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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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文化掠影·

 引子

吉安，古称庐陵，是滋养我们哺育我们的可爱的家乡。赣江中游这块2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山川秀丽，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民风淳厚，素有“金庐陵”、“吉州福地”、“文章节义之帮”的美誉，培殖了光耀千秋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之内涵十分丰厚：既有可与中原文化媲美的青铜文化，又有以佛教禅宗青原派系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既有以吉州窑黑釉天目瓷为标记的陶瓷文化，又有以人才辈出的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既有众多古韵犹存的民居文化，又有风情独特的民俗文化；既有彪炳史册的名人文化，又有人文浓郁的名胜文化……概言之，庐陵文化博大精深，其表现为优美典雅，其精神为刚正义烈。她不仅是吉安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江西文化的主要支柱，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闪烁过夺目的光辉。 

 

1、来龙去脉

吉安从秦汉起称庐陵，至唐才称吉州，元以后，改为吉安。庐陵起先为县名，后改为郡名，民国时还一度为道名。

庐陵文化，也即吉州文化，或吉安文化。人们称庐陵文化，而不称或较少称吉州文化、吉安文化，这大概是庐陵之名最早，时间也相对较长，从秦汉至唐达800年，而习惯又往往成自然。何况欧阳修、文天祥这些历史上重量级的人物在诗文中均以庐陵人自许，加以在古代“厚古薄今”是一种历史的传统。因此，庐陵之名盛于吉安、吉州。所谓庐陵文化，主要是指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述多，达官闻人多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状元进士多，宰相尚书多，学者专家多，忠臣义士多，文章诗词多，书院学堂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人气旺，而且文风盛，特别是忠烈多，并且延续千年不衰，尤以宋明两朝为最。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表现则为优美典雅，其精神却是刚正义烈。它是古代江西地区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和比重，并为宋元明清四朝文化的中坚。在江西，它与饶州、抚州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国，它与苏州、杭州文化相互媲美。庐陵自古称为“文献之邦”，或“文章节义之邦”，确非虚言。

庐陵远离黄河、长江，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偏僻的山陵地区，竟有如此先进丰厚的古代文化，是什么原因呢？概而言之，一是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虽然在夏、商、周三代，庐陵地区曾有成熟的陶文化，精湛的青铜文化，但自春秋至南北朝的千余年间，庐陵地区近似停滞状态，其文化竟乏善可陈，在《二十四史》中，这期间仅有贤母陶氏和孝子匡昕可寻，余无所载。只是在中原三次战乱，即所谓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天宝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将大批北人逼至南方，给偏远的庐陵地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原的先进生产方法和文化科学技术得以大规模地输入。二是北方长期处于动乱之中，而南方则相对安宁、稳定，其经济，包括庐陵经济，从南北朝至隋唐逐步发展，并超过北方，至宋明而达于鼎盛。以吉泰盆地为中心的庐陵，无论农业、手工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一石120斤），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因而吉州有“金庐陵”的美誉，不仅对朝廷的贡献重大，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三是自唐代张九龄开掘岭南通道，将中原与两广联接起来，从此天暂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四是从唐宋时起，在有识之士颜真卿、江万里等的倡导和推动下，庐陵大量地兴建书院学馆，前后近300所，达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一千余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这是庐陵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原因。

 

2、境优年丰

文化与自然环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良好的自然环境，繁荣的经济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先有“地灵”，才有“人杰”。庐陵文化的繁荣，正是依赖于优越的环境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庐陵位于赣江中游，东、南、西三面山峦高耸，向赣江倾斜，依次为丘陵、岗地、河谷平野，全境构成一个北面开口的巨大盆地，像是微微卷缩的手掌，其中河川网布，像是掌上的纹路，穿流于丘陵岗地之间，形成无数个形状大小不一的盆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时期，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这里确是适合人类生存的风水宝地。三面高山抵挡住疯狂的风雨，海洋潮气、朔漠寒流到这里化作了和风喜雨，大的风灾、水灾不多。雨水充沛，日照适宜，地广林茂，适应人类生存需要的水稻、麻类、油脂作物的生长。而且，自古以来，许多君主诸侯争雄称霸的战争多在中原地带、江淮之间进行，江西腹地的庐陵，虽也曾受过一些影响，但战患较少，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安居乐业。经千百年来人民的开发，赣中大地逐步变得富庶安康。有充足的史料证实，自唐宋至清朝中叶千余年时间，庐陵一带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吉泰民安”不仅是良好的愿望，而且成为现实。宋代在泰和做知县的诗人黄庭坚描述道：“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变桑麻”；在外地做官的欧阳修也赞家乡：“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旧《江西通志》上载：“自江而南，吉为富州”。

庐陵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得力于“母亲河”赣江航道的开通。在古代，河流是交通运输的主要载体，赣江航运网络的构建，促进了庐陵地区信息流、物资流、文化流的形成。赣江从万安的良口入境到新干的三湖出境，纵贯庐陵地区，全长260多里，此段河床较宽，水势平缓，利于航行。许多条支流通往赣江，为人们提供了舟楫之便，灌溉之利。现在看来，赣江似乎在全国的交通线上并不重要，航运也不太繁忙。可是，自秦至清2000多年来，赣江是沟通祖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一直称作黄金水道。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发军五十万向南方推进，其中一支沿长江溯赣江而上，开通了赣粤交界处的大庾岭，派军驻守，再进军征服了岭南。从此，赣江水道被利用，大庾岭出现了宽阔的山路。军饷物资顺赣江南运，至赣州入章水达山脚大庾县，翻山陆运，再装船进北江顺流到广州（番禺）。秦军在赣境活动，可从考古材料中证实。1976年春，在遂川县藻林乡左溪河岸边，出土了一批青铜兵器，有铜戈、铜矛、铜镞等。经考证，从铜戈上的铭文体例、风格等特征看，皆属于秦时物品，是山西临汾的工匠所造。遂川正位于通往广东五岭的要冲，这批兵器，是当年进军岭南的秦军将士使用过的武器。至于因何遗落在此，是在此进行过战斗，还是一些秦兵到此不前、安营扎寨定居下来？不得而知。自从开通了大庾岭交通线后，赣江成为北方通往岭南惟一的一条航路，不仅是“官道”，也是民运的要道。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朝廷开始着力把江西往广州的山路变得更方便些。唐玄宗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命张九龄率军民修宽从大庾到南雄的陆路，开凿梅岭驿道。通过努力，终于把崎岖的山路修成一条平坦得可行五部车子的坦途，并沿途设置凉亭、客栈。于是南来北往舟楫穿行，帆樯竞发，官宦商贾云集两岸，庐陵的物产顺赣江流入长江发至各方，溯流运往粤桂；八方的信息和物品也经赣江散至庐陵大地。赣江及其主要支流旁建成一串城镇，拱卫庐陵郡城。许许多多的儒士雅客，也在这条河上航行，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歌吟庐陵风光民俗；有的下船驻足，流连忘返，探奇访古。

赣江的畅通，带动了庐陵区域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古有“银鄱阳、金庐陵”之誉，银指棉花，金指稻谷。北宋时期，京城的粮食主要靠江南提供，每年漕粮在600万石左右，江南西路占120万石，吉州就占了近四十万石；南宋偏安，江南的赋税任务更重，江西要提供粮食200万石左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吉州又占江西的三分之一，约60万石左右。仅吉州一地，就为朝廷提供了近十分之一的粮食。赣江繁忙的航运刺激了造船业的兴起，牵动了木材伐运业、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运输便利了，粮油麻桑茶等种植业、陶器、冶炼等加工业也随之逐步繁荣起来。有了丰富的物产，有了便利的交通，有了相对安宁的环境，与外界的交往也日趋增多；中原文化不断渗入，教育逐步得到重视，庐陵文化在赣中红土地上孕育着、生长着，走向成熟。

 

3、赣中名城

1991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吉安为“历史文化名城”。说“名城”，的确名符其实。从秦初开通大庾岭山道，赣江成为沟通北方与岭南的“孔道”后，赣江的中游自然会出现交通线上的“中转站”。从北往南溯流而上，过了峡江急流，水势开始较平缓了。到了螺山一带，地势格外开阔，河面也较宽畅，人们把赣江的这一段称作“螺川”。再往上行，便有浅滩，河面收缩。到了“十八滩”就更为惊险了。赣江西岸螺山以上地势稍高的地方，便成了南来北往的人最理想的落处点。往上游去的，需要补充给养，蓄精养锐，好闯险途。顺水而下的，刚历艰险，需平静一会，再浩荡前行。尤其是装载量重的船只，再向上难以航行，需把货御下一部分装小船上运。从上往下运的货物，如粮食、木材，到宽阔的江面需“集装”出发。于是，这里便成了人们的停泊处，成了物资的聚散处。于是，便有了交易，有了客栈，有了定居的人，有了市场。赣江受上游的山势挤压，弯成了弓状，弓顶的岸边，地挚稍高，不怕水灾，弓弯处有白鹭洲抵挡，水较深却又平缓，便于停泊船只。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上有神岗山，下有螺子山。这两山虽不高，只海拔一百多米，可在水边突兀而起，雄踞江头，显得峻峭；背靠真君山，稍后有天华山、瑞华山；江对岸远处有青原山等山峰拱卫，属易守难攻之地。上、下游来的敌人，在此处设卡，便难过关。在经商者眼中也是个理想之处。这里处于上至赣州下至入鄱阳湖的中间地段，便于物资集散。赣江东岸的水道富水、泷江，西岸的禾水、泸水，是赣江的重要支流。东至兴国，西至莲花、永新、安福的物资下运，都在神岗山的上方入赣江，结聚后再航行。

到了明初，吉安府的督督朱政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城围九里，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城上置戍舍”（清同治《庐陵县志》），设有五门：兴贤、永丰、迎恩、广丰（小东门）、嘉禾。门各有楼，楼有戍舍。后又加高了城墙，增筑了敌台，成为江南很有气势的雄城。从东晋咸康年间开始，这里一直是庐陵郡、吉州、吉安路、府的治所，是赣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160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遭受过灾难，有过萧条，更多的时间是繁荣发展。吉安城，是庐陵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古代文化的荟萃之地。最先侵染人们心灵的是宗教。在孔伦将庐陵郡迁来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三国吴赤乌元年（238年），佛、道教徒就捷足先登，到赣江中游西岸传经布道了。天华山下，僧侣携西域宝镜驻扎，筑了座“宝安寺”，名声大振，后得朝廷恩典易名为崇恩寺。公元239年，白鹭洲的上游几里处，耸起了一座砖塔，据说是便于系住放木排的缆绳，又说是镇水灾或起航标的作用，还传说是东吴大将鲁肃监造的。后来人们称为古南塔，俗称马缆塔。塔旁，建了座南塔寺。过了十几年，古南塔下游几里处山坡上，又兴建了东山禅寺，后改称祥符寺。这第一批建起的寺庙，距佛教传入江西境内的东汉中晚期，不过几十年工夫，距今有1700多年了。在以后的朝代里，陆续在赣江边建成了普渡寺、西塔古寺、与白鹭洲隔江相望的金牛寺，在州城旁建了铁佛寺、地藏庵。往西方向，有晋代建的元妙观、设置五岳行宫的五岳观。最有名气的，是赣江东边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建的禅宗圣地青原山净居寺。这些寺观，随着朝廷的兴衰和君主的好恶而或兴盛或摧毁，到民国时，有的荡然无踪，有的剩下残壁破宇，有的香火仅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吉州古城的平民和官宦儒士，只得在寺观里求得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香烟缭绕，暮鼓晨钟，古老的城堡，被几分神秘而又显现出安祥、文明的气氛笼罩着。南来北往的过客，也常在吉州城逗留去庙观燃上一炷香，以表心迹。青原山禅宗七祖圣地，更是凡到吉州城的名儒显宦必去之处。

