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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高高的土堆上听农民伯伯讲哪过去的故事。。。。。。
唤醒你的记忆力----人民记忆(1965年开始)
贴子主题： 人民记忆(1965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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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记忆(1965年开始)
1965年：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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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
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人之不幸和文人之恶，全在于它们是文人。
中国的文人从来不安分守己，因为几千年的文官政治，使每一个文人都为着自己的私欲而骚动不安，如贾雨村言“钗于奁中待时飞”，阴暗的阴魂当然生出些阴险的技巧，毛泽东对此可谓洞若观火：“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些语言是毛泽东式的，出现这种不祥的语气，是在1962年，在批评小说《刘志丹》的时候。揣想毛泽东当时的心理背景，他也许想起自己20年代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当时的心态就是一个“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人的心态，所谓身在江湖，心存庙堂的典型传统文人心态。毛泽东不会忘记，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他曾努力接近当时的共产党先驱人士和学界泰斗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与两位纵论天下大事，却受到了两位礼貌的冷遇，有史家说，这两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尽管他本人也是大知识分子），也是他在解放后一再欲擒故纵，打压中国文化人的“翘尾巴”习气的原因。毛泽东也想起了胡风，这位知识分子想凭一纸万言书扭转乾坤，这一切的较量都是毛泽东做了赢家，但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那股力量常常让主席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不时想起来“反戈一击，抑制强敌”。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的这种评论与其说是对小说的评判，不如说表达了毛对整个文艺工作的一种态度。我们相信，本着毛泽东作为泱泱大国领袖的胸怀，也相信小小的几只苍蝇玩不动地球，也许他也能充分容忍“反面教材”的施毒，就像电视剧里的唐太宗说的，“听一点靡靡之音也不至于亡了我大唐国。”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权威，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允许毒草的生长， 他曾说：“100年前，欧洲人曾把西红柿叫作毒草。”——其实真的有毒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可以教人们更形象地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而，历史的发展无法在领袖的理智范围内正常地进行。毛泽东的方法与逻辑，被人成功地夸张和利用，实现了一次新式的文化禁锢，更可悲的是，毛泽东也顺应了这个灾难的自然流程。
本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开始了姚文元以文杀人的生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这个所谓“文化”范围内的大革命发展到政治斗争， 经济破坏， 暴力和毁灭的结果，正应了一句老话“一言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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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清官，他正直无私，以民为父母，敢说敢做，为民请命敢丢乌纱帽，敢丢项上人头，在民间的口碑中是“包青天”一样的好官。为了国事，海瑞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谐音嘉）皆净（谐音靖）也”，意思是天下一穷二白，你皇帝老子掠财太甚了。这话既出，一般情形下是要杀头的。海瑞却敢把这话写到给皇帝看的奏折里边，嘉靖可不像一般文人雅士这般幽默，文人说一张白纸好画画儿，嘉靖说海瑞你太欺朕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至少还是个巡抚，怎敢说嘉靖是“家净”呢，于是海瑞下了大狱。海瑞骂归骂，对皇帝很忠诚，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些酒菜给他吃，海瑞吃了之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他骂的那个嘉靖死了，他大哭，如丧考妣，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毛泽东曾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8年。
主席的话，又让文人动了些心思。1960年魏静生、马连良、王雁、李慕良到北京市委找吴晗，要求他把海瑞的事写成京剧剧本，吴晗开始表示，不懂戏，没写过京戏，写不了。终赖众人不过，硬着头皮写，七易其稿，中间请老舍等名家校正，最后定名为《海瑞罢官》成稿。《海瑞罢官》主要写了海瑞巡察江南，令乡官退还民田，为百姓平反冤狱，斩贪官徐瑛的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封印罢官。这折戏对吴晗来说真不是好戏，退田平冤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封印罢官又让毛泽东过敏。
在1959年的庐山，正直无私、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会上尖锐的发言和给毛泽东的信造成了会议议题的临时改变，掀起了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右倾”风暴。面对自己闻下的“大祸”，彭大将军从大局出发，申明“我可以去种田，更深刻地反思自己。”庐山会议后彭将军真在北京挂甲庄种地，并测量其最高亩产量。彭的“伏罪”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毛泽东在讲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的问题就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罢官真的是要害，吴晗和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理解完全不同。这给上海的姚文元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当无中生有、联想丰富的姚文元一出台后，所有正直的人们，从平凡百姓，到文人和官员都变成覆巢之下的“危卵”。
我们再也没有耐心去重述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面对十年浩劫的起源，面对文人之恶，人们于今已无话可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回顾历史，使我们欣慰的是，同样作为文人，我们有许多刚正的脊梁一样的人物，他们的抗恶斗争和遭遇的不幸，警示我们，一言既可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
对于姚文元行文作风的痞气和霸气，早在1959年就有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63年，《文汇报》发表姚的文章说“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我们这位对音乐、德彪西一无所知的姚某，潇洒地运用了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三“子”主义，逮住德彪西就是一阵乱打，把这位印象主义大师说得一无是处，并气势汹汹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一、这样‘新颖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的流派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姚某的这种无耻无知与滑稽可笑令人想起文革中某位老师的一次遭遇。这位老师有一次在黑板上写下王勃的两句诗“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正自我陶醉之际被学生揪到了批斗会场，批斗的理由是，这个人民教师抄写的诗句竟让劳动人民的子弟看不懂。
音乐家贺绿汀此时表现出他的良知，本着对艺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站了出来，针尖对麦芒地痛斥不知天高地厚的姚文元。
“没有把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的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出了笑话。……出了自己的洋相，……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如果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做一点研究工作，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够望文生义。”
贺绿汀的这些抨击言辞诸如“闹笑话”、“出洋相”、“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等，无疑是对在“反右”中一夜成名，自以为握着文艺生杀大权的姚文元的一次打击， 在姚文元看来甚至是人身攻击。 要知道，那时的姚文元，不再是写写《揭穿帝国主义阴谋》之类的简单的“沪新中学姚文元”，也不是写写批评滑稽戏《活菩萨》的《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那个“上海市工会姚文元”，他已是批胡风，“打”流沙河，“横扫”丁玲、巴金、艾青、秦兆阳的“金棍子”姚文元了。他踌躇满志，正要抡圆了棍子，狂打周谷城、吴晗、邓拓、廖沫沙呢，正要“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呢，哪里忍得下贺绿汀反击的这口恶气。
贺绿汀为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承受了飞来横祸，贺先生后来说：
“一九六三年，（我）向当时的‘棍子’姚文痞提了意见，这一下子惹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的二女儿贺晓秋刚刚大学毕业，竟被迫害致死……”
贺家的遭遇仅是棍子打死人的一个例证，仅靠一篇文章，姚文元就重演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新编。这篇文章就是姚的《评三家村》，杀死了邓拓，田家英，吴晗，吴晗妻子袁震和女儿，加上因姚文元掀起的文化革命含冤去世的人们，姚文元杀人，何止千万。
1965年给我们留下关于语言与国家兴亡的记忆和教训，传说苍颉造字时人们听到鬼神哭泣，不知道鬼神是因为失却了解释奥妙的特权而哭泣，还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而哭泣。苦难中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后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的打油诗文字可以兴起文字大狱，一场清代的文字狱可以诛杀150多人，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互搏可以让千万的生命枯萎，这一切又何止惊天地、泣鬼神呢？
自焚书坑儒以来，千年的教训提示我们，一种文明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积极活跃，遵守怎样的社会游戏规则，这绝非靠一人一语之力可以实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传统下，作为人类文明领航者的文人，肩负着更重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更艰难的道德选择。所幸我们毕竟越过了那个时代，为某个可疑的句子而神经过敏的事件从生活中逐渐消失，这也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吧。
年度记事
★ 林彪强调“突出政治”
1月12日， 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林彪说，1964年有些部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抓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林彪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 “加强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3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财贸工作座谈会纪要》。财贸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了打击投机倒把， 进一步改造小商小贩等问题。会议提出：（1）打击粮食投机，平抑集市粮价。除了农民相互间正当的粮食调剂以外，粮食的转手买卖，不准私人经营。 粮食部门应当在做好统购统销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议购议销。（2）限制土纺土织，统一经营土纱土布。（3）限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经营活动，不准它们超过规定的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区，不准违反国家价格政策，不准任意增加网点和人员。有证商贩要逐渐减少，无证商贩要坚决取缔。加强改造私商的机构，已撤销的要恢复。（4）认真清理财贸部门的“小家当”。中央批转该文件时指出，当前财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 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委会
3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 军衔制取消
5月22日，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提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同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布。24日，国务院公布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军装样式和新的帽徽、领章的决定，规定官兵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废止原来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及各种勤务符号；官兵一律戴解放帽，废止原来的大沿帽、女兵无沿帽、水兵大顶帽，一律戴解放帽；废止军官的武装带、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海军军服式样改为与陆空军相同。上述决定于同年6月1日起实施。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度。
★ 批判《不夜城》
《光明日报》 6月28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林溪的文章说，影片《不夜城》不仅掩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而且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妄图毒害观众，腐蚀青年。
首先，影片没有向观众揭示资产阶级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电影《不夜城》一面大肆渲染资产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对工人阶级被压榨的生活轻描淡写。这样就从事实上斩断了资产阶级享乐和无产阶级受害之间的必然联系，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丑恶本质，这是对生活真实的极大歪曲。
其次，《不夜城》有许多生活场景的描写，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与影片的情节毫无关联的，例如，文琤过生日，大跳华尔兹舞那些恶心的场面；文琤用花衬衫披在张伯韩身上那种庸俗的玩笑等，然而作者是那样饶有兴趣地刻划这些细节，这不正是一种委婉的肯定和由衷的欣赏吗？
★ 李宗仁归来
7月20日，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回来，本日到达北京。李宗仁在机场上宣读了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 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11月6日至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学习。 王杰1942年出生于山东金乡，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前在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任班长。 1965年7月，他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他为了掩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扑到炸药包上，英勇牺牲。此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的热潮。本年发表的《王杰日记》写道：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
“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 革命泥塑——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是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几位青年教师、学生和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 1965年6月，这支10多人的创作队伍来到了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庄园陈列馆”。这里原来就是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于一身的地主刘文彩的“公馆” ，他们访问了过去受过苦的农民不下100人。从刘文彩水牢里活着出来的冷月英，因交不起租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肖大娘，都诉说了自己的亲身遭遇。许多农民以亲身的经历对设计图加以议论品评，而且把他们当时的心情和地主拘腿子的神态、动作、表情表演给作者们看。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了这些年轻的雕塑工作者，使他们具体地而且形象地体会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并且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创作激情。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既有组合又能独立的114个群像。
1965年国庆节前后，《收租院》泥塑在当地展出，立即产生轰动，许多农民说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塑像”。年底，一部分泥塑复制品和全部泥塑照片在北京展出，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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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热情与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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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照五洲，
风雷战旗涌。
——文革歌曲
骚动、反叛、热情、荒唐、全感性、无限渲泄、人之初性本恶，我们无法界定文革初期的情感与政治事件的核聚变式的爆炸，从两首歌我们能体会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地颠倒乾坤而且拒绝逻辑，在这个年代里矫枉过正和矫正过枉似乎是同一意义。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不是学生怕老师，
而是老师怕学生！
学道多助
师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师道的尊严一定灭亡
革命的学生一定胜利！
这些怪异的腔调中，学生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学生的赫赫显要地位十分突出。文革之所以能被人以四两拔千斤的高招发动起来，绝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代战鼓疯擂的学生。学生的简单幼稚热情粗暴，使运动冲破一道道理智的防线，强权与简单的多数，是时代的主人。另一首歌这样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对于“就是好”的空洞无物与胡搅蛮缠全无道理可讲的语式，今天的人们在习惯了凡事“要个说法”之后，很难认同这种不容商榷的语言方式。殊不知文革主体——学生与普通群众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就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与其说是革命的景象，无宁说是世界末日的模拟声光图，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心态，曾经被农民们唱成“牛屎好啊牛屎好啊牛屎好！”
※ ※ ※ ※ ※
青年学生，似乎永远走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列上，所有被学生称为“天下先”的壮举中，又以北大学生为急先锋。
历史上的北大学生，就属典型的光荣与耻辱共生的时代角色。
北大人喜欢说他们有由来已久的光荣，但一旦有人问起文革，他们便显得很难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北大都有它的光荣，但光荣到了极致，历史便出现某种逆转。
1966年5月25日， 聂元梓等署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张贴出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北大学生首先躁动起来，把聂元梓拥戴成新闻人物。聂元梓作为北大的新贵，每到一处必是人山人海，享受千百万祟拜者的恭维朝贺。北大学生甚至把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地方奉为“60年代的革命圣地”，差一点就与延安相比肩。他们在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大饭厅，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像小公鸡一样跳上桌子，抖抖羽毛，吼两嗓子。各单位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更有甚者，有些学生一见有人从哲学系办公室出来，就无条件地大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这种无条件狂热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题材影片著名口头禅：“嗨！希特勒！”
学生的热情迅速发酵、扩张、爆炸，像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文革的北京学生也迅速向全国蔓延，不是像当年学生那样组织南下宣传队唤起民众，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播火种。这把大火真就烧起来了，连天的大火烧得人们至今还心惊肉跳。学生为闹革命，自愿或被迫停学，使自己的青春在愚昧简单的热情中荒废，这一代人梦醒时分，他们发现自己把自己毁了，毁在幻觉的革命实践中，他们许多人被动地走到人生的顶峰，又被历史无情地摔下来，更让人伤心的是这一代人不但出卖了自己，也让中国倒退了至少半个世纪。
