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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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王造时先生是如何评价自己经历和看到的“共和国”的
为什么要“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当然因为现在中国有不平等的事实。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拿全国人民的血汗来办党；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自由结社的机会。
    最少一部分人包办了全国的政权；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
　　最少一部分人占据了国家公共的机关和位置，最大多数的人民连监督的机会也没有。
　　最少一部分人操纵了全国的报纸杂志邮电及其他传达意见的工具；最大多数的人民，如有对现状表示不满意，便是反动。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党化教育，强迫最大多数人民信仰自己所不一定信仰的主义；最大多数的人民，没有思想自由，当然不能思想。
　　最少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法律，是命令；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邪说，是异端。
　　最少一部分人造成的法令，自己可以违反破坏；最大多数的人民，对于自己所没有直接或间接同意的法令，便非服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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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一部分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最大多数的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力。
　　最少一部分人行动绝对自由；最大多数的人民行动绝对不自由。
　　这是中国政治上不平等的事实，李先生所谓“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其实大概就是在此罢。
　　但是还有一方面不平等的事实，我们不应放过。
　　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最少数的人却有整千整万的现款存在外国或中国银行里。
　　最大多数穷苦的人民，担负全国的赋税；最少数有钱的人，倒可以不纳税，或纳得少，或纳了又把税推到穷苦的大众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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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人穷得穴居野处，或是住的地方拥挤得无立足之地；同时有一部分人，到处空着许多美丽的花园，及三宫六院的别墅。
　　有许多人一天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没有休息；同时有一部分人成天成夜地去嫖、赌、逍遥，抽大烟。
　　有许多人终身没有一个太太，有一部分人太太不计其数。
　　做工的人没有饭吃；有好饭吃的不做工。
　　有钱的不工作；做工的没有钱。
　　统治阶级有报酬，没有贡献；被压迫的人们有贡献，没有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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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不平等促成经济上不平等；经济上不平等又促成政治上不平等。政治的特权阶级，可以利用其权威与地位以榨取人民，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又可以利用其经济的势力，去巩固维持统治阶级的特权。于是我辈小民，只有向轧死、气死、冻死、饿死的坟墓里走！荒野里的白骨，沟壑中的遗骸，及监狱内的囚犯，刑场上的冤鬼，这都是不平等状 况下的被牺牲者！
   
    1933年，忧国忧民的王造时带着愤怒写了这篇《对内的平等》。七十年后读之不禁拍案惊奇，惊奇之后却不禁涕然。
　　七十年了，时间，突然在现实消失了！
　　七十年了，经历了抗日，经历了内战，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仍然没有从贱民时代走出，仍然没有实现自己天赋的人权！
　　七十年了，中国改变了什么？是的，我们不少人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那是生产力进步之必然，而我们的体制改进了没？七十年前，学生们学《公民教育》，七十年后，考研却仍须让马哲、马经、毛概、邓论，还有江之“三个代表”再洗腦一遍！
　　七十年前，王先生可以出书表达他内心的愤怒；七十年后，文章报刊不可能发表，出书更无可能。七十年前王先生呼吁对内的平等；七十年前王先生呼吁宪政，实现民主政治。那时国民党给激进如王造时之人的罪名只是“言论荒谬”罢了，如今却上升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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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来自人人网，作为 研究王造时的思想收集，不代表我们的观点，我们又摘了如下 何海晏         法律教育【期刊年份】 1958年 的文章，同样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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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思想基础
作者 何海晏
