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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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

王时槐（1522—1605）字子直（一作子植），号塘南。安福（今属江西）人，明代教育家。历官至陕西参政，时年五十，即告退讲学以终。时槐著有《友庆堂合稿》七卷，与《广仁类编》等。

人物生平
早年师事刘文敏，为王守仁再传弟子。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为陕西、贵州参政。历官南京兵部主事、歴官员外郎、礼部郎中，官至太仆卿。隆庆六年(1572)出为陕西参政以京察罢归。万历二十年（1592），吉安知府汪可受重建白鹭洲书院，聘王时槐、邹元标为书院主讲。万历年间起用为贵州参政、鸿胪太常，但王时槐已看破官场，皆不赴任，讲学以终，享年八十三岁。

王时槐曾与邹元标、邹德溥等往复讲学于安福复真、复礼、道东诸书院。与陈嘉谟主盟立庐陵西原惜阴会，四方来者千人，建西原会馆于庐陵西门外。参与并主持庐陵青原讲会，又组织会讲，颇受学者推重。对道德修养论述较多，主张不要在人的感情思虑刚萌生时即加扼制，而应等其转化为某种行为时再用礼教加以衡量取舍，因而道德修养只能从“后天”入手。以“慎独”为收敛的修养方法，谓“学贵从收敛入，收敛即为慎独，此凝道之枢要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五》）。

文学著作
著有《友庆堂合稿》、《漳南稿》、《广仁类编》、《论学书》和《语录》等。

《明史》文载
王时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礼部郎中、福建佥事。累官太仆少卿，降光禄少卿。隆庆末，出为陕西参政。张居正柄国，以京察罢归。万历中，南赣巡抚张岳疏荐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时槐在闰察中，群情不服，请召时槐，且永停闰察。”报可。久之，陆光祖掌铨，起贵州参政，旋擢南京鸿胪卿，进太常，皆不赴。
时槐师同县刘文敏，及仕，遍质四方学者，自谓终无所得。年五十，罢官，反身实证，始悟造化生生之几，不随念虑起灭。学者欲识真几，当从慎独入。其论性曰：“孟子性善之说，决不可易。使性中本无仁义，则恻隐羞恶更何从生。且人应事接物，如是则安，不如是则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废一。要之，居敬二字尽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谓之穷理，即考索讨论，亦居敬中之一事。敬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也。”年八十四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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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一部鲜活的心学修证教典

修习心学，最佳者莫过于亲承明师，口耳相传；其次则是私淑历代心学大家，遥相传承。亲承明师需要有大机缘，并非人人都有此殊胜机缘，所以私淑历代心学大家就成为大部分人修习心学的主要形式。

私淑历代大家离不开深入参悟其著作，然而大部分心学学者都不重著述，即使有著作留世也多是各种应酬讲学文字，常于修学的关键处省略较多，少有逐次修证的心得记录，再加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著述的传播功能终究有限，所以参悟历代大家的著作实难如登天。所幸心学史上有一位大家不仅著述丰富，将其一生实修经历相对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更以其平凡而笃实的修学之路给予后学极大的启发。他就是明朝中后期的王时槐。

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一作子直），号塘南，江西安福人。二十三岁师事同邑刘文敏（号“两峰”，王阳明嫡传弟子），不得其法，学而无得。后游宦各地，参访了刘狮泉、邹东廓、钱绪山、罗念庵、罗近溪等王阳明其他弟子及再传弟子。然而，即使“求质于一时诸先觉，切磋于四方良友，精神所注，未敢荒昧，顾迹涉尘鞅，迄无专力，以是五十而未有闻焉。”五十岁那一年，王时槐辞官归田，“大惧齿衰，惕然渐悚，则悉屏绝外纷，反躬密体，瞬息自励。如是者三年，若有见于空寂之体。”（《塘南居士自撰墓志铭》）“又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明儒学案》）再经磨砺，至七十而渐趋佳境，八十则臻化境。