学生在文化革命中的简单热情，令某些人感到鼓舞，并且指挥若定。“文化大革命非要靠他们去干，不靠他们靠准？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康生有一次这样说。
这些话语背后的心思，是挑明了要利用学生的热情的。如果说文革是某个政治集团的阴谋实践的话，那么学生——这一历史变革时代的活性成份，因为其可塑性太强又涉世不深，不幸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像在不义之战里横尸沙场的战士，其悲剧命运的根源除了应该谴责疯狂的时代，还应该反思自己。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大多是学生，“四大领袖”为中国人所熟知。兹开列名单及履历如下：
蒯大富：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首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派人潜入徐向前办公室抄走大量绝密文件；制造清华百日大武斗。1983年以煽动罪、杀人罪、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有人建议将其处死并做成恶人标本。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功勋”在于组织实施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彭德怀的活动。1983年被判刑15年。所幸的是他未在航空领域搞革命。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井岗山公社”负责人，业绩是砸孔府孔庙孔林及鲁国故址，诽谤谭震林、余秋里。1978年被捕，1982年病死。
王大宾：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所谓“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主要是对彭德怀、余秋里、谭震林等进行迫害诬陷和攻击，后被判刑9年。
文革病狂的热情，不仅让青年一代自焚，更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我们民族的自焚。许多的民族精英——学者、科技人才、艺术家，在暗无天日之时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岗位，马思聪一家甚至离开了中国。无法“叛国”的，许多含冤死去。我们可以料想，如果不是文革对我们民族精英的毁灭，中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至少可以比现在先进10到20年。
1966年8月23日， 67岁的老舍与其它三十多人， 分别被挂上“黑帮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送到北京孔庙大院的打砸烧现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当场剃成“阴阳头”，头上被倒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四周， 一面用火烤， 一面用带铜扣的皮带抽打。老舍，这位毛泽东称赞的“语言大师， 人民的艺术家” ，曾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一大批反映新时代人民欢情与鞭挞邪恶的作品，他的语言结品已变成人民记忆的精华部分， 可是。这位杰出人物在8月的烈日下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晕倒在地。为此，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加倍地折磨他、殴打他直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家时， 已奄奄一息。8月24日，老舍深夜投太平湖自尽了（可悲的是，这太平湖竟因老舍而出名）。杨沫在追忆死亡现场时写道：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想起老舍的《西望长安》，令人想起古人的有关长安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其境界之悲凉，足以刻画老舍在文革间的命运。
与整个社会的狂热偏执相反，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死，却显得出奇地清醒、冷静、安详，死得坦荡，磊落。傅雷等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在红色恐怖全面到来前的自杀，正应了“士可杀不可厚”的古训。当正人君子的忍辱成为邪恶飞黄腾达的资本时，忍辱便没有了价值，傅雷夫妇双方同时自杀，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妇的死法惊人地一致（茨威格是在他的祖国就要沦陷在纳粹铁蹄之下的前夜死去的）。而傅雷夫妇的同生同死，又兆示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他的遗书去感受30年前一个灵魂的煎熬吧。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上面分别有蒋
介石、宋美龄画像）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
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
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的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汪虽然有口难辨，在英
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
而判重刑。……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
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
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求后并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什章委托修奥米加自动手表一只，
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
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
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
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
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
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魏惜蓉，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小说《呼啸山庄》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在苍茫的大地之下，睡去的人们，竟有着如此不安静的睡眠。傅雷的绝笔并非代表着宁静的睡梦的开始，1966年的足音渐渐隐去，1967年更残忍、嚣张的脚步声叩响了年轮之梦。
年度记事
★ 钢铁战士麦贤得
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通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钢铁战士麦贤得》。1965年8月6日凌晨，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福建省南部东山岛附近的渔场。“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艇一起，插向敌阵，一串串炮弹飞向改舰，“章江号”被打得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一块弹片打进轮机兵麦贤得的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忍着剧痛，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
就这样， 麦贤得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坚持战斗了3小时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当战友把他按在一条毯子上，让他躺下休息时，他朝着战友竖起两个手指，便昏迷过去了。
海战归来，麦贤得伤势很重，炮弹片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脑部，党组织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的生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西安等地的专家都为抢救他而出力。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流露出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他开始能发音吐字，就咿咿唔唔地唱起了《东方红》。有时，他翻开《毛泽东选集》，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激动得嘴唇微微颤抖；他右手不能动了，就用左手艰难地学习握笔写字。最先写的5个大字是“毛主席万岁”。
★ 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热潮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自1962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后，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解除兰考36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生产队，跋涉5000多里，查清了全县84个风口，1600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并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以不改造好兰考死不瞑目的决心，总结典型经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治理“三害”。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弥留之际，他深情地对同事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 埋在沙堆上，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年仅42岁。
★ 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23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党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 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月16日通过，所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 五·七指示
5月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而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 第二炮兵成立
第二炮兵是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于7月1日成立。其领导机构，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及军委炮兵部分机构为基础组成。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建立核威慑力量而建立的。第一任司令员向守志，政委李天焕。
★ 香港同胞反英抗暴
报载：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当局镇压行为的抗议活动，又形成了一个新高潮。6月10日， 香港工人举行了万人联合大罢工，6月24日，香港5万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香港其他阶层的爱国同胞也积极响应这次大罢工。学生罢课；10多万爱国店员、小贩和工商业者举行了4天的联合大罢市。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港英当局沉重的打击。
7月8日，港英当局蓄意制造沙头角边境事件，再次镇压“新界”沙头角居民，并向我境内开枪，致使示威群众1人死亡，8人受伤。我边防哨兵对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也进行了还击。对港英当局的严重武装挑衅，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但港英袭击我爱国机构和进步工会，逮捕罢工工人，绑架新华社和爱国报纸的记者，甚至出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血腥镇压香港爱国同胞。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不仅没有被压下去，反而越来越激烈，队伍越来越壮阔。
★ 全国学生大串连开始
8月中旬起，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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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黑眼珠里的红色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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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记忆。
——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在北京，一位学生对他的好友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好友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学生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红卫兵首先引毛主席的话为开山大旗：“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狂热的年轻人们为此写了“一论”、“二论”、“三论”。1966年8月3日，在《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对红卫兵的这一高论给了三个“热烈支持”，文革期间，这条造反真理演变成一首革命进行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 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有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根据这个道理， 于是就反抗。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北大工作组召集开会时，许多人无视工作组决定，在38楼等处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对从四处抓来的、以陆平为首的60多个“黑帮分子”进行批斗，第一次开始了政治斗争中的人格侮辱行为，“黑帮分子”被戴上了高帽子（尖尖帽），脸涂黑墨，身贴大字报，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等武斗形式，最后还游街，游斗。文革的这一创举一发不可收拾，在后来的岁月，红卫兵所有的罪行都从此找到了“革命的理论”，也找到了行动的典范。
在这个年份里，人们的折腾方式五花八门——
抄家：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打人、抄家运动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那时正值夏末秋初，待到进入深秋初冬之季，由于许多御寒的毛衣，棉衣，棉被褥被抄走，布票，棉花票也不翼而飞。有个女学生，父母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隔离起来了，她为了索回一个自己的小棉袄，跑遍了祟文区、西城区的抄查物资仓库，却一无所获。最后被带到专门存放衣物的体育馆，当她看见满仓堆到屋顶的各式衣物时，寻找自己小棉袄的念头顿时消失了，只好从如山的衣服堆随便拽出一件，打发在文革里度过的寒冬。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派的原始动机最初也许是借助革命的需要，后来更多的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要求，中国尽管解放近20年，但生产力的发展远远没有赶得上人口的增长对社会财富的需求，马寅初的预言在60年代初步变为现实。而居于社会上层的殷实之家依然是这样的群体——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艺术家、在“社改”中享受实惠的红色资本家。在穷人坐天下的的社会，革命的对象当然首选这样的人，事实证明，这个群体的大部分，在文革的烈火之中变成了赤贫阶级。红卫兵在抄家活动中，因为流浪无产者素质的局限，古玩字画等精神性产品，全部付之一炬，而金银细软，大多饱人私囊，以至于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活动中，不仅游行队伍经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黄金，连天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财富的强权掠夺，比起解放初期的土改等有秩序的财富均分手段，更像一次均贫富风暴。
草菅人命：自北大学生发明了以人身凌虐代替革命斗争后，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才能听到的百般刑法，一一地在自己同胞身上演练。北京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个学校，纠察队把他们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之类押进“劳改所”。这些人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还要经受“跪煤碴”、“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堂腿”等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纠察队员还用刑讯室里的人血，在墙壁上书写“红色恐怖万岁”。
多年以来，人们对战争中伤亡多少的记忆并不深刻，而对和平生活中的人命如草芥的现象总是念念难忘。1957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干部为放卫星而谎称亩产量，实际的交粮数与“卫星数字”相去何止千里，于是上级就发动群众打干部，每到批斗时，人人手执竹条，情愿不情愿都得参加打人。据称，一场批斗会打死七八个基层干部是很正常的，当时是称“打人的共产主义”。中国新社会的这种群众暴行，在短时间里一再发泄，除了法制观念普遍性的欠缺外，千年来总是受人欺悔的下层人民的恶气，在政治的特许下无原则的发泄，未尝不是一个因果报应呢？有一部关于文革期间100个人命运的系列文章， 其中一章写人们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如何选择死亡，一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劳改犯，终于抓住机会用吃饭的竹筷插入自己的脑心而死，这场面现在想来也令人不寒而栗。
破四旧：人们对“打”、“砸”、“抢”的认识，并不以为它们是罪行，而视之为最革命的行动。破四旧的最大行动，就是打砸抢，这一切公报私仇、财产掠夺的罪行都赋予了革命的标签。破四旧期间，北京、上海、贵阳的繁华路口贴有告示：港式发型不理，港式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要求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许留“飞机头”，穿火箭式尖头皮鞋的当场破尖，穿“牛仔裤”要剪开裤管……各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都设立了红卫兵“破旧立新站”，许多妇女当众被强行剪去满头青丝，穿高跟鞋的被勒令当场扔掉后跟，牛仔裤被当众从裤管口直剪到大腿根。当然在背人的角落，革命的“红手”免不了顺势从小腿爬到大腿上，走在大街上的妇女往往感到从脚心一股寒流直逼头顶。在交通指示灯上，为保证祖国江山一片红，红绿指示灯曾一度被强迫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加上各地对旧店旧名旧文物的破坏，破四旧不仅毁掉中国传统的文化积累，也不仅仅是毁掉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扫除“封、资、修”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红卫兵砸碎的不仅仅是古代文物，更是践踏着中国悠久的物质积淀，毁灭的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万岁万万岁：文革中的英语课本，开卷一篇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遥想当年岁月，成千上万的手举语录本，臂戴红袖章，一身军装扎皮带的红小鬼，在天安门广场嘶声竭力地喊万岁万万岁时，旁观者就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再追思更远的岁月，在同样的天空下，山呼万岁的声音依稀可闻，只是没有这么气势磅礴，这么无与伦比，这么震天撼地。以鲜血和生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国大众的这种万岁情结真正让人惶恐。难道在血雨腥风之后，君依然还是君，臣依然还是臣吗？鲁迅在20年代曾说中国许多人不过是麻木的杀头的看客，60年代的中国人是否进化为一个为激情所惑的臣仆呢？万岁二字确实很吓人，有一个女孩子不慎将万岁说成百岁，被哥哥听见，于是扬言要去告发她的反动语言。小妹从此在哥哥的要挟下言听计从，甚至连从奶奶的尸体旁取木盆的事也肯去干，这一切为的是哥哥不告发她曾将万岁说成百岁。在很多时候，人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人类心理的变化速度，90年代初的“红太阳”歌曲热又算是弥补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平民情绪。所幸的是，这次弥补仅限于怀旧层面上的。这种变化方式就像股市，跳空高走的缺口总会在某个时段回调弥补，只是大势最终要反弹向上。
大串联：串联的初衷是到各地煽风点火，后来发展到纯粹为着乘车赶船不要钱的“变相旅游”，每到一地白吃白喝白住，临走还以革命的名义征用钱财，看不惯时还要破四旧、打砸抢一体化，居民曰：红鬼子进村了。
武斗：1967年，中国社会的恐怖不仅停留在对个人的人身摧残和对集体的财富破坏性掠夺上，也不仅仅是情感的高压恐慌，而是有人人自危的你死我活的明确分界，个体斗争已发展成为群体的利益之争，造反派分成各种派别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进行殊死的搏斗，最大的两群体是工人与红卫兵（学生主体），他们的名称有“工总司”、“工纠队”、“赤卫队”、“省无联”、“天派”、“地派”、“8·15”、“4·14” 派，在北京，学生自制的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用于了革命，在重工业城市沈阳和军工重镇重庆，机枪；坦克、大炮、榴弹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开上了街头，杀人如麻、流血漂橹之状，在内战后的中国大地重新上演。当时的革命战报这样叙述战况：
1967年8月， 甲派（因故隐去真派名，下同）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
某日一时左右，一千名乙派，穿着军装，出动三十多辆汽车，开出××城，
向北驶去。六日，甲派接近×镇，乙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的机枪向甲
派扫射，击毙八人，甲派即散。乙派越集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
一分钟不到，甲派又十三人被击倒在公路上。……乙派抓住几十个甲派，
绑了丢上卡车，用绳子抽打……乙派又架机枪，向甲派半渡之军扫射，甲
派纷纷中弹沉入海底，一甲派群众被乙派按倒在水中，淹得半死，拖上岸
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拽甲派一姑娘小辨子，打了几十个开光，
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枚，又砍
了两刀， 扔到大卡车上， 不久便断气。……如此，追杀四个专区，行程
283公里，乙派大获全胜。
又八月某晚，丙派开了机枪，攻击丁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丙派先用
炸药炸倒围墙，而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死两人，丙派又持机枪冲到三楼
