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与卑微：太阳神坛下的祭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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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与卑微：太阳神坛下的祭牲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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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７年，汹涌鸷猛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将矛头瞄准了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他和夫人王光美开始遭揪斗。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堂堂的共和国主席、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刘少奇，被红卫兵勒令佝腰俯首，坐“喷气式”，长时间地接受围殴羞辱，被押出会场时，连鞋子都掉了，潦困之相如同犯人。回到办公室，他愤不可遏，从怀里抽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国家主席的话固然令人肃容，不无辛酸。但当年一位大学生曾私下对此提出质问：
“宪法？！他刘少奇１０年前坚请毛主席反右时，想到过宪法吗？章乃器顶着宪法游行，要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却被关押了几天，那时他刘少奇想到过宪法吗？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他才想到了宪法－－太晚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事》徐友渔编）

    确实太晚了。他掏出的武器太柔弱、太天真、太不中用了。 在红卫兵小将们眼里，所谓的“宪法”“公民权利”“生命尊严”简直就像纸牛纸马般空洞荒诞、不堪一击。他们从未被告知那些东西是神圣和权威的，他们的记忆库里压根儿就找不着它们，其心中盛放的只有伟大的“阶级斗争”、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和“语录”圣旨……

    一个国家主席突然急急申请起了“公民”资格，突然在人群中苦苦呼唤起了“公民意识”来，为什么？效果如何呢？

    那一刹，他或许猛然意识到正是这种亿人之上的政治身份害了自己，他是那么急于将自己下放并恢复到和对方“平等”的位置上去－－可，毕竟太迟了！即使打手们承认你也是“公民”，但“公民”又能怎样呢？宪法里那些镜中月水中花般的“权利”又能怎样呢？谁真正相信和尊重她的价值与威力？谁又真正切身地实践过她？谁有过操作“宪法”的实际经验？谎花是只吐蕊而不结果的。

    当年在马寅初、梁漱溟、张东荪、储安平、“章罗联盟”、“胡风集团”、右派分子们身上统统不顶用的东西－－在今天的共和国主席身上同样不顶用！

    曾经在别人那里放弃的又如何能在自个这边找回来？他一厢情愿地捡起了一度被自己忽略的利器，可这道利器在偌大华夏却寻不见一个载体，意识上不见一个知音。又能怪谁呢？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作为共和国主席，建国以来，他向自己的子民普及过这种“宪法高于政治”“法大于权”“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朴素理念吗？二百年前的康德、伏尔泰们早就表达过：“一个人只需要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任何人－－那他就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有谁赋予过中国老百姓？这样的信息在哪本文件或“语录”里诠释过？（相反，一记简单粗暴的“无政府主义”标签就足以将其统统毙掉了）。

    刘少奇此前的表现恰恰证明了他对个体权益从属阶级目标、宪法价值让位于政治方略的默许和认同－－至少客观上没采取有效的抵抗或校正（而刘少奇恰恰是当时党内唯一有条件力行于此的人）。没有储蓄，从何提取？从未真正普及过“公民意识”，哪来健正的公民社会？现在，轮到群众不吃这一套了，轮到自己的人民不承认“自由”和“权利”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被教育要“服从领袖”“服从语录”“服从路线”，而对诸如“服从法律比服从个人更重要”这样的“胡言乱语”－－却闻所未闻……他们不理解这位刘主席在唠叨什么，只会觉得自个的耳朵听错了，觉得该走资派脑子有毛病，在痴人说梦……


    一个普普通通的宪政常识突然变得多么奢侈、可疑！一句震聋发聩的跫音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竟激不起丝毫回声！它遭遇的是怎样缺乏弹性的墙壁，怎样麻木的群众汪洋和失聪的耳鼓！
   难道一个堂堂共和国主席连自己的“国情”都不了解了吗？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的悲愤控诉显然过于“情绪”化了，犹如对牛弹琴、与虎谋皮，太一厢情愿。倒是同为难友的陈毅元帅，危急时刻顿开茅塞，他对红卫兵布道的不是什么“宪法”“公民”“人权”之类的舶来语，而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国粹”，他高敞嗓门，雷霆般一声断喝：“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小将们果然傻眼了，惶恐不知所措。在“脑筋急转弯”方面，身经百战的元帅显然比知识分子主席更高明，他比老友更熟谙“国情”，更清楚在中国什么是真正的权威，怎样能起到敲山震虎的实效。

    刘少奇的切肤之痛所隐含的无疑是整个民族的巨大内伤。一个“全能政治”“神话人格”“威权意志”流觞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个体价值”、“生命尊严”、“宪法权利”遭践踏遭放逐的时代。当宪法和法律之尊严像手纸一样被彻底撕破的时候，“人”的颜面也就保不住了。



   按理说，在一个国家里，知识分子群落须为人权理性资源最坚实最可靠的载体，也是维护自

由理念和法治思想最忠实的力量。像１８９８年左拉的《我控诉》，像１９２９年胡适与罗
                                                                    ----
    隆基们的《人权论集》、杨杏佛们的“民权保障同盟”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但要做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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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必须援一前提：即这些所谓的知识者必须乃真正不依不挠的“自由知识分子”，必须是具有强大公民意识和独立理性品格的现代觉悟者。而中国历史所赐给我们的大多不是这类自由性质的知识者，要么“学而优则仕”的御用词客，要么政治牧鞭下匍匐的犬儒部落，除了“帮忙”，则即“帮闲”……到本世纪中叶，随着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意志神话一澄天下，刚刚伊始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历史便寿终正寝了。