王时槐一生修学极为不易，也许正因如此，他在自修精进的同时，有意识地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从出生到七十九岁的修学经历与阶段性身心变化（八十岁至八十四岁的修学经历由其弟子贺沚续补完成），汇集而为《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在《王塘南先生自考录》中，王时槐毫不隐晦地将自己不同阶段的修学困惑、所用工夫、所证境界作了直接呈现，并对历代心学大家及心学体系进行了完整梳理，堪称一生修学精要的结晶。若再结合明确标注写作时间的书信、语录及其他杂著，则王时槐一生修学行迹完整而鲜活地呈现出来了。如此清晰而完备地呈现自己心性修证之路，在心学史上绝无仅有，并给后学广开心学修证方便之门，让后学可以参学而入。

除了留下完整而鲜活的心学修证著作外，王时槐五十岁转身修学、历经三十四年修证而大成的修学经历也值得后学深味、学习。
王时槐资质普通，幼年时还稍显笨拙迟钝，从小就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做一些世俗放荡之事，想效仿先儒规矩，又没有能力做到。如此平凡的资质，王时槐却通过长达一生的坚韧精修终究大成，这不仅是“人人皆可为尧舜”“个个人心有仲尼”的真实体现，更是对“贵在坚持”这一平凡语的最好注解。王时槐成功逆袭的修学案例，极好地激励着后学，即使资质平庸也不敢自暴自弃，并坚定信心努力精修。


王时槐虽二十三岁就拜师刘文敏，但学而无得，后宦海沉浮二十多年，直到五十岁辞官归田，正式开启他的心学修证之路，可谓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必多纠缠。面对家人不解、宿债未偿，王时槐很生气地说：“假如今天我因为一场大病马上就要死了，难道还得说：‘只能等到偿完债务才能死吗？’”正因王时槐立得向学大志，并转身勇猛，所以归田之后，尽管有各种世俗纠缠，也能一心向里，终究有成。

知见深重是心学修习的大障碍。经过五十年的世俗淘染，王时槐的知见可谓深重。他在五十四岁写给萧兑嵎的书信中，就自我检讨说：“我资质愚钝，从事这门学问将近三十年而无得，主要原因还在于执着于过去的知识见解，并且分别门户，起炉作灶，自作主张，并认为这就是究竟，全然不知自己没有透入本性，所以辗转绕路，难免越劳累越无得。”然而，知见即使如此深重，王时槐也能终究大成，其诀窍贵在“一切刊落，全身担荷”。这点对当世心学修习者的意义尤其重大，与王时槐那个时代相比，当世资讯发达，层层知见包裹更甚于彼。如此重重遮蔽，又如何呈露本心呢？学王时槐，勇猛放下！
王时槐虽在年轻时拜师刘文敏，但学而无得；五十岁辞官归田后，更无明师在旁，即使如此，王时槐也自信而坚韧地一心向里修学，终究大成。这种精神可谓遥接孟子“无待而兴”的大丈夫气概。修学是自家之事，难道没有文王在世、没有孔孟重生、没有阳明再来、没有明师亲诲，我们就不修习这门学问了吗？若无师则不修，则是志气短小、自暴自弃的普通之人了。真有心向道的大丈夫，自能自信终究可修成，并坚忍不拔地一生精修的。

圣贤远矣！欲亲承明师，口耳相传，实不可能了。而私淑大家，遥相传承，是可能的。
王时槐，一部值得后学深入参研的、鲜活的心学修证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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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22年，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上，热销一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该书由安福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进士，南京兵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礼部郎中，太仆卿王时槐所著。    而在历史的转轴中，同样有一本由王时槐主修，被日本收藏称为中国罕见地方志业刊的万历《吉安府志》，在内篇《风土志》中，有一篇更让安福人喜爱，充满乡情味的散文、通篇用不一样的口气，阐述概括了一个吉祥、富饶、美丽的安福。

王时槐（1522—1605）字子直，号塘南。安福金田乡园背村人，明代教育家。在福建任佥事间，击退日军多次进犯，升至太仆少卿。隆庆末年，出京任陕西参政，时张居正执权，受压罢官归乡，时值年五十岁。