摘要[1][2]王造时：“我的检查”，1957年。[3]拉斯基：“共产主义论”，1930年中译本，第269、260页。[4][6]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1932年。[5]拉斯基：“共产主义论”，第188页。1930年中译本。[7]拉斯基：“政治典范”，1933年中译本卷五，第75—76页。[8]拉斯基：“共产主义论”，中译本，第85—86页。[9][10]王造时：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 ，1931年。[11]王造时：“战的政策”，1933年。[12]王造时：“二届参政会感言”，1941年。[13]王造时：“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1936年。[14]拉斯基：“论当代革命”，1943年英文版，第70页。[15]拉期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7年中译本第325页。[16]拉斯基：“论当代革命”，第57页。[17]拉斯基：“共产主义论”，第180—181页。[18][19][20][22]王造时：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秩序（1957年在上海新闻日报座谈会上的发言）。[21]王造时：把整风重点放在基层（1957年5月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发言）。[23]王造时：实行统制经济的先决问题（1933年）。[2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5—26页。[25][27]“列宁主义问题”，第171页，第186页。[26]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党的任务。[28]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第13页。更多
出版源 《法学》 , 1958

【全文】        【法宝引证码】 CLI.A.1105072   
　　右派分子王造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来逐渐修改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最后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变质”[1]、“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理论上来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占领思想阵地”[2]，是有一定的历史根原和思想根原的。
　　王造时留学美国以后，还特地到英国去追随拉斯基，就是去学习一整套反共理论。拉斯基说过：“应付共产主义这种新信仰的方法，不是去杀戮一切信仰这种主义的人，而是应当想法证明凡不信仰这种主义的人，也能有一种同样美丽光明的前途和一种同样有力量的信仰。”拉斯基又大声疾呼：“老实说一句：人类应当赶紧设法另想别种方法来应付共产主义的呼求。”[3]这种对付共产主义的“同样有力量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拉斯基数十年来作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王造时间国以后拿着为掩盖反共实质作幌子的改良主义。
　　王造时回国后竭力主张实行所谓宪政，贩卖改良主义。他说：“大凡一国政治的改变不外两个路径：一是改良，一是革命。改良不用武力，革命非用武力不可。在实行宪政的国家，……全个政治组织，都根据于宪法，全国各种势力都归纳于轨道，循序改进，用下着革命。”[4]王造时回国后立即这样坚决的反对革命，宣掦改良，完全是遵从师训。拉斯基说过：“共产主义是国家执政权者的一个警告，只有不断努力的改良是应付过激分子挑战的方法；普通人是得过且过不肯革命作乱的。共产党的理论最少有这点意义，就是说证明共产的错误，只要证明别的方法可以得到共产党所要的目的，这点又在力行不在多言。假使希望行的有效力，那么早行早好。”[5]
　　王造时反对革命，他把革命描绘得非常恐怖来威吓人民。他说：“革命不但少数的统治阶级，……要被革命势力杀的杀，砍的砍，如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中的贵族一样，就是全国人民，也须经过一种彻底翻腾的纷乱。这是多么一个不得已的悲剧!这又是多么一个无可逃避的罪恶!”在过去，我们已经杀来杀去，革来革去有廿年，人是无数千万的死了，血是象沟渠般的流了，田庐是毁了，财产是尽了，到如今还是落得个田园荒芜，国破家亡!”“理性告诉我们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决。”[6]王造时这种论调正是从拉斯基那里学来的。拉斯基耸人听闻地说：“试问英国的社会革命，即合成功，其牺牲之代价为何等乎，在此牺牲之下，全国富力既归乌有，革命家所想望之富力平等，将何从而实现乎。”[7]拉斯基又说：“就让共产主义者所预料的那种革命真正普遍全球，我们也不能说革命之后，共产主义者所希望的那种社会，必要实现。第一层，因为在今日要推翻一种社会制度，必须经过极危害的破坏，因为受了这种破坏，将来的新社会，恐怕不能再给我们一种发达各种冲动的机会。第二层，按学理讲，现在的各种经济阶级将来虽然可以灭亡，然后另外一种阶级统治制度——例如一种知识贵族阶级的统治制度——也许起而代之。”[8]
　　拉斯基这些话和前面王造时所说的一样。师徒两人异曲同工地描绘革命的可怕，虚构革命的危害，直到武断革命的失败，共产主义的不能实现，他们反对革命是彻骨的。
　　王造时既然这样反对革命，鼓吹改良，自然有他的亲与仇了。因此他对革命的共产党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自有他的看法。他说：“国民党有一些领袖，不堪共产党的压迫，于是起而作反共的运动。但是那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干部人物，不是共产分子便是所谓‘准共产分子’……以致反共的国民党不能不在南京建立另外一个政府。……其后武汉派的国民党，也不胜共产党的压迫，而与共产党分家。”[9]共产党要革命自然不为王造时所喜欢，所以他不说国民党背叛革命，反苏反共，反而说共产党迫使国民党分家。不仅如此，他进而污蔑共产党说：“且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家之后，失却活动的凭借，于是铤而走险，而与土匪结合，采行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放火的流寇政策。……于是土匪利用共产党的招牌，共产党利用土匪的暴力。星星之火，成为真燎原。”[10]这充分说明了王造时对共产党是怎样的仇恨。他进行造谣诽谤，把共产党此作杀人放火的流寇。