将丁派三十多人压在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丁派宁死不降，一个个
从二楼往下跳，两派用机枪，步枪，六0炮围住剧院，用机枪封住各出口，
用迫击炮炸开围墙，丙派八十多人冲入四间，丁派二十余人用手雷击退丙
派。晨，大楼被攻下，丁派回击，当场死十三人……。
上述这些文字里似曾相识，屠杀者在战争片中的一招一式竟被红卫兵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杀敌人的方法竟用于自家争斗，80年代，罗大佑写了一首歌，在我们听来，这潜台词又是多么令人悚然。
亚细亚的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记忆，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看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年度记事
★ 《清官秘史》受到批判
《清官秘史》，姚克编剧，朱石麟导演，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底摄制完成，并在香港上映。该电影是一部描写清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宫廷斗争的历史故事片。1950年该片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当时刘少奇曾说，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本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该文认为影片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贩卖卖国主义的理论，丑化义和团，吹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光绪皇帝，其目的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 中央严令立即停止武斗
5月14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告》，主要内容是：（1）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2）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国家法律制裁。（3）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参加外单位的武斗。（4）不许破坏劳动纪律， 不许无故旷工。（5）坚决执行中央4月20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社论指出：近来出现一股武斗的歪风必须坚决煞住。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某些地区出现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的严重现象，发布《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 语录歌、语录操
“语录歌、语录操”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是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形式化、庸俗化的做法。把毛泽东的一段语录，谱写成歌曲叫“语录歌”。背诵一句毛泽东的语录，做一节体操，就是“语录操”。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形式主义做法，形同宗教仪式，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语录歌、语录操”才被摒弃。
★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早请示”：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开会或学习前集体站在毛主席位前，先三鞠躬，手握《语录》贴着心窝，再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边喊边把《语录》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然后，由领队人领念几段毛泽东语录，再讲当天准备做什么事。这些动作统称为“早请示”。“晚汇报”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只是在每天工作、学习、开会结束之后，向毛主席汇报当天做了什么事，做得好的，没做好的，以后怎么办。
★ 忠字舞
“忠字舞”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每当集会，边唱边手舞足蹈，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人们称之为“忠字舞”。跳“忠字舞”时，每人手捧（毛主席语录》，胸佩毛主席像章，边跳边唱当时最流行的《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等几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除了所谓“革命对象”外，人人都得会跳，有个说法：“跳好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所以，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场合、时间，一呼百应。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逐渐停止推行。
★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新华社6月17日发表《新闻公报》 宣布：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一切有关人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大力协同，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保证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
★ 《毛主席语录》发行全球
7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短评《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 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短评宣称：“《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受到亿万革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和颂扬。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世界革命人民喜得这红书，就象久旱逢甘露，雾航见灯塔。”
★ 《人民日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认为这张大字报具有伟大意义，又说：“党中央号召，全国元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17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社论说，“毛主席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真正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期《红旗》杂志，还发表文章指责刘少奇1946年2月1日的《时局问题的报告》，编者按称这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纲领”；还发表文章指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拼命鼓吹的‘三自一包”，编者按称“三自一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11月24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1967年前三季度的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要抓紧的几项主要工作。 农业增产，但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从5月份开始大幅度下降。到9月份，钢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都降到1.2万吨，为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的26％左右；原煤（部直属矿）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26.8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50％；发电量每天平均下降到1.57亿度，为全年计划日发电量的60％；原油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1.86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40％。第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平均水平大约只有原计划的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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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蓝天白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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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喊叫：
永远记住我，妈妈呀北京！
——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当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学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上山下乡进入中国农村现实的“汪洋大海”后。他们在1968年的夏天才感受到了苍海一粟的孤独。也许他们还有某种把火种播到台湾省农村的宏愿，但面对处处穷山恶水和红色浩劫的广阔天地，生存的艰辛沉重地打击着他们的热情，原本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战士，在“大有作为”的再教育中变成这个时代的被放逐者。
1966年起，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放弃课堂走向革命“串联”。1967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但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初高中学生形成积压，仅有大学能复课。
本年度，学生积累数达1000多万人，国民经济却全面衰退，工矿企业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力。
1968年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毛泽东自己也头戴草帽，手握镰刀，站在金浪翻滚的麦田里指示航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声音不断地在阳光灿烂的天空回响，鼓励着2000万所谓“知识青年”，声势浩大地扑向金灿灿的田野。
上山下乡最初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选择，既是时代的使命，也是革命扩大战果的必然。知青们胸戴大红花，脚跳忠字舞，锣鼓喧天地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坚决地开进了深山和荒野。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是充满乐观精神的，如1965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有这样的描写：“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诗意消失了。
小乔的祖辈生活在山西晋南，祖辈的生活贫困而单调，1960年他考入了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分配时，不愿下乡。
小乔的思想被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李发现了， 李师傅遵照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来教育小乔，李师傅痛苦地回忆道：“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像你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才得到上学的机会。可是有人读了十几年书，就忘了本，不愿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此话触到了小乔的痛处，他沉痛地流着泪说：“李师傅，我错了，是我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忘了本，我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贫下中农，更对不起毛主席！”李师傅很严肃地说：“人民把你供养到医专毕业，你却不愿为人民服务，不愿到深山窝铺去，你知道有多少贫下中农在盼望着你们？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你们的诊治？”老工人的话铭刻在小乔的心里，他激动地拍拍胸前的红宝书说：“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到深山窝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们当然明白上述语言有多少后加工成分，也惊异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的对话，语言逻辑上这么完整，政策水平上这么高超，但我们必须相信，这就是1968年的标准语言。
城市的小青年，不知农村艰苦，抱着中世纪田园诗的梦想奔向农村，也许自有他们的人生见解，而大批从农村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子弟要面对农村的艰辛，那真正是要靠理想主义的支持了。这里边的差别是很大的，最初的知青，他们一到农村就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这也是20年后，知青文化热死灰复燃后，老知青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知青在上山下乡时的苦难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并以此来证明知青一代为“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条件下，其革命斗士的尊严和高贵被生活的严酷毫不客气地挫败，我们相信，这时候他们心中澎湃的绝不是悲壮的理想主义，而是辛酸、贫贱和刻骨的怨火。知青就像当年阿Q对小D一样，郑重地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
当年知青生活的艰难处，以下列两事可知：
抢吃“忆苦思甜”饭
一天，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自然要尝尝忆苦饭。也不知队
长是有意还是无意，拿出队上积存的几十斤谷子碾成米，加上好几百斤牛
皮莱，煮了一大锅。会议进行中，旁边那锅莱稀饭早已漫出团团白雾，发
出阵阵诱人的清香。社员们个个翘首咂舌，不时扭头望着那团迷人的白雾，
心里巴望发言快点结束。孩子们紧紧围住那锅灶不肯离去。当队长宣布开
始吃忆苦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争先恐后，拿碗取钵，递到锅前。两个掌
勺人应接不暇、累得满头大汗。我也拿着搪瓷碗，舀满一碗，“嘘嘘”地
只管喝不管烫。这哪里是忆苦饭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顿美味佳肴。吃了
几个月红薯早巳生厌，现在喝着这香喷喷的牛皮莱稀饭只觉得滑腻爽口。
不一会儿，一大锅菜稀饭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说安逸。“忆苦思甜”真个
成功了。
手表
知青无多少细软，手表更稀罕，一块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妇。一日，某
君由省城返乡，腕上多了一计时之表。此物虽系家传，然年久失修，指针
走得步履维艰，常有劳逸结合之举。一知青对某君问以时刻，某君先开窗，
伸头仰望天空之日，复回头，低首俯视腕上之宝，面有愧色，曰：“下午
了”。问者哑然。
1968年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更加动荡的命运。5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开发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这次上山下乡应是经济发展的积极举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除了国计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历史的命运上，应有天理惩戒的辛辣意义。可以想，文革3年的生死搏斗，已经对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完成了一场空前的扫荡。生产已遭到极大的破坏，困难时期后开始的短暂安宁局面又遭到“红海洋”的全面摧毁。这千多万学生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无力承受，对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会等级观的孩子们来说，现有的国家系统似乎也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们文革的横扫一切和打个翻天覆地、打个落花流水的惯性，中国社会形态被红卫兵斗争搞得面目全非并不是神话。所以，将知青青春的热情消耗在蓝天白云之下，黄土高山之间不失为一项英明之举，就像一艘恶浪中的大船，抛弃大批的货物赢得航行的安全一样，让青年下乡，是当时的紧急避险之措。
90年代的知青文化热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上山下乡的苦难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毁灭性的命运。尽管在事实上，知青一代人的许多分子与新生代的幸运儿们相比，他们的青春岁月确实显得可怜可悲。但由于历史造成的他们简单热情、盲目忠诚和时代造成的多血质性，这种所谓的青年运动一刚刚产生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何在灭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岁月中的最大追问，其意义不亚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之自问。上山下乡所经验的痛苦，无不时时撞击他们的灵魂，平静他们发昏的头脑，启迪他们思索的智慧。在从自豪到焦虑、不安之后，许多知青面对了生活的现实，体味了劳动的快乐，感受着隐秘的爱情，追求着个人的真理，从阿城的系列小说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饥饿年代的超凡智力；《树王》在拓荒时代的坚韧执著；《孩子王》象征着愚昧时代的开启鸿蒙。尽管“知青热”有着近乎病态的自恋，但我们依然能够分享他们以青春为代价的喜悦，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个时代，也不过如此。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运挣扎折射出了艰难岁月里的不幸，历史是一条波涛澎湃的河，留下来的是坚石，淘走的是黄沙。当一代人曾经轰轰烈烈，而今却灰飞烟灭后，留下的是他们以生命代价给予我们的警示，这许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后来的人们引以为戒，让我们以分享他们的快乐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乡时，我带去自己装的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头一晚上出来一放，可
以说产生了轰动效应，引来满屋子大人娃儿坐满一地。尽管收音效果很差，
但听众热情之高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时间很晚，仍迟迟不愿离去。最后走
时提出看一下机子里是什么东西。随你怎么说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
么名堂，可就是不甘心。无法，只有满足其愿望才得以收场。一连几天，
天天晚上来听，坐上一屋人，简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谎称电池用完，谁知
热心听众竟自己带电池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锦车轻裘与朋友共，
敝之而不憾，不亦乐乎？
年度记事
★ 元旦社论：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说，1968年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且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要整顿党的组织。社论还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财产，自觉加强劳动纪律，坚决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歪风；要大力抓好交通运输；要健全和加强各级生产领导班子，重要的生产和科研部门，要迅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 “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和通过党章草案。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一开始，就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6位革命家遭到围攻批斗。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朱德、 陈云、 邓子恢。林彪在10月20日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林彪、江青一伙还联噪要公审刘少奇、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全会通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 。全会最后通过公报。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等部署。
★ 狠批“养骡子津贴”等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在1966年以前制订了30多种具体的奖励制度。年奖，月奖，季奖，安全奖，省煤节电奖，小指标奖，集体合同奖，师徒合同奖，节日奖，全勤奖，“窍门奖”，“辛苦奖”，以及为了照顾情绪的“安慰奖”，等等。该厂的戴××最近撰文认为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戴还说，厂里有一台碎煤机，曾经三次搬家，每搬一次就发一次“合理化建议奖”，最后，这台碎煤机又搬回原处，照旧又发了一次奖。甚至晚上给厂里喂喂牲口，也发给高达40元的“养骡子津贴”。一句话，就是“干活给钱”！
戴文指出：“推行物质刺激不仅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旧北京市委的代理人腐蚀工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也是他们压制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根大棒。”
★ 永远“购销两旺”
