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随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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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

中国随想（四）



....在中国，有独立个性的有创造性的人往往被淘汰，按部就班、性格圆滑的人往往青云直上，占尽风光，此即中国特有的优败劣胜现象。所以，（旧）中国的教育以培养劣者为己任，以出现优者为可耻，优者往往会遭到开除的厄运。

中国不会出现思想大师，不会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二

缺乏法治是传统中国的痼疾。二千年来，我们只有“法制”，即宰制、统治人民的法律，商鞅、韩非子就以法家著称，《唐律》还非常完备，但我们没有“法治”，即没有注重保护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法治国。法制与法治两词，虽一字之差，但谬以千里。法治第一位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约束统治者的行为，第二位的是打击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而法制则是专门对付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中国古代有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统治者将法律视为工具、玩具，可以任意解释它、歪曲它、践踏它。

       胡适认为：宪法不应是一纸空文；侵犯人权，一者来自民间的个人和团体，另一来自政府机关。特别是要以宪法防范第二类。

      李大钊说：宪法“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的权威而设；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陈独秀说：“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在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罗隆基说：“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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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认为，宪政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现实生活的习惯。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并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

        现代司法遵循米兰达规则：警察审讯时的口供不作为定罪的证据；律师在侦讯阶段就介入，以制约警察，但律师不得串供、包庇；审讯时要先告知被告有沉默的权力，可请律师，如请不起，国家将免费提供律师；审判前法官不介入，不先定罪，一切法庭上见。原告与被告、公民与政府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中国传统的司法是：行刑逼供，没有律师为被告辩护，法官受当权者意志的左右，不独立；未审判先定罪，审判流于形式，基本上没有民告官、民告政府的事，官、政府处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臣民处于被统治的弱势地位，臣民就是草民。


         可以说，中国社会需经历三个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人治社会转变为民主法治社会，从古代中华文明转变为现代中华文明。所以，中国既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还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的、整体的现代化；既要将人民从无产转变为有产、从劳动者转变为知识者，还要从旧社会的被统治者地位转变为真正的当家作主者；要从人治、专制、官有的古代文明转向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