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的最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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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1949年后的王造时先生，人们往往引用杜甫诗中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加以评论。据说这是因为当年赫赫有名的“七君子”，除去1944年病逝的邹韬奋和1946年被暗杀的李公朴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剩余五人中有四人担任京官（沈钧儒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也先后出任部长职务），唯独王造时没有被安排行政职务，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王造时1957年到全国政协开会时，老朋友潘大逵为他感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认为，个中原因是1937年出狱后，王造时的个人经历与“七君子”中的其他人物很不相同造成的，这同时也是王造时先生后来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灰意冷，重执教鞭

　　要了解1949年的王造时，首先要了解三件事。第一件事：1949年7月，救国会在北平开会讨论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与会的宋云彬两次在日记中提到王造时：“7月18日，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衷，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驰，向衡老（沈钧儒）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7月25日，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三十年交情，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①第二件事：“到了解放后，大家都到北京，我留在上海。而且，1949年史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以前，曾对我说党对你有点误会，将来可以慢慢说清楚。”②第三件事：王造时曾向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建议，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南。而且自告奋勇愿去台湾找孙立人（清华同学）做工作。潘汉年没有给他回话。
　　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的王造时渴望有所作为，但因“党对我有薄膜存在”而无法施展拳脚。在这种苦闷心情的笼罩下，王造时决定采取消极态度，不加入民主党派，成为无党派人士；不担任行政工作；少说话少发表意见。他认为革命成功了，专搞学问，同样为人民服务。
　　在这样情况下，王造时选择了再次走上讲台，“有一次饶漱石约我到他家寓所谈话，试探我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我回答说我的自由散漫作风不宜于此，如有机会愿到大学里去教书”。③
　　1951年夏，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④两次到王造时家登门拜访，邀请他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并嘱政治系主任胡曲园送聘书到王家。王造时欣然接受聘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政治系合并到华东政法学院。王造时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王造时事后曾说，他很满意于教书生活。并且自以为有的人只能做政治工作，不能教书；而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教书，有两套本事而引以自豪。
　　灭顶之灾，被打成大右派

　　“反右”斗争前，王造时在平时政治学习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比较谨慎，但仍属很积极的。例如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中，他都积极参加，在公开场合带头发言，对新生政权表示拥护。他在重大节假日和群众聚会场合上的发言，已知的有六篇。例如：1950年5月28日，他在上海人民纪念解放周年大会上演讲《几点感想》，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确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1951年12月24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特邀代表小组推举他代表小组发言，王造时说：“最后说到思想改造问题。我们认为思想改造是一切中心任务的根本。思想不改造，一切任务都不易做好。我们特邀小组代表，平均来说，年龄或许比较高些，生活经历或许比较复杂些，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毒害或许比较深些。因此我们都觉得思想改造的需要更迫切些。我们的思想改造过程或许比人家更困难、更长久、更痛苦，但是我们为了求得个人思想上的解放，为了配合国家建设方针，我们特邀代表小组全体要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声明：‘我们决定开步走！’”1954年8月，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普选时，王造时是上海四川北路选区选出来的代表。他在普选时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我没有选举过别人，当然也没有被别人选举过。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兴奋，感到骄傲。”“这次选举是最平等、最普遍、最民主的。”他还说：“再度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和伟大。”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时，王造时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仅指示着我们六亿人口的中国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是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分别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口号；9月，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同时，党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关方面对王造时的关心和照顾也进一步增加了。王造时以感激的心情说：“我在复旦是第一个受到最好的照顾。我爱人逝世⑤后事都是学校料理的；孩子看病的医药费由学校包下来⑥；并且要我搬到十八层楼的茂名公寓去住。”
　　在复旦历史系任教的王造时教学认真，他主讲的世界近代史课是历史系主要基础课之一。当时没有讲义，学生用的参考书也很少。但是由于王造时讲课自成系统，条理清楚，也比较生动，因此得到学生欢迎。学生知道他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也尊敬他。他对学生也比较关心，师生关系融洽。有一次，王造时先生病了，历史系56级学生全班同学都去看他。

　　1957年3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前往参加。王造时到北京受到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救国会老朋友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热情款待。史良并向他透露有重要工作在等着他。另外一些朋友则批评王造时解放后太消沉，今后应该多说话，在这次大会上应该发言。王造时在这种气氛下，3月20日，在政协最后一天会议上，就作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北大校长马寅初等赞扬。 　　王造时在北京，除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以外，还直接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的传达。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王造时也不例外，他感到很高兴。
　　3月21日上午，政协会议结束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约见王造时，告诉他关于1941年在重庆《致斯大林公开信》的一些传闻。传闻中说此信是王造时事先写好，强迫其他救国会同仁签字的。如果不签字，救国会就有分裂的可能。王造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拿了国民党特务的钱……⑦王造时当即愤慨地说：好得我还没有死，否则我要背这冤到棺材里去了……晚上七时，救国会健在的君子们在沈钧儒家聚餐。王造时就提出此事，要与大家对质。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听到此事就心痛。这件事当初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由我们大家负责，不能由你一个人单独负责。”⑧