6月22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市场购销两旺欣欣向荣》。报道说，今年以来，首都市场形势越来越好。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收购量逐月上升，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丰富。调运农村和外地的商品越来越多，商品库存日益增加。棉布、针织品、火柴、洗衣粉、肥皂、收音机、铝锅、灯泡等多种主要生活用品的月收购量比年初有大幅度增长。大批纺织品、文化用品、中西药品和化工类商品源源运往外地。目前，从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食品商场、西单菜市场等大型商场到遍布农村的供销社里，日用工业品和肉类、蛋品、蔬菜等各种副食品琳琅满目，销售活跃。棉布定量的减少，对市场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位于南京下关和浦镇之间跨越长江， 连接津浦和沪宁铁路。1960年1月18日开工兴建，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工程全系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大桥正桥长1576米，双层式结构，上层公路桥，桥面宽1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两岸以桥头堡建筑作为正桥和引桥的分界，铁路和公路在两岸引桥部分逐渐分岔，沿铁路桥面全长6772米，沿公路桥面全长4588米。大桥正桥10个孔，采用连续钢桥梁跨越。铁路引桥共159个孔， 大部分采用跨度31.7米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墩身为双柱式结构， 大部分采用钢管基础。大桥主体工程用钢料为66516吨，混凝土为384063立方米。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情况极为复杂，经常受到沿海强大台风和海潮的侵袭，施工难度极高。大桥的建成，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修建大型桥梁的新纪元。
★ 12月22日：藏匿一代人命运的编码
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下到13个公社和生产队安家落户。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参加工作的以外，纷纷被动员去农村、边疆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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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玩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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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要把敌人消灭光。
——《革命造反歌》
1969年，这在记忆中大约是最难有鲜明特点的一年，国内形势，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的荒谬在九大上变成了法典，刘少奇在他死于开封府之前，也终于被耻辱地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泥塑的包青天的耳朵听见一句新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苏联在新疆、在珍宝岛，印度在西藏也分别敲边问塞。表面上看，1969年的事儿真不少，但这不少的事儿不过是旧调重弹，像一曲无主题的变奏，有些新意，但无法令人激动。老实巴交的百姓向隅发呆，牛鬼蛇神像皮影戏一样，不断上演他们的伎俩，前两年的阶级仇恨在1969年也许变成了一种新的情感，调弄这些皮影也许是种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4年来的口号层出不穷，4年来的革命摧枯拉朽。在农村里，人们在缺乏新意的政治活动中疲倦而麻木，尽管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学不但小伙子们却心不在焉，他们只是喜欢看年轻的妇女奶小孩，也很喜欢看她们纳鞋底时，三个指头拉着针，引出长长的麻线，将针尖从黑油油的青丝中轻轻划过的娴静的样子，所以人们渐渐地意识到，生产队里开大会，并非是件没有意思的事情。
朋友回忆道：“生产队开大会的永恒主题是斗私批修。挨斗的永远也是那位漂亮的地主婆。”说她是“婆”其实很不恰当，她才四十来岁，脸颊红润而白色，眉眼生动传神，蓝布衣里透出这个地主婆年轻时的俊俏，“她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我见到的最漂亮最迷人的农村妇女”，她的男人被送到新疆劳改，儿子也过继给了有保护能力的贫下中农，开会时，地主婆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开场白后就是斗地主。1969年已不大兴五花大绑了，在农村斗地主也不兴弯腰低头了，地主总是低着头，如泣如诉地诉说她怎么在旧社会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恼了骂丫环怒了打长工，最初人们听来还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后来变得喜欢听她的泣诉了，再后来，地主婆讲得绘声绘色，人们听来不觉十分的神往，心思早离开了会场，仿佛回到中世纪的庄园，自家小有薄产，与娇妻美眷，一起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丰盈。当人们开始想人非非，突兀而来的口号声终止了这个节目时，那个俊俏的地主婆已停止泣诉，如释重负地叨起一竹管，楞楞地抽着草烟。
“直到我们离开山村的时候，我们都十分留恋开批斗大会，队长也十分喜欢开会，让人不解的是，队长在会后总是能够与地主婆说说笑笑，开一些农村人才听得懂的性玩笑，有机会了甚至在玉米地里拧一把地主婆的大腿，召来地主婆娇羞的嗔骂，一到了开会时间，队长的义正辞严与平日判若两人。人们对地主婆的剥削生活从批判发展到想象模拟，心旌荡漾，这也许不是历史开出来的玩笑。”
开玩笑的也许只有历史，按照西方谚语，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一思索，历史就发笑。”
林彪一直在为我们塑造一个不可企及的神像，一个“最高最活”的神，但是在1969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
“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某种觉悟产生之前，林彪已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中国人塑造了一个神。在林彪的造神语言中，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古代乱臣贼子的今世嘴脸——那就是用夸大其辞，阿谀奉承的极端拍马语言，实现先把对手捧到不食人间烟火偶像的位置，拉开神与人的空间，然后自己再进入这个空间，占据作为人的领袖的地位。
林彪这样来神话毛泽东：
圣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圣言：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圣物：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金属毛主席像章
圣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
大礼仪：口唱语录歇，手舞红宝书，脚踏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前，下班后站在毛主席像前，诵读毛泽东的语录“献忠心”。对偶像的膜拜甚至到了人畜不分的地步，“养忠字猪”据说是贵州都匀专区的特产，是在猪头上剪剃猪毛显出一个用心的形状框住的忠字。
在毛泽东形象一步步被抬升高入云端的过程中，毛泽东1969年曾经有过“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的警觉，但由于大势使然，领袖的谦虚和冷静并不能阻挡崇拜之风的蔓延。
作为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1969年也许是简单而快乐的，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简单中有丰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我们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没有多少举棋不定的选择，整个民族就一个灵魂——政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我们围绕着一个“神圣”的思想而生存，这个一神体系伴随着语言的规范化，音乐的大统一，舞蹈的群体性，色彩的炽烈单一，整个的审美情感就是一种拜神审美，人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中的快乐。
中年以上的人们都有跳忠字舞的经历，遗憾的是，此举并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 那时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时间场合，一呼俱应，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无论是在工厂大街，只要遍布全国的广播一响起歌唱毛的音乐，人们就像突然解脱似地，放下手中的话计， 停住劳顿的脚步， 就地如醉如痴地跳将起来，当时有种说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此话可圈可点。
毛泽东思想与民同乐，这种单纯，也许永远是一个神话了。
有一个刘奶奶学语录的故事，也是颇值得把玩的：刘奶奶69岁了，从来没唱过歌，可现在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还组织老太婆演节目。为学毛主席的著作，刘奶奶白天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来问十多遍，闹得孙子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
尽管中央文件规定不要追求形式，讲求实效，但拜神运动对于百姓来说，也算是“忠心”时代的一种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项上是禁而难止，至少到1976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人们在跳另一类型的忠字舞。人民对这一系列的“拜神”活动有自己的目的，试想，在一个简单化的时代，有多少歌儿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儿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体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啊。有关“拜神”的一切类似宗教的活动，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让人们放下面具，回归真诚的时候，原本和为贵，礼为先的中华民族，又何尝能够总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乐原则假借着拜神的方式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们的“表忠心”活动无疑成为抒发自我感情的独特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拜神的快乐早已变异为自我抒放的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年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说写一个地位低下而极力想维护人的尊严的台湾下层人物，迫于生计当了“广告人”，不得不自我丑化，化装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丧尽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从生计上是为了怀孕的妻子免于打胎，从情感上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主人公都必须化装成“广告人”——儿子的大玩偶。一天儿子醒来，看见常人打扮的父亲， 吓得哇哇大哭， 主人公说：“儿子，我是你爸。”儿子更厉害地大哭，说：“我不要你这个爸爸，我要葱头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年度记事
★ 《毛泽东选集》出版1.5亿部
近3年来， 我国共出版、发行包括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1.5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同一个时期内， 全国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1.4亿多册、《毛主席语录》7.4亿多册、 毛主席的“老三篇”、“老五篇”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的汇编本、单编本近20亿册、《毛主席诗词》9600多万册。
★ 康生制造“内人党”案
去年2月， 康生说：“内人党（即40年代革命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的简称）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因此，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电台广播， 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3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3日后，又将期限延为10日。于是，解放初期登记为“内人党”的各类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前往登记。同时，又主要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本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则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因“内人党”案受牵连诬陷的人达34.6万余人，以致不得不将一部分“内人党”分子囚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整个案件造成11622人被迫害致死。
★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3月2日，苏联出动边防军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指挥车各1辆，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悍然入侵珍宝岛，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 我国边防部队反击，给入侵者以应得惩罚。4日至12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15日，苏军使用坦克20余辆、装甲车30余辆、步兵200余人， 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珍宝岛发起进攻。珍宝岛守岛军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9小时，打退了苏军3次进攻，再次给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17日，苏军又出动坦克3辆、步兵100余人，再次来犯。遭到猛烈还击，被迫撤退。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入侵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打击新沙皇》的社论，全国军民举行声势治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苏联的挑衅行为。
★ 中共九大在京召开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通过的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月24日，选举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2年8至9月，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四清”运动中，中央提出了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6年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上述错误理论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还认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这条基本路线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 红旗渠
红旗渠是巨型水利工程， 位于河南省林县境内。1960年2月动工兴建，1966年建成主体工程， 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设施，前后10年，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建成了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1959年河南大旱，林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山西平顺县侯壁断下， 把河流截住，劈开太行山，修改一条长700公里，宽8米，深4.3米，引水量为25秒立米的总干渠，即红旗渠。红旗渠引漳河水穿山越岭，流入林县分水岭， 然后向南、东、东北3个方向，分成3条支渠和300多座中小型水库，形成一个总长1500公里，沿渠大小建筑物6500座的庞大水利灌溉网。使全县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 把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林县改变为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
★ 一个鸡蛋中的“路线”问题
《红旗》杂志1969年第九期发表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省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把农民引进合理性种植、计划产品出售、 收益分配等说成是“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 ，是“复辟资本主义”。并说“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把在农村搞多种经营说成是“自由经营”，是“资本主义”，把农民将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自由买卖，不卖给国家说成是“修正主义黑货”。文章还提出“要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农民提出应“少留多分”，“多劳多得”说成是“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是要拆集体经济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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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冬天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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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去不复返的甜蜜的记忆，
既找不到眼泪，也找不到反省。
——普希金《在祖国蔚蓝的天空下》
印度电影《流浪者》早在文革以前就已进人中国。《流浪者》和其主题曲“拉兹之歌”，在中国最轰动的时期是在70年代末，那是在一代人遭受了苦难经历之后。《流浪者》反映印度等级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影片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然而，影片引起十年浩劫之后中国人的共鸣，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我们还记得当年的话剧《救救她》的悲痛呐喊，在女主人公呼唤正义的背后，是否包含了一代中国青年对蹉跎岁月的控诉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流浪者》有两句著名的台词：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毫无疑问，这台词勾起了一代中国人的痛苦回忆。
1966年7月29日，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所标榜的社会种族主义，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式的“拉兹”，鬼见愁标榜的社会哲学成为萦绕着他们命运的恶梦。
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在接见“鬼见愁”对联的辩论双方的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的学生（其中不乏革命干部子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血统论”导致的社会分裂，在未来的10年内，使中国人走向文明的反面。 “出身”，就像与生俱来的原罪，无法救赎。8月12日，深得“血统论”精义的谭力夫与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说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他在另一场演说中，发表了以自己的血统打压另一派的情绪：“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而一名叫遇罗克的青年人对此作出了否定。
遇罗克出身在一个“黑五类” 家庭，父亲1950年被定成专政的对象时，他才3岁。他生得温和、安静，眼神充满智慧。在遇罗克的学习生活中，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1966年12月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成为一时的惊世骇俗之论。
“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的前进方向，娘胎决定不了。”“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10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在这张小报上， 他还发表了《谈纯》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遇罗克的智慧没有给“黑五类”求得平等的地位，他自己反而成为“黑到底”的代表和血统决定论的祭牲。
突然，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扭过头去——呵，
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
像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
光的白玻璃镜框，直摄进人们的心魄……
“你就是遇罗克？”
“……十六条明文说过，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我犯了什么罪？”
“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摘自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
遇罗克就在当夜被抓走，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遇罗克入狱后，他们全家7口人，除一个70岁的姥姥外，全都被发配到北大荒等地劳教。1970年3月，春寒逼人，一个年轻人充满良知的声音被无情的“专政”压灭了。事后他父亲回忆：
……你哥哥被枪决那天，上午我正在家做饭，警察进来喝道：“你儿
子遇罗克被枪决了，你有什么意见？快签字吧！”说看把判决书往桌上一
摔。唉……我好不容易才想过味儿来，坐在地上就哭起来，站都站不起来
了。他挺不耐烦，等我签了好去交差，我一狠心，哭什么？我当着他的面
哭什么？我使劲起来签了字，他扬长而去——人都死啦，还问有没有意见？
——你妈妈下了班，我还在那儿痛哭。她在班上就知道了，你说她可不可
气，硬不叫我哭，还喝斥我，“要哭，你上外边哭去！”她硬是一滴眼泪
没掉！我哪儿有她那么大毅力？唉！……”
遇罗克《出身论》发表后，其邻居的孩子，因为贴了一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 的标语，被判了8年徒刑，本来意在为出身申辨的逼罗克全家，更显著地成为“黑五类家庭”，过的是更悲苦的生活，某年春节，遇罗锦请假回家——
第二天中午，一位二十多岁的小警察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一手
用力点着我的证明说：“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
老病，算什么理由？这点理由就请十天假？你们三个都这时候回来，遇罗
克在全市挨批斗，难道你们要回京劫狱吗？立刻回去！遇罗文、遇罗勉也
必须回陕西农村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他们才回来四天呀，”母亲向警察解释道：“同队的知识青年都回
北京探亲了，他们连过冬的柴禾都没有，您叫他们回去怎么过冬呢？过了
春节吧。”
“春节？春节是给人民过的，不是给反革命过的，你们家的情况和别
人不同，我不管怎么过冬，老乡人也没冻死嘛，回去！都必须回去，最迟