教育的兴盛，提高了吉州古城的文化品位，扩大了知名度。自唐代中叶著名忠烈大臣颜真卿贬为吉州司马广辟学舍、大兴斯文以来，庐陵文风逐步兴盛，宋明两代奇峰突起。吉州城内，英才汇聚，书香四溢。为适应科举的需要，宋代开始吉州的教育属“两条腿”走路。一是官办的学宫，古称孔庙或文庙，是纪念场所和书院合一的机构，供士子们习礼求经；二是民办，就是民间出资办的书院、会馆、私塾等。有的书院办得较好，官府也会资助，为半官半民办性质。学宫、书院都是传儒学经典之处，但书院的教学方式比较灵活，可以请“客座教授”讲学，可以探讨问题，学术空气活跃。宋代绍定四年（1231年）开始，一个叫曾宏甫的乡神在天华山下办了所凤山书院，集邑中俊秀于其中，把自家的田划出一部分资助。宋淳祐元年（1241年），任吉州知州的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经费来源一为官绅捐款，二为购置田地和房产出租的租金。在“庐陵硕儒”欧阳守道的管理下，白鹭洲书院很快成为江西一流、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历任“山长”的，均为很有声望和才学的大儒名师。在书院讲过学的，多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以后600多年间，白鹭洲书院几度搬迁、屡毁屡建，但一直是庐陵人心中的教育圣殿。其中的名胜云章阁、风月楼、古吉台、文山亭也一直是来吉安的客人游览瞻仰之处。许多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优美的诗文。白鹭洲书院的风景与变迁，还是书院的最后一位山长、江西最后一个状元永丰人刘绎 写得好：“鹭飞振振兮，不与波上下，地活泼泼兮，无分水东西。”“陵回经几迁，此地仍然为砥柱；江河同万古，斯文有幸见回澜。”在明、清，吉安有两所会馆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城西（现高峰坡一带）的西原会馆，在唐代吉州司户杜审言所建诗社之处改建。明隆庆年间，由当时的名儒王时槐、陈嘉谟创办，主要是交流学问，畅谈思想。每年九月为大会，三、六、十二月为小会，各地的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进行学术探讨，内容不外乎理学之类。二是明代的正德年间，庐陵知县王阳明同子弟们在青原山讲“良知之学”。王阳明离任后，他的得意门生安福人邹守益等组织了“青原会”。春秋两季，吉安邻近五郡的士大夫们汇聚一堂，还吸引了江南甚至北方的王门学子，一同探讨“阳明心学”，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讲学、参学的人多了，就置了学田，清初由名士施闰章恢复会讲，修建青原会馆。清代，吉安府城先后兴建了石阳书院、阳明书院等10余所。吉州城书院、会馆的兴盛，为培育庐陵学子的创造精神和成就伟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吉州城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管是学宫书院，还是游览纪念场所，都注意以庐陵先贤的事迹来教育感化后人，使人们能见贤思齐，像先贤那样做人治学。学宫书馆里的乡贤祠、名宦祠、进士堂、科第题名碑之类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如庐陵历史上著名的“五忠一节”欧阳修、胡铨、杨邦又、周必大、文天祥和杨万里等庐陵知名人士，便是供奉纪念的对象。对庐陵籍的杰出人物都会建祠堂纪念。如“六一”（欧阳修）祠、胡忠简（胡铨）祠、周益国公（周必大）祠、文山（文天祥）祠等。最典型的是建成螺子山的文丞相忠义祠。该祠于明代弘治十五上（1503年）始建，后不断扩建，有正气坊、仁至义尽坊等，立忠义主百座，祭祀文天祥及其忠烈部属，旁设怀忠书院后，毁于战火。1935年，螺山文丞相忠义祠重建落成时，不少人撰对联纪颂。有几副很有气势。“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取义成仁热血一腔洒柴市；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报功崇德新祠再造壮螺山。”“是民族英雄，为夷人仇敌，取义成仁肝胆异常如铁石；喷一腔热血，振万古纪纲，惊天动地精神不死镇螺山。”忠厚仗义的庐陵人，对历代到庐陵任职者之中爱民的州官、县官，立祠以表感谢与纪念。如颜真卿、江万里、王阳明等都建有祠堂祭祀。这些文化设施，起着经导人们向善、走正道的作用，也增加了吉州城崇尚气节和儒雅之风的文化氛围。

处于粮丰林茂的吉泰盆地中心位置的吉州城，成为物资集散的枢纽、商业贸易的中心、手工业、工业的基础，唐代就是全国32个中心城市之一。这座赣中重镇，自然受到皇室的关注，先后有十余位皇子被封为庐陵王或吉州王。

吉安这座古城，千百年来被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浩然正气激荡，被以多阳修为代表的文风所熏染，诞生了一批批忠烈之士，走出了一代代文坛骁将。一砖一玉，都浸染着古朴和文明。这里，也曾挥舞过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刀剑，曾响起元末红巾军的呐喊，曾擂起明末张献忠起义军的战鼓，飘扬过刘同升举起的反清复明大旗，曾燃烧过太平天国雄师点起的战火，是一座不甘忍受屈辱的城，一座敢于反抗、追求光明的城。

 

4、禅宗圣地

神宗是佛教的重要派别，自南北朝时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后，经历代高僧的弘扬改造，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化”教派。传至五祖弘忍，他的门下弟子千余人，最著名的是神秀，可是弘忍还是把禅法和衣钵传人了无名小僧慧能。下面这段故事广为流传，影视作品中也采用过。说是弘忍要选一个继承人，便征召偈文。神秀作了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表明了他奉行的禅法是长期修行，持久坐禅，逐渐接近佛性，称为“渐悟”。弘忍不满意，认为他“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上山不久，舂米劳作又不识字的慧能便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的观点与神秀相反，主张“顿悟”，也就是“突然明白”的意思，并且“空”得更彻底。这很合弘忍的意愿，便密传衣钵，叫他赶快逃走。神秀不服，夺不回衣钵，便在北方传扬渐悟禅法，受到了武则天的器重。慧能逃往岭南，隐居十几年才在韶州（含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扬顿悟法，开创禅宗南派，称为六祖。

唐开元二年（714年）出生于今安福严田乡的行思，11岁出家当小和尚，24岁时慕名前往岭南曹溪拜六祖慧能为师，修炼15年，成为慧能的首席弟子。慧能临终前，对行思说，我受衣钵以来，遭受不少灾难（神秀一直虎视眈眈，南、北宗发生过争斗），以后还会争夺此衣钵。现把衣钵留下以镇山门，你去将禅法分化弘扬，不要使之断绝。行思“得法”之后，回到庐陵青原山建寺传法。青原山真是个好地方，山峦延绵，绿水长流，山不高而秀，林不密而翠，可俯瞰万亩平畴和千里赣江。行思在这里讲禅传经，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信徒。他继承了六祖慧能的“顿悟”禅法，并发扬光大。他不主张搞那些烦琐的礼节和戒律，不久久坐禅，不整天读经，只要领悟到了佛性即可。他认为，客观世界及其变化，都是“心”的幻觉，由“心”所决定，就是六祖在《坛经》中所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心就是佛，而佛性是人皆有之的本性。他教导信徒发扬自身的佛性，不要“心”外求佛。禅宗“本性是佛”的观点，比佛教原有的修行方法、学说主张都更为直捷便当，简易而有力，“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了。行思坚持了六祖“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之说，并“不立文字”，把佛教从少数人的学问修行引入更多人的道德修行，这对许许多多力图摆脱苦难的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有力推进了佛教的普及。行思在青原山净居寺弘法28年，名震江南，使青原山由名不见经传成为天下名山，行思尊为禅宗七祖。许多当时的名僧到青原山学法，后分化一方，使禅宗传播更广。同为六祖门徒的希迁，人称石头和尚，从衡山前来青原山学法，成为行思的得意弟子。后来，希迁成为禅门巨匠，为开创禅宗青原派作出了杰出贡献。希迁经三传有曹洞宗，五传有云门宗，七传有法眼宗。云门宗以韶州云门山为基地，在岭南发展，法眼宗在金陵向江浙发展，传入朝鲜。在江西影响最大的是唐末时良价、本寂师徒开创的曹洞宗，在赣东北发展迅速。他们把禅学和儒学揉合在一起，甚至在禅宗中直言忠孝之道，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于是从江西扩展到江北直至海外。到了南宋后期，传到了日本，日本的曹洞宗发展到20世纪末，信徒有上千万人。禅宗所称的五宗七家，属行思开创的青原派繁衍的就占了三家。由此可见行思和青原山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行思68岁圆寂，唐玄宗“敕赐建弘济禅师归直之塔”于青原山后，历代信徒顶礼膜拜。

“山原七祖开，地以名贤重”。青原山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是庐陵文化的荟萃之处，历代凡到庐陵的显官儒士，都要到青原山拜谒游览，成为思想文化交流的场所。康熙版的《青原山志略》，记载了历代名人近五百篇歌咏青原山的诗文。清代的乾隆皇帝几下江南，都曾下榻青原山净居寺，并用汉满二种文字为净居寺写了匾额，挂在大雄宝殿左侧的志斋堂内（可惜遭动乱下落不明）。唐德宗时，前往日本弘扬佛学、传播中华文化的鉴直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在广东遇海风返回扬州，特地带他的随行弟子前往青原山，瞻仰七祖真身，他的高足弟子禅彦不幸圆寂于青原。颜真卿的“祖关”字碑、黄庭坚诗碑、李纲诗碑和文天祥书写的“青原山”牌匾，誉为青原山墨迹四宝，享誉古今。青原山又是一座文化名山，青原会馆是庐陵有名的书院之一，唐宋以来，许多文人名士在这里讲学授徒，宋、明时，一度是闻名全国的理学讲坛，培育了众多的庐陵人杰。

 

5、灵山胜景

赣中的秀水灵山，吸引了佛道信徒们驻足其间。他们在茂林修竹、奇峰险壑之中修身养性，吟经诵书，追求理想的境界，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

泰和县中部的武山，海拔仅360多米，虽不高峻，但由于处于吉泰盆地之中，突兀而起，分外醒目。据说唐代有一姓武的妇人，人称武姥，在山上修道炼丹，终于飞升成仙，故称此山为武山。山的西侧巨岩屹立，泉流潺潺，相传吕洞宾曾在此采药炼丹，炼丹池深不过一尺，径不到二尺，但池中泉水甘冽，从不干涸，也不外溢，令人称奇。山麓汪陂村，便是闻名遐迩的“武山鸡”发祥地。武山鸡又名白毛乌骨鸡，是集观赏、药用、滋补于一体的珍稀家禽，清朝乾隆年间列为贡品，享誉中外。乌骨鸡外貌独特，有紫冠、绿耳、王爪、毛腿、白丝毛、骨肉皮全乌等特征，营养价值高，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现代泰和人开发了乌鸡系列产品，如白凤乌鸡酒、中华白凤液分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金、银奖，乌鸡白凤丸获国家优质产品称号，深受中外客商青睐。

吉水县的大东山，群峰耸立，俯瞰赣水，风光迷人。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佛坛名师慧光在山中建云隐寺，僧侣千人。唐代般若禅师在山中布法，慕名而来的信徒众多，一时佛殿佛塔林立，引来许多名士学者拜谒，般若庵里香火兴旺。依山而建的寺观，有龙济寺、玉皇殿、集虚观、真常观、东华观、安乐寺、同庆寺、白云庵、百公庙等10多处，真可谓“多少楼台烟雨中”。

遂川县东部的碧洲镇内，峻峰林立，古木参天，溪流回环，称作白水仙景区。那里有三叠瀑布，五级瀑布，“一线天”，景色奇特。群山间有座仙姑庙，相传有三姐妹在山岩上学道，遇一仙人授以丹砂，此仙人白衣长袍，白日飞升，后人便建庙祭祀，地名也称白水仙。山中，还建有葛仙岩、观音阁、文昌宫等宗教场所。

