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一:爸爸彭文应的最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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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彭文应的最后五年
　　
彭志一

　　1957年初夏时，我是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一年级学生。上课之余，打篮球、游泳、长跑、郊游、看电影，……我的生活，既充实又快乐。 对于身边所发生的将要影响家庭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从帮助党整风开始，继而转向的反/右/派斗争，并不十分关心。 直到6月下旬，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我爸爸“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的文章,且被《人民日报》转载。 我看到后感到十分震惊，但转而一想，我爸一辈子干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拥护共/产/党，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即使有些缺点错误，只要正确对待，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也就行了。 我绝没想到，随着反/右/派斗争愈演愈激烈，对我父亲的批判，也越来越升级。 他被说成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右/派/分/子。 从此，我由一个引以自豪的革命后代变成了大/右/派子女。 短短的五年，我家死了三个人（妈妈、弟弟、爸爸），遭受了家破人亡的巨变。

　　由于反/右的关系，学校宣布不放暑假。 7月19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醒目的地位刊登了张春桥（化名“常孰” ）的文章《质问彭文应》。 这篇文章按“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椐）的方法给我爸定了“罪”。 同日，我收到上海家里来的一封急电，上面只有四个字“母亡，速归”，真是晴天霹雳！ 当我和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二年级的姐姐燕妮迅速乘火车于21日赶回上海时，己经赶不上和亲爱的妈妈告别-----因天气炎热，她已经大殓了，棺盖己钉上。 进得家门只听见外婆和四个弟妹的一片哭声。 重丧的日子里，却见不到爸爸的踪影。 原来，他每天都要去民盟机关接受批/判/斗/争。 7月19日的那一天，当妈妈看到报纸，看到张春桥的文章，受不了对爸的批判逐步升级的压力，血压升高，心脏病复发，在第六医院急诊室命悬一线，临终时多么希望见到自己的丈夫一面。 当时爸爸也正在文化广场接受批判，不许接报急电话，更不让请假。 44岁的妈妈没有盼到见爸爸最后一面，在“文应”、“文应”的悲咽声中去世！ 家里只剩下60多岁的小脚外婆和15岁的弟弟，12岁，10岁, 8岁的三个妹妹。 老天有眼，恶有恶报，坏事做尽的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20多年后，身系囹圄且患绝症，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回想一年前，1956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爸爸妈妈都非常高兴。 妈妈拿出银行存摺，叫我代她去取钱。 之后，爸爸陪我去买御寒的短皮大衣、围巾和帽子，妈妈陪我去中百公司买新手表、皮箱和日用品。 晚上，爸爸召集全家围坐在一起开“茶话会”。 桌子上放着糖果、点心、水果----这是我家传统的教育孩子的方式。 爸爸给我们讲国家大事，青年人的理想和前途。 讲述他13岁时，考取清华，背着背包，撑着雨伞，和比他大2岁的王造时伯伯一起，走出安福小山村到北京上学的事， 讲他在美国留学时如何刻苦学习，归国后直到解放前如何不畏艰险，从事反蒋拥共爱国民主运动。… 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新中国正在建设，将来大有可为，前途无量…。 妈妈则再三叮咛，北方天冷，要多穿衣服，注意营养，吃饱吃好，注意个人卫生，常常给家里写信，等等等等。我不停地点头，可是小妹妹们已经听得不耐烦，抢着糖果往嘴里塞，还不时要在爸妈面前撒娇，相互告状。 如今，想起当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令人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在暑假余下的日子里，我和姐姐为了搞清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们走访了民盟市委和市委统战部，听听有关领导的意见，并列席了批判爸爸的会议。 有关领导都希望我们划清界限，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帮助爸爸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以便“低头认罪”。 我们也和爸爸进行了几次长谈。 爸爸正值丧妻之痛，又被罗织了一大堆罪名，真所谓黑云压城，心情十分压抑、痛苦。 但他对我们坦露心声：“从五/次/围/剿时开始，我就开始拥护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中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总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在江西抗战时，国民/党要//杀/共/产/党，我反对。 一次会议上国民党反动军官拔枪威胁，险遭不测 。 后来在吉安周总理也来看过我 。因此我认为我没有反党。” 几十年革命人生，历尽许多艰险，都是为了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现在一下子被说成是一个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他怎么能接受？ 我也越听越觉得他没错。 可是当时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都和张春桥唱一个调， 都说彭文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容你去分辩，也不容你去思考。 当时18岁的我和姐姐，也只能带着许多疑问和困惑， 告别了极度孤立的爸爸和弟妹们回到学校去继续学习了。 我身在北京，心中却时时在想念我的爸爸和家人，凡有寒暑假，我尽量回家看望他们。
　　上海民盟市委和市人代会曾专门为爸爸召开过大小会议数十次，对他进行批判、帮助、教育。 由于他秉性刚直，是非分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肯违心地把不实之词往自己头上套，不写检讨书，只写事实与观点，不肯“低头认罪”。 1957年8月31日，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爸爸在会上“发言”说： “一个社会里可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不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 这种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 第二种人是很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愿意拥护它，保卫它。 这种人看到了成绩，但忽略了缺点，或者还没有采取办法来消灭缺点。 第三种人是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它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和问题。 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足于现状 ，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 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一种人创造出来的。…” 爸爸以自己为“第三种人”而自喻。 这不是右/派/分/子的交代检讨，而是在发布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党的诤友的“宣言”。 在当时极左路线的气氛中，他遭到了与会人士的“炮轰”，他的“顽抗”大大激怒了当局，他的“右派罪行”和顽抗的态度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全国各类报刊有关批判彭文应的专题文章和报道达六十余篇之多，其中刊登在头版的就有16篇。不难看出围攻的‘火力’之凶猛！ 为此他和家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58年，爸爸被正式（以书面下达文件方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他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撤消盟内外一切职务，留盟察看，断绝一切生活来源，监督劳动。 此后， 家里生活日显拮椐。 所住南昌路55号的花园洋房，每月八十多元的房租，已无法交付。 被勒令补交了两千多元房租后，扫地出门，全家被迫挤住在重庆南路太仓坊一间15平米的斗室中。 那间房子的后间是一6平米的小卫生间，弟弟只能在卫生间搭床睡觉，爸爸也只能在附近的朋友家借宿。假期里我和姐姐如回沪则只能打地铺睡觉。

