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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彭文应先生
董宝光
《纵横》2003年第8期载《彭文应的坎坷人生》一文，《彭文应的坎坷人生》对爱国民主人士彭文应先生的生平事迹作了简介。文应先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热心帮助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文应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慷慨解囊支援周恩来救助革命同志一事，是他一生中最耀眼的事迹，然而他对自己的亲属及诸多挚友均未主动谈过此事。著名学者潘大逵先生和文应先生在清华学堂、威士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均系同学，因此大逵先生曾称彭先生为“两度同学”。大逵先生亦系文应先生和邓世瑢女士结婚时的证婚人，两人友谊可谓深厚。大逵先生1957年亦遭厄运。他对文应先生的子女关怀备至，为文应先生落实政策之事曾多方奔走，积极呼吁。上世纪70年代末，文应先生的子女请大逵先生撰写一篇悼念文章，聊寄缅怀之情，潘老遂撰《两度同学彭文应》一文，发表于《四川盟讯》1984年第4期，文应先生帮助周恩来的这段史实才算公之于众。潘老在文章中说明，此事系其老友陈新桂先生介绍，故大逵先生文中所谈仅系“第二手材料”而已，而原始材料则在陈新桂先生处。
先人陈新桂系文应先生的挚友，解放前夕均在上海民盟工作，过从甚密。新桂生前曾对亲友们谈过文应的情况：文应为人忠厚朴实，待人诚恳，性情耿介，不畏险恶，敢于直言，对待革命工作认真负责，但在别人面前很少言及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万不得已才向老友陈新桂先生吐露出此事。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向外人言及此事。
事情当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毅由沪调京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之后。时任上海民盟副主委的彭文应来京开会，下榻于东厂胡同民盟中央的客房。陈新桂时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中央盟讯》副主编。一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编写稿件，彭文应忽然来访。新桂见他满面春风神采奕奕，问道：“天色已晚从何而来？”文应笑道：“陈老总请我吃饭，饭后又畅谈许久，以致时间拖得很晚，他派车送我回来。”“你怎么认识的陈老总？”新桂先生感到奇怪。“周恩来总理介绍的。”这句答话更引起新桂的疑问。反复追问之下，文应先生无奈，又值心情愉快，才向老友回忆了20多年前在上海一位友人家中偶遇周恩来并解囊相助之事。众所周知，周总理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可谓过目不忘，和文应虽一面之缘，且时间短促，但2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上海解放后，在一次会议上一眼就认出了昔日老友彭文应，且将他介绍给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同志，并嘱陈毅“要记住这位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在上海多关照他”。以后两人又见过几次面。陈老总在调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离沪赴京前夕，曾举行了告别招待会，见到了文应先生，并邀请他赴京时去他家作客。这次文应抵京开会，试着和陈老总通了电话，陈毅遂邀请文应去他家中便饭叙旧。陈老总生活简朴，虽是招待文应先生，也仅是鱼和肉丝等四盘家常菜而已。共分两桌用饭，陈老总、张茜和文应先生坐一桌，子女和其他亲属坐另一桌。陈老总说，他家中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不时有稿费收入可以补贴家用。饭后陈老总又向文应先生详细了解上海的情况，一直谈到午夜才派车将他送回。
文应先生的哲嗣彭志一先生，专程由沪抵京，于1984年6月16日拜访了陈新桂先生，同他做了一次长谈，向他详细了解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彭志一先生和笔者亦有很好的友谊，我们可谓世交，经常保持联系。
1988年春，上海市有关部门向陈新桂先生发来外调函，询问并核实当年文应先生帮助周恩来救援被捕革命同志一事。当时新桂先生已患癌症，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写了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讵料数月后即病逝。文应先生对革命事业的这一重大贡献，能免随时间的流逝而湮没，则多亏了新桂先生。这也算是新桂先生为已故老友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实事。
文应先生的这段历史，对某些人来说无疑会作为炫耀的资本。但文应先生对此事却讳莫如深，连自己的亲属及挚友潘大逵先生都未言及。于此益见其品德之高尚，人格之伟大。称其为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诤友，可谓名副其实。然其一生命途多舛，令人扼腕叹息。
来原:光明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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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9 06: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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