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彭文应最后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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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右派”彭文应最后的呼声

　　彭文应是江西安福县南乡西边村人, 生于一九0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字爵缘。父亲彭敬之是前清秀才, 安福县立小学的国文老师。

　　罗隆基和王造时也是安福人, 都是彭敬之的学生。罗隆基、王造时和彭文应先后考入清华大学, 人称“安福三杰”。当然. 另有一个后来当上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 也是他们的同乡兼同学, 也考上清华大学。这四个人, 被人们称为“安福四才子”。

　　在清华求学时, 由于彭文应为人温文尔雅, 谈吐细声细语, 因此得了个绰号,人们叫他“少妇”。

　　一九二五年, 彭文应赴美留学, 攻读政治学。在这方面, 他与罗隆基差不多,都怀抱一颗赤子之心, 以为学好政治后将来回国效劳, 可以安邦治国济民。但事实上他们在西方学的政治, 拿到中国来毫无用处, 后来他们的命运, 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彭文应与高士其同时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高士其学的是化学。彭文应在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以后, 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了七年以后, 一九三二年彭文应学成归国, 在上海定居下来, 并担任了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的教援。

　　回国后, 在教学之余, 他和也从美国回到上海的罗隆基、王造时经常碰头。由于既是同乡又是同窗, 加上政洽见解相同, 因此便团结成一起。王造时当时创办了《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杂志, 彭文应和罗隆基成为主要撰稿人。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彭文应便明显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他在《主张与批评》第四期, 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一文。在文中他说:

　　“目前的中国, 的确站在十字街的中心。你看——前、后、左、右, 都是道路。在我们的右边是资本主义之路, 在我们的左边是共产主义之路, 在我们的后边是封建主义之路。

　　“在目前的中国, 向右转是走不通的。向左转也走不通。至于向后转开倒车那当然更是不可能。

　　“那么, 什么是我们的道路? 目前整个民族似乎是到了尽头。大家觉得无路可走, 大家都在消极失望之中。其实, 我们并没有走到尽头,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条大路, 这条大路便是社会主义之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路? 用民主革命的方法, 取得中国之独立统一, 将全国的生产工具', 放在民主的政府之下, 由国家所有、经营并支配, 以谋全体国民的幸福——这便是社会主义之路。……”




　　

　　他在文章中, 又列举了社会主义之路可通的四条理由:

　　“第一、社会主义是最公平的制度。
　　第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阶级的冲突, 建设安定的秩序。
　　第三、社会主义可以促进生产。
　　第四、社会主义可以联合全国, 抵抗外侮。“

　　他最后号召说:“我们不能永远站在十字路口, 我们必须一致前进。四万万中国人! 我们大家携手一致, 向前面社会主义之路‘开步走’!”

　　当时彭学沛所说的社会主义, 当然是他从国外学来的知识。到了今天,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连小学生都非常熟悉了。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这个名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还生疏得很。这篇现在看上去只是中学生水平的文章, 在当时有人能写出来并敢于公开发表, 实属不易。

　　到了今天, 人们已经知道, 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有多种, 并非“独此一家”。例如咱们中国的社会主义, 目前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具“中国特色”,当然就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想当年, 斯大林的苏联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东欧的一些小国家, 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 也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联在一起, 就叫做“社会主义阵营”。早一点,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就连希特勒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他领导的政党就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我的奋斗》)。看来, 这社会主义确实不是仅仅一家。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去翻翻相关的历史书。

　　所以说, 若以今天的目光来看, 彭文应上面写的那篇文章就显得有点简单, 有点幼稚。它没有阐述如何切实去行, 没有深刻的分析, 而只是发表观点, 呼呼口号。姑且不论他本人可是江西省所有报考清华学校的考生中名列第一, 也不论他当时就读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是一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可谓人才济济, 其中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就达三十多人, 如梁思仁、周培源、候德榜、茅以升……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中外闻名的学者教授, 如胡适、赵元任、马寅初、闻一多……等也是出自该校。所以说, 彭文应虽然出身名校, 又是国外归来的政治学硕士, 但是毕竟对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 缺乏真正的了解。