　　妈妈早逝，爸爸又经常被叫去接受批判或参加下乡劳动，弟妹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他们在学校、里弄还要受到歧视与羞辱。 他们对环境的改变难以适应，对爸爸很不理解，因而产生怨恨, 他们的性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家里经常发生吵闹，生活很不安定。十三四岁正值花季的大妹被迫勉强当家。 爸爸为此十分苦恼，但又无计可施。

　　当时民盟和统战部的干部经常上门来“劝降”。 发现以上情况后，有一位统战干部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王造时伯伯摘帽后也来规劝过他。 二妹薇薇曾跪倒在爸爸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 可是，在原则问题上，爸爸内心信念十分坚定。 他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对王伯伯说：“做人应该是内外一致，心口如一。” “经济和家庭实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小孩，对家庭前途很悲观，无法加以管教。 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他决不违心吐一言，写一字。 别人可以往他身上泼脏水，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有机会就阐明自已一贯的立场、观点，讷讷地为自已辩护。 因此，他被冠以所谓的‘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1960年前后，许多检讨过关的人都先后摘去了右/派/帽/子，得到安排。 而我爸爸一直到1978年4月，中共中央发文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他才被摘去帽子。 但这时，他已去世16年了。
　　上海民盟市委组织处的吴南同志当时负责联系我爸爸，因他常来我们家，与爸爸和我们子女都谈得来。 他对爸爸思想上生活上都很关心，通过他的联系，帮助我们解决过一些问题。 爸爸去世后他亦常来我家看望。 民盟市委每月还给予我三个尚在求学的妹妹生活补助费25元，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停发。 我和家人很感谢吴南同志和民盟组织对爸爸和我们子女始终如一的关心。 我在1987年经他和陆诒同志介绍参加了民盟组织，我和他成为很谈得来的“忘年交”。 由于民盟组织的关心培养和盟员同志的信任，我曾担任民盟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委员会主任委员，1997年10月被选为盟员代表赴北京光荣地出席了民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将继承父辈们光荣的革命传统，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已的力量。
　　1960年秋天，我姐姐燕妮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爸爸欣然提笔，为她写下一段题词：
　　
　　“ 明白世界上的道理，
　　 使自己天天有进步，
　　达到最好的境地，
　　为祖国和人类
　　不断作出有益的贡献。
　　 父亲 1960-9-12 ”
　　这是我们目前所存的爸爸对我们子女的最后赠言。 我姐响应党的号召，清华大学毕业后，志愿到祖国最艰苦的大西北去工作，分配到了边远的宁夏银川设计院。

