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锡

天涯常客

   王礼锡原名王庶三，江西安福人。早年就读于江西心远大学。1929年在上海组织神州国光社。这一时期写了许多诗，后结集为《市声草》。1930年去日本，开始编印《读书杂志》。1931年回沪，神州国光社倡导展开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轰动一时。论文后结集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出版。1933年去伦敦、巴黎等地考察、学习，写了许多散文和诗，收入《海外杂笔》、《海外二笔》及《去国草》等专集。抗战爆发后，在英参加组织全英援华会，任副会长。1938年回国。次年重庆“文协”派出作家战地访问团，任团长。写了许多日记，报道战地访问团的情况，后收入《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一书。北上时，病故与洛阳。

    王礼锡十岁时的第一首诗：“昨夜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因得到祖父的赞赏，诗兴大发。后遵照祖父教诲，不敢匆忙为诗，而是把名家诗集一家一家地看。从李义山、孟东野到李长吉，五揣摩，细心品味，深受陶冶。在南昌心远大学求学时，得到名师彭泽汪辟疆先生指点，钻研宋诗
他特别仰慕后山和东坡，而不满意宛陵和山谷。他潜心于历代诗家诗作的研究，取法唐宋诗词，却不因循承袭。
1924年1932年，为王礼锡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市声草》于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内容为《市声集》《风怀集》、 《流亡集》 和《困学集》四辑，真实记录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
1932年，王礼锡与陈铭枢、梅龚彬、胡秋原等创办神州国光社，与陆晶清合作主编《读书杂志》，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这是我国现代　思想文化史上继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后，最为突出的一场思想斗争。王礼锡为组织这场论战，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8年秋，王礼锡与陆晶清相识于北京《民国日报》社，当时陆是报社副刊编辑，王送稿到报社。从此他们天天见面，讨论诗作，很快他们相恋了。王的第三集诗作《风怀集》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品。他们谈诗写书，共同编写了《物观文学史丛稿》，在中国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先声。1931年，他们在日本东京结婚。
     1932年，王礼锡与陈铭枢、梅龚彬、胡秋原等创办神州国光社，与陆晶清合作主编《读书杂志》，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这是我国现代　思想文化史上继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后，最为突出的一场思想斗争。王礼锡为组织这场论战，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3年3月，王礼锡与陆晶清被迫流亡欧洲。五年旅欧期间，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以Shelley Wang　笔名，发表诗作，闻名于欧洲，被欧洲文坛誉为“东方的雪莱”。王礼锡海外诗作，后来结集为《去国草》，由中国诗歌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期间，王礼锡还写了不少随笔，结集为《海外杂笔》和《海外二笔》，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


