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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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
王造时

前次我在各报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一文，侧重在批评训政的理由，没有详细说到为什么要实行宪政。该文既然引起不少的注意，我似乎有进一步来申述我的主张的必要。

什么叫做宪政?简单答复：根据宪法而行的政治，便叫做宪政。那么又什么叫做宪法?宪法可说是国家的根本组织法。这种根本组织法，大概包括两种重要成分：第一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结构、职权，及其彼此相互的关系；第二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惟其因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所以它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并且因为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所以宪法比普通法律更加重要。宪法可以拘束普通法律；普通法律不能抵触宪法。因此，宪法的制定，往往有特别的机关与手续，以表示其尊严。宪法的修改，往往有特别的机关与手续，以表示其慎重。

依照上面我们的解释，须根据宪法而行的政治，才能叫做宪政。那么实行宪政，必须先有宪法；有了宪法，还须实际施行。没有宪法，固不成其为宪政；只有宪法，而不实行，也不成其为宪政。现在中国没有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曹锟时代，有了宪法，而不能运用，也谈不上宪政。宪政既是根据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而行的政治，所以它第一个特点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宪法的成立，不管它是人民直接或间接制定的也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协定的也好，统治者单方所颁布的也好，大概都是经过人民一番奋斗得来的。没有经过奋斗得来的宪法，人民对它没有相当认识，不知宝贵；结果恐怕只有具文，没有实质；只见宪法，不见宪政。惟其因为宪政大概是人民奋斗得来的，所以实行宪政的国家，至少总有一部分人民参加政治。因此宪政的第二个特点，是人民参加的政治，不是统治者独裁的政治。
明乎上面那些要义，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为什么中国应实行宪政。

大凡一国政治的改变，不外两个路径：一是改良，一是革命。改良不用武力，革命非用武力不可。在实行宪政的国家，因为政治的争斗有轨道可循，无论哪党哪派，如想取得政权，实行主张，可以去竞争选举。选举的结果，谁占优势，谁便在朝；谁归失败，谁便在野。这种办法，第一是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的机会；第二是政治斗争的方式不用枪杆子，而用选举票；第三是最后的裁判者是人民，而不是出于竞争者自己的意志。整个政治组织，都根据于宪法；全国各种势力，都归纳于轨道，循序改进，用不着革命。

反之在寡头专制政体的国家，很容易发生革命。其原因有二：一是起于寡头政体之内，一是起于寡头政体之外。前者是因为寡头政体的内讧而发生；后者是因为人民的反抗而酿成。前者的意义比较小，后者的意义比较大。

所谓寡头政体，不管它表面上采什么形式，其要义不外是少数人包办全国的政权，使大多数人民没有参政的机会。至于其所赖以维持寡头政府的工具，分析起来，最后无一不是靠赤裸裸的武力。站在寡头政体上的辩士，无论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替它掩饰，然而这两个根本原则是无法可以否认的。
寡头政体既然建筑在武力的上面，那么这种武力究竟可靠不可靠呢?若是可靠，那么寡头政体还是一种安定的统治；否则，便要时常发生革命。据我们从历史上看来，寡头政体的武力是靠不住的，随时有叛变的危险。原因是所谓军队，大家为着饭碗而来，其所以服从某个长官。并不是出于公民服务国家的忠诚，乃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干。这种军队，没有正常的爱国观念为其行动的标准，乃是个人的军队，派系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谁能给它饭吃，它就可以跟着谁走；哪派能给他利益，它就可以听从哪派的指挥。今天可以拥戴某甲，明天便可反过头来拥戴某乙。今天可以赞成这种运动，明天便可以跳过去赞成那种运动。这样的武力，乃是变乱的材料，各方所争的工具。只要寡头政体发生内讧，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起来，其中有一个领袖或一个派系，能运动军队，那么便可发生革命的事实，而寡头政体的内讧，又是我们常见的事实。因为它的权威，完全是以强权为基础，并不向较高的公共意志负责。谁有势力，谁就可以发号施令，那么谁又不愿去发号施令呢?因此，寡头政体之下，总有不断的阴谋发生。少数的统治阶级，一日到晚，总在那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张三可以利用武力，去打倒李四，夺取政权；又安知王五不利用武力，去打倒张三，取而代之。颠来覆去，无非是一套老把戏。