回到安福后，王时槐拜同县刘文敏为师，专研理学，与邹元标，邹德溥等往返复真、复礼、道东等书院讲学。万历二十年（1592），吉安知府汪可受重建白鹭洲书院，聘王时槐为白鹭洲书院客座主讲，与陈嘉谟主盟立庐陵西原“惜阴会”，四方来听授者千多人。因人太多，又建西原会馆于庐陵西门外。

王时槐不光主持庐陵青原讲会，还亲自会讲，颇受学者推重。其知识渊博，道德、修养、论性、居敬、穷理等理论研究深刻独到，深得学界赞同。之后，被汪可受聘请篡修《吉安府志》，在百忙中，他创作了一篇短散文，标题为《安福》，与其余各县一起编入《吉安府志.风土志》栏目内。

“安福在府西一百二十里，东四十里抵棗水源庐陵界，西一百八十里抵石挢、清水、攸县界。南九十里抵彭家山永新界，北五十里抵石分为分宜界。为乡十三，顺安、安福、庆云、循化、昆弟、清德、典德、中鹄、钦风、末嘉、亲乐、翔鸾、清化。自泸潇连亘一百二十里，潇水入楚，泸水环注，绕城东析出螺川。白云秀峰，北华孤原，诸山前后屏扆，麟、凤、龟、龙蟠踞，翔伏阻塞江流。而曾石诡異，巉绝伏类，嶧山形胜之奇，遂无兴两焉？

地界吴楚，民俗不斋，大率朴俭勤穑。而土豪迈自负，旧志户口蕃庶，土地饶裕。然总之，地不给於口，迩年物力尤，渐耗减亦俗，渐侈靡大蘖然也。

正统中，李祭酒抗师法，刘侍讲死忠谏，严毅正直之气，薰而成习。虽负贩贱夫，句读鉴子，居然自谓大家，而耻非义。至王阳明，讲学外州，邹文荘北面首事之一时，受业之徒，三十余人，古良知之学。安成独精诣流，风所暨莫，不根抵行，义枝叶艺，能而士不谭道，即耻笑以为非类。三书院，为岁时会聚讲赢，粮负笈冠盖相望于路。缙绅处士，高年有学，行者阔然，见其乡第，子乡弟子鹰，行列次第，据经问难。

叙其燕居，独行质而就正，先生答问已群，第子竦然正禁，禁私相唯，善哉！守其说，至老死，弗兴易也，盖有西河稷下之风焉，唯西南之诹，隣永新地。民尚气健，讼则信手，面心嚮道难哉！”

文章虽然很短，但其内容概括了安福的福域善地，风土人情，人文形胜等，突出了安福是赣中的一块福地标签。鉴于该志书传播面大，又传至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文化馆藏，一九九0年由国家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流方式，从日本《中国罕见地方志》业刊中，选录部分由《中国书目文献出版社》复印馆藏，向全国发行，其价值十分珍贵。

王时槐完成篡修万历《吉安府志》以后，南赣巡抚张岳上疏推荐，同时朝廷吏部也上疏为王时槐平反，理由是“京官六年考核一次，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若当政者罢了某人的官，不到一定时候不举用，这叫作‘闰察’。王时槐现在‘闰察’之中，如不召回，会导致群情不服。如这样，‘闰察’制度永远停止，所以奏请召回。皇帝同意，准许复职。

之后，王时槐被起用为贵州参政，即又升为南京鸿胪卿，进为太常寺卿。但此时的王时槐已看破官场红尘，皆不赴任，以讲学终其身。卒葬南乡园背，享年八十四岁，著有《三益会语》《友庆堂合稿》七卷、《漳南稿》、《广仁类编》、《论学书》和《语录》、《仰慈肤见》、《支筇漫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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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求仁说


