代表谁的利益？

1957．6．29   复旦师生警告右派分子    要王造时等认真检查老实交代

1957．7．4   复旦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 王造时假检讨立场被揭穿；看王造时现形记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人，1903年9月出生。1917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8年后，于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在4年时间，他先取学士学位，再取硕士学位,进而取得博士学位。1928年他又到英国伦敦大学师从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1893-1950）教授。1930年秋回国。年仅27岁，即成为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教授。光华大学还聘请他担任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他与罗隆基、彭文应均是江西安福人，都是清华学生，都是留美归来。人称“安福三杰”。但不幸这三个人均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36年，王造时还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章及器、邹韫奋、史良），是“七君子”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当时七君子被囚禁于苏州“江苏等法院看守所”。由于宋庆龄、彭文应等人及国际知名学者爱因斯坦、杜威等人的声援，“七君子”才于1937年7月31日获救。王造时在狱中10个月，居然译完了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但就是这样一位进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当年没有死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却在人民共和国被打成右派，以后又于文革中惨遭迫害，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像王造时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右派中真是数不胜数。在政治风暴的淫威下，在思想专制的高压中，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以精英自居的优越感，他们的作风，气质、习惯、性格均受到质疑、打击而倍感孤立，甚至扭曲。一位右派曾这样描述他的处境：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那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

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实味使党员接受了以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它迅速把运动引向检查自身道德立场是否纯正，并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而反右运动则要证明判别知识分子是否是马列主义者，不能看他有多少理论知识，甚至不能看他是否用马列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必须看其立场是否纯正，是否工农化。这不仅是要告诉知识分子，马列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立场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旨在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用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取代毛泽东思想。经过反右运动，使得对马列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理解不仅迅速普及全党，而且广泛地深入到工农兵和城市居民群众中。而经由反右引发的全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亦使全党全民达到“共识”，毛泽东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蓝图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在总结整风的意义上，陈伯达在1958年3月成都会义上讲得很清楚，并再次突出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陈伯达说，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对整风的看法，“王说，整风的结果，搞出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陈伯达接着说：“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没有延安整风，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然后，他强调整风的意义在于“全国集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行动，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一个一个扫除掉、摧毁掉。”1958年，亿万群众万众一心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蓝图的实践，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在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中，更积极地推行一种使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打成一片的政策。

费正清说过：如果不承认毛泽东把农民从文盲、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的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很不公正的。毛在这方面的理想主义，与世界上最伟大革命的乌托邦目标是不约而同的。

麦克法考尔亦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

尽管大跃进以积极的乌托邦追求为开端，却是以普遍的幻灭和灾难告终。大跃进这场天灾人祸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农业，它最严重的损失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它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有论者说，“就一个国家和平时期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而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记录”。在大跃进的最后一年（1960年），自然灾害几乎遍及全国。据安斯利估计，在1958-1963年之间，多死了2700万人。一般认为这个数字在1600万-2700万。而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则助长了这种灾害的被蒙蔽，无形中使灾难扩大与加深了。而经过整风与反右，知识界确乎已经噤若寒蝉。不仅如此，知识界的良心已经沉寂。有不少科学家都在证明亩产几万斤的科学性。正直的话语被漠视，谎言倒是四处流通，而代表民族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则集体沉默，这不能不是一种深切的悲哀。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大跃进过程中一个影响深远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倒。而随后的反右倾运动则停止了毛泽东在半年前发动的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许多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终于使6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政策有了些许的松动。同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所有的专家。党和国家不得不重新起用那些屡遭打击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对知识分子又开始了一个宽松期。

1961年9月，陈毅在一个讲话中指出：多年的思想改造已经使知识分子成为可信赖的了。而此前的6月份，周恩来也在讲话中鼓励更大的言论自由。周恩来认为，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做任何工作都是被允许的。同年，邓小平用更简截的话语表达了周恩来的看法：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毛泽东，也在1962年扩大的党的工作会议上指出，知识分子不必一定是革命的，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并允许他们工作。为了表示支持放松，毛泽东鼓励人们不要怕讲话，只要他们不破坏党的纪律或不从事阴谋活动。