　　王造时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亲与仇更进一步从他的主张中表示出来。他说：“我们主张政府与共产党妥协。妥协的条件是：共党（一）须交出红军让政府收编，调往前线，（二）须放弃阶级斗争政策，以期全国内部一致。”[11]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造时主办的“前方日报”发表社论说：“建立国军的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意旨更必须是一个。国军不应有分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否则步调不能齐一，事实上也就不能作战，更何从谈到胜利。”[12]这里王造时是从仇恨共产党发展到献出办法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了。
　　为了要“剿灭”共产党，王造时还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说：其所以国民政府以全国力量还不能剿灭共党者，别的经济政治社会原因不说，日本侵略乃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的侵略，国民政府不能坚决抗战而又去剿共，……同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的侵略，国民政府受了极大的牵制，不能迅速的把红军剿灭。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者真是怕了共产党，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替共产党造机会，牵制国民政府，换句话说，便得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侵略。”[13]这说明王造时对中国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会奴颜婢膝地哀饶而对共产党却是势不两立的。
　　王造时是如此仇恨共产党。这也可以从拉斯基几句简单的话中找到它的根源。拉斯基会说：“苏联政府的成就产生了民族自豪感，或许只有外来的大祸才能把它消灭掉，至少在目前，一般公民普遍地认为这个政权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呢，却不承认它自信已经站稳了。”[14]苏维埃政权如此巩固而拉斯基却说是尚未站稳。名师出高徒，所以王造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污蔑了。
　　但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因为被污蔑、被仇恨就消沉、就停顿下来。无产阶级负有解放人类、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不能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它更不能和平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得到政权，因为后者永不会自愿来放弃政权的。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从战斗中把政权夺过来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的道路。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它可以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这一斗争引向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且反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凡是忽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总要自食其果。凡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历史发展客观趋势行事的人，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都要遭受失败。王造时就是这类的人。
　　王造时从1931年到1941年发表了以上这许多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与主张，但是他的市场却愈来愈小、从1937年到1946年王造时曾数度力谋组织以反蒋为名反共为实的第三条路线的活动，但注定失败的也就是他。在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都是始终一贯的。
　　解放以后全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王造时却是“少说话，少写文章”。这一方面证明他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消极沉默暂时隐蔽起来等待时机。果然，自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以后，接着波匈事件发生，王造时即认为社会主义有了问题。到我们大鸣大放进行整风时期，王造时却错估形势，认为时机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于是不再缄默，他再度拿出改良主义来企图修改我们的社会主义。不过他现在的公开口号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对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至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制度。
　　改良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改良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精神武器，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改良主义是把维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家制度当作社会的必要基础，并主张在这上面“一步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显然，其目的不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要保全那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拉斯基是站在资产阶级理论战线上握着这个武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他进攻的方法是隐蔽的恶毒的，因为他把改良主义也伪称为社会主义，然而是否是社会主义，只要拿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