按：心学是一片汪洋大海，在心学之海中，不仅有孔子、孟子、陆象山、王阳明等璀璨明珠，更有一大批或声名稍逊却见地卓越、修证精微，或隐匿于历史长河中久未被人发现的心学隐者。与孔、孟、陆、王相比，他们或许声名被掩而其学不显，甚至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学术思想、修学心得同样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其人其学不仅不容忽视，更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扇崭新的心学之门，呈现一个个令人惊奇的心学图景。此类心学学者的文字，供有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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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仁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宇宙间一生理而已。生理浑成，无声臭，绝睹闻，而非枯槁空寂，实天地人物所从出之原也，故命之曰生理。人人具足，物物均禀，是之谓性，孔门所谓仁者此也。仁非外铄，本吾固有，圣非有余，愚非不足，惟学非求仁，则生理渐槁，是谓自贼其性。善学者默识此体，敬以存之，则生理呈露，火然泉达，亲亲仁民爱物，随处融贯，不二不息，充塞宇宙，总归生理之中，故曰“天下归仁”，是谓尽性。孔门求仁之学盖如此。彼以空为性，而幻视伦物，一切欲舍离之，其贼性也甚矣。

欧阳康甫联同志讲摩圣学，名其堂曰“求仁”。予嘉其志趋之正也，特著《求仁说》，俾揭于会堂，与诸君子共勉焉。

附录：程颢《识仁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一作养）此心，久则可夺旧习。

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注：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一作子直），号塘南，江西安福人，阳明后学翘楚。二十三岁师事同邑刘文敏，学而无得。五十辞官归来，“大惧齿衰，惕然渐悚，则悉屏绝外纷，反躬密体，瞬息自励。如是者三年，若有见於空寂之体。”（《塘南居士自撰墓志铭》）“又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明儒学案》）再经磨砺，至七十渐趋佳境，八十臻于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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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


　　〖王时槐〗（１５２１-１６０５年）字子植，号塘南。明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礼部郎中。出为漳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升尚室司少卿，历太仆、光禄。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升任陕西参政，乞致仕。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沼起贵州参政，寻升南京鸿胪卿、太常卿，皆未赴新任，致仕。

王时槐师事王守仁再传弟子刘文敏。其学以"透性"为宗，以"研几"为要；其为学路径，仍是从静坐人手，与罗洪先、聂豹等人大体相同；其学术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修养论方面。所谓"透性"，即透彻明了什么是"性"及如何把握"性"。

他认为，性为"先天之理"，故不容言说，无法直接用力，只能通过"性之呈露"来把握。而"性之呈露"即"知觉意念"，"知觉意念"皆为"命"，故"修命"为"尽性之功"。"性"与"命"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即"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二者所以不容混称，"盖自其真常不变之理而言曰性，自其默运不息之机而言曰命"。"性"为体，"命"为用，"尽性者，完我本来真常不变之体；至命者，极我纯一不息之用"。

体用不可离而为二，故当于"命"中求"性"。作为"先天之理"的"性"，"虚圆莹彻，清通净妙，不落有无，能为天地万物之根，弥六合，直万古，而炳然独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减"。故"性不假修，只可云悟"。但他否定"直悟其性"的主张，认为"夫彻古今、弥宇宙，皆后天也。先天无体，舍后天亦无所谓先天矣。故必修于后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也"（《潜思扎记》）。王时槐将上述观点加以发挥，提出了理气一无论的观点。提出："盈宇宙间一气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尽，只一空虚，亦属气耳，此至真之气。本无终始，不可以先后天言。

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若谓别有先天在形气之外，不知此理安顿何处？"（同上）从而在本体论方面承认了气本说。以"透性"说为前提，他又提出"研几"说。"几"一词，本出自《易·系辞》，指"动之微，吉之先见者"；"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宋代周敦颐在《易通》中提出："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末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又说："诚，无为；几，善恶。"王时槐借用了"几"的概念，但看法与前人有所不同。

他首先不同意"几善恶"之说，认为"几"不是念头初起有邪有正之谓，而赞同周敦颐关于"诚"、"几"关系的说法，认为"此是描写本心最亲切处"。他宣称，道德准则就在"几"之中。此"几"生而无生，至微至密，非有非无，乃"本心之真面"，它在"动而末形、有无之间"。而"意"为"本心真而目"的存在状态，它充满活力。故又称之为"生生"，"生生即仁"，它是趋向善的。