　　以今天的政治标准, 人们或许可以说彭文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甚至可以说他是社会主义的先驱, 因为他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在刊物上宣传社会主义了。但事实上他不但没有被尊为先驱, 却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主要的罪名就说他“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罪名是“反党”。一贯追求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现并把GCD视作朋友的彭文应, 在一九五七年却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又是怎么会事?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 上海《解放日报》, 在头版刊载了张春桥化名“常孰”的文章《质问彭文应》, 语气凌厉, 咄咄逼人: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同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 一、不讲话, 二、讲一点, 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 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 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 不行; 讲一点, 藏头露尾, 也无用; 大辩论, 拿不出货色, 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 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 这是有的, 是思想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说是只有言论, 没有行动。彭文应说: 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 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 否, 这完全是欺骗。

　　“谁是左派, 谁是右派, 这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

　　张春桥以革命左派自居, 对彭文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质问。他对自己写的这篇《质问彭文应》的文章, 颇为得意, 把它收入自己写的《今朝集》一书, 于一九五八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也算是为自己的反右功勋记上一笔。

　　彭文应原来就是一个名人, 在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以后, 他的“名声”大振——他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全国性的主要报刊, 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彭文应的文章。仅以上海的《解放日报》为例, 据统计在一个月内就发表了十四篇批判彭文应的文章, 基本上是每隔一天一篇。

　　那么, 彭文应究竟做了些什么? 又说了些什么? 他到底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呢?

　　彭文应为人直爽, 不会转弯抹角。他发表自己的观点时, 往往是心里怎么想的, 嘴上就怎么说, 就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他写文章也这样。因此, 如果要找他的把柄很容易。下面举出一些他说过的话, 这些话都是他在公众场合说的,当时并没有人指出什么不对, 但到了反右时, 人们就把它揭出来成为彭文应的罪状:

　　“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或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就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本主义民主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很可以加以吸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一九五七年五月,视察时的发言。)



　　
　　“解放以来, 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 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报道, 报喜不报优, 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滿纸缺点, 成绩跑光, 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 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 不能报喜不报忧, 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戎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一九五七年视察工作时的讲话。)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 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苏共二十大后的一次发言。)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有用非所学, 大材小用, 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 有职无权, 有德无才, 有才无德等情况, 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 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 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 量才录用, 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 能者在职(业务领导), 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 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 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八十斤的人, 不要他挑五十斤, 也不要他挑一百斤, 国家如此要求, 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 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 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上海市政协预备会小组发言。)

　　…………

　　还有许多话, 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对彭文应来说, 他当时是在日常工作或开会时信口说来, 发表一些观点而已。今天来看他当时的这些言论, 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惊世骇俗之处, 普通得很, 但在当时就不行。当他随口说出之后, 听者中就有人把它记录了下来, 到反右时就公布出来成为他的罪状。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 出版了一本名为《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 其中就包括了上面列举的以及还有许多没有列出的他的言论, 内容十分丰富, 共分成八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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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毫无疑问, 彭文应虽然不是GC党员, 但却是GCD的朋友, 这在他与国民党的敌对关系上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反右时正是要把过去的朋友变化成现在的敌人, 这可能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吧?

　　现在不妨把时间回溯到一九四丸年的五月分之前,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让我们来看看彭文应当时遇到了什么。

　　一九四九年的四月底五月初的某日, 夜色笼罩之下, 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申江医院里突然闯进一群身穿黑岜色服装的不速之客。

　　院长刘之纲正要发问, 便被这群人逮捕。他很幸运, 没被处死。,他后来担任江西省的卫生厅长。

　　这群黑衣人到处搜查, 似在找什么人。在顶楼, 有一个黑影跑到窗口, 爬出去爬到了屋顶, 借着夜色的掩护, 悄悄匍伏着。

　　此人原来没病, 只是装病躲在医院里,。他就是彭文应。

　　彭文应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地下市支部主任委员, 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自—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起, 民主同盟已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九年四月底, 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身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的史良, 和丈夫陆殿东一起躲入亲戚家, 而彭文应则匿入江西老乡刘之纲开设的医院中。