不过后天上午，到时候我们来检查，不服从命令，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1970年的冬天，遇罗克被杀，张志新被捕，“红五类”“黑五类”同在广阔的农村，做着大有作为的梦，实践着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童话，拉兹的命运同等地落在“好汉”们的身上，与拉兹不同的是，他们似乎很快乐地承受生命的苦难。
当年知青的几则日记很能说明问题——
1970.4.18
下雨，未出工。
昨晚发生了两件事：
1.大队长郑重通知：美国发射了一个宇宙火箭到西昌，估计今晚或明
天就会到达。然后再叮咛：听到声音或响动，你们要赶快起来啊，社员徐
某等六人被派在晒场上等火箭，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气氛严肃紧张。据说，
一队通知的是，美国今晚要派火箭来空投特务，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
2.昨天上午知青汤某等到一队帮忙打架，晚上十时许，公社“群众专
政大军”十几人奉公社革委会之令到我队捉拿他们。宣读“圣旨”毕，喝
一声“绑起来”，就把他们双手倒剪，高高捆起，押到公社，当晚就开了
斗争会，公社领导的拳脚立刻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再教育，然后把他们关
在“公社监狱”（仓库下面）蹲了一夜。今天生产队已通知所在大队开他
们的斗争会。
1970.4.25
出工：薅包谷
几个社员又摆起了“食堂化”，说当时半个月就有参现团来一次，于
是规定每人每天扣五钱米，等到来参观团时就酣吃一顿，余某说：“只有
这顿才吃得饱啊。”毛某：“嘿，你敢这样说？那会儿说食堂不好，就是
攻击社会主义，要扣你的饭，还要半夜三更弄来斗、弄来打，打死了没声
没气就完了。死个人连死个鸡都不如，死个鸡还可以管几个钱，死个人死
了就算了。”他们还介绍了当时发明的“大米饭”，把谷子蒸热，晒干，
碾出来后再蒸成饭，三两米可蒸一大碗。罗某说：“看起来一大碗，拿筷
子一戳，就是一个大窝窝。”
1970.5.21
出工：浇苕、浇烟。
今天开社员会，公社书记宣讲大好形势，最后他说：“有人说，煤油
一家人一月分配4两不够， 告诉你们，不是没有煤油，是战备存留了，如
果发多了，还不是浪费点完。又说买不到线，嘿嘿，衣服穿得还是不算好
烂嘛！”
这几则日记很能说明70年代的气氛，在阴郁的冬天里，一切狂热为接踵而来的匮乏所代替，一切“光荣”在人世间的艰辛之中烟消云散。
年度记事
★ 全国掀起“一打三反”运动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要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中央还重申：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上述几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述文件和《公安六条》中，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 柬埔寨政变 西哈努克抵达北京
4月19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柬埔寨发生政变后由莫斯科到达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告诉他，“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 ， “我们支持你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胜利回国”。4月23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5月5日，组成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了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在政治上和物质上都予以大力支援。
★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4月24日，我国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为一个直径约1米的72面体，重173公斤。其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84公里，倾角68.5度，运行周期114分钟； 卫星上装有遥测、跟踪等多种仪器，以及一台《东方红》乐曲发生器， 它以20009兆赫的频率向地面不断放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及数据。这一颗卫星设计寿命为15天，实际工作了24天。它的发射成功，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
★ 流行口号：打倒洋奴哲学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赵先平的文章《打倒洋奴哲学》。文章说，70年代第一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上海许多工厂的革命工人正在开展一场改造基础工业的会战。
文章写道：在会战开始，有的单位由于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工业路线流毒的影响，一接到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任务，就向国家伸手；厂房建造要大的、高的，设备物资要全的、洋的。有人居然还得出这样一个公式：要出“高、精、尖”产品，一定要有“洋、大、全”设备；没有“洋、大、全”设备，出不了“高、精、尖”产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难道能接受这种跟着洋人后面爬行的公式吗？绝对不行。文章接着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发展“高、精、尖”也不能有丝毫的例外。事实证明，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真正冲破洋框框，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高、精、尖”。我们在这场改造基础工业的会战中，坚持革命大批判，第一个项目都实行了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洋奴思想一露头，就受到了群众的抵制。要彻底埋葬爬行主义，打倒洋奴哲学，越是“禁律”越要破，越是“禁区”越要闯。
★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北与宝成、成渝铁路相接，南与贵昆铁路相联，全长1100公里。这条铁路于1958年开始勘测设计并局部开工， 1964年9月全面展开施工，成昆铁路穿越大小凉山和横断山脉的隧道有427座，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大小桥梁有991座，隧道和桥梁的总长度占全线的40％。工程十分艰巨，总投资33亿元。它的建成，对于加强沿线地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西南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昆线上隧道和桥梁的总长度即达400余公里，有些地方车站也延伸到隧道内。
★ 普及大寨县
9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从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同时发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社论指出，“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我们决不能满足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先进大队，满足于部分县、地区和几个省、市跨过了纲要，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社论提出了普及大寨县的问题。社论说，“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 “批陈整风”运动开始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 进行了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 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 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各单位应由主要的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文件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为“批修整风”运动）。
★ 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11月8日， 国家田径队和湖南、广西田径队在长沙市劳动体育场举行比赛。下午3时，身高1.84米、27岁的跳高运动员倪志钦从1.98米开始起跳，于4时10分，在第二次试跳过程中，越过了2.29米的高度，打破了由苏联运动员布鲁海尔保持多年的2.28米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也突破了他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创造的2.27米的跳高纪录。这是我国运动员在田径运动的男子跳高项目中第一次创造的世界纪录。
★ 黄浦江越江隧道建成
黄浦江越江隧道是横贯上海黄浦江底的公路隧道。 第一条1966年开始兴建，1970年建成。隧道全长2736米，主道长1322米，两端各有引道与公路主干线相连。隧道内行车道宽7.07米，高4.40米，以货运为主，日夜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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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三线———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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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哟，加油干哟，
嘿捉，嘿捉！
要把机器，
搬上山哟！
——纪录片《成昆铁路》
我们把70年代开始的一段历史时期称为中国社会史的“准文革”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人沉寂下来、并且有一批先知先觉者开始思考对错的无声年代，1971年发生的石破天惊的“九·一三”事件，这次未遂政变对中国人的心灵伤害是巨大的。从消极方面看，“九·一三”事件使社会平添了许多“看破红尘”的分子，“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成为本年开始的民间流行语，后来载入了党代会报告，成为官方用语。怀疑和谴责的空气不仅见诸报章，而且弥漫于民间，如果说中国人开始信奉了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续密于人际防范的哲学，那么，本年度的林彪自我爆炸无疑助长了这种哲学的流行。真正在逆境中能够探讨这恶劣人心的深刻根源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像遇罗克，张志新这种人，当我们重提他们美丽的人生时，我们会以尊敬的心情遥望时空之夜闪亮的星辰，但是，那毕竟是沉睡般的记忆中寥落的亮点。共和国不会忘记为真理献身的人，然而，共和国同样不会忘记在那些日日夜夜里，在各条战线上诚实劳动着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同那些在思想史上溅出光明之花、勇敢而无畏的人们一样，在中国的“准文革时期”用辛勤的汗水作出贡献的人，同样是共和国的脊梁。
在中国腹地以及西部祟山峻岭问，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里有着冠以神秘代码的工厂和封闭的沉闷的社区，这就是著名的“三线”。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亦称三线建设。它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后而付诸实施的，曾一度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国人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早在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积极建设好我国的战略大后方基地，改善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要求新建的项目要摆在内地，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沿海地区能够搬迁的项目要搬迁。国家计委据此重新拟定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从1965年到1980年，在我国腹心地带的13个省和自治区全面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工程大部分项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实施并完成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三线建设的干扰和破坏是很大的，但是，奋战在这块土地上的几百万建设大军，尽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和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历史状况。在三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中，国家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加以安排。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支线和专用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 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 使三线地区的铁路比重，由1964年占全国的19.2％提高到34.70％；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公路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 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同时，国家还投资整治了三线地区的内河航道，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进而使三线地区的交通运输初步形成网络，内河航运能力得到提高。能源工业重点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芙蓉、陕西韩城、铜川、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达11211万吨； 建成了葛洲坝、龚咀、乌江渡、凤滩、龙羊峡、秦岭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占全国的40％，新增装机容量1872.4万千瓦，比1964年增长4.3倍； 开发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形成556万吨原油加工能力。天然气开采能力达54亿立方米，工业总产值达78.69亿元，比1964年增长4.5倍，炼铁生产能力达到1248万吨， 炼钢生产能力达到1161万吨，建成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占全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总数的41.4％，铜、铝、铅、锌、镍、锑、汞、镁、海绵钛等有色金属的产量达到62.64万吨，占全国产量的50.2％。
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和资金均较密集，综合配套性很强，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集中表现。核工业的建成已形成了从铀矿开采、水冶、萃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等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具有相当的科研生产能力。航空工业先后在陕西、四川、贵州、 湖北、湖南建设了生产科研基地，新建和扩建了125个项目，这些项目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航天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尖端，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三线地区兵器工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技术先进的重武器。电子工业新建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等省。已经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品兼容、生产科研结合的体系。船舶工业已经建成了我国内地的舰船生产科研基地。始建于1965年的试验和发射中心，已形成了一个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研究试验基地，成为我国航空、航天等飞行器以及卫星工程研究与发展的中心。
三线地区的机械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优势产业。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是按照既能为军事工业配套，又能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的，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同时还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重要的配套工厂，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型、重型汽车批量生产能力，汽车的年产量已占全国的1／3。在四川、陕西、甘肃、湖南、宁夏等省区，建立了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工程机械制造厂，从而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重型机械制造力量。重点建设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电机电器工业的制造体系。新建了16个机床磨具制造骨干企业，能成批生产各种型号和用途的机床，在贵州建成了磨料磨具生产基地。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贵阳新天精密光学仪器总厂、甘肃光学仪器总厂等骨干企业，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仪器仪表科研生产能力。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中小型拖拉机和内燃机制造工厂，使三线地区各省、区基本上都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农机工业体系。
国家在加强三线重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轻工和纺织企业，使三线地区的轻纺工业已经形成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产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过去轻纺产品绝大部分靠沿海地区供应的状况。
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现代工业的布点，使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城镇焕发青春，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分别以功能、特色各具的新姿，展现出勃勃生机，繁荣了地区经济。同时，也使一些老工业城市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国防工业、轻纺工业和一些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场所，扩大了商品市场，增加了经济实力。
历经17载的三线建设，我国战略后方交通状况的改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开发和利用，国防科技工业后方基地的建成，机械、电子、轻纺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不仅增强了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改善了我国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进人8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因素虽然有了较大增长，国际局势也进一步趋向缓和，但战争的根源还存在，世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我国周边也还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一旦周边有事，三线地区的工业企业仍然是我国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
1971年是中国的三线建设形成初步规模的年代，虽然，这时候的大三线并非是文革社会中的世外桃源，三线建设本身存在着失误，人民也为此付出了较大代价，然而这一道在70年代令人瞩目的工业风景使得沉睡的西部有了生机。三线，不仅在70年代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炫目的角色，而且因人口迁移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他们未来的选择。
年度记事
★ 林彪叛国出逃事件逐层传达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 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通知说：“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不会轻易怀疑的。”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先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地、师以上干部，再传达到全体党员。10月下旬传达到全国人民。
★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O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在此之前，本届联合国大会曾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从10月18日开始，进行了一周的专门辩论，并对美国和日本政府等要求首先表决它们联合炮制的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这一提案被否决。2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关于联大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的正式通知。 29日，中国政府就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决议发表声明。声明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痛斥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严正立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并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及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文章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满载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去参加这次比赛，并且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这显示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新思想、新面貌、新风格，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文章还把友谊和比赛的关系摆正。就是说，要以政治带技术，以友谊带比赛，比赛要认真地参加，但必须以增进友谊为前提，在比赛中，打出新风格，打出新水平，达到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的目的。
★ 基辛格秘密访华