　　爸爸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就喜欢动脑筋，思索一些科技发明，比如空中火车、空中汽车、改良服装等等。 解放前后，他曾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过不少的合理建议。如：提倡多吃粗粮、糙米，以利于健康；提倡吃饭时采用分食制或使用公筷，防止传染疾病；建议增辟公园和绿化场地，取消公园收费；加强城市粪便管理，废除使用木马桶；提倡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过快；… 1956年他出差北京时陈毅副总理请他吃饭，他提到自已想设计一种两面可穿的裤子，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又省钱又节约布料。陈老总听后高兴地说：你发明出来，我来签字。… 当时，爸爸虽身处逆境，但他仍在家不断地搞科技发明，画设计图，如“钩搭砖”，“列车船”，“保温饭盒”等等。 他去参观各种展览会，到处去提合理化建议。 1958年下半年，上海许多市级“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区颛桥劳动，他也奉命参加。 但他申明：“如果是义务劳动，我是乐於参加的。” 意即我下乡不是以右/派/分/子身份去劳动改造的。 到了乡下，他劳动之余还对农业生产和农具改良提了不少意见。

　　1958年7月，他致信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申请“以个人名义志愿前往中东或北非参加反帝斗争中任何适宜于我担任的工作。…我熟悉英语，并学过法语德语，身体健康无问题。…” 为国为民之心，跃然纸上。 他天真地认为，政治上不能发挥作用了，还可以用科技发明创造或其它方式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可是在那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头上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注定只能到处碰壁，报国无门。
　　1961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主动填报了回上海工作的志愿，因我需要照顾爸爸和弟弟妹妹。 校方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回到了他们身边。 我的回来，让心力交瘁的爸爸多少得到一些安慰。 至少家里有什么事也可以有个帮手了。 弟弟妹妹们也很开心，他们很爱我，至今我们仍有深深的手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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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以优异的学匀成绩毕业于向明中学的弟弟志平，因父亲右派问题的牵连考不上大学，又身居斗室，不堪忍受家庭的巨大变迁，逐渐患上了精神忧郁症。 一年后，他被上海松江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后学校拼入上海师范学院，他进入中文专业学习。 1961年3月，他曾私下服了安眠药、碎玻璃等企图自尽，幸亏发现得早，及时送往广慈医院抢救后才脱险。此后他的病情愈发严重，变为精神分裂症。 当年12月20日，他在上海师院学生宿舍内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片，昏睡不醒。 当我和爸爸闻讯赶去时，千呼万唤他已不再醒来。 爸爸抱着年仅19岁的弟弟嚎淘痛哭，他的心在滴血！