　　搜查者在病房里查到了彭文应睡的那张床, 模模被窩还是热的, 可是人却找不到。在床头柜里搜出一个公文包, 里面有彭文应的印章和两万美元的存折, 当即没收。

　　搜查者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折腾了一夜, 也没找到彭文应。他们哪里想得到彭文应就躲在屋顶上。

　　天色渐渐明亮起来, 屋顶上已无法久耽, 彭文应便又悄然地爬入医院隔壁的一家时装店。在店主的帮助下, 穿上长衫离店而去, 终于脱离了险境。

　　便衣警察没有在医院里抓到彭文应, 便一窩蜂似的涌向彭文应的家。彭文应的家在上海虹口区宝安路二十五弄五号。 当时彭妻邓世容刚生下最小的女儿不久, 还躺在床上做月子。因此便衣们便抓走了彭妻的三姨邓世琳和小车司机。临走, 把彭文应的那辆黑色小轿车也开走充公。 彭妻邓世容在月子里受了惊吓, 从此落下病根。



　　

　　三姨邓世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有十几个特务来抓世容, 追问彭文应在哪里? 我说‘世容刚生小孩, 在做月子, 我管事!’特务们就把我和小车司机带走。

　　“晚上十一点, 他们用吉普车把我押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 马上审问我:‘彭文应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有谁到过你们家?’我都回笞说不知。

　　“他们见我不讲, 先好言相劝:‘你有孩子, 老老实实讲, 会放你出去的。’我不说话。他们把我拖到受刑室, 里面有老虎凳、电椅等, 问我‘你看见了吗? 你不讲的话, 就要你尝尝这些刑罚了, 再不讲就要把你枪斃!’

　　“我还是不讲, 他们就给我上刑, 先把我上衣剥光后绑在柱上, 再用皮鞭狠抽。一边抽, 一边问:‘你讲不讲? 你是不是同党?’……

　　“我还是不讲。他们把我从柱子上放下来, 让我穿上衣服, 继续对我用刑,这次换了另外一种刑罚: 让我每只手的手指间夹一颗子弹, 一只手四颗, 再用布绑紧, 我感到钻心钻肺般痛, 就晕了过去。十个手指肿得好粗, 后来又溃烂了几个月, 经过不断医治, 至今手指关节还经常疼痛。

　　“他们用冷水将我浇醒, 问我讲不讲? 我还是不讲。

　　“特务们对我说:‘今天你不讲, 明天再提审! 看你到底讲不讲。’这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他们把我的戒指和裤带都收去了, 生怕我自杀。

　　“我被送入一间牢房, 里面已关了二十多人, 只有我一个是女的, 睡在木板上。

　　“同牢的人, 其中有的被灌过辣椒水, 烧过香烟头。当他们得知我没有招供时, 便说:‘明天你也不要招。你一个也不能讲, 讲一个便会有十个。’

　　“我关在里面, 听说有十几个人被装在麻袋里活埋, 其中有黄炎培的儿子黄兢武, 他也是民盟的。

　　“我每天哭, 绝食, 又生病, 眼看再关下去就会死在里面。我家里找了两个保人, 保我出来看病。这两个保人认识警备司令部里的一个什么队长。

　　“特务对我说:‘保你出去是看病, 不是放你。两个星期后你还得进来。’

　　“我运气好, 在我出来后的第六天, 上海解放了……。”




　　

　　三姨受彭文应牵连, 在狱中吃尽苦头。彭文应若被抓住,如不投降, 他的命运将会和黄兢武一样。若是彭妻邓世容不是坐月子, 则也会被捕、坐牢、受刑, 生死难料。

　　那天, 彭文应能急中生智, 从屋顶上逃出申江医院, 可说是虎口佘生。

　　逃是逃出来了, 却面临向何处去的难题。虽然他在上海的交际甚广, 但这些关系别人都知道, 如好友王造时和孙大雨, 以及一些亲戚家, 国民党特务难道不知? 恐怕早已在那里守株待兔, 就等他去自投罗网。因此说, 这些地方都去不得。