7月9日至11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他举行会谈。7月16日发表的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周恩来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因而不容外人干预； 美国还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内政，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给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三）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2／3，还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减少其余的驻台美军；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金缕玉衣
据新华社报道：在近几年中，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和清理了很多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发现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公元前100多年） 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两座古墓，凿成于石山之中，工程艰巨，规模宏大，宛如地下宫殿。墓中有各种随葬品2800多件。其中有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两套“金缕玉衣”，以玉石琢成长方形的小薄片，四角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缀联而成，具有重要的价值。
★ 急性结膜炎在沪流行感染者100万
7月， 急性结膜炎俗称红眼病在上海流行。先在闸北区铁路东站发现疫情，一周左右遍及市区和农村，许多单位一有疫情就迅速蔓延扩散，病人成倍增加。有些里弄和生产队往往一人发病传至全家，一家发病迅速传至全弄全村。市区和郊县的发病率基本一致。全市整个流行过程约2个月，流行高峰的持续时间为2周，全市发病约100万人。 典型的病例眼睑红肿，睑结膜出血扩展到球结膜充血和水肿，常有点状和片状出血，流行传播之快，疫势之猛，波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使许多工厂、 码头停工， 浴室和游泳地关闭，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曾随报分发预防红眼病宣传单，可见本病流行对当时社会和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 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10月28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同时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曲，并以《唱好两首革命歌曲》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说：唱好这两首歌“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就提倡并亲自学习这两首歌的含义，实践它的内容，做到“团结起来”，“一切行动听指挥”。
★ 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声明
12月30日，我国外交部就日本佐藤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妄图侵吞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发表声明。声明说，在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的“归还冲绳协定”中，公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日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 并于1895年4月强迫请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佐藤政府竟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现在，美、日两国政府竟再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台湾和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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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镜子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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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索宝《雪域情绪》
“第一次映入我眼帘的公社景象是收割沿路的晚稻，或者修建灌溉工程，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耕地被平整得像艺术品，像古老的花瓶一样，表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小径和沟渠。不管怎样，中国人厌恶真空，由于需要进行生产，能得到的每寸土地都留下锄头的痕迹。最近开展了一个田园化运动，这既是为了生产，也是为审美。每一块土地都被当成一个花园，被额外的辛勤劳动装扮得非常美丽。”
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对从深圳到广州火车上看到的沿途风景描绘，同一年后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后者和斯诺夫人同样的深爱着中国，只不过他的电影意象在中国批评家眼里是不可忍受的、恶毒的），然而两者道出的都是70年代中国的实情。斯诺夫人从香港进入深圳时，这个90年代已经变得相当繁荣的地方，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渔镇。斯诺夫人就从这里登上了火车，踏上了去广州的旅途，她写道：火车车厢“干净、舒服、宽敞，是国家的骄傲。”在她眼里，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本世纪初“把乘火车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休假的时代。”车厢里的扩音器播放着《我们热爱毛主席》，无休无止的现代革命京剧节目也令外国旅客大倒胃口，于是他们提出了要求，解放军战士极不情愿地关上了扩音器。“中国人的耳朵忍受噪音的能力大概同美国少年的一样。”斯诺夫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中国人长期以来有着一种“镜子”情结，即使是本土上现时现地的事情，以本土方式和本土观点来叙述，人们大多都觉得稀松平常。非得借外国人的口道出，才觉得新鲜有趣。这种情结的发生，其实是不能够责怪中国的观众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70年代中国的一切，如果用70年代的本土语言方式来诠释，观众一定会觉得面目可憎而且枯燥无味。纵览中国的近现代生活画卷，这种情形是不是很多呢？本土叙述手段，虽然一直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流手段，但因其长期缺乏变革，缺乏激活手法。在80年代曾倍受冷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时空形态在西方式的记忆里重焕光彩，并再次启发国人。70年代末，《光明日报》曾以整版发表王蒙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夜的眼》，就曾引起了文学爱好者的惊叹，人们疑惑着：到底是用现代手法书写记忆才更贴近真实，还是以标榜着“工农兵文艺”的表现形式更能生动地反映历史？——这个话题，已经逼近“人民记忆”一词的社会学本质了。相信当人们饱看“镜子里的中国”的丰富微妙之处，涌起的是对本土记载方式生命力衰落的悲哀。
※ ※ ※ ※ ※
与安东尼奥尼充满丰富具象和犀利观察性的电影语言不同，斯诺夫人采用的是友好的平常的语调来叙述1972年的中国。她每天读到的新闻标题是：巴基斯坦篮球队离开武汉……文化部长于会泳会见朝鲜人民军文化代表团……罗马尼亚巴纳特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周恩来会见黎德寿同志等等。国际新闻版是：抗议美国轰炸越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大量奶粉被倾倒进密西西比河……布拉格群众集会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捷修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法共（马列）中央发表声明……等等。
斯诺夫人是这样描绘她看到的中国人的：“当你在一个偏僻地区遇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会先紧张而好奇地默默闪开几步，然后朝你露出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笑容。他喜欢人们，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不畸形，他不主动找人接近，态度持重，但是天性容易接近，甚至可亲。实际上中国人是友爱的，彼此越亲切越好——正是这个缘故，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痛苦的考验。他们是具有社会文明素质的谦和的民族，天生文雅有礼。”斯诺夫人还写道：“在今天的新中国，任何地方你都感觉不到任何邪恶气氛。从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城市里充满了恶人和恶势力，新中国是美好的，新的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你能同他们相处——尽管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同他们长期和睦相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
斯诺夫人还到过中国的工厂，她的《国棉三厂》一文全景性地描绘了一个可以开放给外国参观者的工厂里，70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画面：工人拥有无偿分配的住宅，人们为房租、电、水和暖气所付的费用极少，公共浴室也是免费的，理发室收费极低，食堂每人每月只收15元，伙食不错。
“在又大又干净的厨房内，我看见厨师们在做地道的中国菜，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诱人的饭食，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豆腐旁，放着一筐切得很细洗得很干净的大白菜，旁边还有切好的葱、蒜和鲜姜，刚出炉的烧饼香味扑鼻……大米饭和小米饭是按预定烹饪，现炒现卖。”面色红润的胖厨师们介绍说：带肉的饭菜大约两毛钱，工人们每餐都吃肉，一份肉炒菜加上两个馒头是1角8到2角钱，豆腐菠菜5分钱，工人每天还能喝上豆浆。
“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也是人们感到亲切的场所，子弟学校的男孩子们理着平头，女孩子们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摆。幼儿园的小女孩踮起穿着凉鞋的脚，用脚尖跳着《夸妈妈》、《妈妈纺纱织红布》和《妈妈是个好社员》。”
斯诺夫人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人的住所，这里有电灯，有不太暖和的暖气，缝纫机和大衣橱是简单的陈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房子的租金加暖气每月11元（没有暖气时是8元） ……是的，在这面镜子里，70年代的风俗、伦理、物质环境散发着光泽，这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岁月，虽然斯诺夫人照给世界看的是阳光灿烂之下美好世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存在过的活中国的画面。
在描绘着70年代的中国时，令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书中大量夹叙着历史的变迁和革命斗争史，这也许可以弥补有关不太理想的现实状态和素材的单一化。我们看到洋溢于全书的忠实的友爱和有分寸的调侃。当斯诺夫人笔下的世界从我们视野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联想到已故诗人索宝的几行诗：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但我不会死亡
我放牧看羊群
羊群也放牧着我呵
记忆有时也是如此，我们打开20年前这面镜子，领略那些“准文革”时代难得的平和的温馨，历史中传来的生活气息会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也是生命的幸福。一种水乳交融的时间的幸福，
年度记事
★ 社会思潮：“读书无用论”
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洛阳铁二中革委会通讯组文章《通过社会调查批判”读书无用论”》。文章说，过去，这个学校在批判“读书无用论”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读书无用论”的余毒一直没有彻底肃清。1971年开学之前，校领导估计高年级学生在校时间只剩一年，学习会比较用心，因而主要强调抓好新生的学习态度。可是，在假期学生家庭访问中发现“读书无用”的思想在高年级学生里面不是没有，而是相当严重。文章说，为了提高学生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自觉性，校领导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又采用二比一想的方法，即：比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学文化的艰难，比自己父母在旧社会没有文化的苦难，想自己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革命学好文化课的思想树得牢不牢，在全校展开“旧社会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能读书？怎样为革命读好书？”的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逐步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 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
《人民画报》载文介绍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文章说：李白和杜甫，是生于公元八世纪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同志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考察诗人的出身家世、经济地位、政治活动和思想等等，给诗人以新的评价。郭沫若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考察了杜甫的阶级意识、功名欲望、门阀观念以及他的地主生活，指明杜甫虽然体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些阶级矛盾，写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但是作为他思想脊梁的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意识。作者批判了历代以来“扬杜抑李”的传统观念，特别是批判了解放后某些研究者把杜甫尊为“人民诗人”的超阶级观点。
★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2月27日尼克松访华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简称上海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双方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认为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是违反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双方阐明了各自的立场。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方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就发展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就关系正常化继续进行具体磋商。
★ 中日邦交正常化
9月25日至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陪同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2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两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
3月，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品类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所罕见的，这座古墓埋葬女尸一具，外形完整，年龄约50岁左右。尸体包裹各式丝绸衣着约20层，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水里。经研究，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晰。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墓穴结构复杂，从突起地面的墓顶到椁室深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三椁三棺层层套合。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 厚30厘米至40厘米，共约1万多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60厘米至130厘米。 这座墓的随葬器物，绝大部分放在外椁与棺之间，总数达千余件。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瓜果等等。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是我国现存的2100多年前唯一的一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竹木器中比较珍贵的是120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佰以及瑟、竽、竽律3种乐器。很多漆器、陶器中，盛有糍粑、酱菜、桃、梨、杨梅、瓜、鸡蛋、稻谷等粮食和食品，出土时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
★ 上海地面沉陷得到控制
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地面离海平面不足4米。从1921年开始，地面逐年下沉，有的地区下沉了2.37米。但从1966年到1971年，上海市地面已经停止了沉降，而且还回升了16毫米。
地面沉降原因：大量抽取地下水。控制沉降措施：回灌等量地面水。科学工作者同工人一起研究，制订了“开灌齐动手，停灌分步走”的回灌制度。作为冷源，地下水越冷越好，因此，冬季是最好的回灌季节；为了在冬季回灌更多的水，工人们又创造了“加压回灌”等操作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上海地面沉降。
★ 《战地新歌》受到欢迎
8月2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出版的革命歌曲选集《战地新歌》，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其中一些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教唱，已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
这本歌集发行以后，许多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的工人们，在本厂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带动下，积极学唱革命歌曲。
报道还说，《战地新歌》中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激起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共鸣。聚居在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民，在圭山石林里的草坪上，伴随着大三弦琴乐曲，纵情歌唱《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广西民族学院的壮族和瑶、苗、侗等各族学员利用早晨或课余时间，在校园里高唱《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
★ 全国范围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其中内蒙古、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降水量较常偏少1／4，不少地方出现了几十年未遇的少雨干旱。据有关专家计算，今年是本世纪中国最旱的三个年份之一。这年特大干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达4亿6千多万亩，成灾面积在2亿亩以上。
在这次大旱中，北京、天津严重缺水。天津用水量逐日锐减，海河水位一度降到16厘米，天津市被迫停止农田用水，限制工业和生活用水。
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旱，大寨人提出一个影响全国的口号：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自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强调突出战备，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大三线和区域后方基地的小三线。1965年11月，毛泽东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视察时，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要储备一些粮食和布匹， 要修工事，多挖些防空洞。1969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这些机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今年12月，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大国霸主自居；在国内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普遍深挖防空掩体，广泛积蓄粮食，切实做好一切战备工作。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地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高潮。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公开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在“深挖洞”的号召下，几乎每个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全国人防工程规模迅速扩大，人防工程标准也不断提高。这一口号片面地把中国经济战略重点引向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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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镜子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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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索宝《雪域情绪》
“第一次映入我眼帘的公社景象是收割沿路的晚稻，或者修建灌溉工程，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耕地被平整得像艺术品，像古老的花瓶一样，表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小径和沟渠。不管怎样，中国人厌恶真空，由于需要进行生产，能得到的每寸土地都留下锄头的痕迹。最近开展了一个田园化运动，这既是为了生产，也是为审美。每一块土地都被当成一个花园，被额外的辛勤劳动装扮得非常美丽。”