以不可靠的武力，遇到了寡头政体的内讧，结果于是往往发生革命。不过这种革命，乃是起于寡头政体之内，只牵动少数的统治阶级，及其所附属的武力，所以影响比较还小。革来革去，还是革在少数统治阶级的手内，与全民不发生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种革命，是起于寡头政体之外的。在寡头政体之下，全国的政权既然被极少数的人所把持包办，不让一般人民去参预，结果社会上便要发生两个阶级：一方面是极少数所形成的统治阶级；他方面是极多数所构成的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有种种的特殊权利，而非其余的人所能享受；被统治阶级有种种的义务，而无相当的权利。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于是渐渐把全国的意志分做两个壁垒，中间好像隔了一条深而且阔的鸿沟。大多数被统治的人们，起初只是愤恨不平，其后乃想运动打破这种局面。但是少数统治阶级，享惯了特殊权力，过惯了势要生活，哪里愿意降为平民。所以他们一发现有反抗他们的运动，只知道用更严厉的压迫手段对付，或是剥夺言论出版自由，或是禁止集会结社权利，或是监禁，或是枪毙。这都是寡头政体所惯用的方法，因为武力是它本来的基础，强权是它本来的面目。

但是怨懑之气若深入人民的心坎，那决非威吓所能了事的。并且你越是压迫，越要激起反抗。两方面的感情，越闹越坏，人民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只要时机一到，革命便要暴发起来。这种起自寡头政体外的革命，比前面所说起自寡头政体内的革命，意义与影响更加严重。因为牵动了全民，因为它是一种长期压迫的结果，从一方面看来，它是革得彻底，能把政权从少数人手中，移到大多数国民手中，不至如寡头政体内的革命，革来革去，还是革在统治阶级里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它是革得很痛苦，不但少数的统治阶级，因为罪恶贯盈的缘故，要被革命势力杀的杀，砍的砍，如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中的贵族一样，就是全国的人民，也须经过一种彻底翻腾的纷乱。这是多么—个不得已的悲剧!这又是多么一个无可逃避的罪恶!

中国现在是寡头政体，无可讳言。寡头政体时起内讧，又是事实。全国人民不满意于现状，那更是不可否认的现象。老实说，到现在，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的局面了。而变的方法，根据我们上面的看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在今日强寇已经入室，人民无以聊生的时候，理性告诉我们，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决。在过去，我们已经杀来杀去，革来革去，有廿年，人是无数千万的死了，血是像沟渠般的流了，田庐是毁了，财产是尽了，到如今，还是落得个田园荒芜，国破家亡!何况东北沦亡，已经九月；淞沪碧血，还没有干；山海关已经变色；义勇军犹在孤斗；日本且有于最近的将来，席卷平津，进吞我全国的阴谋。环顾国际形势，目击亡国惨祸，我们如有天良，实在不容许我们闭着眼睛，横着心肠，来自己互相残杀了；而且遍国疮痍，十室九空，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若再要这样闹下去，那简直有灭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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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惨痛的情形底下，全国上下，应如何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树立建国的大计，驱逐无理的暴日。政治上，若有别的方法改善，我是不赞成武力革命的。在日本蹂躏之下，我们再来演斗蟋蟀的故事，我认为这是野蛮!这是无耻!
因此，我对于现在所谓废止内乱运动的动机，表示相当的同情，不过这种运动，没有认清内战的原因与防止的方法。内战不是无故发生的；若不使各种政治势力有发泄的机会，若不把政治的运用，纳之于轨道，那是缘木求鱼的办法。一方面统治阶级仍是专制，仍是腐败，仍是黑暗；同时一方面要一般受现状压迫的社会势力，不要起来反抗，这是万万不可能的。缘木求鱼，虽不得，无后灾。这种盲目的废止内战运动，不但无效，还有后灾。第一是间接地赞助了腐败的统治阶级或个人，去稳固黑暗的现状，使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第二是无形中否认了被现状压迫蹂躏的人民最后的革命权利。不去设法改良现状，单叫人民不起来反抗，这种无条件的废止内战运动，我认为是违反正义的，实在不敢苟同。我虽然不赞成马上用武力革命，但是我认为现状非改变不可。我是主张先用和平方法改良的。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我是反对革命的。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革命的。