　　他忽然想起了荣毅仁的姐夫杨通谊。这人是上诲广勤纺织公司常务董事, 工商界人士, 不大会引人注意。记得在一九四八年时, 他和黄炎培、张澜、史良、叶笃义等人曾在杨通谊家开个一次秘密会议。此刻, 在自己危急之时, 想必他杨通谊也不会见死不救。

　　果然, 杨通谊豪不犹豫地接纳了彭文应, 把他安置在书房里。

　　但是, 杨家来往的客人又杂又多, 为了安全起见, 彭文应在杨家住了两天后,杨通谊把彭文应安排到隔邻而居的甥女家匿居。

　　上海效区已经响起了枪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把上海紧紧包围, 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向市区方向压缩。

　　但在上海市内, 国民党特务依然在进行大搜捕。

　　彭文应又換了个地方, 这时他匿居在一家银行堆存文件的搁楼里, 可谓神不知, 鬼不觉。白天,他甚至化装外出, 为迎接解放军而奔忙……。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 占领了整个上海。司令员陈毅, 在上海瑞金路原国民党励志社——三井花园里发出解放上海的宣告。

　　彭文应无比高兴, 他手举小红旗, 跟着无数上海民众, 一起唱歌跳舞, 歌是“解放区的是朗的天”, 舞是秧歌舞。又一起呼口号: “解放军万岁!”、“GC党万岁!”。



　　

　　他终于跟妻子和六个孩子团聚。他心中充滿了对新建立的国家真诚的希望,而他的前途, 似乎也是一片光辉灿烂。

　　彭文应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 又兼任上海市江西中学校长。另外, 他又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常委, 上海市人大代表。

　　如果他能紧跟党, 如果他能保持沉默, 不发表相反的观点, 不提意见, 或者要提也只提在允许的范围内的意见, 那么, 他的前途很可能就是一片光明。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人。从解放初期到一九五七年初, 总算相安无事。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夏, 特别是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吹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号角, 事情终于开始发生。

　　当张春桥在七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这篇文章的当天,从下午三点钟以后,不断有电话打到彭文应的工作所在地呼叫彭文应。电话是第六人民医院病房打来的。

　　但是, 每一次电话所得到的都是冷若冰霜的答复: “现在正在批斗右派分子彭文应, 不能找!”说完就搁下电话, 不等你回应。

　　病房里, 彭妻邓世容躺在病床上, 头上敷着冰袋, 奄奄一息, 命悬一线, 嘴里还有气无力地叫着:“文应,文应……。”

　　自从过去在月子里受了惊吓, 她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肾病。

　　自彭文应因言获罪, 成了“右派分子”以后, 她忧心如焚, 日夜不安, 血压直往上升。

　　当她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张春桥写的《质问彭文应》, 她再也支持不了,身体和精神都一下子垮了下来, 被送往医院急救。

　　守在她身边的人只有一老一小——她的母亲和最小的女儿。

　　到了下午三点以后, 她的病情恶化, 连说话都已困难。她的小女儿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彭文应, 希望爸爸能立即赶来医院。

　　如果彭文应能接到电话, 如果彭文应能够获得基本的人道主义对待, 在妻子临终前再见上一面, 那么对彭妻来说何曾不是一种慰籍? 而对彭文应来说, 他就能听到妻子临终时的呼叫声……。

　　真所谓咫尺天涯, 夫妻之间竟然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们是结发夫妻, 生有六个子女, 感情深厚。从此阴阳两隔, 生死永别。

　　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发表之日, 竟成了她离世之时。

　　她也可以说是受迫害至死, 年仅四十四岁。她留下六个孩子, 最大的十九岁, 最小的八岁。




　　

　　彭文应的家, 因妻子的去世, 就像倒了顶梁柱。他自己终日忙于受批斗, 哪里还顾得上家? 老母亲年迈需人照顾, 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北京上大学, 家中最大的孩子才十五岁……。