　　弟弟在19日写的遗书上写道：“…生活该是幸福的，高尚有为的，未来大概也是光明的。我的生活却是痛苦的、卑琐的。我的未来也和现在一样，漆黑一团，我被迫想到这个末路。…个人痛苦之极难以诉说，…家庭负担之重不堪设想，…终日盘旋在我脑中的想法：…对死的渺茫的坚信，…”
　　爸爸在弟弟遗像照片后面写下：
　　“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一朵夭折的鲜花， 反右斗争的牺牲品”。
　　他亲自为弟弟做了一块木制牌位，在牌位中间用英文写上：
　　“为了 民主 自由 平等 民族 教育 而战！
　　继续一万年！
　　纪念我最亲爱的儿子
　　父亲 1962-1-20 ”
　　
　　弟弟的夭折，对爸爸是又一次身心重创，悲愤之情，唯对天表！
　　这时，我的姑妈（爸爸的亲姐）梅年写来一封信，指责爸爸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很好解决自已的问题，因而危害了家庭和子女。 面对亲人的不理解和责备，爸爸给梅年姐写了回信，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想我决不是像你信上所误解的不愿跟共产党走，或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一生奋斗的目标，也就是和共产党所要实现的一样，是怎样把国家建设得富强，怎样使广大人民，特别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大众的生活过得好些。 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过去几十年反对国民党，冒著许多危险。 同样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也就会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来贡献自已的力量，不能够有其他的打算。” “被宣布为右/派，对自已对家庭乃至亲戚都蒙受了无穷的耻辱与不幸。 但这事非我所能料及的。 既然发生了，我只有根据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三年多来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得很好很快，这是有过错的，但是我总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是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是一个敌人， 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是不应当的。…而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 这样的交代是对党、对人民、对自已、对地下的父母和有关的一切人所不可少的。我总要做一个人，对得起以上这些人…”　 这些是爸爸的肺腑之言，永远的心声。
　　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爸爸不计较个人荣辱和家庭的温饱，考虑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他拒绝了当私人教师、翻译等生计，吃豆渣、莱皮，忍病痛(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夜以继日地写了建议“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并给毛主席周总理寄了万言意见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主义”。

　　1962年夏，大妹志康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这给了爸爸莫大的精神安慰。
　　此后，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心脏病也越发越厉害。 11月初某天爸病情严重，王造时伯伯闻讯赶来，他与我一起叫了救护车将爸送往广慈医院急诊，并通过同为右派的原广慈医院副院长张曦明教授的帮助才得以住院治疗。 为了照顾病重的爸爸，我向单位请了事假日夜陪伴在爸病床边。 妹妹们放学后也经常来看望爸爸。 燕妮姐后来也请假从宁夏银川赶回上海探望爸爸。 爸爸的朋友们如王造时、刘海粟和夏伊乔夫妇等多次来医院看望他。 民盟市委领导和中共市委统战部亦派员探望，嘱他安心治病并表示住院的医药费等将由组织上协助解决。这些都给了贫病交加的爸爸莫大安慰。 孙大雨伯伯那时刚出狱，亲自为他烧了一茶缸栗子烧鸡送来，在当时这真是美味佳肴，爸爸吃得津津有味。 我一次到淮海路老松盛给他端一碗‘家常豆腐’，他也很喜欢吃。 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他提出想吃掼牛奶，幸好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每天上午有卖，我们去排队为他买来，也算满足了他小小的要求。

　　爸爸总共在医院住了40余天。 最初病情危急，经抢救后有所缓和。 在他病情稍好些，他要我和姐姐向关心和来看望他的领导、亲戚朋友表示感谢，并表示等病愈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 他要求我们子女要相信和依靠组织，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由于爸爸自反/右以来，长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积郁成疾，这次病情凶猛，后期转为心包炎、败血症，虽经医院抢救，终于回天无力。
　　1962年12日15日，随着严冬中呼啸的西北风，爸爸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世，到天国去与妈妈和弟弟团聚，终年58岁。

　　爸爸去世后，刘海粟夫人夏伊乔和王造时伯伯热心帮助我们料理后事，并拟定了准备邀请出席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后因为爸是大/右/派，又不肯低头认罪，召开追悼会，上面担心影响不好，于是通过王伯伯来劝阻。 最后追悼会没开成，在万国殡仪馆由王伯伯带领我们五个子女和几位亲戚对爸遗体告别。 孙大雨伯伯一大早悄悄来到殡仪馆向他清华老同学、民盟老战友告别，恸哭之后留给我们一只信封，内装20元。 为此事孙伯伯备受指责。 直到十八年后，我和燕妮姐去看望他，感谢他时，他说：“我和彭文应十几岁就同学清华，一道革命，一道反对国民党，他对民主革命有功。以我和他的关系，送20元太少，应该送他200元，可惜，我没有钱。我没什么错，要我写检查我不写！”

