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应-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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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应（1904～1962）别名爵缘。江西安福人。
　　1917年暑期，北京清华学校招考，13岁的彭文应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1925年彭文应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担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
        1932年，彭文应在《主张与批评》第四期发表《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1933年4月15日彭文应针对蒋介石反动政策，在《自由言论》发表《剿民乎？剿匪乎？》。
        彭家住在虹口宝安路25弄5号。彭文应参加中共领导的营救“七君子”活动，与宋庆龄等一起往苏州监狱探望难友。任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民盟地下支部主任委员。资助周恩来营救被捕同志，支持学生反蒋运动。1949年5月，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只身出外躲匿，宝安路住宅被抄，彭文应妻妹被捕。
        解放后，彭文应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12月15日病逝。

      张春桥曾化名常孰，写文章《质问彭文应》。在毛泽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上海会议讲话中，彭文应被毛点名。他是文革后未获得平反的右派之一。

彭文应-生平   
彭文应， 别名爵缘、菊园。
     190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的一个家境清贫的小学教员家庭。1917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名。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 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获博士、彭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1957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1932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等担任教授，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彭文应挺身而出，随同宋庆龄等组织营救，同宋庆龄一起赴苏州监狱，主动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府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四九年易帜前夕， 地下市支部几位领导人被列入暗杀名单，汤恩伯下令捕杀史良和彭文应。他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了家，财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应积极跟随中共，反对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1939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紧握着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应在沪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敢招呼。过了几分钟，友人急步走入房间，对彭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通缉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巳淡忘。

上海易帜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看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 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彭文应并未把这段往事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他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诤友和帮手。他正是以这种磊落的心态参加“助党整风”运动，不料中了毛泽东的“阳谋”圈套。

上海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领导，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煽风点火：“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文痞张春桥化名“常孰”，在1957年7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的文章，组织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围攻彭文应。同时在上海市人代会，民盟市委和其它地方也受到恶毒攻击。把他善意的意见歪曲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份子大会上，他作了二个半小时的发言，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 拥护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把他喻为“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已的主张，“负隅顽抗”。发誓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五十五万右派份子中， 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份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及柯庆施之辈。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份子的原因。

彭文应受到最严历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保留盟籍，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五十五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届时彭正被批斗，不让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杀，才十九岁。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着极右份子的沉重的枷锁， 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言责。于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书直言上万字，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同一个1962年的12月15日， 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抢救无效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时年五十八岁

[ 本帖最后由 asd 于 2009-4-26 13:19 编辑 ]

彭竞华

？！

石屋山人

老兄，要忍受寂寞。
人家不回帖，
原因很多，
一是不了解，
二是不关已事。
但，若干年后，
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