　　文革时期风行群众斗争, 那些附近各处邻家小孩, 又自发聚集到彭家的大门口, 齐声发出起哄声:“右派分子彭文应! 右派分子彭文应! ……” 呼声此起彼落, 富有节奏。对彭家人来说, 不幸之中再听到这种叫声, 无异于雪上加霜, 创口上撒盐。

　　当时, 彭家还住在上海南昌路上一幢花园洋房内, 楼上楼下, 共有一百几十平方米。自从报上不断点名批判彭文应, 这一带的居民也就大多知道了这幢洋房里的主人就是大右派彭文应。因此, 连年幼无知的弄堂小儿们, 也都跑来向右派分子“开火”了。

　　彭文应的小女儿到路边连环画书摊借阅小人书, 一分钱租一本, 租借时要留地址。摊主一看地址, 鼻子里“哼”了一声, 斜视着说:“大右派的女儿。”从此以后, 小女儿再也不敢光顾小人书摊, 幼稚的心灵受到打击。

　　他的二女儿也才十三岁, 同样蒙受了莫大的精神刺激, 夜夜做恶梦,不得安睡。以至于小小年纪就患上失眠症, 吃起了安眠药。

　　他的次子十五岁, 性格内向, 把一切感受郁结于心中, 后来终于……。

　　世间万物, 秉性各异, 竹直松青, 冰阴玉洁。人又何尚不如此? 君子坦荡, 小人戚戚。

　　彭文应明知自己因直言贾祸, 累及家人。但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随着而来的是经济压力, 面对家庭的种种不幸, 他仍直来直去, 心口如一, 不肯转弯抹角, 连口头上都不肯承认有错。

　　对他一连组织了十五次的大会小会批斗, 但他不弯腰, 不低头, 还一再为自己辩护。像这样的表现纯属少见。就在妻子离世的次日, 他在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对他的批判会上, 他犹争辩说:

　　“从五次围剿时, 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 我是始终为党为人民做事。”




　　

　　他坦然地说:

　　“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 我不是右派分子, 没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八月二十日, 他又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的预备会上, 用比喻来为自己辩解:

　　“譬如反革命分子, 处处找大厦的岔子, 目的是推反大厦。我也来谈大厦的缺点, 指出这里墙壁破了. 那里窗户玻璃碎了, 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厦。这是有原则区别的。”

　　一位朋友见他坚不认错, 很为他担心, 就劝他说:“你不但不认惜, 还到处上诉为自己辩解, 这对你很不利呀。口头上认声错, 动动笔写上几百字的检查书, 这对你来说很难么?”

　　“那不行,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彭文应回答说,“一定要讲清楚, 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纵火犯啊。”

　　一九五八年四月, 处理结果下来了: 他被撤去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等一切职务。

　　本来他作为上海市政协常委, 每个月是有工资可拿的。每月工资加津贴共约一百八十元, 这在当时来说不算低了(当时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是六、七十元)。现在撤销一切职务, 就等于没有任何收入, 他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人。

　　政治上的失势势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对彭文应来说, 这经济上的压力非同小可, 因为他被割断了经济来源, 可是妻子刚刚离世, 子女还都没有成人, 上头还有长辈需要赡养。割断经济来源这一招是任何人也承受不住的。但是彭文应还是不屈服, 还是拒不认错。

　　当然首先得搬家, 因为南昌路上那花园洋房每月房租就要八十三元, 哪里还付得起? 于是, 赶紧搬到重庆南路太苍坊九号一间只有十五平方米的屋子里, 一家人挤在一起。

　　一位搞统战工作的干部, 专门负责做彭文应的工作, 当他看到彭文应此情此境, 却依然故我, 不肯低头认错, 也禁不住发出感叹。他对彭文应说:“我来找你谈话, 把你家的门槛也踏扁了, 可你就是听不进去。唉, 何苦呢? 你只要认个错, 表个态, 写上几十个字的检讨书, 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帽子可以摘掉, 工作可以恢复, 你要相信我……。”

　　彭文应的态度很坚决, 他回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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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境, 快揭不开锅了。女儿跪在彭文应身前说: “爸爸, 为了儿女, 你就承认一下吧。”