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对从深圳到广州火车上看到的沿途风景描绘，同一年后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后者和斯诺夫人同样的深爱着中国，只不过他的电影意象在中国批评家眼里是不可忍受的、恶毒的），然而两者道出的都是70年代中国的实情。斯诺夫人从香港进入深圳时，这个90年代已经变得相当繁荣的地方，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渔镇。斯诺夫人就从这里登上了火车，踏上了去广州的旅途，她写道：火车车厢“干净、舒服、宽敞，是国家的骄傲。”在她眼里，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本世纪初“把乘火车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休假的时代。”车厢里的扩音器播放着《我们热爱毛主席》，无休无止的现代革命京剧节目也令外国旅客大倒胃口，于是他们提出了要求，解放军战士极不情愿地关上了扩音器。“中国人的耳朵忍受噪音的能力大概同美国少年的一样。”斯诺夫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中国人长期以来有着一种“镜子”情结，即使是本土上现时现地的事情，以本土方式和本土观点来叙述，人们大多都觉得稀松平常。非得借外国人的口道出，才觉得新鲜有趣。这种情结的发生，其实是不能够责怪中国的观众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70年代中国的一切，如果用70年代的本土语言方式来诠释，观众一定会觉得面目可憎而且枯燥无味。纵览中国的近现代生活画卷，这种情形是不是很多呢？本土叙述手段，虽然一直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流手段，但因其长期缺乏变革，缺乏激活手法。在80年代曾倍受冷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时空形态在西方式的记忆里重焕光彩，并再次启发国人。70年代末，《光明日报》曾以整版发表王蒙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夜的眼》，就曾引起了文学爱好者的惊叹，人们疑惑着：到底是用现代手法书写记忆才更贴近真实，还是以标榜着“工农兵文艺”的表现形式更能生动地反映历史？——这个话题，已经逼近“人民记忆”一词的社会学本质了。相信当人们饱看“镜子里的中国”的丰富微妙之处，涌起的是对本土记载方式生命力衰落的悲哀。
※ ※ ※ ※ ※
与安东尼奥尼充满丰富具象和犀利观察性的电影语言不同，斯诺夫人采用的是友好的平常的语调来叙述1972年的中国。她每天读到的新闻标题是：巴基斯坦篮球队离开武汉……文化部长于会泳会见朝鲜人民军文化代表团……罗马尼亚巴纳特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周恩来会见黎德寿同志等等。国际新闻版是：抗议美国轰炸越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大量奶粉被倾倒进密西西比河……布拉格群众集会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捷修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法共（马列）中央发表声明……等等。
斯诺夫人是这样描绘她看到的中国人的：“当你在一个偏僻地区遇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会先紧张而好奇地默默闪开几步，然后朝你露出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笑容。他喜欢人们，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不畸形，他不主动找人接近，态度持重，但是天性容易接近，甚至可亲。实际上中国人是友爱的，彼此越亲切越好——正是这个缘故，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痛苦的考验。他们是具有社会文明素质的谦和的民族，天生文雅有礼。”斯诺夫人还写道：“在今天的新中国，任何地方你都感觉不到任何邪恶气氛。从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城市里充满了恶人和恶势力，新中国是美好的，新的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你能同他们相处——尽管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同他们长期和睦相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
斯诺夫人还到过中国的工厂，她的《国棉三厂》一文全景性地描绘了一个可以开放给外国参观者的工厂里，70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画面：工人拥有无偿分配的住宅，人们为房租、电、水和暖气所付的费用极少，公共浴室也是免费的，理发室收费极低，食堂每人每月只收15元，伙食不错。
“在又大又干净的厨房内，我看见厨师们在做地道的中国菜，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诱人的饭食，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豆腐旁，放着一筐切得很细洗得很干净的大白菜，旁边还有切好的葱、蒜和鲜姜，刚出炉的烧饼香味扑鼻……大米饭和小米饭是按预定烹饪，现炒现卖。”面色红润的胖厨师们介绍说：带肉的饭菜大约两毛钱，工人们每餐都吃肉，一份肉炒菜加上两个馒头是1角8到2角钱，豆腐菠菜5分钱，工人每天还能喝上豆浆。
“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也是人们感到亲切的场所，子弟学校的男孩子们理着平头，女孩子们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摆。幼儿园的小女孩踮起穿着凉鞋的脚，用脚尖跳着《夸妈妈》、《妈妈纺纱织红布》和《妈妈是个好社员》。”
斯诺夫人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人的住所，这里有电灯，有不太暖和的暖气，缝纫机和大衣橱是简单的陈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房子的租金加暖气每月11元（没有暖气时是8元） ……是的，在这面镜子里，70年代的风俗、伦理、物质环境散发着光泽，这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岁月，虽然斯诺夫人照给世界看的是阳光灿烂之下美好世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存在过的活中国的画面。
在描绘着70年代的中国时，令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书中大量夹叙着历史的变迁和革命斗争史，这也许可以弥补有关不太理想的现实状态和素材的单一化。我们看到洋溢于全书的忠实的友爱和有分寸的调侃。当斯诺夫人笔下的世界从我们视野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联想到已故诗人索宝的几行诗：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但我不会死亡
我放牧看羊群
羊群也放牧着我呵
记忆有时也是如此，我们打开20年前这面镜子，领略那些“准文革”时代难得的平和的温馨，历史中传来的生活气息会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也是生命的幸福。一种水乳交融的时间的幸福，
年度记事
★ 社会思潮：“读书无用论”
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洛阳铁二中革委会通讯组文章《通过社会调查批判”读书无用论”》。文章说，过去，这个学校在批判“读书无用论”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读书无用论”的余毒一直没有彻底肃清。1971年开学之前，校领导估计高年级学生在校时间只剩一年，学习会比较用心，因而主要强调抓好新生的学习态度。可是，在假期学生家庭访问中发现“读书无用”的思想在高年级学生里面不是没有，而是相当严重。文章说，为了提高学生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自觉性，校领导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又采用二比一想的方法，即：比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学文化的艰难，比自己父母在旧社会没有文化的苦难，想自己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革命学好文化课的思想树得牢不牢，在全校展开“旧社会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能读书？怎样为革命读好书？”的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逐步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 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
《人民画报》载文介绍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文章说：李白和杜甫，是生于公元八世纪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同志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考察诗人的出身家世、经济地位、政治活动和思想等等，给诗人以新的评价。郭沫若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考察了杜甫的阶级意识、功名欲望、门阀观念以及他的地主生活，指明杜甫虽然体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些阶级矛盾，写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但是作为他思想脊梁的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意识。作者批判了历代以来“扬杜抑李”的传统观念，特别是批判了解放后某些研究者把杜甫尊为“人民诗人”的超阶级观点。
★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2月27日尼克松访华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简称上海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双方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认为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是违反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双方阐明了各自的立场。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方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就发展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就关系正常化继续进行具体磋商。
★ 中日邦交正常化
9月25日至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陪同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2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两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
3月，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品类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所罕见的，这座古墓埋葬女尸一具，外形完整，年龄约50岁左右。尸体包裹各式丝绸衣着约20层，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水里。经研究，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晰。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墓穴结构复杂，从突起地面的墓顶到椁室深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三椁三棺层层套合。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 厚30厘米至40厘米，共约1万多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60厘米至130厘米。 这座墓的随葬器物，绝大部分放在外椁与棺之间，总数达千余件。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瓜果等等。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是我国现存的2100多年前唯一的一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竹木器中比较珍贵的是120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佰以及瑟、竽、竽律3种乐器。很多漆器、陶器中，盛有糍粑、酱菜、桃、梨、杨梅、瓜、鸡蛋、稻谷等粮食和食品，出土时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
★ 上海地面沉陷得到控制
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地面离海平面不足4米。从1921年开始，地面逐年下沉，有的地区下沉了2.37米。但从1966年到1971年，上海市地面已经停止了沉降，而且还回升了16毫米。
地面沉降原因：大量抽取地下水。控制沉降措施：回灌等量地面水。科学工作者同工人一起研究，制订了“开灌齐动手，停灌分步走”的回灌制度。作为冷源，地下水越冷越好，因此，冬季是最好的回灌季节；为了在冬季回灌更多的水，工人们又创造了“加压回灌”等操作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上海地面沉降。
★ 《战地新歌》受到欢迎
8月2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出版的革命歌曲选集《战地新歌》，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其中一些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教唱，已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
这本歌集发行以后，许多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的工人们，在本厂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带动下，积极学唱革命歌曲。
报道还说，《战地新歌》中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激起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共鸣。聚居在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民，在圭山石林里的草坪上，伴随着大三弦琴乐曲，纵情歌唱《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广西民族学院的壮族和瑶、苗、侗等各族学员利用早晨或课余时间，在校园里高唱《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
★ 全国范围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其中内蒙古、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降水量较常偏少1／4，不少地方出现了几十年未遇的少雨干旱。据有关专家计算，今年是本世纪中国最旱的三个年份之一。这年特大干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达4亿6千多万亩，成灾面积在2亿亩以上。
在这次大旱中，北京、天津严重缺水。天津用水量逐日锐减，海河水位一度降到16厘米，天津市被迫停止农田用水，限制工业和生活用水。
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旱，大寨人提出一个影响全国的口号：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自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强调突出战备，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大三线和区域后方基地的小三线。1965年11月，毛泽东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视察时，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要储备一些粮食和布匹， 要修工事，多挖些防空洞。1969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这些机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今年12月，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大国霸主自居；在国内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普遍深挖防空掩体，广泛积蓄粮食，切实做好一切战备工作。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地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高潮。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公开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在“深挖洞”的号召下，几乎每个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全国人防工程规模迅速扩大，人防工程标准也不断提高。这一口号片面地把中国经济战略重点引向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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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一个人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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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妈妈，妈妈，
你看那矮矮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电影《青春祭》插曲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上映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内部影片，揭露“四人帮”死党在福建大搞帮派武装，残害人民的罪行。据介绍，这部影片是电影工作者冒着危险在民房里、废弃的碉堡中偷拍的。很多人还记得影片的一些镜头，如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大量的农村荒芜，民不聊生的场面，影片里还有帮派分子搞武斗的情景，镜头透过碉堡的了望孔；可以看到帮派武装分子沿着田间小路边打枪边前进，解说员一再强调这是现场实拍。然而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却摇摇头表示怀疑，实拍也好，补拍也罢，今天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了。许多年已经过去，在那部资料影片里，八闽大地乡村凋败，人民困苦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
那部以福建省莆田县为背景摄制的纪录片所揭露的帮派罪行，许多帐算到了一个名叫“李庆霖”的人头上，作为“四人帮”在福建省的重要死党之一，李庆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来被减刑出狱，孤独地住在家乡莆田县的一间小屋里，叼着烟杆，啜着浓茶，靠追思和回忆打发着日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尝尽了炎凉滋味而无怨无悔的乡村知识分子，唯一能够代表他独特生涯的标识，是一枚佩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他时不时显出的倔强和辛辣的表情，作为一个有过成功的“反潮流”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这样的表情是不足为怪的。——假定历史滚动的齿轮不至于发生倾斜，被可怕的政治野心所扭曲，那么，70年代的风云人物李庆霖的“百姓吁天录”将被视为一次流芳百世的义举，李庆霖也将被看成是70年代伟大的中国人，他的“告御状”将作为人民记忆中的珍贵篇章而被人们永久地传诵。然而，历史与认识的限制决定了这样一点，在70年代做一个风云人物注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笑语说穷通，冷眼看炎热，70年代的某些人物的宦海沉浮，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醒世录的绝好范本。当年有一个女售货员，工作勤奋服务热情，为百姓所称道。有一天，她调到了京城，做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于是去跟丈夫商量：你愿不愿意调北京工作？殊不知丈夫根本不买她的帐，你在外面做副委员长也好，当政治局委员也罢，但在家里，你还是我的老婆——甭跟我来这一套！她的丈夫因此同她分居，整日价同厂里的一帮老哥喝酒钓鱼为乐。后来这女的不做官了，依旧回家乡卖菜，两口儿依旧和和美美。
有人把女售货员的经历称为70年代的荒谬，但人们还是乐于去挖掘这种“荒谬”，比如采访一下某位劳模出身的前副总理，她会告诉你政治局开会喝的是龙井茶，这类文章人们还是爱看。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类事情算不上“荒谬”，这是因为让平头百姓直接治国，本意还是不坏的（虽然在实践上有问题）。其二，虽然平头老百姓入阁了军机，但只要他灵魂里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那么，他就难以祸国。70年代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祸国的是那些“阉割了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和好斗分子，前文提到的女售货员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没有人打她，也没有人骂她，也没有暗地里说“邪性”。这一切都不能说是“荒谬”，只算得上是“诙谐”。
李庆霖最初也是如此，他的起家源于“不平则鸣”，他的败落也是因为他后来给世间带来了太多的不平。翻开历史，再看一看李庆霖当年上书毛泽东的那封信，其情状之恳切，言辞之悲痛，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心悸。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
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
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
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
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
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
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
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
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
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当然， 李庆霖没有想到，这信在本年4月寄到中南海时，竟然使得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潸然泪下，尤其读到“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这一段时，同为父亲的毛泽东不禁老泪纵横，他提笔给李庆霖写了一封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