　　妈妈曾于上世纪卅年代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刘海粟是校长。在反/右时刘也成了右/派/分/子，与爸爸分在同一组学习，因两家住处相近，常有往来。我大妹志康与刘家小女儿曾向海粟夫人夏伊乔学习绘画。 刘老十分钦佩爸爸的为人，对爸爸政治思想上同情，生活上关心。 爸爸去世后我和姐妹亦常去看望他。 他对我们多次说过：“你们父亲有骨气，有气节，很了不起。” 为我们的妈妈、弟弟和爸爸的早逝十分惋惜。
　　爸爸的一生， 都在实践他早年在清华求学时在文章上所提出的爱国理想：“救国为我国今日之急务，为清华全体不可逃避之责任。” “吾人受国家之优遇，为国民所托望，宜如何尝胆卧薪，含辛茹苦，冒万险，排万难，夫然后能拨乱反正，脱同胞於水火 。” 每当祖国危难、共产党危难、民盟组织危难时，爸爸总是挺身而出，主持正义，站在斗争的前沿。 他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 他勇于牺牲自己，乐于助人。 他曾在文中写道：“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就做了一个民主人士，而且自己一向认为在任何运动中，总应该站在最前线，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个积极分子 (当然我并未做得很好)。 我在朋友，学生，青年面前，也常常是鼓励他们，努力争取做个积极分子。” “我这些年来仍旧多少保持著一种‘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而不管他人之讥笑与反对。(但有时这种顾虑仍然存在，使我对许多问题未尽发表自己的意见。)” …… 但他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一些好事，却讳莫如深，从不宣扬，（就连卅年代时他曾资助过周总理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他曾因在会上反对进攻苏区险遭国民党反动军官枪杀，为此周总理曾到吉安向他表示感谢和慰问这种旁人引以为荣之事，过去，他对我们子女都没有讲过。） 也从不要求别人对他感恩或回报。

　　爸爸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 谱写了自己光明磊落的历史， 认真尽力地履行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职责。 他一生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是祖国人民忠诚的儿子，中国民主同盟的优秀成员，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诤友，也是令我们子女和后辈永远自豪和骄傲的好父亲。
　　随著妈妈、弟弟、爸爸在五年内相继去世，我们家真可谓“家破人亡”，十分悲惨。 我们把爸爸和弟弟的骨灰一同安葬在徐家汇徐长桥（现漕宝路桂平路附近）的“江西公墓”内妈妈的坟墓旁边，让他们三人在“天国”相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声炮响，“江西公墓”被夷为平地。死去的人也得不到安宁。
　　幸好，幸好，文/革时爸爸已离开人世，没有受到文攻武斗的摧残。 而孙大雨和王造时二位伯伯，文/革中都被红/卫/兵殴打、抄家、关进监狱、备受折磨。 孙伯伯命大，总算熬过了文革这场浩劫，晚年有幸继续从事自已心爱的工作—翻译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诗作并予以出版。 他1997年辞世，高寿92岁。 而王伯伯这位“七君子”却命苦。 虽然在1957年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由于他“检讨”好、表现好，故1960年就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安排了工作。 上面还要他去规劝我父亲“低头认罪”。 1966年11月他以“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罪名被逮捕入狱。一关就四年多，不审判，不许家属探望。在监狱中他失去了自已的名字，只有一个号码，1971年病重被送入医院，8月命归西天，次日火化后才通知家属来领取骨灰。 据说遗体骨瘦如柴，遍体鳞伤，手臂亦被折断，十分凄惨。 他的骨灰当时只好用化名寄放乡下。 他的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文/革/期间先后死于非命，连同1957年反/右后去世的大女儿，四个儿女竟一个也没留下，可谓“绝后”了。 堂堂“七君子”，而今只留下一堆用化名称呼的骨灰，如此遭遇，可悲，可怜，可叹！ 这样 人称“安福三杰”的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在1957年反/右/时全都成了右/派/分/子，于1965、1971、1962年先后去世。