　　彭文应滿腔酸楚, 泪水夺眶而出, 却依然拒绝写那“几十个字”的检查书。

　　他就像一根青竹, 直来直去, 我行我素, 不肯委曲求全, 不愿谄媚苟且。

　　他从来奉行一个原则, 那就是言出必行, 一言九鼎。既然自己没有那种行动,又岂能承认? 不能说违心话, 不能做违心事。

　　亲友们离他渐渐远去。冷漠, 孤独, 郁闷……脸颊上的绉纹突然纵横交叉,
　　白发无声无息地爬滿他的双鬓。苦难的岁月催人老。

　　但他仍不屈服。在断了他的工资收入以后, 他对子女们说:“想用不给饭吃来逼我承认,, 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扪心自问, 感到问心无愧, 他泰然处之。但是, 苦难并没有停止。

　　这一天, 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彭文应的长子彭志一, 当时已大学毕业, 从北京分配到上海工作不久。他突然接到上海师范学院打来的告急电话, 顿时脸色煞白。

　　彭志一连忙赶回家中, 故作镇静地对父亲说:“上海师范学院给我打来电话,说弟弟病了, 我们去看看吧。”

　　彭文应和长子立即乘上公共汽车, 前往师范学院。

　　“弟弟的病, 很危险。”在车上, 彭志一对父亲又说了这么一句。他害怕父亲等一会要受不住打击。

　　“很危险? 难道他又……”彭文应突然意识到这句话的含意, 他盯住长子的脸发问。

　　长子连连摇头否认。虽然他早已在上海师院打来的电话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实在不忍心父亲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 所以他只能逐渐加重话的份量。

　　但是, 彭文应已从长子的话中预感到可怕的不幸。他联想起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所发生的事:

　　次子彭志平, 由于家庭蒙受不幸, 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在家中服下安眠药片和碎玻璃, 决定以一死来解脱一切。幸被彭文应及时发现, 急送广慈医院抢救,总算挽回了生命。

　　如今又一次病危? 难道他又一次自杀? 彭文应实在不敢往下想。

　　当彭文应和长子来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宿舍时, 彭志平早已停止了心跳。他在昨夜临睡前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片, 到早晨起床时, 同学们发现他没有动静, 叫他也不应, 这才发觉他已停止呼吸, 并留有遗书。于是, 急忙打电话通知家属。



　　

　　知道儿子已长眠不醒, 但死马当活马医, 彭文应仍叫来救护车, 急送广慈医院……。经医生检查, 宣告彭志平已经死亡。

　　彭志平死时年仅十九岁, 短暂的一生。他爱好文学, 擅长写作, 是彭文应最喜爱的一个儿子, 父子两人交谈投机, 形同忘年之交。

　　彭文应一夜之间, 就满头白发。这对他来说, 是在他妻子去世以后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个人一生能承受几次重击?

　　在徐家汇的“江西公墓”里, 又增加了一座新坟。彭文应的小儿子与彭文应的妻子, 在那里母子“团聚”了。

　　眼中含着泪水, 久久地看着儿子生前的照片。彭文应只感到沉痛, 又感到窒息。最后他拿起笔来, 在儿子的遗照背面, 写下了一首短诗:

　　一个天才文学家

　　一朵夭折的鲜花

　　反右斗争的牺牲品

　　永别的青春年华

　　他突然感到人间是多么冷峻孤寂, 爱子不告而别, 离他而去。身旁最近的亲人, 已有两人弃他而去, 先是妻子, 现在是儿子。

　　至于其他亲友们, 却是由于对他不理解, 也大多不与他来往了。就连他的嫡亲姐姐, 居然也误会了他, 不久前还写信给他, 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使他非常惊异与难受, 他写信给姐姐, 为自己辩护:

　　“……我决不是像你信上所误解的不愿跟共产党走, 或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也就是和共产党所要实现的一样, 是怎样把国家建设得富强, 怎样使广大人民, 特别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大众的生活过得好些。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我过去几十年反对国民党, 冒着许多危险。同样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也就会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能够有其他打算。