筹解决。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和300元汇款寄到福建省莆田县时， 李庆霖家里无疑像一场盛大的节日来临了，李庆霖捧着主席的来信哭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万般无计之中不寄予希望的一封信，能如此惊动老人家。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使两千万知识青年的苦难决开了火山的裂口。
不久，中共中央以21号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还附上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正如李庆霖所说：“主席复信后，各级对知青工作普遍重视了，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经费和迫害知青事件大大减少了，80％的知青有房住，60％的知青达到了自给。 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每月20斤，每月发8元钱。”此外，干部子弟“走后门”的现象也得到了遏止，为了表达他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李庆霖又把中学刚刚毕业的小儿子动员下乡，他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并拒绝了公社推荐他的大儿子上大学的美意。凭着毛主席的这封来信，李庆霖也被罩上了五彩光环，他先后担任东方红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组长、省人大代表直至国务院知青办成员。
身在历史之外的人喜欢说：“如果某某人到此为止，也许……”然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某种人为的因果等式不可能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李庆霖后来的下场，充其量是个人立场偏斜和权欲升腾的结果，是一个70年代的荒谬插曲。然而，当这个现在已变成古暮老人的李庆霖，怀念着1973年温暖的春光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嘲笑这个老人的感情。毕竟，他曾经写出了数亿人心底的呻吟，1973年的这封信冲破了“莺歌燕舞”的樊笼，成为70年代人民信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一声心灵的呐喊。
年度记事
★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
6月至7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召开的。会议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办法。 会议议定的6条统筹解决办法是：（1）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县以上的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 （2）病残的、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和华籍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3）从1973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500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40元冬装费。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仍吃商品粮，参加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 （4）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坚决刹住“走后门” 的不正之风。（5）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省、市、自治区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长远的全面规划。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7月10日， 中央专案组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中共中央。《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 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陈林彪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2）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切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 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 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认定李雪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将他永远开除党籍。—后经调查，认为证据不确，故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1日作出决定，撤销了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把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发了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指出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采取的全部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并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深入进行“斗、批、改”。
★ 《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批孔文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文章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
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 批判“智育第一”的恶浪掀起
12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编者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两报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 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错误地批判所谓“智育第一”。
★ 对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考试
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采取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办法，进行抵制。在此以前，辽宁也对教授进行过一次考试。北京考教授后，国务院科教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题为《考教授有感》的署名文章等办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北京的作法，组织“考教授”。
★ 一个小学生成为“反潮流英雄”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向报社递送她的信和日记摘抄。信是她与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后，家长叫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并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编者按，赞扬“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要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恶浪，把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统统指责为搞“师道尊严”，以致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甚至受到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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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24 16:58:56
1973年：一个人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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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妈妈，妈妈，
你看那矮矮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电影《青春祭》插曲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上映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内部影片，揭露“四人帮”死党在福建大搞帮派武装，残害人民的罪行。据介绍，这部影片是电影工作者冒着危险在民房里、废弃的碉堡中偷拍的。很多人还记得影片的一些镜头，如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大量的农村荒芜，民不聊生的场面，影片里还有帮派分子搞武斗的情景，镜头透过碉堡的了望孔；可以看到帮派武装分子沿着田间小路边打枪边前进，解说员一再强调这是现场实拍。然而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却摇摇头表示怀疑，实拍也好，补拍也罢，今天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了。许多年已经过去，在那部资料影片里，八闽大地乡村凋败，人民困苦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
那部以福建省莆田县为背景摄制的纪录片所揭露的帮派罪行，许多帐算到了一个名叫“李庆霖”的人头上，作为“四人帮”在福建省的重要死党之一，李庆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来被减刑出狱，孤独地住在家乡莆田县的一间小屋里，叼着烟杆，啜着浓茶，靠追思和回忆打发着日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尝尽了炎凉滋味而无怨无悔的乡村知识分子，唯一能够代表他独特生涯的标识，是一枚佩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他时不时显出的倔强和辛辣的表情，作为一个有过成功的“反潮流”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这样的表情是不足为怪的。——假定历史滚动的齿轮不至于发生倾斜，被可怕的政治野心所扭曲，那么，70年代的风云人物李庆霖的“百姓吁天录”将被视为一次流芳百世的义举，李庆霖也将被看成是70年代伟大的中国人，他的“告御状”将作为人民记忆中的珍贵篇章而被人们永久地传诵。然而，历史与认识的限制决定了这样一点，在70年代做一个风云人物注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笑语说穷通，冷眼看炎热，70年代的某些人物的宦海沉浮，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醒世录的绝好范本。当年有一个女售货员，工作勤奋服务热情，为百姓所称道。有一天，她调到了京城，做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于是去跟丈夫商量：你愿不愿意调北京工作？殊不知丈夫根本不买她的帐，你在外面做副委员长也好，当政治局委员也罢，但在家里，你还是我的老婆——甭跟我来这一套！她的丈夫因此同她分居，整日价同厂里的一帮老哥喝酒钓鱼为乐。后来这女的不做官了，依旧回家乡卖菜，两口儿依旧和和美美。
有人把女售货员的经历称为70年代的荒谬，但人们还是乐于去挖掘这种“荒谬”，比如采访一下某位劳模出身的前副总理，她会告诉你政治局开会喝的是龙井茶，这类文章人们还是爱看。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类事情算不上“荒谬”，这是因为让平头百姓直接治国，本意还是不坏的（虽然在实践上有问题）。其二，虽然平头老百姓入阁了军机，但只要他灵魂里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那么，他就难以祸国。70年代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祸国的是那些“阉割了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和好斗分子，前文提到的女售货员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没有人打她，也没有人骂她，也没有暗地里说“邪性”。这一切都不能说是“荒谬”，只算得上是“诙谐”。
李庆霖最初也是如此，他的起家源于“不平则鸣”，他的败落也是因为他后来给世间带来了太多的不平。翻开历史，再看一看李庆霖当年上书毛泽东的那封信，其情状之恳切，言辞之悲痛，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心悸。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
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
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
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
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
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
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
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
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
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当然， 李庆霖没有想到，这信在本年4月寄到中南海时，竟然使得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潸然泪下，尤其读到“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这一段时，同为父亲的毛泽东不禁老泪纵横，他提笔给李庆霖写了一封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
筹解决。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和300元汇款寄到福建省莆田县时， 李庆霖家里无疑像一场盛大的节日来临了，李庆霖捧着主席的来信哭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万般无计之中不寄予希望的一封信，能如此惊动老人家。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使两千万知识青年的苦难决开了火山的裂口。
不久，中共中央以21号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还附上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正如李庆霖所说：“主席复信后，各级对知青工作普遍重视了，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经费和迫害知青事件大大减少了，80％的知青有房住，60％的知青达到了自给。 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每月20斤，每月发8元钱。”此外，干部子弟“走后门”的现象也得到了遏止，为了表达他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李庆霖又把中学刚刚毕业的小儿子动员下乡，他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并拒绝了公社推荐他的大儿子上大学的美意。凭着毛主席的这封来信，李庆霖也被罩上了五彩光环，他先后担任东方红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组长、省人大代表直至国务院知青办成员。
身在历史之外的人喜欢说：“如果某某人到此为止，也许……”然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某种人为的因果等式不可能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李庆霖后来的下场，充其量是个人立场偏斜和权欲升腾的结果，是一个70年代的荒谬插曲。然而，当这个现在已变成古暮老人的李庆霖，怀念着1973年温暖的春光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嘲笑这个老人的感情。毕竟，他曾经写出了数亿人心底的呻吟，1973年的这封信冲破了“莺歌燕舞”的樊笼，成为70年代人民信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一声心灵的呐喊。
年度记事
★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
6月至7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召开的。会议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办法。 会议议定的6条统筹解决办法是：（1）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县以上的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 （2）病残的、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和华籍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3）从1973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500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40元冬装费。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仍吃商品粮，参加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 （4）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坚决刹住“走后门” 的不正之风。（5）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省、市、自治区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长远的全面规划。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7月10日， 中央专案组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中共中央。《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 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陈林彪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2）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切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 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 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认定李雪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将他永远开除党籍。—后经调查，认为证据不确，故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1日作出决定，撤销了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把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发了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指出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采取的全部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并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深入进行“斗、批、改”。
★ 《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批孔文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文章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
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 批判“智育第一”的恶浪掀起
12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编者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两报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 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错误地批判所谓“智育第一”。
★ 对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考试
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采取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办法，进行抵制。在此以前，辽宁也对教授进行过一次考试。北京考教授后，国务院科教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题为《考教授有感》的署名文章等办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北京的作法，组织“考教授”。
★ 一个小学生成为“反潮流英雄”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向报社递送她的信和日记摘抄。信是她与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后，家长叫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并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编者按，赞扬“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要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恶浪，把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统统指责为搞“师道尊严”，以致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甚至受到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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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你的记忆力----人民记忆(1965年开始)
坐在高高的土堆上听农民伯伯讲哪过去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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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3-11-19 19: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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