    1938年12月，王礼锡偕陆晶清回祖国。他开始写诗，用来鼓动人民大众抗战。1939年6月18日，王礼锡任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率领“笔部队”前往晋、冀、豫、察、绥、陕等省敌后，用笔和敌寇战斗。同年8月18日于中条山战地访问期间黄疸病发，26日晨病逝于洛阳天主堂医院。从31日开始，重庆、洛阳、成都、桂林等地相继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和延安文艺界发了唁电，蒋介石也发了唁电。王被葬于洛阳龙门的西山峰上，和东山峰的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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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礼锡的父亲王肇均（1882－1906），字镇垣，英年早逝，遗一子，方六岁；一女瑞英才三岁。
陆晶清(1907～1993)，原名陆秀珍，笔名小鹿、娜君、梅影。云南昆明人。民国11年(1922年)秋，陆晶清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科班学习，开始了写作生涯，所写诗文发表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语丝》等刊物上，还参加主编《蔷薇周刊》。 参加过女师大风潮，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1931年赴日与王礼锡结婚，数月后回上海协助王主编《读书杂志》。 1933年与王礼锡流亡英国伦敦。在国外期间写了不少散文，多发表在《新中华》等刊物上。 1939年初回国，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后在重庆女中和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任教，并主编《扫荡报》（后改为《和平日报》）副刊。1945年夏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写了一些反映英国人生活与风俗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1948年回国后在暨南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曾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华侨报纸写过一些散文。1965年退休。1993年3月13日，她终于走完了坎坷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享年86岁。
母亲彭淑才（1885－1953），出生名门，是安福县严田镇人。她的祖父彭美，与王肇均的祖父是同治四年（1865）同年进士。她的父亲彭士荃，安沅香，清末做过湖南东安知县。他的哥哥彭学浚，是王礼锡的叔祖父的学生，清朝举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三弟彭学沛，做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日报》总编辑，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欧美文化有很高修养。在繁忙公务之余，勤于著述，著有《国际法概论》、《中外货币政策》、《建国概论》、《欧美日本的政党》等专著，1948年12月，因飞机失事身亡。
王礼锡的祖父王仁熙（1850－1928），安伯兰，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不但学问深湛，而且对数学也有特殊的研究，著有《算草》三种，开国人学习数理风气之先，还写有小说《我有我》（清末活字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本乡倡办复真高等小学，宣统元年（1909）任江西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他倡导以农业救国，在本县办农业、林业，推广良种早稻，是早年改革农业的先驱。
叔祖父王仁照，字仲兰，也是博学多才，精通诗词，熟谙文史的教育家。早年曾参加维新派江标的湖南学使幕，宣统二至三年（1910－1911）任吉安府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晚年在乡里办学校。著有《葵芳斋诗集》等书。他的儿子王泗原，建国前历任《日新日报》、 《前方日报》 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教育部、出版总署编审、《中国语文教学》杂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他还主编最早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出版《离骚语文疏解》、《离骚例释》、《楚辞校释》、《古语文例释》等专著。其中《古语文例释》就先秦两汉典籍中语文上的疑难问问题，一一作了辨析，提出正确的解释，是研读古籍的一部重要参考书。《楚辞校释》运用语法、训诂、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辨正文字音交的论误，阐释篇章字句的意义，富有创见。如运用故楚旧地的江西吉安、安福、永新、莲花一带的原存方言，解释楚辞的“羌”字，解决了东汉王逸以后历代学者未能正确解释的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赞扬。该书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图书奖。王泗原重视家乡的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了王邦玺的《贞石房奏议》和诗集《释簪草》，还整理出版明代安福刘铎的《来复斋稿》和清初安福抗清女英雄诗人刘淑的诗集《个山集》。1992年，他担任编《安福县志》顾问，为保存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故乡历史文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王礼锡在幼年与少年时期，受到祖父与叔祖父的教诲最多，弥补了早年丧父的遗憾与不足。
曾祖父王邦玺（1827－1893），字介卿，一字尔玉。同治四年（186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曾任国史馆协修、国子监司业、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入直上书房。后还乡，主讲吉安府白鹭洲书院与临江府章山书院。
1938年，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回国瓣，王礼锡在英国电台广播告别诗《再会，英国的朋友们!》：
我要归去了，
回到我的祖国他在新生，
现在血海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他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更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1939年10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了诗人陆晶清的悼念诗《给礼锡》：
你的声音犹在我耳边，
你的笑貌犹在我眼前，
到今朝，我们别离了才一百天
“死”，已把我们分割开人间、黄泉!
从今后，人世的艰辛与谁共？
从今后，温存爱怜只在梦中，
你逝去了，我的世界余下一个“空”!
往日的欢欣，已是不再现的梦。
知否我旅途闻讯的号恸？
知否我灵前致祭的惨痛？
日月有时灭，我们的爱不终!
海可枯石可烂，此恨啊无穷!
李长吉评传（传记）1930，神州
读书生活文选 1932，神州
市声草（诗集）1933，神州
海外杂笔（游记）1933，神州
海外二笔（游记）1936，中华
去国草（诗集）1939，中国诗歌社
战时日记 1939，神州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文集）与陆晶清编，1939，神州