赣中的山山岭岭之间，凡风光优美处，几乎都留下了佛道信徒的足迹。他们的行踪，被人们越传越神秘。这些宗教活动之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山之中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共存，甚至有的庙或观中，供奉的既有菩萨又有神仙，佛道合流，“和平共处”，有时可能还会“兼职使用”。赣中在宗教界大有名气的除青原山外还有玉笥山和武功山。

现属峡江境内的玉笥山，在赣江边傲然耸立，以峰奇、石怪、洞异、泉清而闻名。大小三十二峰竞秀争胜，百壑千崖，林木苍翠有曲折幽深的山洞，有永不枯竭的“三十六涧”。道教理论中，有一个由天神鬼怪组成的神仙体系，神仙们的住地称为“洞天福地”。期盼成仙的道徒们寻找这些洞天福地，并潜心其中修炼。他们把洞天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福地有七十二处。灵秀的玉笥山，得到了道徒的垂青，他们认定此处为第十七洞，叫做太秀法乐之天，并把所属区域的郁木坑，称作第七福地。既是洞天，又是福地，玉笥山在道徒们的眼中是块风水宝地，争相前来修炼，其中不乏名士。如秦朝的孔丘明、汉朝的梅子真、梁朝的肖子云、唐朝的罗子房、罗云远、刘道平等。山中遍布宫观，后又有佛教徒“加盟”玉笥，鼎盛时有“两宫两祠三庵三园，六宅十一亭十二台三十六坛”，仅道士就有500多人，还有僧尼若干。唐玄宗、宋真宗都曾赐额或遣使祭祀。得到了皇上的器重，玉笥山更是名声大振。宋仁宗皇帝还特此召见了医术高明的玉笥山道士朱旦，赐号“善济处士”。山中的承天宫，高人聚集，成为邻近各道教宫观之首，常分派道士去各处传道。飚驭祠的香火一直兴盛，四里八乡的善男信女常前来求个好运。难怪元代的揭奚斯赞曰：“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庐，曰  皂，曰玉笥，玉笥又为天下绝境”（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尽管谁也没有见过在山里修炼的道士有哪位成神仙升了天，可在道教盛行的岁月里，玉笥山给道士们带来了梦想。

位于安福县西北部的武功山，自汉末以后，就一直是宗教繁衍之地。武功山群峰竞秀，层峦叠嶂，林海茫茫。白鹤、九龙、香炉、箕尖等十大高峰耸峙拱列，云遮雾绕。主峰金顶（白鹤峰）海拔1918米，为江西境内最高峰。险峻壮美的群山峰峦，得到了佛道信徒的青睐。据《武功山志》载，武功山共建有3塔6亭、7阁7楼4台和58座寺庙宫观，是江南著名的道场和佛教胜地。宫观主要散在金顶、集云、图坪等处的山林之中。金顶主峰之巅，有葛仙坛，相传葛玄在山顶修炼成仙后升天，后人在此筑室立像祭祀。金顶之下海拔约1600米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不见了树木，缓缓起伏的坡岭像碧波荡漾的绿海，10万亩以白茅为主的草甸依山势铺展，高山之上竟有如此广阔壮美的草原风光，实属罕见，难怪会吸引道徒们的目光。明代吉安知府汪可受多次游览武功山后，干脆不当官了，到金顶来立坛修道，直至去世，人们称此处为“汪仙坛”。佛教徒们也在金顶寻得一块宝，建起了鹤峰庵。图坪又称三天门，位于武功山腰地势较平缓处，寺观多处。图坪庵中为葛仙殿，后为观音堂，屡经废兴增建，成为建筑群。此庵为元末丞相史天泽之孙史谷蟾和道人李道贞所共建。史原信佛，却与道徒联手建庵，神仙菩萨共同接受供奉，不同教派的信徒走到了一处，倒也能交流相长。此后，武功山的道教宫观大多以庵命名。香客多了，随之建了广济宫接纳，其中有文昌阁、卧云轩、宾月轩、碧云楼、紫气楼等系列建筑，真是一个雅静舒适的好去处。集云在图坪东北方向，初名“小桃源”，在三国赤乌年间就有道场，是武功山最早创建的道场。集云庵在元初恢复重建，历时五载，费钱十万余贯，有七层金焰石塔、玄帝殿、积翠楼等建筑，规模宏伟，一时香客如云，经声不绝。武功山盛名远扬，历代名流陶渊明、陆游、文天祥、杨万里、徐霞客等曾前来瞻仰游览，或歌咏其胜，为武功山增色添彩。经历史风雨，武功山的寺庵胜迹或毁于战火，或毁于天灾，所存无几。只能从那一处处残壁断垣上，想像昔日的气派与辉煌。而武功山麓的居民用于祭祀菩萨神灵的猪蹄膀，经历代演变成了著名的特产——安福火腿，清初就列为宫廷御膳佳品。1915年被选送到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获好评，誉为全国三大名牌火腿之一。目前，该县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产业化经营，火腿系列产品畅销市场。

 

6、白鹭洲书院

重视教育，普遍设立书院、学馆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据明人所撰的《吉安人文记略》载：“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书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吉水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吉水文风盛于江右”。此说虽然有些夸张，但吉水的确是文风鼎盛之乡，培育出了一批出类拔萃之士。于是衍化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江南才子解缙在皇帝面前夸海口说家乡吉水村夫野老都会吟诗作对。与他不和的大臣不服，密报皇帝派员去查实，如是假的，就是欺君之罪。解缙幸好打探到了消息，立即派人潜回吉水，要私塾教师、落榜童生装扮成村夫，在要道旁捡粪耕地。待朝廷官员去乡间查访所问之人果然出口成章。解缙凭机巧避免了一次责难。……总之，庐陵书院之多，规模之大，教育质量之高，在宋代居全国之首。而“白鹭洲书院”则是其中最为闻名的书院。

位于庐陵城东的白鹭洲，坐落在千里赣江之中，像白练中镶嵌的一片翡翠，碧水缭绕，洲上茂林修竹，沙白鸟飞，青翠雅静，景色怡人。因洲上多栖鸟类，人们便取李白“二水中分白鹭洲”诗句的意境命名该地。原为禅林胜地。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新任吉州知府的江万里（后任丞相），见白鹭洲幽静雅致，认为是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便决定筑学舍，设讲院，创建书院。开始没有山长（院主持），便自立其事，自掌其教，他的言论、道德与风采深得士民拥戴。《白鹭洲书院志》称他“先生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与从容山水间，忘其为今太守”。第二年，他选中了名儒欧阳守道任山长。江万里离开吉州后，“先生闲居，其意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他人朝拜相后，与奸臣贾似道不合，辞相位，“常叹，平生士气之乐，惟鹭洲一事”。可见，创立此书院，倾注了他的心血，并为之感到欣慰。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也就是创立书院15年后的科举考试，吉州考中进士43名，文天祥中状元，宋理宗皇帝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于是，书院名声大振，享誉遐迩，被称作与白鹿洞、鹅湖齐名的江西三大书院之一。白鹭洲书院的崛起，推动了庐陵教育的蓬勃发展和重教崇文的民风蔓延，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据光绪《吉安府志》载，从宋嘉熙二年（1238年）至南宋最后一届科举的咸淳十年（1274年），37年来共科考13届，有12届是白鹭洲书院创立后进行的，吉州共考取进士378名，居江西之首，以后600余年，白鹭洲书院历经沧桑，屡遭兵祸水患，毁而复修，几经周折，但这里一直是庐陵人民心中的教育圣殿，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几百年来，许多的名儒大师曾前来讲学传道，主持院务的也多是庐陵名士，云章阁、风月楼等建筑，成为珍贵的文物。

白鹭洲书院创建之初所取得的成就，得力于山长欧阳守道治学有方。他是庐陵永和人，进士出身。文天祥在《巽斋先生像赞》中称他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先生之风，可使懦夫立也”，说他对自己立身处世的影响：“后生从政，未知向风，惟先生终教之耳”。这位名师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十分注重培育学生的品格和务实的学风。庐陵有爱国主义的传统，欧阳修、杨邦  、胡铨、周必大被誉为“庐陵四忠”。欧阳守道坚持用家乡先贤事迹来教育学生爱乡爱民，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在品德修养上，强调要像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解释道：“浩然也者，盖人人所共有。惟其有之，故可养也。如其本无，则复何养？”而养气必先立志，“志立，则气从之”。那么，立什么志呢？他认为：“士贵立志，非富贵志也。信圣贤之言，而期于有立。不以贫厄更所守，斯之谓志。”“集义从养吾气，是气寒乎天地。”“君子之乐，以期胸中浩然与天俱春”（以上均见《巽斋文集》）。欧阳守道关于立志养气的论述，对文天祥等庐陵英杰民族气节和坚持正气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教育熏陶作用。在治学方法上，欧阳守道反对空谈阔论，他认为如仅是熟悉一些四六句专门应付科举考试，那么“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有志者应羞于这样做。他主张所学知识要对社会、对国家有利，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匡时救世，才是有用之材。他要求学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见《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他把这些观点灌输给学生们，使他们受益匪浅。在积贫积弱的南宋后期，朝廷希望选拔更多的务实志坚之士来维持局面。白鹭洲书院的考生往往能在科举考试中切中时弊，为富国强兵提出好的见解，受到朝中正直考官的赏识，考取进士的也就多了。欧阳守道十余年来倡导的良好学风延续下来，不仅使白鹭洲书院享誉天下，为庐陵的各类书院学馆起到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还影响和促进了庐陵人忠直不屈的品格的形成。

 

7、科举鼎盛

   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的特产，它折射着中国中古以后封建社会文化的辉煌与衰落，记录了隋唐以后的历史风云变幻。隋朝的开皇年间（589年），朝廷推行分科取士以充实官员队伍，取代了魏晋以来选择任用官员的九品中正制。这种以“试策”取士的做法，打破了腐朽的门阀制，是中国历史上吏制的开创性变革，使无数出身贫寒之士也能出人头地，走上仕途。至明清，科举制度发展到极盛，形成了教育、科举、做官一条龙的体系。考试分为县试、院试、乡试、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乡试合格为举人，会试合格后参加殿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三甲赐进士出身。取进士的名额各科不等，但均是择优录取，是最高等次的考试。举子们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因而，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人才众寡的重要标志。中了进士，有了做官的资格，本人风光无限，乡人也感荣誉，在本族的祠堂前要立旗杆示之。于是，人们都以村上立的旗杆石多而自豪。

庐陵发达的教育和兴旺的文风造就了众多的举子进士，引得外地区的人羡慕不已，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认为在赣中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内陆腹地，竟能产生出这么多的科举优胜者和杰出的人才，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江西更是首屈一指。据民国时的《吉安县志》载，庐陵郡在唐代产生了有姓名、有籍贯的四名进士，这是很不容易的。因唐代进士录取的名额很少，白居易考的那一次，仅取了17名，一般只二三十名而已，整个唐代江西进士也不过65名。据吉安县籍的历史学家周銮书先生统计，宋代江西共产生进士5442人，其中吉州1032人，占31.5%；明代江西进士3148人，其中吉安（不含新干、峡江）994人，占19%；清代江西进士1787人，其中吉安205人，占11.5%。据不完全统计，属吉州范围共考取进士3000名以上，占全省1.1万多名进士近三分之一，就一个州或府而言，在全国可能是最多的。文进士中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江西共有104名，属庐陵范围的有46名，占全省的45%。