　　1957年反/右时，包庇“反革命分子铁明”成为爸爸的一大“罪行”。 铁明是爸爸清华学校同学，曾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专攻农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 1951年铁明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并判刑。 1956年爸爸视察市公安局时曾要求提前释放铁明，以让他作为高级科技人员为国家多做贡献。 1939年铁明在英国曾发动捐赠科技图书支援中国因遭受日寇侵略而内迁到昆明的大学的爱国行动，得到英国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人的支持，1941年终于将三万余册经过精心挑选的各种科学技术的标准参考书经由香港运到昆明，从而为内迁大学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铁明劳/动/改/造23年后于1974年被释放。 1983年经他申诉，市高级法院重审后改判他无罪，彻底平反，他以大学教授资格退休。 198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时举行招待会，英方指名邀请铁明这位在二次大战中为中英民间友谊作过贡献的81岁老人。经过费力地寻找，他成为唯一被特邀的非官方贵宾。 我想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为铁明伯伯感到由衷的欣慰。 2001年铁明伯伯故世，历经坎坷的老人高寿96岁，在他女儿铁怡一家人精心照料下度过了愉快的晚年。

　　爸爸虽然早逝，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子女还是代他受了一些过。 我们的家，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抄家，抢走大量财物。 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抄家。 我和妹妹们作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孝子贤孙”在弄堂口被批/斗。 我爱人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也受到批斗，监督劳动，她怀的第一个孩子被迫流产。 好在我们当时年青，又经过反/右/斗/争的风雨，文/革中我们都挺过来了。

　　爸爸的教诲始终激励着我们，我们以有这样一个党的诤友、盟友、战友爸爸为荣。 我们五个儿女工作学习都很勤奋努力。 姐姐燕妮是土建方面的专家；我在上海通用机械集团公司任副总工程师；大妹志康定居加拿大，是曼尼托巴大学教授、著名免疫学家；两个小妹妹薇薇和苓苓，当年响应党号召上山下乡，后回到上海，现都已从工作岗位退休。 我们都用自已的实践向爸妈做出了回答，向祖国人民做出了回答。

　　我们的下一代、爸妈的孙辈，也都学业有成、工作上有建树。 大孙子维刚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己撰写三本管理学专著和50多篇学术论文。 小孙子维勤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现移民加拿大去拚博未来。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爷爷奶奶重建墓地，从选址、确定造墓方案到筹集经费，尽心尽力，充分体现了对祖辈的孝心。 维刚替女儿取名天瑢，其中包含祖母邓世瑢名字中的‘瑢’字。 维勤替儿子取名海文，其中包含祖父彭文应名字中的‘文’字。 这样，他们的孩子将永远与曾祖父、曾祖母连在一起。姐姐的儿子张宏伟、大妹的儿子丁旸、二妹的女儿邱雪恩都已移居加拿大和美国，小妹的儿子马国豪明年将从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 我们的下一代都享有美好的前程。 爸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他们高兴。

　　1989年12月16日，民盟上海市委召开“纪念彭文应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赵定玉部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谈家桢、叶笃义、李文宜及爸爸的战友、学生和子女代表先后讲话。 一致肯定爸爸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对他表示深切的缅怀和纪念。 这是一次为爸爸恢复政治名誉的会议。

　　2004年6月，在上海市奉贤区杭州湾畔面南临海、景色优美的《海湾寝园》内，我们将爸爸、妈妈和弟弟重新安葬，让他们得以团聚。 我们为爸爸树立了一尊全身铜像。 他站立在那儿，向着他曾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讲述着……
　　在爸爸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代表五个儿女写了以上短文，表示我们和我们的儿孙辈对他和妈妈以及弟弟的深切怀念。
　　亲爱的爸爸，妈妈，弟弟，你们安息吧！
　　2004年6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