　　

　　“被宣布为右派, 对自己对家庭乃至亲戚都蒙受了无穷的耻辱与不幸。但这事非我们能料及的。既然发生了, 我只有根据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三年多来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得很好很快, 这是有过错的, 但是我总的方向, 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把好意说成恶意, 把好事情说成是坏事情, 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是一个敌人, 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是不应当的。具体详细的情况说来话长, 我现在还不能写给你, 而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这样的交代是对党、对人民、对自己、对地下的父母和有关的一切人所不可少的。我总要做一个人, 对得起以上这些人……如果让我说违心话, 做违心事, 我如何立足于这个世上? 那我宁可一死, 以谢父母祖先。”

　　信中说得很清楚, “我总要做一个人”, 是的, 作为一个“人”来说, 不仅对别人, 就是对自己, 也应当实事求是, 不说违心话, 不做违心事。“而最后总是要来弄清楚明白的”, 是的, 事情总是可以大白于天下的, 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揉捏的面粉团子, 毕竟不是什么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历史长河的荡涤下, 一切事物都将暴露其庐山真面目。当然, 有人会说历史是人写的, 或者说是胜利者写的。不错, 历史是人(包括胜利者)写的, 但写历史的人最终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将接受历史的检验。

　　儿子的自杀, 仿佛在彭文应的身上打进了衰老催化剂, 他明显地苍老了。

　　心脏病不时发作, 似乎在不断地提醒他: 你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多了。

　　他却挤出最后的心血在写一篇东西, 不仅白天写, 还经常写至深夜。写了改,改了写, 不断地改, 不断地写。这是篇什么东西? 原来是封信, 是写给最高当局的, 因此他特别郑重, 字酌句斟, 付出了全部心血。写信的目的, 是呼吁当局摘除全国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在这封信中, 写出了最后的呼声:

　　“……建议在全国范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 他的万言书的信于一九六二年年初发出去后, 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答复。

　　就在同年十一月初, 彭文应心脏病日益严重, 终于卧床不起。王造时闻讯赶到他家, 亲自送他到广慈医院。王与该院副院长张义明认识, 就请张多多关照。

　　经救治, 彭丈应在这个世上多活了五十多天。在这期间, 好友孙大雨、刘海粟等人纷纷前往问候。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彭文应因患心包炎败血症去世, 终年五十八岁。

　　因为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 不准开追悼会。于是, 只能由王造时带领彭文应家属及几位好友, 在遗像前三鞠躬, 算是对死者的诀别。

　　孙大雨教授托人悄悄送来二十元钱, 给彭文应家属。这事被别人知道了, 就要孙大雨写检查。孙大雨拒绝写检查, 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十几岁时就和他是同学, 后来一起参加学生运动, 一起与反动派作斗争。彭文应对民主革命有功。以我和他的关系, 送他二十元太少, 应送他二百元! 可惜我现在没有钱, 只能送二十元,。我有什么错? 写什么检查?”

　　上海徐家汇的“江西公墓”, 又增添了一座新坟。

　　然而, 没隔多久, 一场新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比“反右”更厉害得多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一场史无前列的“革命运动”, 就在这场运动中, 彭文应和他妻儿的坟墓被“扫四旧”扫掉了, 连尸骨也扫得无影无踪。

　　又过了好多年, 直到一九七八年, 彭文应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才被摘去。

　　早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 彭文应在江西做教授。当时他写了几句诗, 诗名为《献给青年》, 其实也可把它看作彭文应为人的自勉。现将此诗摘录于下:

　　立志不怕大, 做事不怕小

　　着眼不怕高, 着手不怕低

　　头脑不怕冷, 心脏不怕热

　　胆量不怕大, 心思不怕细

　　赴义不怕前, 享利不怕后

　　工作不怕重, 报酬不怕轻

　　反对不怕有, 赞成不怕无

　　成功不怕退, 失败不怕进

　　主张不怕硬, 应付不怕软

　　内心不怕方, 外表不怕圆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