　　3月27日晚，周总理接见王造时，王造时又将此事的经过简要地作了汇报和交代。周总理说：“历史问题说清楚了就好了。”王造时很高兴，认为党对他的“误会”，从此冰释，自己也将重获信任。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这次整风运动，本意是为了落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而发动的。5月4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王造时响应党的号召，诚恳地帮助党整风。他是留美的政治学博士，又曾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律师。民主法治是他的专业。他联系当时国内实际，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发表了不少政见。除了上面谈到的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以外，已知的还有七篇。1957年5月他在一届四次上海市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建立是个大问题，要说的话实在太多，我认为应当注意的，有如下四点：

　　（一）加强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
　　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于法治，还缺乏正确的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重人治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我认为特别应该加以注意……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及任何机关、团体和党派是站在法律之上的，从而养成守法的习惯和守法的舆论。就是领导党的意志和政策也应该通过法律的制定及国家机关的执行来实现。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人民是一种保障，对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二）切实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
　　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把他们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的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最有密切关系的，但至今还未制定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的，什么是不犯罪的，什么范围内可以自由，什么范围以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都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因此，我认为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日常生活最有关系的重要法典应从速制定颁布。
　　（三）建立互相监督的制度
　　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客观的需要，应该加以切实的发挥。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其所代表的群众利益更来得具体。……中国历史上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的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间接地培养和发扬中国历史上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四）推行基层民主管理
　　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而且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这样，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是由他们自己来保证而真正牢不可破。民主生活必须扩大到基础上去，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基础上面。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从革命的发展过程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讲，民主究竟是第一性的。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最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民主办厂、民主办社、民主办企业，民主办学校。我看应该是我们民主集中制的方向。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根，就开花结果。我们社会主义便不是反动势力所可以渗入而破坏的。”

　　王造时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的发言并非十全十美的。有的可能有片面性，有的是在党的政策明确以前讲的，如“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从王造时发言的主流看，是积极的，其中包括某些社会主义民主的精华，不乏真知灼见。而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由于“反右”斗争的疾风暴雨来临，他被错划为“大右派”，受到长期批判斗争，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在1957年6月22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王造时谈到自己的遭遇：6月12日上海法学会及上海市政协政法组召集的座谈会对其尖锐的批评及各报发表关于其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本人“实不胜感慨而惶惑”，即便如此，王造时也不愿被迫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做“言不由衷之论”。然而此后，一浪高过一浪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多灾多难的家庭、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这一切迫使王造时违心地一次又一次写“检查”、“交代”，多次申请下乡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

　　历经波折，摘帽后获短暂新生


　　1960年9月29日，国庆节前夕，王造时终获“摘帽”。从此，王造时再也没有发表过政论。他专心教书育人，笔耕不息。
　　王造时第三次走上大学讲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这门基础课，并和历史系其他老教授一起为本科高年级学科生讲授《史学评论》、《黑格尔哲学》等。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是为学生提供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材料。另外，他为研究生讲授欧美社会政治思想史，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讲起，特别着重讲英法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思想，一直讲到十九世纪末。王造时这时的讲课仍然受到学生欢迎。据1961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商鸣臣先生回忆，王造时先生在给他们上课之前，他自己只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提到的“救国会”“七君子”中有王造时的名字，并未见过本人；进入复旦学习后，又得知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且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对王先生自然有些好奇心。商鸣臣在文章中回忆了当年王造时上课的细节，他说：“我记得上第一堂课时，王先生提着一个大讲义夹不慌不忙地走进课堂。那年他已60岁，个子不高，胖胖的，秃顶，穿一身肥大而又陈旧的衣服，戴一 副眼镜。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具有大学者的气派，看上去却又和蔼可亲。正如邹韬奋在《经历》一书中写到的：‘王博士（王造时）具有演说的天才，尤其在广大群众的大会场上，他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理的说法，打动他们的心坎。’王先生在339房间上课，如果本层的其他教室不关门，几乎都可以 听到他讲课的声音！听他讲课，不仅仅能学到比较丰富的知识，还能学点演说的技巧，听课不觉劳累，颇有点艺术享受之感。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自然对王先生的课赞美有加。我对同班的同学说：‘进入复旦以来，给我们讲课最好、最有特色的当属王造时先生。’我的这种断语在班中传开了，有的学生干部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把我这种言论汇报到系里，我便在班组里受到了不指名的批评。”⑨