天涯常客

主持神州国光社和参加闽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江西的党派斗争异常激烈，王礼锡感到工作难以开展，为避免国民党右派的迫害，他不得不离开南昌。1927年下半年，王礼锡来到南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处任职，与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初，王礼锡抵上海，参加《中央日报》编辑工作，不久又在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同年秋，因遭反动派迫害，南国社解散，南国艺术学院随之停办，王礼锡便到北平去办平民学校。其间，他领导了学生运动，并经常在北平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工人运动。就在这时，他结识了时在《民国日报》社任副刊编辑的陆晶清，1931年春两人在日本东京结婚。1929年，陈铭枢在上海出巨资接办神州国光出版社，请王礼锡主持其事。王担任该社总编辑后着力创新，开始出版进步书籍，并与一些进步作家签订了印书合同。1930年6月，王礼锡主编的《物观文学史丛书》开始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印行，该丛书包括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和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李长吉评传》出版后很快便销售一空，后又再版，这是海内外第一部论述唐代诗人李贺的专著，其最大价值在于它是我国最先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整理文学史的著作。《唐代女诗人》出版后，3年间连续再版了3次。

     1931年2月17日，由王礼锡夫妇主编的大型综合性期刊《读书杂志》创刊号在日本东京编就，6月出刊。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讨论读书的问题，二是发表读书的心得，三是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书者个人与集体的联络。《读书杂志》连续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个专辑，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作者都有，其中有张闻天、李季、周谷城等著名人士，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读书杂志》还配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及时出版一些专号，如“九一八”事变后， 《读书杂志》第一卷7、8期合刊为《东北与日本》专号，登载日本暴行和远东国际形势等文章，还特别刊出《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对策奏章》和《日本满蒙权益拥护秘密会议记录》，揭露日本侵华国策及其要灭亡中国的阴谋。《读书杂志》每月出版一大册，每册都有50万字以上，印数达3万份，往往再版多次仍供不应求，其出版之盛况为当时出版界所罕见。

     由于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3年3月国民党当局要王礼锡以铁道部专员的名义到英国去考察，名曰考察，实为遣送，于是王礼锡夫妇被迫踏上漫漫旅途。不久，陈铭枢因在国内无法立足，也赴欧洲各国考察。陈铭枢与王礼锡相见后，曾在一起多次商谈，准备成立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反蒋活动，后先期回国。是年10月，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王礼锡回国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工作。在福州，他与胡秋原一起起草重要文件。11月20日上午，王礼锡以江西代表身份出席“中华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议议决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史称“闽变”。王礼锡任文化委员会秘书长兼民众训练处负责人。1934年1月14日，南京政府军占领福州，“闽变”失败，主要负责人被通缉。1月15日清晨，王礼锡与胡秋原等乘日本商船离开福州，前往香港。19日，王礼锡乘意大利佛尔第号邮轮又一次流亡英国。
  
时刻不忘抗日救国

     流落海外的王礼锡仍念念不忘爱国救民。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味空谈“准备抗日”，王礼锡感到非常痛心，写了《论准备》一文发表于1936年5月25日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上，文中指出：种种事实表明，当时南京政府“准备抗日”是假，准备降日是真，结果只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唯一的出路是改弦更张，为抗日救国做实际的准备。不久，王礼锡又写了《论再准备》一文，发表于6月20日的《救国时报》上，文中进一步指出南京政府之所以空言准备而不作真实准备的原因，并指出只有联合共产党及抗日军民，联合苏联，动员民众立刻抗日，才能救国。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以后，王礼锡又多次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6年夏，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唤醒世界舆论反对德、意、日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人士决定召开“世界和平运动大会”，亦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由世界各地的代表集会讨论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具体办法。中国各方代表赶到布鲁塞尔的共有14人，王礼锡作为英国伦敦华侨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与陈铭枢、陶行知、胡秋原参加大会主席团。1936年9月3日，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幕，到会的有35国代表计4000余人，各国来宾10000余人。王礼锡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言，他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历数日本政府置国际公约于不顾，破坏远东和平，强占东北三省、妄图吞并全中国的种种罪行以及我东北乃至全国同胞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事迹，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的发言结束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会议决定在布鲁塞尔设立“世界和平运动总会”，最后宣读了由王礼锡起草的大会宣言。1938年1月23日，世界和平运动总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宋子文为理事会主席，王礼锡为欧洲局主任，并任驻伦敦代表兼秘书。
  