"知"为先天之"发窍"，它"内不倚于空寂，外不堕于形气"，它就是孔门之所谓"中"。"几"不直接表现出来，而只能借助"识"与"念"而外化。他强调，"学者终日乾乾，只是默识此心之生理而已"，此即所谓"研几"。"研几"的实践要求是"慎独"。

他认为，学贵从收敛入，收敛即为"慎独"。这同以静坐枯寂为收敛的修养方法大不相同。在方法论方面，王时槐深受佛学的影响，而在人生观方面，则持批判态度。他指出："大抵佛家主于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慎独。吾儒主于经世学问，正在人伦事物中实修，故吃紧在于慎独。"（《明儒学案》）所著有《广仁类编》、《友庆堂合稿》等。

王时槐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透性"、"研几"说颇具特色，且论证缜密，辨析入微，高攀龙曾谓其"洞彻心境"。其说所隐含的经世、践履精神，后来到刘宗周、李□手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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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明史》·王时槐传

时槐拜同县刘文敏为师。做官后，向四方学者求教，自己说终无所得。五十岁时被罢官，经自己亲自实践，才明白事物的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产生，并不随人们的思想而产生和灭亡。学者要认识其真理，应从“慎独”入手。他在论性中说“：孟子的性善之说，决不可改变。假若性中本无仁义，则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由何产生。人们办事接物，做得好就心安，否则心不安，这不性善又是什么？”还说“：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扼要地说，居敬二字可包括一切。从居敬能明白一切事物而言，居敬就是穷理。就是思考、探索、讨论，也是居敬中的一部分。敬包括一切，敬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事。”终年八十四岁。

王时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历任礼部郎中、福建佥事，直至太仆少卿，后降为光禄少卿。隆庆末年，出京任陕西参政。张居正执政时，在京官的考核中罢官归家。万历年间，南赣巡抚张岳上疏推荐，吏部也上疏说：“京官六年考核一次，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若当政者罢了某人的官，不到一定时候不举用，这叫作‘闰察’。时槐现在闰察之中，群情不服。请召回时槐，且永远停止闰察。”皇帝同意。许久之后，陆光祖掌管选拔官吏事，起用时槐为贵州参政。不久，即升为南京鸿胪卿，又进为太常寺卿。时槐都未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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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王时槐集》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一种，为明代阳明后学王时槐的文集，共分三部分，一为友庆堂存稿，二为友庆堂合稿，三为王塘南先生自考录。


内容简介
《王时槐集》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一种。《王时槐集》为明代阳明后学王时槐的文集，共分三部分，一为友庆堂存稿，二为友庆堂合稿，三为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并附录广仁类编及逸文和传铭，搜集散见于各处的逸文及志铭、传记资料等，成为迄今较完整的王时槐著述集。

作者简介
王时槐（1522—1605）字子直（一作子植），号塘南。安福（今属江西）人，明代思想家。历官至陕西参政，时年五十，即告退讲学以终。时槐著有《友庆堂合稿》七卷，与《广仁类编》等。
早年师事刘文敏，为王守仁再传弟子。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为陕西、贵州参政。历官南京兵部主事、歴官员外郎、礼部郎中，官至太仆卿。隆庆六年(1572)出为陕西参政以京察罢归。万历二十年(1592)，吉安知府汪可受重建白鹭洲书院，聘王时槐、邹元标为书院主讲。万历年间起用为贵州参政、鸿胪太常，但王时槐已看破官场，皆不赴任，讲学以终，享年八十三岁。

