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考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清华三才子》的感想

几何不在

【作者】李国涛
一
       这些年来学者谢泳先生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引起读书界的注意。他好像特别注意一个刊物、一个社团或一个高等学校里所集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由此切入, 选题好, 方法也适宜, 这也就是所谓的精英研究, 越来越显出它的学术价值。他较早、用力较勤的是对《观察》杂志的考察, 同时进入视野的自然就是它的创建人储安平。在这一题目下, 他出过两本专著, 分量很足。也在此时, 他就研究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清华三才子》(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这本书是关于罗隆基、闻一多和吴景超三位学者的评传合集。他们都是清华大学出身, 又是才子, 自然是研究对象。不过, 选清华的才子来研究还有深一层的道理。谢泳在书里说:“清华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 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上, 清华大学的重要性要超北京大学。”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论断、一个重要的前提。谢泳的思路是顺着这个下来的。这书, 谢泳赠我一本。我看封面就很觉新颖, 原来是色彩极浓艳的三个京剧角色画像, 有红脸有粉面, 有老生有小生, 别致, 好看。看过书一想: 这原是书里各色人物, 各种命运。这书真称得上是“评传”, 因为不单为传主写小传, 我觉得更有价值处, 在它的“评”的部分。平常我们读评传, 好像与普通传记并无二致。但此著不同。它在《后记》里实际上是婉转却尖锐地批判了前此许多“评传”的写法——“评”而不评。谢著评人体现一种对历史的理解与评估, 启人深思处往往在此。它虽是几个人的评传, 也竟成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剖面研究。书的《后记》虽只简单几句话, 大体也就说明了此书的特色和谢泳著作的一贯特色,包括他的文字特色。在当前有些浮躁的世态和学风中间, 这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风度。他的《后记》说:“但完全分析性的传记还不多, 本书在这方面有一些努力。材料力求新, 努力选择不常见的史料。观点试图平实, 尽可能理解这些历史人物个人选择的复杂性,特别是对这些历史人物在政治上的最后选择, 我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全书对这三位传主的评价和记述中, 我想, 作者对这一主张是体现得比较好的。这本书里所写的三人, 据我所见, 其中二位作者已有单行本出版过, 即《罗隆基》(野百合花丛书,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和《血色闻一多》(同心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所以这书是三个评传的合集, 如果读完, 读者得到的印象, 也许就会是对一个时代的印象,何况这里面的人物又都是清华出身的大学者、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知识分子。那么就先从头说起。

二
      开头第一部是《绅士罗隆基》。本传的主要内容、评价基调, 和以前的《罗隆基》并无大的不同。新的材料是有的。它把梁实秋当年写的《罗隆基论》的文章更多更完整地引下来, 读者是爱看的。关于罗隆基在上世纪50年代里的活动, 资料本来就少。我看在《清华三才子》里, 增加了千家驹回忆录里提到的,罗隆基与章伯钧矛盾激烈, 闹得不可开交, 竟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调解。还有, 该书第53页、第54页里引1957年“反右”时人们揭发罗隆基的大胆言论,可靠与否已难证实, 甚至连推测也难。但审慎地“录以备考”, 总还是有价值的。总的来说, 罗隆基这个人物, 毛病不能说少, 尤其在为人上、在生活上。如果有人读过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 再参读此书, 你会讨厌此人。但是, 书里显示, 此地之讨厌, 仍属小节。我看谢泳是贯彻他的“平实”和“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也就是多年以前罗隆基的好友、同学梁实秋的说法, 认为罗隆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大节不亏。我感到有些评价比较重要: (1) 罗隆基对仕途并不反感。不管在哪个社会里, 想当官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罗有他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和爱国主义的原则, 这就可贵。人们还常说“盗亦有道”呢, 何况当官?(2) 罗隆基写过许多文章, 阐明他的那一套理论。谢泳说:“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 而是不合时宜。”理论好而不合时宜, 人们就反对, 不讨好。真投机的人谁会这样做?真投机的人永远要合时宜而不管对和错。(3)有人说罗隆基“左倾”。梁实秋说: “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并没有固定的偏左与偏右, 只是就事论事,显着有时偏左与有时偏右而已。“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 这倾向我不赞成。”但是要是固定偏右呢?他没说。

我同意谢泳在评价罗隆基时重在这位学者的著述的做法。他说“:他的现实政治活动, 今天还难以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 这些还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去评说吧。”由此可见谢泳是慎重地走向“平实”。在论及罗隆基思想时, 似乎太高估价了罗素与他的一次谈话所发生的影响。他是拉斯基的学生, 译过拉斯基的文章, 拉斯基的思想对他到底影响了什么, 则未言及。我想这当是评传之“评”里的一个缺失。

三

      本书里的《诗人闻一多》大体就是《血色闻一多》, 而原有的小标题删去,但仍是由十八节组成, 文字有变动, 内容变动不大。后者是2005年3月出版,2004年6月才定稿, 前者于2005年10月出版, 看来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作者所接触的这个人物, 是在本书三个人物里最复杂、最丰富的一个。因此所用篇幅也超过前二评传的总和。此一部分最见作者所下的辛苦。最后一章考证暗杀闻一多的真凶。作者所利用的材料相当丰富, 其中有当时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的日记, 唐纵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去调查此案的人。又证之以国民党的其他留在大陆的特务人员的回忆。最后的结论是: 暗杀闻一多的主谋者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 而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由于种种人事关系的影响, 当局并没有处置霍揆彰, 只“杀了”两个执行暗杀任务的小特务; 而实际上连这两个人也没真杀, 而是临刑前拉去两个其他罪犯当替死鬼, 枪决了事。这是论正史实, 是传记里非常重要的功夫。