      1936年10月间，王礼锡和陆晶清一同到巴黎。在王礼锡的倡导和推动下，成立了以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为主体的“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陶行知、钱俊瑞、陈铭枢等以来宾身份参加。11月22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后，王礼锡义愤填膺，促成世界和平运动总会以全体理事名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救国会七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外，王礼锡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回到祖国，但是他看到国际反侵略运动尚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做，于是决定先留在国外做国际援华抗日工作。早在1935年王礼锡就在英国参与发起和组织了英国的第一个援华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并被推为该社的名誉秘书长。1937年8月10日，王礼锡执笔代表“中国人民之友社”向英国各报馆、杂志社写了援华抗日公开信，呼吁英国国民和舆论界予以声援，要求英国政府供给中国军械以抵抗日军侵略，保障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王礼锡又参与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并被推为副会长。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抵制日货运动、督促政府运动、宣传、救济四个方面。1938年7月初，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时，王礼锡提请委员会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并在各地铁车站张贴通告，在各学校各书店散发传单。其间，王礼锡还在英国各地作了百余次讲演，讲演内容生动，事实充分，富有说服力，打动了全场听众的心，很多听众纷纷解囊捐款。1937年10月6日，在王礼锡的组织下，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成立了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通过海陆空各个渠道将药品、旧衣、食品等运到抗日前线。1938年7月，在王礼锡的努力下，经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提议，巴黎国际反轰炸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方案。

   1938年2月，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和平世界大会”，亦称“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王礼锡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为大会决议援助中国抗战、制裁日军侵略出力甚多。同年7月，王礼锡又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全世界反对轰炸非战区未设防的城市及恢复和平大会”，简称“反轰炸大会”，参加大会的有4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大会通过了王礼锡以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六大纲领为蓝本起草的关于中国的决议。
  
    1938年7月24日，法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和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又联合召开了“世界援华大会”，共有10个国家的援华运动领袖人物到会，中国方面出席的有王礼锡和中国驻苏联大使余铭。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建立广泛的援华运动大联系，推定以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为国际联系中心，使世界援华工作的各方面都前进了一步。
  
回国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

   随着战争的日益剧烈，王礼锡在国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回国参战！1938年10月，王礼锡、陆晶清夫妇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即将离别伦敦时，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侯德门女士等特地置酒为他们饯行，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印度领袖尼赫鲁等数十人参加了告别酒会。王礼锡即席朗诵一首英文诗《再会，英国的朋友们！》，他用纯正的英语、苍凉的声调朗诵道：“再会，英国的朋友们！/我要归去了，/……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现在的血海中，/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一块砖，一滴血；/一个石头，一颗心。/我去了，/我去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告别诗句句打动着在场的听众。英国著名女诗人华尔纳在英国广播电台朗诵了王礼锡的这首英文诗，她说：“我是含着骄傲的热泪去读它。”许多英国听众为诗中赤诚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
  
     1939年1月，王礼锡夫妇辗转回到中国。这时，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正好要物色愿赴战地的人去前线工作，王礼锡主动向副主任委员李济深请求前往，李济深遂委任其为冀察绥晋党政指导员，于是“作家战地访问团”应运而生。该团由14位作家组成，王礼锡为团长，副团长宋之的，团员有葛一虹、杨朔等。

    1939年6月14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重庆生生花园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致勉励词，郭沫若向访问团授了三角团旗，王礼锡代表作家战地访问团致告别词。周恩来特别嘱咐文艺界负责同志和访问团的团员们一定要尊重王礼锡先生，说他是真正的爱国者。18日清早，访问团从细雨蒙蒙的重庆出发，当天晚上到达内江。这天是苏联著名诗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在旅馆阴暗狭窄的房间里，访问团14人围在一起开了一个简短而庄重的纪念会，会上由王礼锡重温了高尔基的战斗历程，方殷等人唱了悼念的哀歌。次日傍晚访问团抵达成都，第二天一早即在成都市文协分会负责人的陪同下察看了被轰炸区，断壁残垣更增添了大家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四川多雨，公路泥泞难走，尤其是过了绵阳后更难行，汽车的行驶几乎是一步一抛锚，有时团员们不得不步行。路途虽然艰苦，大家仍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后来陆续发表在《抗战文艺》第四、五卷各期上。6月26日，访问团进入陕西境地；7月4日，王礼锡应约访问了西安军政首领蒋鼎文；5日中午，访问团赴第十集团军政治部招待会。
  
