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造时传

石屋山人

造时（1902～1971）  字雄生，今江南乡江南村人，出生于安福县城北罗家巷一个小本经营竹木生意的商人家庭。14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王造时积极参加，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组织学生宣传演讲，编写传单，曾两次被北洋军阀政府拘捕，表现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爱国热忱。民国14年（1925），“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立即组织沪案后援会，王造时代表清华学生参加，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接着，又以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代表的身份去武汉，推动武汉地区学生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王造时受《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潮的感染，积极在《清华周刊》、《民国日报》及其它刊物上发表文章，为反对封建文化摇旗呐喊。在清华学校，他组织“仁社”，以联络友谊、砥砺学行为宗旨，推动清华的学生运动。

民国14年（1925）7月，王造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公费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攻读政治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民国18年（1929）9月，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政治思想与比较政府，深受费边社会主义者拉斯基的影响。民国19年（1930）8月，王造时从英国经西欧、苏联回国。回国后，应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民国20年（1931），王造时偕同罗降基回桑梓省亲。家乡各界人士自发在县中山场，举行“欢迎罗王二博士大会”。“九·一八事迹”发生后，他毅然走出课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民国21年（1932），创办《主张与批评》。该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不畏强暴，改名《自由言论》继续出版。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著文抨击。当局指他“言论荒谬”，再次查封他的刊物，并禁止他教书，断绝他的生路，进行残酷迫害。王造时没有屈服，他挂牌当律师，作翻译以自存。民国21年（1932），王造时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民主人士。民国22年（1933），王造时应陈铭枢之邀，前往福州，准备参与“福建事变”。不几天，因估计成功可能性小，回到上海。接着公开发展《为闽变忠告当局》一文，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政策。民国24年（1935），“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以后，王造时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王造时担任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因此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反动首要”。民国25年（1936）11月22日深夜，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将他逮捕，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一起，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后，“七君子”在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营救下，出狱返沪，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兼任南京政府抗日大本营第二部（政治部）、第四部（国民组训部）挂名委员。民国27年（1938）初，王造时和部分爱国人士，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担任江西地方政府讲习院教务主任兼教授。中途离去，在吉安创办《前方日报》和前方文化社。王造时在《前方日报》上，发表不少文章和演说词，绝大多数是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

民国27年（1938），民国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王造时受聘为参政员。1942年，国民参政会第三届改组，他和代表救国会的几个参政员一起被除名。在国民参政会上，王造时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反对妥协投降，支持陈嘉庚等提出的“在日寇未退出我国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汉奸国贼论”。在民国28年（1939）9月第四次参政会上，王造时代表救国会提出限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提案。要求政府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及用人不问党派等主张。

民国28年（1939）初夏，王造时回到家乡安福。目睹家乡许多小学毕业生在本县升学无门，想到吉安、宜春等地求学，又苦于经济难支。为了吸收更多青少年入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王造时决意创办安福中学，并采取募捐的方式办学。他自己还于民国30年（1941）冬，冒着风雪严寒，取道双田、七里坑、翻山越岭，亲赴宜春、湖南等地，向旅宜旅湘的经商同乡募捐，得到张克家、刘乙庭等许多开明工商业者的支持。他们慷慨解囊，为初创的安福中学增添了不少校舍和图书、设备。民国30～32年（1941～1943），安福中学建成后，王造时被公推为首任校长。他因公务往返于赣渝之间，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时刻关心安中学生的学习，看到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的读物，就购买邮赠学校，在3年中邮校图书达千余册。他看到教师工资微薄，常来信要求提高教师待遇。他随身带着捐册，利用开会见面的机会，向各方友好募捐，捐款源源汇校。

民国28～29年（1939～1940）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拉拢王造时加入国民党，如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都先后约他谈话，劝他加入国民党，而王造时以各种方式予以拒绝。

民国35年（1946）春，王造时回到上海，成立《前方日报》上海办事处，同时，创办自由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他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积极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民国36年（1947）5月，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与部分民主人士提出《和平提案》。全国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拥护中国共产党，欢迎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后，王造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上海法学会理事，同时还担任上海诚明文学院董事长、上海前进中学董事长、上海正平补习学校董事长。1951年8月，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

1957年“反右”斗争中，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残酷迫害，于1971年8月2日病故于看守所。1980年5月，王造时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纠正，恢复名誉。8月20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为他补行追悼会，宣布政治上平反，并赞扬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