目录编辑 播报
“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编校说明
王时槐集之一 友庆堂存稿
王塘南先生全集序
友庆堂存稿自序
友庆堂存稿卷之
序
三五刘先生文集序
谷似先生集序
刻时雨楼讲议序
论学绪言序
刻永思录序
赠郡节推监塘朱公膺召北上序
赠邑博程木庵致仕序
赠叶君夏洲之任仁和司训序
寿宗师两峰刘先生七十序
寿平川郭先生八十序
寿郭一崖丈七十序
寿邹颖泉丈六十序
寿萧文冈丈八十序
寿朱易庵丈七十序
寿朱松岳丈七十序
寿王君方塘六十序
寿胡母周大夫人八十序
刻宋僧万言书序
恩纶录序
续修族谱自序
高洲张氏族谱序
庐陵丁塘刘氏族谱序
吉阳文林山曾氏重修谱序
友庆堂存稿卷之二
序
欧阳南野先生年谱序
梅山语录序
六艺会录序
寿三口李君六十序
寿弘宇刘先生八十序
寿族叔卓所先生六十序
重修金谿总谱自序
诚心堂助建录序
松岳朱君学语摘录序
荣寿录序
寿见台曾老先生七十序
贺郡丞儆斋林公考绩序
寿族叔立吾公七十序
寿大诰封潘母刘大夫人六十序
送郡别驾忠斋王公祖督运北上序
白鹭洲膳田册序
庆诏旌节寿邹母周大夫人七袠序
寿黄母王孺人六十序
……
王时槐集之二 友庆堂合稿
王时槐集之三 王塘南先生自考録
附录一：广仁类编
附录二：逸文与传铭 [1]


页    数442   出版时间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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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养病为道第一良剂

惟静养中，只宜万念俱灰，身世尽忘，此是第一上妙良剂也。
终日浑浑然，勿认此身是病，勿计何日得安，勿虑不得安时是何境象，凡此皆妄念也。但一味任运兀兀腾腾，视此身如虚舟，随波荡漾，不必更作一毫意思支撑主宰。如是则一切不系，与造物游，不知何者是身，何者是病。
身不属我，病将自离，即此是道，更有何道？又奚必俟病愈之后别求究竟而后为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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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古人的育儿经—王时槐：教子手卷

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一作子直），号塘南，江西安福人，阳明后学翘楚。二十三岁师事同邑刘文敏，学而无得。五十辞官归来，“大惧齿衰，惕然渐悚，则悉屏绝外纷，反躬密体，瞬息自励。如是者三年，若有见於空寂之体。”（《塘南居士自撰墓志铭》）“又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明儒学案》）再经磨砺，至七十渐趋佳境，八十臻于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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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儿当以读书向上做好人为志，希圣希贤是吾人分内事，不可自甘暴弃。读书宜专功，孜孜汲汲，鞭策勿懈，万无不成材之理。家常粗衣淡饭，省费节用，切戒华靡奢荡，自取覆败。勿纵饮，勿赌博，勿搬戏，勿唱曲，勿出外游狎，虚度光阴；勿践花街，勿入酒肆，勿种花木、豢鱼鸟。一切玩弄无益之具，徒荒正业，令人放佚淫惑，日流于小人之归。

宜亲贤师良友，闻正言，行正事，学做正人，则身必超群，家亦不坠矣。朋友中肯劝读书、孝友、忠信、端谨之士，可恭敬亲就，以受其益。若懒读书，好放荡，口出不正之言，身为不正之事，威仪丧失，心志卑污，以群聚博弈，上店传盃，颠倒错乱，狂言乱语，使气骂人，醉生梦死之徒，次等人城市最多，倘被其诱，引入其队中，必陷人于辱身败家，贻玷先人，吾儿可谨记吾言。

古语云：“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盖亲贤则学成德立而家兴，亲不贤则学废德隳而家败。宁寡交游，切勿与庸人俗子相近，切嘱切嘱。

——摘自《增刊塘南先生教子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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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庐陵地区之“节妇烈女”载之于方册者，实属夥矣。昔日，笔者曾阅“吉安府志”及新淦、吉水、庐陵诸县县志，见每志皆有专篇载“节妇烈女”者。在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串串的血泪历史。而士大夫津津乐道而载之于史志者，是旌扬耶？亦或悲怜耶？今吾辈难知其实矣。今日，笔者阅读明后期大儒安福王时槐文集，再次读到旌表“节妇烈女”之文，一时间愤然不已。