在千余年的科举考试中，庐陵地区发生了几件足以令人自豪的盛事。明建文二年（1400年）科考，共取进士110人，状元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头三名均为吉安府人氏。明永乐二年（1404年）科考，取进士472人，状元曾  、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前七名均被吉安人囊括，成为千古美谈。据周銮书先生考证，连续两届获进士前三名“团体冠军”的州府，吉安是绝无仅有。难怪于是吉水民间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之说。吉安县万福一带的秀川村罗姓，先后有33人中进士；梅塘的小灌村刘姓，有17人中进士。这两个地方都远离州府治所，较为偏僻，培育出了众多的进士，实不多见。祖孙、父子、弟兄均为进士的家族，人才结聚的现象也不少。明代正统十年（公元1448年）的状元彭时是安福人，他的大弟彭华六年后为会试第一名中了进士，小弟彭礼二十二年后又中了进士，他们都曾任朝廷重臣。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年），泰和人曾鹤龄中状元，他的孙子曾追，于五十七年后为探花。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吉水人刘同升中状元，他的父亲刘应秋四十六年前就是探花。“一门三进士，一门五进士”，在庐陵并不少见。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有许多弊病，如考试内容僵化、形式单调、扼杀个性和创造精神、考场作假、录取舞弊等等，但毕竟是封建社会后期1300多年来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为各阶层人士进入上流社会铺了一条通道，举人进士构成了中国文官的主流。其中的有志有为之士，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受到后人的敬重。庐陵地区的许多英杰，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流芳百世。

周銮书先生考证，历代庐陵籍的正、副宰相（含相当于同等职务）共28人，占江西9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正宰相8人，全江西只有28人。北宋仁宗时，出了吉州第一个宰相永新人刘沆，启贤匡弊，素有良相之誉。永丰籍的欧阳修，在朝中任过多年的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参与政务，主持过全国的科举考试，是名符其实的桃李满天下，是公认的一代文坛宗师。吉安永和人南宋的周必大，居相位数十年，历四朝，任右丞相后又任左丞相，稳健持重，为维护南宋那半壁河山可谓呕心沥血，又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赢得朝野敬重。文天祥虽任丞相时国已破碎，但是英名远播，连敌人也佩服这位伟男子。且不说还有众多的忠臣烈士，仅这四位“文节俱高”的名相，就足以使庐陵“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到了明代，庐陵又有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明成祖朱棣为解决废除丞相制后政务难以应付的局面，创设了内阁，令阁臣参预机务，内阁成了明朝的政治中枢。吉水人解缙是最先参预机务的翰林官，为内阁要员。七个内阁成员，解缙、胡广是吉水人，杨士奇是泰和人，金幼孜是新干人——四个属古庐陵人。他们颇得皇帝的倚重，左右逢源，出谋献策，群臣莫不仰视。仁宗时，杨士奇居内阁首辅，官从一品，主持内阁20年。年幼的英宗即位后，以杨士奇为首的内阁主持朝政，内阁实际成了明朝的中枢决策机关。据统计，明代属古庐陵区域共出了10位宰辅、22位尚书、12名状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有那么多庐陵地区的人在朝廷的决策机关任要职，手握权柄，家乡人感到何等荣耀！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这对庐陵学子带来了多么大的吸引力！还有，庐陵地区宋明两代涌现的众多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诗人杨万里、刘辰翁，地理学家罗洪先，思想学家罗钦顺等等，他们是庐陵教育结出的硕果，都是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与文坛显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的，他们像群星闪烁在家乡的上空，为庐陵文化增添了熠熠光辉。

 

8、民为邦本

民本思想，是儒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庐陵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志士仁人，继承了“民本”的优良传统，在仕宦的道路上予以光大，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1、安民爱民。

安民爱民，是孔孟之道的进步观点之一，也是当作儒学思想的核心“仁”的表现形式。庐陵先贤们，能较好地付诸于行动。从主观上看，他们是在弘扬儒学精神，从实际效果来看，有利巩固封建政权，安了民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南宋任丞相的周必大，他多次建议皇帝要“视民如子”。孝宗即位后不久，四川部分地方屡遭灾害，百姓生活艰难，饿死了一些人。饥民们便聚众闹事。消息传到朝廷，有人建议派兵去镇压，孝宗也为此苦恼，问周必大如何处理。必大认为，百姓是因为贫穷才闹事的，不应强压，而应下诏书去安抚，并下令地方放宽征收田赋的日期。孝宗觉得有理，依此行事，果然不久便平息了事态。淳熙年间，有一年久雨不止，洪水泛滥，民众陷于困境，孝宗为此十分着急，命国库拨了些银两去赈灾，可是数量不足，难解民困。周必大觉得皇宫开支巨大，铺张浪费现象严重，而灾民却温饱都难以为继。他建议压缩皇宫，尤其是后宫的开去，挤出钱去赈灾，为京城的富商高官带个头，捐资赈灾。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颁旨减少宫里开支，还要求官员们捐赠。这样既缓解了灾民的困苦，又安抚了民心。

明朝担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泰和人杨士奇，也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善于安抚民心的良相。他曾担任过仁宗、宣宗的老师，时常给他们灌输民为邦本的思想。他俩先后继位，杨士奇辅佐二位君主，让人民休养生息。两帝在位的十年内，出现了明代不多见的政通人和时期，“海内号为治平”，史学家们誉之为“仁宣之治”。杨士奇力主宽恤厚爱的“柔民”政策，常以百姓的安乐为念。宣宗时，水旱灾害屡降，杨士奇多次奏请皇帝下诏恤民，救民于水火。内容包括免除百姓拖欠无力上交的赋税、减少官田的租额、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劳苦工役、招抚逃荒外徙的难民、组织耕种、细察官吏、惩治贪官污吏等等。这些仁善之举经皇帝批准颁布后，收效明显。杨士奇还特别注重安民政策的落实情况，常检查督促，对一些违背诏令，征税收租如故的做法，报请宣宗批示纠正。有一年，杨士奇发现户部无视诏令，未能减免官田的租额，他立即报告宣宗下诏督促，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称为著名理财家的明代重臣吉水人周忱，是安民爱民的楷模。他从政50年，历经永乐至景泰五朝，累进户部、工部尚书，总理江南财政。尤其是他在宣德五年（1430年）任江南巡抚以后的三十年间，爱民惜民，勤政务实，改变了江南以往“人厌为农”的局面，以致“民不忧而廪有余羡”。他以“治以爱民为本”的指导思想，巡抚江南诸郡。当时，明代已建立六十多年，作为朝廷主要财源之地的江南诸郡，因税过重而使无田少地的佃农流徙逃亡，造成大量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周忱一上任便深入苏州民间调查，认为税粮负担不合理，靠种官田的佃农负担过重，加上豪富滑吏掌管税权，转嫁税赋负担，才导致民逃田荒。他制订了“平米法”，规定各府官田、民田科不变，但田主不管大小户、富户佃户，征税一律，加耗平均。这样一来，贫苦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他又请朝廷下令颁发铁斛至各县，作为收粮的标准器具，革除了粮官大入小出的作弊，百姓深受其益。他还与苏州知府况钟研究核算后，请朝廷下诏减轻官田租税，仅苏州府就减至72万石。百姓见税赋少了并公平了，纷纷回乡生产。他还主持兴办了“济农仓”，米源是丰年由各府县平价买入积存。当地群众生活艰难或遇灾荒，便给予救济；民工参加修堤疏河等水利建设公差，可领取口粮，无偿供给。这些举措，使农民能安心生产，安居乐业，人们称他为“周青天”。周忱的举措有损豪户的利益，受到弹劾。他离任后，继任者把“济农仓”之粮收作公赋。后来，江浙一带遭灾发生饥荒，却无储备粮供应，怨声载道。人们怀念周忱，立生祠纪念他。为民造福的为政者，人们是永不忘怀的。周忱在文艺作品中被描绘成可敬的清官，代代传颂。

    2、护民救民。

在民众遇到危机时，挺身而出保护，在民众遇到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这便是“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庐陵先贤们为此作出了努力。北宋丞相永新人刘沆，是位爱民如子的贤相。他嫉恶如仇，对那些悍吏恶官鱼肉百姓的行为恨之入骨遇上就要严惩之。他任大理寺评事、舒州通判时只三十多岁。当时，章献太后建“资圣浮图”宗教场所，需大量的材料，调集许多民工。一个叫张怀信的内侍负责监督工程建设。此人仗着是太后的宠臣，气指颐使，骄横凶狠。他不顾民工的死活，催促运料做工，稍有怠慢，便鞭笞棒打，民工苦不堪言。州县官吏见他如此凶狠，又是皇宫的人，不敢招惹他。见他来督役，便装病在家不出来。刘沆听人说起此事，对张某极为反感。他不畏权威，大胆地为民请命，直接上书皇帝陈述其劣迹，朝廷罢免了张怀信督管工程的官职，人们松了一口气。对受冤屈的百姓，刘沆尽力为他们伸冤。刘沆在衡州任知府时，当地一个姓尹的人仗着是大姓望族，经常欺侮父老子幼的邻居，伪造卖券，强行霸占邻居的田产。邻居不服，向州县上诉多次，均得不到公正裁决。刘沆受理此案后，经多方调查取证，认定尹氏是恃强凌弱，巧取豪夺，便秉公将田产判还给原主，并依法惩治了造假的尹氏。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还有几桩名人轶事可见庐陵先贤帮民解困的赤诚之心。一是文天祥，因触犯了权奸贾似道，被罢官回家乡庐陵富田闲居。这年天年不好，吉州粮食欠收，许多人家面临饥荒。遭排挤的文天祥心情也很苦闷，但仍不忘百姓的困苦。他打听到了赣南当年的粮食丰收，便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给赣州的太守，请他调运粮食到吉州来应急。赣州太守见是状元郎的信，加之一直钦佩文天祥的为人，便赶紧运了一批粮食到吉州解困。二是胡铨，他中进士后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逢富水河涨洪水，不少农田冲毁，有的农户颗粒无收。胡铨见状，给吉州李太守写了几封信，请求减些税赋，给灾民救济些粮食。太守果真照此办理。此事比文天祥求粮早了百余年。三是解缙，因正直不阿得罪了权贵，被贬交趾（越南）。几年后，到京城办事，正逢成祖北征未归，就去见了一下太子高炽而后返回。沿赣江去广东，见家乡旱情十分严重，便写了份奏章，请朝廷安排引赣江水灌田。他却不知此解民困之书加速了自己的灾难到来。成祖回京后，想当太子的另一皇子高煦向父皇进谗言，说解缙趁皇上外出私自见太子，居心不良，是对皇上的不恭。成祖对太子之争十分敏感，听了大怒。刚好解缙的奏折呈送上来，可谓火上加油。成祖阅后，下令把解缙从南方捉回入狱，后被奸人谋害。解缙出于为民解困之心，却招致横祸，令人痛憾。四是泰和的周炬（895—976），后唐时任金陵监察御史，避乱迁居泰和螺溪。他体察民情，见大片农田常受旱歉收，百姓生活艰辛，便于公元937年左右主持修筑槎滩、碉石两陂，提高水位，开挖渠道36条，灌溉今禾市、螺溪和吉安县永阳三乡农田近万亩，使低产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并规定两陂为公产，用于下游灌溉，不得专利于周氏，更不准发生争水纠纷。经改造，灌溉面积达6万多亩，称作“小都江堰”。这是江西古代重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至今仍造福于吉泰两县人民。前些年进行了修复改造，现可灌溉十多万亩。

 