　　1961年，王造时再婚。新夫人郑毓秀，在上海线毯厂工作，是民族资本家李康年的外甥女。他们是经过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潘世兹的介绍认识的。据王造时讲，他们都有类似的遭遇，彼此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因此，感情甚笃。王造时自从原配夫人去世之后，三个孩子住在精神病院，小女儿和小女婿是右派，苦不堪言。再婚后，这个家庭从此又产生了生气，后来，小女儿王海容生了女儿，王造时亲自为她取名为桑榆（王海容的丈夫沈珊雄教授曾告诉我，桑榆这个名字得之于《后汉书・冯异传》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更鼓舞着王造时继续努力的勇气。
　　根据国家计划，复旦大学着重研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历史系首先开设美国史课程，由王造时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史》。同时还准备由王造时带三名研究生。
　　1961年高教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各大学世界史教材编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大、复旦、武大、中山和华东师大等部属重点大学的老教授二十余人，复旦大学由周谷城、田汝康、耿淡如和王造时等参加，地点在衡山宾馆。会议决定除编写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和世界近代史三部教材以外，还编译三十万字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王造时负责编译两本资产阶级权威的历史哲学著作。
　　除校内任务以外，商务印书馆要王造时介绍英国工党右翼的理论书籍，并要王造时把解放前翻译的拉斯基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拉丹纳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加工翻译，作为内参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约请王造时参加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已出版）和《历史研究第十二卷》（已译好二十万字，被红卫兵毁了大部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出版的《文摘》杂志，要王造时摘译资产阶级法学方面论文十篇左右。另外，王造时还参加《辞海》编写工作，编写近代国际关系史部分。总之，王造时“摘帽”之后，教书育人，笔耕不息。他翻译和改译的文字总数在一百万以上。
　　在劫难逃，沉冤终得雪
　　“文革”开始的时候，王造时是所谓“摘帽右派”被横扫。与千千万万无辜者一样，他被点名、抄家、劳改。1966年8月31日晚王造时被抄家之后，9月1日上班时，即被打入劳改队。22日夜，再次被抄家，并被隔离审查，他的家成为临时隔离室。王夫人从此再也不准与王造时见面。经过42个日日夜夜轮番批斗，于11月2日，以群众专政的名义，他被关进上海南市区南车站路第一看守所。
　　王造时说：“经过一个晚上休息，3日提审时，头脑清醒多了。马上提出三点声明：第一点，在压力下被迫交代的材料，有许多是虚构的，应予推翻。第二点，关于组织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莫须有的罪名。第三点，承认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过世界观属于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应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批判，关在牢里没有好处，应马上释放。从1966年11月2日到12月2日的一个月中，审问过几次（据记录共十次），我的供词基本上是上面三点。审训员以后没有再审，也没有要我再作交代。”
　　这样，王造时便成为“未决犯”。为了防止“未决犯”与家属串通，不允许家属探监。夫人郑毓秀每月送日用品到看守所，在日用品收条签名处，才知道丈夫是否还在人间。
　　1969年1月14日上午，王造时突然大量胃出血，上吐下泻，昏倒在看守所，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医院治疗。于2月21日出院，又回看守所。1971年8月5日，病故。
　　1978年12月王造时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和复旦大学联合召开追悼会。
　　历史是公正的。全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在看守所名字被取消，称1416号。死后骨灰盒上只能用乳名王雄生，平反昭雪后，恢复王造时的名字，骨灰盒移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迁移仪式上，桑榆已是亭亭玉立的姑娘，她出席仪式，王造时西天有灵，也会感到安慰的吧！2005年上海青浦福寿园救国会“七君子”塑像落成，王造时的英名被镌刻在墓碑上，永垂不朽！


位于上海福寿园的“救国会七君子纪念群像”碑名由费孝通题写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宋云彬著《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42页，第144页。
　　②1957年王造时《关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亦称日苏中立条约）问题的交代。
　　③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35页。
　　④解放后陈望道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张志让未到职，陈实际上担任主任职务。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293页）1951年1月12日，中央人民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补充指示》（《解放日报》1951.1.14）。可见陈望道的聘请，是有根据的。
　　⑤指原配夫人朱透芳（救国会会员），1956年3月去世。
　　⑥指患病的大儿子、小儿子和长女三人的住院费和医药费。
　　⑦⑧王造时关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亦称日苏中立条约）的问题的交代。
　　⑨商鸣臣《我记忆中的王造时先生》，《历史学家茶座》第1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摘自《世纪》2014年第3期  何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