1962年，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会议，广州同时召开文化界代表会议。周恩来也去了。聂荣臻反映，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很反感。周恩来说，不是资产阶级，应该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写了一个讲话题纲，中心是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的帽，加无产阶级的冕），陈毅问周恩来可否这么讲。周恩来说可以。陈毅就在科技界和文艺界联合的会议上讲了脱帽加冕的话。知识分子听了很兴奋。但是，陈毅的讲话精神的传达遇到了阻力。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认为这个精神不准在上海传达。在北京的陆定一，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样，这个问题在政治局应有了不同意见。

但不管怎么样，在1961-1962年，知识分子的确又有一个透点气的机会。比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他又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和古典学者。吴晗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著名作家，当时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领导。他们都是写鲁迅式杂文的高手。他们用吴南星的笔名在邓拓办的杂志《前线》发表名为《三家村札记》的杂文。同时邓拓还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发表系列文章《燕山夜话》。这些杂文很多是有所寓指的，它们间接地批评了毛泽东和大跃进，以及为彭德怀辩护，这就埋下了祸根。在文革开始之初，三家村即被清理。邓拓、吴晗还付出生命的代价。

1963年，开了一个全国作家与艺术家会议。大会要求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发挥作用，同时，要知识分子同广大劳动人民（即工农兵）打成一片。毛泽东警告说，除非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会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因此，1963-1964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又成为中国政治生活重大变化的睛雨表。在毛泽东看来，观念并不仅仅是社会现实反映。思想工作本身就是一股决定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方向的历史力量，纯粹的学术争论并不足以改变形势，逐需采取其他措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严厉的补救措施，即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分批下乡下厂。1964年6月，毛泽东又号召按照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斗争路线进行一场整风运动。这是1964-1965年的整风。这一次整风针对的是一系列仅次于最高文化官员的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被批评的知识分子主要有杨献珍、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马烽等人，田汉、夏衍、阳翰笙被免职，茅盾也不再担任文化部长，而是由陆定一接任。

批评杨献珍的是他意识形态上的老对手艾思奇。艾思奇在《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一文中已经有后来文化大革命习用的火药味浓重的语言，他指出：“这条路线不但在敌我之间一分为二，在朋友之间，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动摇不定的朋友一分为二。”他强调：没有斗争，就会把革命领错了路而使革命失败。

批评邵荃麟的是周扬。但周扬到1965年初就谋求迅速结束这场整风运动。事实上，到1965年4月文化界就中止了整风。而毛泽东显然不满。这次整风没有扩大成为一次大的群众运动，这似乎不符合他的习惯。他开始转而依靠江青、陈伯达、解放军和激进知识分子（姚文元等）发动文化工作。这是1965年秋天的事。离1966年文化大革命尚有些时间。但的确，那种短暂的沉寂，那种风暴来临前可怕的宁静，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都在暗示着更大的运动的到来。知识分子将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更严重的伤害，从肉体到心灵，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家庭，这是一个更大的的运动，一次更猛烈的风暴。

帕斯卡说过：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知识分子是以思想为生命的，他的尊严完全浸透在思想中。没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在一个专制者和个人崇拜者那里，所有真正的思想都意味着是一种叛逆。知识分子若遭遇思想专制和个人崇拜的时代，思想就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林贤治有一段关于思想的精采表达，他说：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是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则都是独立的。

他又说：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文革前，对知识分子最严厉的打击莫过于反右运动了。这个运动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都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其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是有目共睹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使这些人长期受到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知识分子是以思想来影响、规范不合理的现实的，但当他们不能思想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其次，反右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没有达到。不仅如此，随着整风、反右的声势越来越大，党的主观主义作风大大地发展。这就导致了大跃进及其大面积饥荒的发生，给国家、人民群众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第三，助长了毛泽东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中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物命题，轻率而专断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茅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导致了后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