9、忠贞爱国

   （1）社稷为重君为轻。

德元年（1275年），元兵进逼南宋京城临安。南宋虽有几十万官军，却不思抵抗，只想妥协退让，朝廷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文天祥在赣州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令后，克服重重困难，不惜卖掉家产补充军饷，迅速在赣、吉两州募集勤王军浩荡北上。而此时，把持朝廷的陈宜中等人却惶恐不安，不让文天祥的部队进驻临安，生怕坏了他们投降的好事。直到元军兵临城下，留梦炎、章鉴、陈宜中等丞相和其他要员先后逃跑了，朝廷一片混乱。谢太后只好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时，文班中上朝的只有区区六人！文天祥到了临安，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时是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他临危受命，第二天就被派遣出使离临安仅30里被元军占领的皋亭山。他知道此行如入虎穴，但仍义无反顾前往，“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在元军营地与统帅伯颜谈判时，文天祥不卑不亢，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伯颜以为文天祥是来谈投降事宜的，却不料文天祥大义凛然地说：“如果你们退兵到嘉兴去，不以灭宋为目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条件；否则的话，我朝还有南方大片国土，军民同仇敌忾，可与你们奉陪到底。真的要大打起来，还说不定谁胜谁负！”伯颜见他口气很硬，心想江南有如此人物，的确不可小视。谁知此时南宋朝廷在吴坚等操纵下，已决定投降，文天祥被投降派出卖了。第二天，宰相吴坚、贾余庆等人捧着谢太后签署的降表和传国玉玺来元营投降。文天祥怒不可遏，愤恨这些卖国贼，当场痛斥他们。伯颜对文天祥说：“如今宋皇都投降了，你作为忠臣，就要依照君主旨意，归附我朝。”文天祥当即反驳道：“圣人言社稷为重君为轻，君不以国家社稷为重，如此之君我为何还要忠于他？君降臣不降！”伯颜无奈，把文天祥拘禁起来，和贾余庆等所谓的“祈请使”一同押送北上。文天祥后来在京口逃脱，回到闽赣，重举义旗。文天祥认为，作为一名忠臣，首要的是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就是大义。后来于五坡岭再次被执，仍然无所畏惧、正气凛然。虽然复国无望，悲痛已绝。但文天祥认为，民族精神不会灭，对祖国光明未来不能动摇，民族气节要坚守。正如其诗所示：“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元夕》），“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

    （2）犯颜直谏。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道：“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是说这种浩然正气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它会很平和地表现出来，为国家的政治清明发挥作用；当国家危难的时候，它就会突显出来，表现出人的气节，流芳百世。也就是不管何时何处，都要胸存浩然正气，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贞始终如一，不能动摇。在平时，作为文臣，要为国家的稳定作出贡献，最有力的措施就是献计献策，敢于犯颜直谏。这是儒学所倡导的一种从政道德。庐陵先贤在见到朝廷中奸诈的权臣作出误国之事或面对阴毒小人时，都顾不得个人的进退甚至安危，向皇上直谏或当面指责权奸，显示出凛然正气。

明代的安福人刘球（1392—1443年），就是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勇士。他中进士后，在礼部任职升翰林侍讲。当时的军政大权操纵在宦官王振手中。西北的蒙古瓦喇首领脱欢势力渐强，企图攻占明朝疆土。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续扩充实力，准备南下。王振接受瓦喇的贿赂，还私运兵器与瓦喇交易，没把心思放在边防上。刘球和兵部侍郎等忠臣为局势深感担忧，上书给皇帝，要求巩固边防，严防外族入侵，却引起了王振的忌恨。正统八年（1443年），紫禁城奉天殿的檐角装饰物遭雷击毁，皇帝以为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就下诏要大臣们出主意。刘球上书列陈了十件朝政中的弊端，望皇帝改正。其中的一件是“权不可下移”。权奸们认为这条是针对王振等宦官而言的，禁不住勃然大怒，在皇帝面前诬陷刘球，使其下狱。王振又指使爪牙锦衣卫使马顺在狱中杀了刘球。据说刘球的头被砍断，身却未倒，杀手踢了一脚才倒地。刘球不是被外敌所杀，而是被奸臣所害。奸臣们所忌恨、所畏惧的，就是刘球那种忠心为国的精神，那种令小人不敢正视的正气。他们的卑鄙行径，反衬了庐陵英烈的伟大。我在阅读庐陵历史名士的传记文章时，深为他们敢于冒犯君主和权臣，直抒己见的精神所感动。不管是在外敌压境之时，还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庐陵先贤们都是抱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不二的态度，“只论是非，不计利害”陈述自己的观点，显示出一股凛然的正气，使奸诈小人胆寒。他们大都仕途坎坷，几经周折，很少一帆风顺，而且几乎都与犯颜直谏得罪了权臣有关。可他们痴心不改，留给人间的是一腔正气和一颗赤诚之心。

 

10、刚直不屈

    耿直、刚强、宁折不弯，是庐陵人的重要性格特征，经代代流传积淀，成了人们崇尚的道德风范，并成为正直者可贵的人格精神支柱。

    （1）江西脖子最硬的人。

公元2000年元月，江西省的新闻媒体搞了一次很有价值的“千年回眸”，选评本省千年之中最杰出的十位历史名人。吉安值夏的胡铨，被评为“脖子最硬的人”，这荣誉恰如其分。在南宋初期，胡铨名震朝野，他是第一个提出杀秦桧谢天下的硬汉子。当时南宋建立没几年，奸相秦桧指派亲信王伦出使金国议和，金人携国书同王伦来临安宣读“诏书”，称南宋为‘江南”，要求高宗脱下皇袍改穿臣服，跪拜接金的“国书”，还要求纳贡称臣。这种极大的侮辱，居然高宗还同意。谁都知道是秦桧搞的鬼。许多大臣们敢怒不敢言，而时任枢密院编修小官的胡铨，以“冒渎天威”的气魄和感人肺腑的言辞，写了《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奏，直截了当地指出秦贼卖国求荣的险恶用心，劝诫高宗“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声明自己“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皇帝砍下秦桧、王伦、孙近两年头，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否则，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处小朝廷求活”。这份“斩奸书”轰动朝野，吏民争相传诵，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书印发，一时洛阳纸贵。金国人闻讯后急忙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失色”，连连惊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宋史》卷374）。这秦桧是何等人物！权倾朝廷，奸诈阴毒，皇帝都对他言听计从，而胡铨却不怕他！他的壮举大快人心，此后却使他遭受了种种迫害，被管制、流放了二十三年。胡铨被贬到岭南后，听说抗金名将岳飞被秦桧所害，又一次上书皇帝斩秦桧。于是再遭流放，到偏远荒凉的海南岛上度过了八年。秦桧病重时，念念不忘这个死对头，和爪牙们商议除掉胡铨。可来不及下手，秦桧便一命呜呼，胡铨幸免一难。孝宗即位后，才召回胡铨。恰逢议和之风又起，胡铨写了奏疏《上孝宗封事》，提出“愿绝口勿言和字”，分析宋金的形势后，认为只要坚定信心，就可立不败之地。孝宗召朝廷十四位大臣征询意见，一半主和，一半不置可否，只有胡铨一人站出来坚决反对议和，说要杀掉秦贼的余党、丞相汤思退以安人心。在场的人为他担心，他毫无畏惧。当金兵侵犯南宋江淮，形势危急时，任兵部侍郎的胡铨不顾年迈，持铁锤下河击碎冰块，领兵攻敌。这位为民族大义不屈不挠地斗争，令奸党胆寒、令外敌生畏的铮铮铁汉，是家乡的一面旗帜，感召了无数的后人，为庐陵刚直之风的形成开路、奠基。

    （2）打不死的邹元标、李时勉。

在吉水、吉安县一带，至今流传着“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的民谣。邹元标（1551—1624年）是吉水小东门邹家人，中进士后在明朝刑部任观察政务，一上任就忠言直谏，抨击时弊。当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神宗皇帝和两位太后都倚重他，是权倾一时、灸手可热的人物。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礼法规定应停职务，回原籍守孝。他假惺惺地向皇帝要求停职回乡，神宗留了一下，他居然真的不离职，还宣称“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张居正是江陵人，历史上称此事为“江陵夺情”案。他的反常举动，使朝内大臣们议论纷纷，十多人集体上书要求皇帝批准张居正离职。吴中行等人把奏折上交后，张居正很是气愤，当场下令廷杖处罚。邹元标并不畏惧，又写了一份奏折，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言行乖张；不广为招贤，重用奸人；滥施刑罚，不体贴民众；忘亲情不顾孝道。奏疏一针见血，锋芒毕露。邹元标亲自上朝面奏皇上，门人不敢放他进去，邹元标谎称是去请假才进入。张居正知后怒不可遏，立即叫人打邹元标八十廷杖。邹元标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不求一声饶，声声指责张居正的不忠不孝。张居正把他流放到都匀卫（今贵州省）整整六年，张居正死后他才回朝廷任吏部给事中。邹元标遭毒打被流放，并未消磨斗志，仍以不怕死的精神进谏忠言。慈宁宫火灾后，邹元标上疏直言时政，奉劝万历皇帝不要沉溺于声色游宴而疏忽朝政。此疏触怒了年轻气盛的万历皇帝，下旨谴责，邹元标再次遭贬。数年后起用在户部任职，他上疏改革吏治十事，万历皇帝见了又不高兴，把他贬于京外。之后三十年，邹元标居家讲学，研究理学，成为著名的讽议朝政的“东林党三君子”之一。

安福县枫田坊下村出生的李时勉（1374—1450），也是被人们称作“打不死”的铁骨硬汉。他在明代朝廷任翰林侍读、学士、刑部主事等职，以性情刚直而闻名。当时，明成祖决定把京城从南京迁往北京，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弄得民不聊生。李时勉上书“停止营建，淘汰冗官，赈恤饥荒”等十五条建议，虽有益于民却触犯了皇帝的政治利益，被谗下狱，一年后才复职。仁宗时，李时勉见奸臣宦官擅权误国，又上书针砭。由于宦官挑唆，仁宗于次日早朝时斥责李时勉不识时务。李时勉据理力争，毫怃惧色。仁宗恼羞成怒，命武士以兵器金瓜扑击李时勉，打得他鲜血淋淋，胸部肋骨击断了18根，奄奄一息，被丢进监狱待毙。幸得良医相救才未死。仁宗在文武官员的请求下免他死罪，把他流放到交趾（今越南）。但到交趾不久，他并未“悔过自新”，又向朝廷三次上书，对皇帝的过失直言指出，仁宗阅后很不高兴，下令锦衣卫将李时勉逮捕问罪，经拷打仍不屈服。仁宗死后，他才出来。宦官恐李时勉复出于己不利，在宣宗面前诋毁李时勉。宣宗不辨忠奸，传旨李时勉不必上朝，立即斩首。不料传旨官从右门出，李时勉从左门进来上奏书，遭宣宗斥责。李时勉理直气壮地陈明奏书内容。宣宗听了，有所感悟，认为他真的是忠心为国，决定免其死罪官复原职。

这两位英杰被世人称作“打不死”，是人们对其不屈不挠精神和刚毅坚强秉性的褒扬。庐陵历史上有一批这样“打不死”的人物：解缙直言弊政，毫无忌讳，几遭冷落，年仅47岁被奸人残害在雪地；明代安福状元彭时大胆上书皇帝不要迷惑佛事劳民伤财，不要听信谗言而受委屈。他们都具有庐陵那种“打不死”的品格。“打不死”，就是为了正义、正道而不低头、不弯腰。身躯是可打死的，但是“打不死”心中的豪气，“打不死”眼中的傲气，“打不死”不屈的骨气。这豪气、傲气、骨气，汇成了充溢庐陵大地的浩然正气。

 