    7月13日，访问团到达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官邸所在地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访问团一路不畏艰辛到前线访问的壮举大加赞许。王礼锡对卫立煌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表现的镇定情绪印象颇深，他写成《卫将军：不要紧》一文，与《铁皮闷车》、《战术无穷》三篇散文，作为《洛京散记》的上篇寄香港《星岛日报》发表。
  
    按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安排，访问团一行进入中条山前线。中条山被称为黄河屏障，从风陵渡到阳城，东西沿黄河延展，直连着太岳山脉，深度达三四十里。访问团在这里既要访问军队，又要访问老百姓，由于村与村之间相隔太远，两村之间往往需要一天的路程，且翻山越岭不断过溪涧，十分艰苦。时值酷暑，团员们每到一处就紧张地工作，开会作报告、访问、座谈、搜集资料、记录见闻等。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更繁忙，他要处理团里的许多事，还要对外联系，不管白天怎样紧张忙碌，晚上还得挤时间写《笔征日记》和新闻报导。访问团的报导发表于各类报刊，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被人们誉为“笔游击队”。
  
    一天，访问团在烈日下来到一个村庄，团员们急不可耐地纷纷跳到河里去洗澡，王礼锡也在其中，不料他洗完澡后却发起烧来，第二天病情加重，以致某军军部召开的欢迎会也不能参加。访问团经过研究，决定由方殷等四人护送王礼锡过黄河到洛阳诊治，经过医生会诊，认定是黄疸病，但已延误了治疗。王礼锡的病情日益严重，终因医治无效，于8月26日病逝。一位杰出的国民外交家、爱国诗人就这样为抗战献身于前沿阵地。
  
    王礼锡逝世后，蒋介石和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也发来唁电。中共中央和延安文艺界都发了唁电，周恩来百忙之中偕邓颖超专程前往重庆青年会陆晶清的住所慰问。《新华日报》于1939年10月8日出了纪念特刊，郭沫若、老舍、吴玉章、陈铭枢、邹韬奋、廖承志等都写了纪念诗文。《大公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几十种报刊也都发表了纪念诗文。10月7日，重庆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新四军军长叶挺、文化界著名人士以及《中央日报》、 《新华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等数百人前往参加。会上，陈铭枢以王礼锡老友的身份致悼词，叶楚伧代表立法院讲话，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言，葛一虹代表作家战地访问团发言。吴玉章在《新华日报》纪念特刊上撰文高度评价王礼锡是“一位诗人，一位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的队员，中国在国外从事国民外交工作不可多得的一个人物”，称“他的病死，不仅是抗战中的一个损失，我们文化界的极大不幸，而且是在国际和平运动中损掉了一位战士”。

著作书目/王礼锡 编辑
李长吉评传（传记）1930，神州
读书生活文选 1932，神州
市声草（诗集）1933，神州
海外杂笔（游记）1933，神州
海外二笔（游记）1936，中华
去国草（诗集）1939，中国诗歌社
战时日记 1939，神州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文集）与陆晶清编，1939，神州

山坳坳

“东方的雪莱”王礼锡

刘忠明
有着“东方雪莱”之称的爱国诗人王礼锡，安福县洲湖镇人，字庶三，1901年3月出生。7岁丧父，自幼跟着祖父学习诗文。10岁时就能写出清新流畅的小诗：“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12岁时，他在故乡复真学校读书，重阳节，师生们到风景秀丽的武功山游玩，校长以秋景为题令每人作诗一首。王礼锡稍加思索，随口便吟出：“昨朝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引得老师、学生一片赞叹。

1918年，他就读于吉安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抚州师范及南昌心远大学学习。离开大学后，他当过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在这些岗位上，他孜孜不倦，潜心钻研，致力于新、旧体诗及小说的创作。大革命时期，王礼锡参加了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江西省党部的农民部长。1926年，他与毛泽东、李汉俊、陈宪文等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主编宣传农运的刊物《血汗》。