我所谓的和平方法，便是实行宪政。

中国国家土地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利害这么复杂，意见这么分岐，党派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国民党内部如此乱七八糟，统治如此昏天黑地，若想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统一所有不同的意志，抹煞一切的争端，这是永远不成功的。唯一的文明办法，就是承认各种意见与利益的存在，建立他们斗争的规则，让他们用选举票来代替枪杆子。他们要取得政权，要实行主张，要争得权利，他们到选举场去决斗，他们到议会去决斗。一次失败了，下次再来。用不着杀人，用不着放火，用不着蹂躏人民，用不着破坏秩序。他们都有公平的机会，他们听国民最后的裁判。这是宪政，这是民主政治的宪政。

英国自从克伦威尔专政结束以来，有两百七十余年了；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有六十余年了；法国自从第三共和成立以后，也六十余年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实行宪政以来，也五十余年了，都没有发生过内乱；并且将来发生内战的机会，总比较没有实行宪政的国家少。只有那些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因为没有宪政的轨道可循，或不能运用宪政，还时常在互相砍杀的内乱状态里面。
政治好比球戏，宪法好比规则，宪政好比有规则的球戏。若比赛足球，而没有规则，或有规则而不遵守，那么结果只有踢得头破血流。政治势力的争斗，若没有根本大法，或有宪法而大家不行，结果也只有打得落花流水。

还有一层，宪政不但可以避免革命与内乱，并且我们要知道，还是立国的根本大计。就是根据国民党的理论，也是不能否认的。民国廿一年以来，政局之所以不安，内战之所以迭起，大家不能不承认这是政治没有上轨道的表现。但若要政治上轨道，那么非先有轨道可上不可；换言之，非实行宪政不可。现在我们的轨道在哪里?“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此所以举国彷徨，无路可走如今日者!
且宪政是法治的根本，法治又是民治的基础。根本大法不立，普通法律无所根据。一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团体与团体的关系，以及团体与国家的关系，都没有法律的根据与保障，任凭有力者的支配。谁有武力，谁就可以作威作福。结果，只有个人政治、军阀政治。此所以辛亥革命以来，虽挂了民国的招牌，到如今，还是黑漆一团的局面。我们今后如果不行民主共和政体则已，否则，只有实行宪政，以法治去代替人治。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人家陷害；我们的财产，随便可以被贪官充公；我们的住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搜查；我们的名誉，随时可以被人家毁诬。我们不能安全的耕种，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经商，甚至于不能安全的教书。一切的一切，都是纷乱、黑暗、不安。我们有的是无限的义务与剥削；我们无的是任何的权利与保障。这种社会，充满了恐怖、猜疑、阴谋。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我们若要脱离鬼的世界，超度到人的世界，便须要求我们做人的根本权利。现在各国宪法，大概都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消极方面，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居住自由等等；积极方面，如受教育的权利、作工的权利等等。实行宪政，能给我们相当的保障。现在党治，只有继续我们非人的生活。

总而言之，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因为有下列理由：
(一)我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非变不可的局面，而变的路径，只有实行宪政与实行革命。在此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应该上下一致，共赴国难。因此我主张实行宪政，避免革命，废止内战(但是和平方法不能成功，我觉得没有理由否认人民革命的权利)。
(二)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
(三)实行宪政，是法治的基础，民治的条件。
(四)为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起见，也非实行宪政不可。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
(本文曾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