11、抗恶反暴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人民承受着不尽的离散困苦。庐陵一带虽没有经历大的战争，但群雄争霸，割据一方的局势只能带来苛赋重役和豪强势力的扩张，使许多的百姓流离失所。地方政权所依靠的贪官暴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东晋成帝时，一个叫羊聃的人任庐陵太守。此人是晋朝皇帝的外戚，其祖姑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伯母，外甥女是明帝司马昭的妃子。这家伙依仗高贵的裙带关系，骄横粗暴，常施淫威，滥杀无辜。他怀疑庐陵郡民简良为盗贼，竟然杀戮牵连者200余人，连婴孩也不放过，还抓了100多人坐牢。江州刺史庾亮控告他，罪本当死，却因是皇亲而免。在这样暴吏的管辖下，庐陵人民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反抗的情绪积蓄已久，终于在不久后的梁朝大同八年（542年）爆发。安福县的刘姓大族一个叫刘敬躬的人，说在田间得一白蛆突然变成金龟，这个金龟会闪光，有德有怨可以应验，人们便把金龟当成了神灵。刘敬躬便借助人们相信金龟灵验的心理来号召团结群众与官府作斗争，远近农民纷纷响应，队伍发展到了数万人。他们攻下了南康郡（今赣州），占领了庐陵郡，进而乘势向新淦攻击，震动了豫章郡（今南昌）的官吏，慌忙报告建康城的梁武帝。梁朝统治者急忙派兵正面阻击，又抄袭安福，刘敬躬所率领的农民军终于抵抗不住，败回家乡。刘敬躬被俘，押往建康，他宁死不屈，被斩首示众。虽然这次抗争失败了，但反抗压迫的精神却未泯灭。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府库空虚，日趋衰败。为了挽救危机，各种新的赋税项目连连出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朝廷实行的均田制，使百姓的田地大量被富豪官绅所兼并，一遇天灾人祸，老百姓的生活更为艰苦。庐陵为富庶之地，苛捐杂税则更泛滥，一些农民只好逃往山中垦田维生，抗拒官府的横征暴敛。唐文宗太和中（827—835年）时，庐陵人民不堪忍受剥削，终于起义反抗。吉州赤石、徐庄等山寨，聚集着起义军，他们据守险要山洞，建山寨开垦荒山种植养牧，与征缴苛税的官府对抗，坚持斗争达八年之久。他们结聚山寨，只不过为了有地可耕，可官府却实行残酷镇压。江南西道观察使裴谊率部进剿。据《册府元龟》694卷载，“破赤石、徐庄等洞贼，戮杀擒获共二百二十六人，收贼栅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件，水陆田四百顷，牛马等四百七十余头。”官府收缴了劳动工具，杀戮了与朝廷作对的义军，但庐陵人为追求平安生活敢于斗争的勇气，是消灭不了的。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又陷入战乱之中，出现了一批地方政权，割据争霸，恣行杀掠，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南唐政权范围的庐陵一带，涌入了大量的北民，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地方豪强势力扩张，统治者搜刮更甚，致使不少农民破产，难以度日。南唐统治时，吉州庐陵县吴先等人，无法忍受日益加剧的剥削，招集破产农民群众予以反抗，据守在吉水县西北五十里的鹧鸪洞，依据险要的地势在四面山口筑寨抵抗官军。有时下山攻击官府豪富，平时耕作山里的数百亩田维生。吴先率起义军转战于庐陵县乡，沉重打击了当地的豪强，受到贫困百姓的拥护，引起了南唐统治者的恐慌。《全唐文》886卷载：“庐陵群盗充斥，州兵不能制，上忧之。”这支起义队伍打击了当地的官僚统治，长了百姓的威风，动摇了南唐的社会基础。

南宋初期，溃兵流寇涌入江西，有的隐入山区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向江西进军，从庐陵进入湖南，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的村庄被毁灭，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新建立的南宋朝廷，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变本加厉搜刮财富，在正税之外，用“加耗、加一、加三”等名目变相加税，造成“正税一石，而纳加耗四石”，民不聊生。虔州（赣州）、吉州人民终于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起义此起彼伏。绍兴元年（1131年）吉州龙泉县（今遂川）爆发了彭友、李满领导的起义。起义队伍有10位首领，号称“十大王”，率众数万，与官兵在赣湘边境作战，在龙泉武陵、烈源、陈田之处结扎许多山寨，“攻破八县，大肆猖獗”（岳珂《金陀萃编》卷19），吓得吉州统领乔信躲在万安县城不敢露面。此支起义军和虔州义军共同对付官军，共有山寨500多座，10万多人。龙泉北面的永新县有尹花八领导的农民军3000多人。绍兴二年，永丰县也发生了以谢小儿为首的农民起义，县令熊彦明率兵镇压被打死。南宋朝廷对吉、虔两州的农民起义形势发展感到恐慌，宋高宗派名将岳飞领兵镇压。彭友的农民军难敌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岳家军，虽伤亡惨重，但拒不接受招安。岳飞利用当地绅士劝彭友受降，彭友拒绝道：“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也。”显示出宁死不屈的豪气。彭友冲锋陷阵，与官军血战，终被杀死。岳飞用三个月镇压了占据龙泉一带四年之久的彭友起义队伍，转而杀败金兵。彭友义军被镇压了，但庐陵人民的斗志并未衰退。第二年，永丰县的唐英（又名唐小龙）又率众起义。他们杀掉了知县，又杀掉了临江军都监等九人，占领了永丰、新淦、崇仁3县，官府豪绅惊恐万状。接着，吉州发生了李安净领导的起义。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庐陵人，用鲜血和生命同腐败的社会抗争，他们被封建统治者称作犯上作乱的盗匪，可却是广大的穷苦百姓心中的救星。他们不甘于受压榨侮辱的精神和刚毅不屈的品格，播撒在庐陵的文化沃土之中。

 

12、文星耀彩

    庐陵文化的发展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低潮也有高峰，这与庐陵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状况相关。秦汉时期，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北方，庐陵一带的开发还才起步，文化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带。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北民南迁，文化不断向南渗透，庐陵文化开始萌芽争春。两宋是庐陵文化的黄金时期，从北宋初到南宋末近三百年内，英才辈出。元代受政治高压，沉寂不兴。进入明代，庐陵又再耸文化高峰，显示出勃勃生机。清代之后，逐渐衰落。宋明两代庐陵文坛人才荟萃，群星闪烁，为世人所注目。

    （1）六一风神。

欧阳修晚年自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因号“六一居士”。这位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被称为“天下翕然而师尊之”的一代文宗，在文学史上留下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诗文革新运动。自韩愈和柳宗元在中唐发起了古文运动后，对以骈体文为主要形式浮靡不实的文风给予了沉重打击，但后继力量不足。到了晚唐五代，骈文死灰复燃，到北宋初“西昆体”笼罩文坛。欧阳修团结梅尧臣苏舜钦等有名望的文士，提出学韩辟佛、罢黜时文等主张，打出了诗文革新的大旗。同时，欧阳修借主持科举考试之机，大胆对考试文体进行改革，对险怪奇涩，号称“太学体”的时文，坚决加以贬斥，录取有真才实学之士。虽因此遭到数百名反对派的围攻漫骂但不为所动。以他为核心的团体，形成了新文学理论，影响了一大批作家，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欧阳修自己更是诗文革新的实践者，是唐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史传及文艺理论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写作了大量的作品，《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另附录5卷），其中诗850多首，词170多首，各种散文500余篇，诗话30余条。

欧阳修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创作不拘成规，追求新意，富有创造性，具有独特的风神。“风神”本指人的风度神采，引用到文学评论中，指的是作品的艺术风格。“六一风神”指的是欧阳修散文的风格和美学特征。他写的记叙文俯仰古今，抒发感慨；写的议论文逻辑严密，一唱三叹；写的抒情文更是跌宕吞吐，委婉曲折。这，就是“六一”风神。条分缕析之有三。一是委曲婉转，平易自然。欧阳修一直反对典雅华丽的“西昆体”和生僻险怪的“太学体”，主张行文平易自然，不故作高深，表现手法则委婉多致。如《朋党论》。再如《与高司谏书》。此文算得上是欧文中言辞最为尖锐激烈的文章，但从全文来看，并未给人声色俱厉的感觉。二是词简情深，寄意深远。如《送杨置序》和《泷冈阡表》广为传颂，庐陵人更是推崇已极。三是如诗如画，情景交融。欧文中艺术性最高的是山水亭园记和记事、记物的文章。如《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的诗词最大特点是保持了散文的风格，平易疏畅，自然通达，景情交融，韵味浓郁。

    （2）文山浩歌。

说起文天祥，人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实，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文天祥的诗文，表现了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爱国激情，也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他是宋代文学殿后的最耀眼的文星。他的民族气节，他浩然的正气，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不凡的才学，都是通过诗文来表现，因而流传千古，激励无数炎黄子孙。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不计其数，最有权威性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天祥“著作亦极雄瞻，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文天祥不仅“文道俱佳”，还是振兴一代文风的文坛旗手。

万绳楠认为：“文天祥的散文，比之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毫不逊色”（《文天祥传》）。尤其是政论文和序论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以中状元的《御试策》和己未、癸亥年两次上皇帝书代表，这些鸿篇巨制如长江大河气势恢宏，深含爱国忧民之情，措辞激烈，直指时弊，感人至深。序论文以《指南录后序》为代表，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生动形象，表现了作者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散文，是古代文学中的精品，传颂千古。

当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文天祥的爱国主义诗歌。文诗现存608首，其中感人肺腑的作品，是在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赴元营谈判被执又逃脱后写的，集中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之中，共370多首。另外，还有《集杜诗》二百首和《集杜诗胡笳》十八首。这些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南宋的民族矛盾，真实地记载了文天祥抗元斗争的坎坷征途。南宋朝廷为了维持苟且偷安的生活，不惜对金称臣割地，步步退让，最后把锦绣河山丧失在元人手中。文天祥为挽回覆灭的命运，寸土血战，百折不挠，直至战败被俘，仍誓死不屈，表现了凛然而正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歌，不是一般的文人创作，而是作者用血泪凝成，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现实主义的特色，被世人称为继杜甫诗之后的又一代“诗史”。在表现手法上，文诗多直抒胸臆，或慷慨悲壮，气贯长虹；或沉郁苍凉，回肠百年，动人心魄，催人泪下，激人奋进。

    （3）诚斋清韵。

在素有“诗歌王国”之称的中国，能被评论家们认定为独创一体的诗人不多，文学繁荣的宋代只有七个。自号“诚斋”的吉水人杨万里是其中一个。他跳出以往所学的各家诗派的圈子，另辟蹊径，自创一体，令人耳目一新。杨万里是转变南宋诗风的关键人物，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它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给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吹到如今，仍是清韵悠悠，沁人心脾。

杨万里历任漳州、常州等地方官，入朝廷在礼部、吏部任职，还担任过太子侍读。他曾屡次上疏指责朝政，得罪权臣，罢官家居十五年，忧愤而死。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学识渊博，能文、能赋、能词，在文坛上享有盛誉。在文学上突出的成就是创立了“诚斋体”，成为“诗坛霸主”。杨万里诗歌的重要特色突出了一个“活”字，就是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内容广泛，贴近生活，从国家大事到大自然中的一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入诗中，妙笔成趣，可读性强，开文体诗歌大众化、俗化的新风。据说他一生写了二万多首诗，是文学史上多产的诗人之一。可惜大部分失散了，只流传下来数千首。

    （4）须溪悲曲。

宋末元初著名的学者和词人刘辰翁，字会孟，庐陵灌溪（今吉安县梅塘小灌村）人，因家居龙须山之阳，自号须溪，其词作有《须溪集》。他就读于著名的白鹭洲书院，中进士后，直言贾似道陷害忠良，得罪权奸，回乡教书。又得贤相江万里器重，几次起用，曾在中书省任职。宋亡后，辰翁矢志不为元臣，回乡隐居，曾任濂溪书院山长，教书、治学、作词至老。据传有诗文集100卷，多已散佚，现存诗文800余篇，其中词358首。

刘辰翁目睹南宋政权走向覆灭，悲恸万分，便用自己的笔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感慨，表达了对误国丧权之徒的痛恨，寄寓了对故国的眷恋和怀念。他的词，是一首首悲怜的时代挽曲，是深切的爱国之情的流露，是对民族不幸命运的呼喊。虽然词作大部分是祝寿、节日述怀、咏物、游赏和纪事等内容，但绝不同于麻木不仁的歌舞升平之士作的诗文，而是在字里行间，深含国亡的悲伤，充满爱国的情思。在宋末元初，有许多这样抱着亡国之恨的士大夫。刘辰翁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宋亡后，辰翁每遇时节必作词以述怀，占了刘词的很大篇幅。这在我国历史上亡国之时的诗人中是不多见的。作者在这些词中，怀旧伤今，重重哀叹，字字血泪，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比较典型的是送春的作品。作者把故国比作春天；送春，也就是哀悼国亡。