何以如此也？庐陵乃以良知学著称的阳明学首践之地，且王氏为王学再传大弟子，竟然亦从流俗，以文旌表如此殉节烈女，对此戗人害命之陋习推波助澜，着实令人痛心！

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号南塘，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王时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丁未科李春芳榜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历礼部郎中、福建漳南兵巡佥事等职，终以南京太常寺卿致仕，朝野称誉颇多。王氏乃阳明在在庐陵再传弟子，为当世王学悍将，曾与吉水邹元标等在吉安府之白鹭洲书院主讲，又与陈嘉谟主盟庐陵西原惜阴会，并建西原会馆于府城之西；又曾与友人主持庐陵青原讲会……诸如此类讲学传道举措，皆对当地学子影响至巨。王氏游学甚广，对晚明东林学派崛起影响颇大，堪称一代硕儒。

在王氏《友庆堂存稿》卷之七，首篇即为《袁烈妇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190页）。文不甚长，内容乃旌表万历间庐陵县湖陂萧氏女投河殉夫之事。此类节妇事迹，在明清时代县乡之间，非常普遍，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然而，王氏此文不仅表彰萧氏妇殉夫之节，且强调其携十岁幼女并死之壮烈。更有甚者，王氏在其传尾发感叹道：“呜呼！若萧氏者可不谓甚难哉？而女随以溺亦其节孝之相感也。夫臣死忠，子死孝，妇死贞，性也。萧非能异也，失性者异萧也。乃性则人人具也，岂独萧哉？岂独萧哉？”读书至此，愤怒之情充于胸次。

萧氏殉夫，已非合理；携女同殉，实乃悖于天理。文章中亦言及，萧氏妇在夫死之后，为夫守孝，替夫赡养祖父母已达三年之久；且女之娘家已派人传达再嫁之意，夫家亦无人反对。也就是说，萧氏女没有必要的理由殉夫。更何况萧氏所携以死之女，乃其夫之独苗，幸而长成，正可延续血脉。且其女年方十岁，天真无邪，亦无由为父殉，竟被萧氏携以投水。此绝非人伦之所应有。先贤亦曾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萧氏携女以死，岂不是摧折了其夫之唯一血脉，令其断了后乎？且其夫尚有祖父母在，萧氏之死，岂不是亦弃赡养之道而不顾也？故萧氏女此举，若遇到孔子在世，夫子定当迎面痛骂：天厌之，天厌之。王时槐氏此处竟以符合天性而歌之，实乃欺世人不识理也。此真乃鲁迅先生所言“以礼杀人”者之谓也。“以礼杀人”较之一刀枪杀人，因其不见血而更可怕。笔者将其视作“儒生的罪过”，这是一点都不冤枉他们的。因此，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革除这类“礼教”者，不是没有道理也。

翻开明清士大夫文集和地方志之类的文献，大量记载这类故事，且笔调多津津者。而吉安府，即古之庐陵郡，乃两汉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文化传播的要地，故而这类事迹较之他处尤其多。“程朱理学”之强调“贞节忠义”思想，在朱明王朝的推演和曲解之下，已经演变为一把把锋利的杀人利器。其中，对女性的戕害尤其酷烈。数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无辜女子为之香消玉损。笔者曾经在吉安某县博物馆，见过大量的贞节碑刻，感觉每一块碑刻后面都浸透着一个血泪故事。笔者亦曾在点校《新淦县志》时阅读过大量这类节妇名单，相信每一个名单背后都着一个类似的凄凉眼神。笔者甚至认为王氏《袁烈妇传》这类文章大可不必写。明清两代，庐陵地区之所以节妇烈女特别多，与这类士大夫的倡导激扬不无关系。


笔者曾经想，倘若没有那些地方官府的反复上书旌表，没有地方乡绅士大夫的不停撰文称扬，民间社会绝不会形成这种“节烈”的风气。揆诸人情，普通民众恐怕更没有这种“赴死”的“天性”吧。从最简单的事理可推，人之惧死望生乃其天性。套用现代科学术语，此乃动物之本能也。虽然人类有思想，有伦理道德之追求，然笔者以为，但凡赴死，倘非必死之大义，余者皆可斟酌。若萧氏之携女殉夫，实乃不必，亦不值也。怀想历史，多少次抚卷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