     第十七章专门研究闻一多为什么从一个不喜介入政治活动、一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 后来变得非常激进, 参加了民盟, 并热情地投身其中。我想, 这是一个耐人寻思却难以找到肯定答案的问题。我看作者在整个的闻一多研究中, 是以这一点为中轴的。作者说“:闻一多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 除了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有个性、经济和交友方面的原因之外, 也与他那时所信奉的理想有关, 而他那时是把他所信奉的东西当作宗教来看待的。”这里所谓的个性, 就是指他的偏激和冲动; 经济是指当时教授们过的太艰苦的生活, 简直活不下去; 交友是指抗战胜利前后, 有一批共产党员或激进人士如华岗、吴晗、罗隆基, 去做他的工作, 促他转变; 而他所信奉的东西, 就是指“五四情结”, 指在贫民面前的一种“负罪感”, 认为人民的一切都是好的, 正如鲁迅在《一件小事》里的表述。第十七章的研究其实在第一章里已经铺垫起来, 延贯下去。在许多地方都表明闻一多是不满意美国的, 也不满意美国教育,后来有过长篇论说。但是从第一章开始,从书的开篇, 作者就指出, 政治活动中的闻一多并不是真正的(我想该说是“全面的”——本文作者注)闻一多。真正的闻一多还应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反对不自由、不民主, 不只是反对国民党治下, 在另一种环境里, 如果不自由不民主, 他也会反对的。这个论题正如“假如鲁迅活着”……一样, 是一个只可推论、难以证明的问题。但是, 闻一多的真正知识分子求实的精神气质在他的《最后的演讲》里是有所表现的, 他赞扬司徒雷登, 赞扬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但是, 这篇文章收入我们的教科书时, 此段却被删去。这也使人看不到一个完全的闻一多。

四

     清华三才子里的吴景超先生是较少为人所知的一位。书上正确地冠名为“学者”, 更使人感叹。他读清华以后在美国攻读, 成就很不一般。现在的读者,如果不是专家, 或从事于都市社会学研究的业内人士, 大约就不知此人。因为他的著述虽有价值, 而且早年就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已享大名, 但解放后他的著作并没有多出版, 他的理论也没有人再谈起。如果说谈起, 就是受到批判, 而且是曲解以后的批判, 是各种运动中的所谓“大批判”。我读此书时, 从谢泳介绍的内容看来, 吴景超当年发表的理论都在哪些方面呢?节约资源、控制人口、农民进城务工、利用外资建设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划、教授聘任制, 等等。我的见识很狭陋, 初见这种介绍, 我还以为这是当前某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为讨论当前国家建设问题而发表的意见。当然, 那是在国民党政府治理时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回答, 一定是不合现在的时代需要。可是, 我们现在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 邀请外国专家来发表高见, 他们的意见也不是“尽合吾意”的吧。那么吴景超当年著述之不合套之处, 也不过如此, 他研究的到底是中国的都市问题, 五十多年无人问津, 也是太可惜了。我还看到, 现在热热闹闹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 即所谓“李约瑟难题”,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不发达?英国大学者李约瑟是在1938年考虑这个问题, 而吴景超则在1935年就写出相关论文。当然, 绝不能说吴景超就比李约瑟高明。但吴景超年仅35岁已经涉及这种问题, 不能不说他是很有思想、很有思考能力的人。1948年他留在大陆, 改造又改造, 批判又批判, 他只好尽弃所学去“适应”新的生活, 他再也没有学术上的锐气了, 简直离开了学术。他自己也批判这个, 批判那个, 实际上已丧失自我, 也就是丧失学者本色。有趣的一点是翁文灏1951年从国外归来, 他是吴景超当年的上级, 也是前辈, 翁氏要写检讨, 写请罪书, 吴景超已经可以“帮助”翁氏来写了, 口径、调门, 他已全熟悉。谢泳从翁文灏日记发掘这一系列资料, 可见用心之细, 但他又是以“了解之同情”来写这些, 我看得出来。

     在写《学者吴景超》时, 谢泳仍然是深入到吴景超所处的学术背景。这是我们普通读者往往不注意的地方。吴景超是学社会学的, 书中说“:中国现代的社会学研究者, 相对说来, 是同时代各种学科当中训练最好的一批学者。”他一提, 我们想起, 果然还有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一批学者, 确是杰出的一批。另外谢泳提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需要对当年资源委员会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与者。”“主要成员以留英学生为主, 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这里再次看出, 谢泳谈一个人, 同时就谈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层面。这里, 又是拉斯基。我在前面已说过, 他的思想主脉, 不是应该简要谈一谈吗?

     最后, 我看到书里有两个“幽灵”在徘徊。胡适, 谈每一个人时, 都要说到胡适的影响: 胡适的谈话, 胡适的帮助, 胡适的理论。鲁迅, 只有在谈闻一多时谈到鲁迅的影响, 但是, 影响不小。我在这里顺便再多说一句, 我看到闻一多在许多方面, 如交友严选择, 说话不客气, 气量少宽容, 以至“五四情结”等, 均甚相似。这些都有太多的心理素质的问题,我不懂, 待学者研究。

【原载】 社会科学论坛 2006.7(上)

lmno877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