南宋灭亡，不少诗人都写了眷怀故国之作，多为怨抑凄凉，笔调曲折含蓄。而辰翁感伤故国之词，却是苍凉中含激越，感情自然流露，直抒胸臆；并且有时能“通过凄清的境界表达亡国的深哀，一一程度上改变爱国词派过于散文化的作法……他和当地另一派词人如王沂孙等不同之处，是较多正面描绘，不像他们往往采取曲折的象征的手法”（《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在词的风格上，刘辰翁的词属苏、辛豪放派。

 

13、煌煌文献

庐陵的文人，以自己的才智和心血，为我国史志典籍文献的编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欧阳修“裁成大体”。

欧阳修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著名史学家。我国的浩瀚巨著24史，他独占两部。其中的《新五代史》74卷是他一人编著而成，这在古今史学家中是极为罕见；《新唐书》75卷由欧阳修主编，并负责本、志、表等撰写和全书的统稿，宋仁宗下诏表彰其“创立统记，裁成大体。”

    （2）解缙主编《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百科全书，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早三百多年。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与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字数.37亿左右。这部巨型类书，为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积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文明成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称作“江南才子”的吉水人解缙，以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主持编修了这部巨著。

    （3）外交家陈诚编写西域史籍。

出生于吉水县阜田高坑上陈家村的陈诚（1365—1458年），中进士后在明朝廷吏部任外交官。明初，刚平定的北方撒马畏兀儿（甘肃和新疆接壤一带）发生内战，明朝廷在那里设置的安定、阿端两卫被废。陈诚受朱元璋之命率使团持节前往，安抚各番，重新设置管理机构。满朝大臣誉陈诚此举“忠义慷慨，从古稀有”（邹缉《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并诗》）。不久，安南（今越南）又肆意曲解史志地界议定书，悍然出兵侵占广西地界。两国使臣多次协商不决。朱元璋命刚从北方出使返朝的陈诚率团去处理安南事件。陈诚坚持维护朝廷尊严恪守和睦邻友好原则，与安南进行了数月之久的论战，终于妥善解决了边。界争端。他向朝廷上报了《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七件，成为后来研究中越关系的重要文献。从公元1396年到1424年的近30年时间里，陈诚多次往返西域诸国，受尽千辛万苦，不辱使命。

陈诚不仅是位名垂史册的外交家，还贡献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在长期的出使活动中，悉心考察，勤于笔耕，将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以及民俗、建筑、饮食、语言，乃至城廓、山川、气候、物产等一一记载，汇集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书，并著《狮子赋》，呈交给朝廷。这是稀有的文献，为明王朝提供了西域的重要情况，是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和中亚各国历史的主要史料。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罗洪先创编全国分省地图册。

吉水籍状元罗洪先（1504—1564年），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出色的地理学家。元代的朱思本编制了一张全国地图，称《舆地图》，比较详细，但是缺点不少。一是太大了，长宽七尺，不便携带移动；二是山川、道路、行政区划用字标记，太繁杂，难以查找；三是远近比例不很精确，方位也不太清楚。罗洪先入朝当了十余年的文臣，上书言事得罪了皇帝，罢职回乡，攻阳明理学，很有影响。50岁以后绝意仕途，权相严嵩“以同乡故”举荐为官，罗洪先力辞不就。他对地理天文很热爱，至今民间仍有不少罗洪先看风水灵验的神奇传说。多年游历山川和来往京师，罗洪先觉复得有编制详细地图的必要。他认为各地郡县间的联络、山川地势，没有较精确的地图为据，很不利于交往。他翻遍了天下的图籍，虽然记载得详细但疏密不准，还有不少错处。他寻访了三年，才见到了朱思本的地图。于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内容，扩大篇幅，进行改进，发现疑点，实地考察核实。花了十多年功夫，终于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分省地图集《广舆图》。罗洪先的《广舆图》有多方面的创新。一是首次按明代的疆域政区以省为单位分列。二是首创了24种新式的图例，看图者一目了解，易懂易查。这是了不起的创造。三是每幅图的背面附有图叙表解，补充说明这个省区的沿革、形胜、各级行政区范围大小，还有田赋数字。这也是新的创举。在编印过程中，罗洪先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技术，省区方位、大小精确度很高，与如今的实例地图大致吻合。

    （5）曾安止编写《禾谱》。

北宋的曾安止（1048—1098年）是泰和县澄江文溪村人，中进士后当过彭泽县令。他不太热衷于仕途，却对农业感兴趣，认为“农者，政之所先”。朝廷本打算提拔他任江州司马，他却辞职回乡。当时的经济中心已移到江南，庐陵一带经济较繁荣，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快。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对繁多的水稻品种名称、来源、性状、种收时间以及耕作方法等，一一详细地调查研究，分析对比。他还发现了一种野禾子米，质量很好，就到种植这种品种的稻田去观察。经几年的除杂选优，终于培育出了耐寒、耐肥、不易倒伏、穗大粒多的新稻种。这种稻米质白如玉，体长晶莹，很好吃。以后人们继续改良，培良成称为三粒有一寸长的“三粒寸”——可惜失传，否则如今可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种。

曾安止经多年的积累，将收集的资料分类整理，筛选择用，编写成《禾谱》5卷。该书详细记载了北宋时期泰和及庐陵一带50多种水稻的品名、特征、耕作技术及管理方法。那时，曾安止考证出了当时的“占禾”，是从海南岛的占城国引进的。《禾谱》的序言云：“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可能是指江西征缴的官粮吉州占了一大半，说明吉州粮食的丰富，为安止写《禾谱》创造了条件。专家们认为，这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的又一部古代农业科技文献。元代大农学家王祯在写名著《农书》时，就参考了《禾谱》。《四库全书总目》和现代学者编的《中国农书目录》，都提到《禾谱》。

 

14、古镇名窑

永和，是庐陵文化荟萃之处。它坐落在吉泰盆地的中心地带，距吉安城区不到十公里，与佛教圣地青原山隔江相望。两旁是平坦的万顷良田，面前就是滔滔赣江，背后是延绵不尽的山岗绿林。古老的村落如今显得有些陈旧，白沙绿野也似乎与江南其他河滨之地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许多年前的中古时代，这里远非今日这么平静和单调。我们不知当年的景况如何，只能从文史资料片言只语的描写中感知其盛。《东昌志》中写道，元丰年间，永和“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连廒峻宇，金凤桥地杰人稠，鸳鸯街弦歌宴舞，读书台士大夫谈今古。”“名公钜卿，来游其间，必有歌咏，以记其胜。”“民物繁庶，舟车辐辏”，为“舟东一大都会”。宋景德年间，“辟坊巷三街六市……附而居者至数千家”。这些铺陈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有一定的真实性。永和因吉州窑陶瓷而兴盛，以陶瓷生产、销售为主的产业，带动了交通、膳宿服务等行业的兴起，宗教、文艺的交流也随之展开，成为江南一大重镇。现在，你走进永和圩镇，仍能感觉到无所不在的陶都遗风，可以想象当初的繁荣。长街小巷，可见一些用陶瓷匣钵片行行排列铺成的路面；通往田间的小路，也有断断续续的陶片路面。许许多多的水塘是当年挖土烧陶瓷而形成的，水少时，可见塘沿一两尺厚的陶瓷碎片堆积层累，周围的耕地也有一尺左右厚的陶瓷碎片散于土中。现在可见的24座窑包遗址，像一个个小山岗，延绵近两公里。这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各窑场所烧陶瓷碎片的堆积物，人们称之窑岭。据说我国的古代名窑遗址存留，还没有发现哪里有吉州窑这么完整和众多。在全世界也可能是唯一的。在方圆两个多平方公里的窑址范围及镇周边环境中，古窑瓷片至今俯拾皆是。据专家考证，仅24个窑包遗址，就至少堆积了72.6万立方米的陶片，还有那散于各处的碎片，难以计数。仅烧制的陶瓷碎片就遗留下了这么多，而销往海内外的陶瓷件该是数倍于废品，那是多么巨大的数量，可惜当时没有统计部门计算一下每年的产量和销售量。据《永和镇志》载，吉州窑兴旺时的窑工，不下三万人。仅是工人就相当于几个现代中型企业，为之配套的服务行业人员，该不会少于生产者，其镇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县城。古籍记载永和有“三市六街”，传说有东昌15景和“七十二条花街”，这不过是形容热闹繁华的概说。据专家实地测绘，参照地方志和族谱，发现永和古迹分布图与实景有吻合处。这六街便是陶瓷集中销售处瓷器街、长长的水塘旁的莲池街、专门出售松柴等资料的茅草街、“弦歌宴舞”的鸳鸯街、出售粮油等生活品的米行街、经营生产生活用具的锡器街。分类分区的格局，已不是一般的农村集市圩镇，而具备了古代都市的雏型，难怪号称“天下三大镇”之一。

朝廷在永和设置了“磁窑团”专职管理机构，又置监镇司，直接管理陶瓷的生产和税收，监督贸易。就像现在许多省地到深圳、厦门等发达地区设置办事处一样，五代和两宋时，河北、山东、福建、湖广、江浙等地，纷纷在永和设立了会馆，接待本籍商贾和联系贸易。永和古镇，一砖一瓦，一房一院，映衬着昔日的辉煌。

景德镇自古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民谣。吉州窑也是如此，产品行销国内外，流向天涯海角。赣江边的吉州窑，产品溯流而上，经赣州到大余，转陆路过梅关到南雄，水运到韶关，顺北江到广州港，再运往南洋、印度和非洲东岸。顺赣江而下，入长江或东进或北上，流向东亚西亚。唐代，瓷器当作一种新的产品列入朝廷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销往地中海各国，受到欢迎。两宋时期，陶器是出口的主要商品，数量大大超过了唐代。今天看来很普通的陶瓷器具，在中古时的欧洲人眼中是十分珍贵的。南宋末年，泉州通商贸易的有58个国家和地区，以出口瓷器为主。那时，贩运瓷器几乎与黄金同价，并且供不应求。北宋时，吉州窑已达到了较大的规模，黑釉瓷和乳白瓷居多，彩绘陶具、木叶天目、兔毫斑、鹧鸪斑等成为名贵的产品，自然受到国外商人青睐。无法统计有多少吉州窑的陶瓷流到了海外，只能从目前还藏在国外的文物可见一斑。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吉州窑彩绘花十分精美，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吉州窑的天目盏成为日本的传世之宝，其中的玳皮盏、木叶盏列为日本的国宝级文物，每年只在有限的时间才能供人参观。美国波土顿美术馆收藏的黑釉加花蝶纹瓶和卷草纹加彩壶，也是稀世之品。1976年，在朝鲜西南部新安海底打捞的一艘元代的贸易沉船上，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有不少是吉州窑产品，有唐草纹彩绘花瓶、赤褐斑、玩具等，在众多的陶瓷器之中算是比较精致的。据专家们考证，该船是由福建泉州港开往韩国的商船。在印尼雅加达博物馆里，陈列了在印尼出土的中国古瓷，其中有吉州窑的黑釉黄斑碗。菲律宾对巴里昴遗址发掘时，出土了宋元时期的黑瓷和褐釉瓷，专家们认定这些陶瓷来自江西吉洲和南方其他地方。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批中国文物中，称：“吉州凤首白瓷瓶最为杰出……堪称瓷中尤物。”吉州窑陶器同全国各名窑陶器一样，作为外贸的主要商品这一，为促进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古朴的庐陵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

 

