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与梁启超的“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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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此为王造时自述中引用的标题，何壁辉、赵寿龙著《王造时传》中做《我对于十二周国庆纪念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的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千余名听众之一。对于梁启超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王造时回忆，“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胸，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发表。《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字。

这篇文字不可谓不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

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但是一班被统治阶级要革一班统治人阶级的命，就不能不实行最危险、最有效、最可悲、可痛、可泣、可泪、慷慨激昂的举动。所谓慷慨激昂的运动，就是群众运动、揭竿反抗、暗杀行刺、运动军队以毒攻毒等等，法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除暴安良也如此。（转引自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见周天度编：《七君子传》，第618页。）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环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王造时还批评了梁启超政治主张之易变与不鲜明，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主张上是一个无主义者，在政治运动上是一个落伍者”。落笔时，王造时表明了对梁启超的态度：“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的《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然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除去《清华周刊》本身的影响之外，当时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便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加了按语并在头版予以转载。这下子王造时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便不胫而走。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塑造梁启超高大全的形象。梁启超获悉此文后以及作者的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

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并要他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王造时回忆曹云祥与他就此交涉的细节：

他说道：“我们学校好不容易请到梁任公先生来讲学，你却做了一篇文章攻击他，他现在很生气，表示辞职。如果你不去梁先生处当面请罪，学校根据侮辱师长的办法，只有开除。你的意思怎么样？”我说：“我没有侮辱梁先生，也没有对梁先生作个人的攻击，我不过对于梁先生的政治见解，表示异议而已。曹先生不信，请去细看那篇文章，如果有侮辱师长的话，甘受开除的处分。”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第479页）

这次交涉并无成效，曹云祥还是要王造时开绿他提出的办法，即当面向梁启超悔过请罪。

几天后曹云祥再次为此事找王造时。王造时原原本本告诉曹，他不愿意为这件事向梁启超当面请罪。王造时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固执的结果，他回去后亦很仔细地考虑了曹云祥的方案，但最终还是认为自己理直气壮，并没有侮辱梁启超。当然，曹云祥面对如此倔强的学生，自然气不打一处来：

曹先生看见我这样倔强，不免有点恼了。他说道：“我是爱护学生的，并且是特别爱护你的。不过你侮辱了师长，我对梁先生不住，我现在提出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做的办法，就是不要你去向梁先生当面请罪，改用书面悔过。否则，你便停学两年或开除，你自己去选择。（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第479页）

这第二次交涉亦无成效，王造时辞别曹云祥后暗自思忖，觉得自己很冤枉，于是和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向曹云祥校长讨回公道。

两三天之后，曹云祥第三次为此事约见王造时。王造时再次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认为“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但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任公可以谈论国事，我也可以谈论国事，梁任公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亦可以批评梁任公和研究系”，（王造时：《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我只发表我对于政治的见解，犹之梁先生发表他的见解一样。我对梁先生的学问是佩服的，我对梁先生的政治见解是怀疑的。我不能自欺，把自己怀疑的当作信仰，把没有错的承认错。”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第479页）王造时也威胁曹云祥，“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王造时：《王造时自述》，第71~72页）王造时忆述：

曹先生是很虚心的人，听了这番话，也觉得有点道理，便带笑说道：“好，你不承认错。不妨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公断；如果公断结果，你犯了侮辱师长之罪，那么你就应该受开除的处分，否则，你便无事。”我表示同意这个办法，但是愿知道校长有意请那些人来公断。曹先生说：“譬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南方的汪精卫先生如何。”我心里一想，这二位都是校外人士，并且汪先生是国民党，蒋先生是同情国民党的，张先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人，他们三位来公断，我决不至于吃亏，于是便立即表示赞成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第479~480页）

此事清华学校并未进一步深究，曹云祥提议的委员会公断的方案也未曾实施，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王造时推断，“我想必定时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2008年2月22日于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