    自“反右”到“文革”的几十年，既是“人治”取代“法治”、“语录”压倒“民主”、“个人权威”淘汰“集体领导”的过程，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空前规模的“脱胎换骨”、丧失尊严的屈辱史。在这座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的弱势部落中，自贬自损最厉害、领袖崇拜最动情、个体价值流失最惨的－－无疑当属那位级别最高的知识代表－－郭沫若先生。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在《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大标题下，转引了郭先生不久前在人大常委会上的一段沉痛表白：“……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我感到很难受……”


    若非白纸黑字，谁会轻信这竟出自一位大师级文豪之口呢？如果连当年的《凤凰涅槃 》都“没有一点价值、应该烧掉”的话，莫非惟有“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样的“诗”才配得上所谓“价”和“值”吗？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对《十批判书》（郭在四十年代的历史著作）刚刚暗露异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立即赋诗：“《十批》大错明如火……”《郭沫若传》一书的作者曾打过这样的比方：他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马上引吭高歌，一遍遍地对之颂唱－－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
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
（《歌颂群英大会》）
这还是那位呐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的《女神》作者吗？人啊人，为什么把自个作贱得如此卑微不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一匹骁勇桀傲的“天狗”蜕变成了一只驯良萎缩的“地鸡”？


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怀疑郭氏的人格，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丧失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品质、清醒意识和行为能力，其生命世界里已不存在独立与自由的字眼，而完全被威权时代的政治图腾之烈光给震慑住了，笼罩住了，就像阴魂附体一样，他变成了另一无法自持、不可理喻的“他在”……或许，他开始时亦曾对自身的“异化”存有恐惧和本能的抵御，但很快就说服了自我，令己不再怀疑，并狂热地膜拜上了对方，至死不渝……


在这种魔幻销魂的“太阳能”下，“个人”熔化得无影无踪，“权利”“民主”“自由”“宪法”“生命尊严”……一切理性的正常的元素都被消解了、飘散了，荡然无存。所有个体的生命都陷入瘫痪，都沉浸在欲罢不能的“自我牺牲”之中。

只有仰望。只有癫狂地仰望，笃诚地神往，迷醉地翘首，牙疼似的“幸福”呻吟。
在此“周身麻醉”状态下，人几乎感觉不到处境的尴尬与可怜，觉不出生命的渺小和悲剧性，相反会浮现一种“无私奉献”和“自崇高”的被超渡的皈依幻觉……
愚忠首先是让人深深自卑，然后嫌弃自我，进而追求“忘我”，最终竟以彻底的“无我”为荣光，为“道德胜利”起来。（所谓将有限的“小”融入无限的“大”即属此意）其实这只是“太阳宗教”的胜利，是“神话”而非“人”的胜利。

郭沫若甚至在被迫祭牲了亲生骨肉之后，仍未减弱对“太阳”圣像的膜拜－－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日，爱子郭世英在农业大学遭造反派绑架，命运难卜。于立群（郭夫人）一再请求丈夫将此事转告周恩来（当晚，郭正好应邀出席总理举行的一个宴会），请之设法帮助营救。然而，在宴会上，郭的位置虽然就安排在总理身边，但他硬是咬紧牙关，对此事只字未提。一周之后，世英的尸体回到了家中，他被造反派从楼上抛下摔得肝脑涂地……面对妻子的悲愤指责，郭沫若只是沉默，沉默，末了挤出一叹息：“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可这样的祖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文革”开始尚不到两年，诗人最疼爱的两个儿子即双双撒手离去－－早在郭世英罹难前一年，即１９６７年春，其弟民英就因不适形势而患精神分裂症自杀。

    据记载，从儿子遇害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颤抖着手，用毛笔工工齐齐抄写儿子的日记，整整抄了八大本。直到去世，它们一直存放在老人的案头。

   谁也无法想象老人抄写时的那份内心充满了怎样的凄凉与难言惨痛，流淌过多少浑浊的恸泪……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家庭的惨变并未动摇他对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应该说，当年的那句“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确乎其发自肺腑的真言……否则，１９７６年５月他就不会激动地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那样的人生大败笔了，否则，他也不会给妻子和剩下的孩子们留下那样的遗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真正的精神悲剧或许就在这。就在这种“至死不渝”“无私无悔”的殉卒精神和道德神话中。既“轰轰烈烈”“慨歌高蹈”，又“鬼使神差”“醉生梦死”“阿Ｑ胜利法”。既暗怀“太阳”底下的自惭形秽，又靠着“热望太阳”“享受光芒”而身披巨大的“幸福”和“喜悦”，荣膺心理的优越和意志上的满足。


   中国的文人的确都太“阿Q”了。明明没有了尊严，却靠一点点乞来的施舍和恩典获得了荣光，维持着小小的自慰和脸面。明明丧失了价值，却能从捐献灵魂器官的匍匐和叩首中体验出“牺牲”的快感与高潮……


   从一个人，看一个民族；从一宗身世，看一部历史……在很多时候，很多时代，我们不仅习惯了自卑、习惯了割让各种天然权利和尊严，而且还为这自卑找出了许多理由、借口或精神的逃法来。我们的生命和理想被自身的弱点所误引，被更大的社会劣性所欺骗，所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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