15、思想之光

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构成了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程朱理学的所谓天理，从理论形态上论述专制的封建王朝像天道自然一样，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以“君为臣纲”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也被理学家论证成天理。元代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把程朱理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到了明代，程朱理学很快就确立了统治地位，这与庐陵俊杰解缙的出谋献策有关。解缙中进士后，深受朱元璋的器重，“常侍帝侧”。他给明太祖上万言书，共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议“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就是希望朝廷组织编辑程朱的理学全书，并把它和古代的诗、书、易、礼等作为“经”而颁行天下，成为读书人的“教材”。因种种原因，解缙的建议没有实施，而他的观点显然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朱元璋多次昭示“一定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也认识到了用程朱理学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便命状元、大学士吉水人胡广任总载，负责编纂《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颁行全国，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朱棣宣告，三部“大全”是治国与统一思想的大纲，“行之于家，用之于国”，它的功能是“使家不异权，国不殊俗”。明代统治者还规定科举考证 律以朱熹对书经的注为准，朱熹的著述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的“统编教材”，最具权威性。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正宗的地位，庐陵人有一份功劳。

明代心学的旗手王阳明，与江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个理学老师是上饶名儒娄谅。王阳明在南昌、赣州、庐陵先后任职，历时近五年，正是他的心学理论孕育和成熟的时期。虽然他后来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又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政绩显赫，但他的心学理论影响更大。他在江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传授了一大批弟子，称之为“江右王门”，在“痴儿了却公家事”之余，他便与弟子和朋友论学辩理。黄宗羲曾说过：“姚江之说，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之道赖江右而得以不坠”（《明儒学案》卷十六）。《明儒学案》记录了江右王门30多人，而属庐陵一带的有20人之多，其中安福就有12人。庐陵学士人们继承、发扬和护卫着阳明之学，在思想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位置，载入了我国思想史册。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的不少重要观点，是在庐陵任职时阐述的。一批庐陵英才，追随这位思想家，接受他的理论后，加以发挥和补充，不断丰富，使阳明的心学理论体系得到完善，并保持其正统性，不使之偏离师长的本意。他最得意的几位门生、弘扬传播王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庐陵人。江右王门的开山与掌教者邹守益（安福人），以“性命兼修”论护卫王学的刘邦采和王时槐，主张务实践行的欧阳德和胡直，提倡塑造“仁体”的罗洪先，等等——王阳明的庐陵弟子们，坚定地信守师说，纠正王门出现的流弊，维护了王学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在学术史上传为佳话。但是，他们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在师说的总体原则指导下，就一些具体论点进行探讨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王学思想体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那样：“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这种进取的精神难能可贵。

明代中叶以后占据思想学术界主导地位的阳明理学，虽然成为主流而一统天下，但仍然出现了危机。部分王门弟子离经叛道，逆流而上，对“师说”发起了责疑，建立新的学说，形成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在阳明理学盛行的庐陵，便有几位这样的志士。他们敢为人先的勇气、卓尔不群的气魄以及为实现心中的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载入了民族文化史册。典型代表是称作泰州学派的传人颜钧（1504—1594）和何心隐（1517—1579）。颜均的思想和行为有如下特点。首先是提出了“凡人率性所行，纯任自然，即谓之道”的新命题。其次是主张并实践“民胞物与之志”。就是把天下民众当作自己的同胞手足，把天下万物当作自己的朋友。第三，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来解释天理、心性之学，冲存在士大夫阶级对理学的垄断。何心隐最为社会学家称道，最勇敢的行为，是在家乡组建新的社会组织“聚和堂”。他基于“泛亲论”的观点，认为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经济民主管理，族人和睦相处，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像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那样“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精心构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他生于较为富裕的家庭，“家世饶于财”，可他却仗义轻财，不置家产。他与本族父老商议，建立起统管全族的管理机构。何心隐从经济和教育两方面入手进行社会改革，是大胆的探索创新。虽然是在封建宗族内实行，但至有四点成效。一是统一交纳税赋，避免了贪官污吏层层盘剥敲榨百姓；二是建立了切合村情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建设和良好村风民风的形成；三是民主管理，大家都有责任，减少了各房各户间的纠纷；四是把教育摆上重要位置，人人都关心后代的成长，加上统一食宿，增进了子弟们的情谊。最主要的一点是凝聚人心，体现“聚和”之意。自然，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大环境里，何心隐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何心隐先后遭到永丰县令乃至奸相严嵩的打击迫害，无奈之下，隐姓埋名浪迹天涯以讲学为主。张居正在朝廷掌权后，打击讲学。万历四年（1576年），何心隐在湖北孝感讲学被通辑，回家避难又逃往祁门被捕，押解到武昌，三年后活活打死在巡抚大堂之上。

正值阳明心学大行天下的明代中后期，出生于泰和县上横乡西岗村的罗钦顺（1465—1547年），勇敢地向权威理论宣战，树起唯物主义的旗帜，鲜明地提出与传统理学唯心观完全对立的观点，对程朱、陆王唯心主义哲学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和反击，逐步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理想。一是认为气是万物之源，天地万物都是一气之所化；二是认为天地万物不是心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存亡而改变；三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客观规律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四是认为“人欲”是客观存在的，出自天性，不能认为不应有，更不能把欲望说成是罪恶的。诚然，作为一个生活在理学流行的时代，又从小受“圣贤之学”熏陶的士大夫，罗钦顺难以摆脱理学影响，仍是把封建伦理道德当作“天理”，在认识论上有先天论的残余，也没有系统地建立自身的哲学体系。但是，他的理论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促进了中国哲学由心学到实学的发展，为后人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起到了启迪和奠基的作用，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16、古村家园

　  古老而深厚的庐陵文化，在代代相传的民风民俗中孕育，在家园厚土中成长。山沟平畴间的一座座庐陵古村及其民居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奇葩，虽经数百年的变迁，岁月侵蚀，但仍巍峨壮观，整饰典雅，向人们展示著这里的风土人情，诉说著这块土地的沧桑。

　  钓源村位於吉安城西十七公里处，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同族後裔的聚居地，已有千年历史。走近村庄，满眼是绿。延绵的小山包长满了廱茏的古樟树，环抱著排排幢幢青砖黑瓦的民居。七口大小不一串连著的水塘，把村庄分成两半。依坡势而造的房舍，高低错落，尖尖的骑瓦风火墙傲对蓝天。青石板铺就的巷道，光洁而幽深。曲折迂回伸向老宅。风格各异的历代建筑，如一幅幅浓浓的民俗风情引人入胜。既有单檐屋面，又有不多见的垂檐瓦顶；既有一进二厢、二进四厢式厅房，又有庭园式、院墙式等风格不同的居室。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是「歪门斜道」。巷路、村道没有一条是笔直到头的，时宽时窄；院角有方有圆，墙面有正有侧。据专家考证，是建造者有意为之，隐会阴阳八卦布局，形成回环往复，参差跌宕的格局。

　  钓源现有居民一百五十多户，八百馀人，存有明清建筑一百五十多处，宗祠、家祠九座，书舍五处，几乎汇集了我国南方古代民间建筑的主要类型，誉为浓缩我国古建筑风韵的瑰宝。二○○一年，在国№建筑业有较高知名度的香港城市大学，把钓源村列为中国南方建筑教学示范点。走进古宅之中，你可以看到古老的香案、八仙桌、太师椅、屏风和门框、壁板等，大多有雕刻的图案或文字，有的是描金、点彩、漆绘等，其内容为吉庆、典故、戏文故事等，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村民们珍藏的文物，如宋代大书法家手书的欧阳修名篇《昼锦堂记》碑刻、苏东坡使用过的大型端砚、清代流行的象牙酒行令牌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钓源村欧阳氏自从唐末开基，到了清代，已成显赫大村，兴盛时一千五百多户，有十六条街路，誉为「小南京」。虽然历经无数劫难，仍保存完整，古貌犹存。钓源人与文坛宗师欧阳修同宗，一直尊欧阳修为先祖，以此为荣。良好的文风民俗，培育了代代英才。共涌现过六名进士、六位解元，从尚书令到州、县官不下二十名。「诗书传家」的古训代代相传，增添了古村浓郁的文化氛围。

　  距钓源村仅三十公里的　陂村位於赣江之东的富水河边，这个现有三千多人的大村，屋宇连绵，巷道纵横，三百六十七幢风格别致的民清建筑，一条条鹅卵石砌成的蜿蜒小道青石铺成的百年老街，默默诉说著昔日的繁荣，让人们浸透到这古朴清雅的神韵中去。

　  村头的梁氏宗祠「永慕堂」，占地一千二百二十多平方米，门廊中两根巨大的石柱撑起气宇轩昂的屋檐，展开的两扇檐翼层层格格凌空展翅，门口两尊石狮巨目圆瞪注视著来人。走进三进的祠堂，只见三十七根石柱挺立，每根柱上都刻著对联，教人求学、勤劳、奋进。如此宽敞雄伟的宗祠，在江南也不多见，显示了梁氏望族的气势与威风。踏著油光可鉴的鹅卵石或平整的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你会看到风格不一的节寿堂、孝友堂、求志堂、启公祠等十五个房祠和家祠，会看到静幽的明新书院、敬德书院，你会发现每处都有匾额、对联。走进古宅中，雕刻图文满目皆是。格言古训，山水风光，历史典故，令你留恋忘返。有小桥流水、樵夫下山；有岳母刺字、画获教子、负荆请罪、孔明借箭。令人叫绝的是「求志堂」天花板上的百少图和百老图，儿童老翁或行或立，或仰或卧，或笑或怒，呼之欲出。欣赏这一幅幅图文，你定会佩服制作者高超的技艺。

　  沿著曲曲弯弯的长巷，来到富水河边，你会发现，岸边十多个码头距百米而设，斑　的石阶通往古街。站在街头，看不到街尾。两旁的砖瓦房木板门铺排而列，长近千米，宽不过四点五米的街道，中间是厚厚的青石板，两侧是鹅卵石，清清爽爽，不见泥泞。这　是古近代吉安、泰和两县五乡的物资集散地，每逢圩日，人头攒动，数百家店　生意红火。开基於南宋初年的　陂村，经近千年风雨，留下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古街民宅和珍贵的文物。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陂村是赣西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基地之一，毛泽东、朱德、黄公略、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　工作和战斗，村中有多处革命旧居和旧址，如「二七」会议纪念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列宁小学旧址、毛泽东旧居等等。古村还培育了梁必业、梁兴初、梁仁芥三位共和国的将军，不少动人的故事仍在人们口中传诵。古韵、红色交融，　陂村一定会在海内外游客中展现迷人的风姿。

 

[注]据《庐陵文化纵横谈》部分章节及吉安市若干地方史志编写而成。

 

 

附、庐陵文化立面观

    江西吉安，古时又称庐陵。发端于这里的庐陵文化向来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许多研究成果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士文化 。庐陵地方历来重视教育的兴盛。经书启人智，智慧创奇迹。庐陵全境有序庠与学宫，民间有塾馆、义学与书院。家藏诗书，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山间茅屋也闻琅琅书声，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唐开元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在其治所创建了篁寮书院，开吉州书院讲学之先河。山间学士，纷纷仿效，于是，山乡闾巷大办书院，名流学者讲学其中。自宋至清，庐陵大兴理学，布衣野老也来参会，所以有“江西理学在吉安”之说。自南宋至明清700年间，庐陵城的白鹭书院成为江西四大书院之冠。 庐陵历代状元有16名，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一。历代进士3000多人。“隔河两宰相”、“一门六进士”、“百步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的描述，至今传为佳话。

    2、农文化。 南唐西台监察御史周矩与其子周羡，用竹筏拦江，修筑了槎滩陂。为江西省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经历代维修，解放后，在陂上又扩建了水电站，灌溉良田4万亩，使用至今，已有1000余年。 北宋进士曾安止，弃官返乡，荷锄耕作之余，潜心研究水稻品种和农业生产，著书《禾谱》。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

    3、工文化。 庐陵手工制作业历史悠久，成就辉煌，造纸、陶瓷、造船、纺织印染和建筑业尤为突出。 吉州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中，有唐开元年间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有宋代以山竹为主原料生产的吉州竹纸。 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南北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吉州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多人。吉安的桐子青布闻名遐迩，销往全国各地。

 
     4、商文化。 商贸业和手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乾隆皇帝封他为大夫。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历史上庐陵商人曾修过一条青石板路，从吉安通湖广。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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