王礼锡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青年才俊，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决不阿谀逢迎，媚上取宠。

他虽在组织上参加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反共、卖国政策，始终持反对态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正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宣传处任职。当他看到反动当局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无数革命者、爱国志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步步退让时，愤而离开南京，弃职返乡。在南昌，他被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也当成共产党，准备下手谋杀，幸亏有人送信，才得以逃脱。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疯狂向上海进攻。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时，王礼锡和他的夫人陆晶清女士，约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战地采访，赶写报道，向上海人民传递战事的最新消息，歌颂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日斗志。

王礼锡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也是一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社会活动家。从1929年下半年起，他应陈铭枢之邀，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达四年之久。在他任职期间，神州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鲁迅的部分著作以及一批美学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由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王礼锡被“蓝衣社”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追捕，王礼锡与夫人被迫于1933年3月离开祖国，流亡欧洲。

王礼锡夫妇虽远离祖国，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反侵略活动。1936年9月，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内战、建立全民联合战线一致抗日。1938年2月，他联络国际知名人士，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有35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他和吴玉章、陶行知等代表中国出席，会上通过了援华抗日的总决议，其后在英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不久战事紧张，广州、武汉相继失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法西斯妥协，英国反侵略运动趋向低潮。国难当头，使命在肩，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0月，英国友人已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俩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其中一段写道：

……一块砖，一滴血，

一个石头，一颗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1939年元月，王礼锡回到抗战的陪都重庆。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胡风都前来与他亲切交谈，谈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作用。4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二次会议上，王礼锡当选为理事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5月，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住的房屋遭炸弹击塌。他又看到儿童保育院那些在日寇炮火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儿童，心中翻腾着仇恨的怒火，写下了《深仇》《五月三日》两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及抗战最终必胜的信心。6月，“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战前线访问。在前线访问的日子里，王礼锡行军、访问、整理笔记、写作、开会、宣传，一路上披星戴月，废寝忘食。8月18日，访问团到山西夏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 区访问。当时团员们头顶炎炎烈日，浑身汗水淋漓。到达中心区，个个顾不得休息，立即步入准备好的会场。那是一间门窗朝西的农家小屋，十几个“牺盟会”的干部和13个访问团成员挤坐在一起。屋子闷热得像是冒着热气的蒸笼。王礼锡和团员们在这个小屋中，与“牺盟会”的干部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途经驻地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又热又乏的团员们纷纷脱去衣裤，跳进冰凉的河水中，痛快地洗起澡来。王礼锡也随着脱衣下水，和大家一同冲洗。当晚他就感到浑身恶寒发热，躺在床上，头脑昏眩阵阵。经战地军医及三十七军军长赵寿山派来的医生诊治，当时诊断为暑湿感冒，用过散寒除湿的药，但病情未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带病拄着手杖去拜访赵寿山，表示谢意。后来，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访问团决定将他转送到洛阳治疗。

王礼锡躺在担架上，渡过黄河，8月25日到达洛阳。经当时洛阳最好的教会医院紧急诊治，发现他身上出现了黄疸，病情危重。在神智不清中，他还用断断续续的话嘱咐葛一虹等人：“继续你们的工作，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8月26日凌晨5时，王礼锡因病重医治无效，离开人世，随后葬于洛阳龙门西山，与东山琵琶峰唐代诗人白居易墓遥遥相对。王礼锡，东方的一个才子，用他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为了祖国的新生，奉献了他的“一滴赤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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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礼锡不但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散文家，还是个出色的文学研家，他的专著《李长吉评传》，曾获得朱自清、周阆风先生的高度评价。

      王礼锡生有三子：士忠、士信、士志。
　　王士忠为台湾大学教授，著有《国际贸易实务》、《南洋十年》、《英语发音学》专著，现定居美国休斯敦。三子王士志历任记者、编辑、教师，晚年倾全力搜集编印其父王礼锡文集。1989年6月因车祸逝世。其子王效祖继承父志，继续搜集王礼锡遗著。先后参加《王礼锡诗文集》、《王礼锡传》等书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