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山域 • 丹心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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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钛功 文章来源：不详  

    每当时钟走到七月七日的这一天，就会有那么一种不祥的感觉忽然而至：天空中弥漫着杀气，地上飘荡着血腥，远处似传来阵阵警笛，荒野中似传来老人妇人绝望的哭泣……。

    许多人还记得7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人在北京的驻军对中国人说他们一位小兵在卢沟桥畔失踪了，于是后来的八年里，我们民族用了3500万人的死亡作为这一失踪士兵的陪葬。这一天是国难日，也叫国耻日。

    其实，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个日历上的日子都可以被标定为国难日，只是太过久远的历史事件都已被人们清淡或遗忘了。

    一

    对于人类来说，最为切肤之痛的事件莫过于自己的民族被外族侵略和屠杀。因而在用文字表达这种无法挥去的忧伤时，语句措辞通常会是宣泄式的。

    战争是人类最为普遍的现象，但如日本人在侵华期间对中国人那种肆意凶残地践踏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人们至今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一个受中华文明养育几千年的大和民族在对待中华民族的子民如此不具一点人性地欺凌杀戮的根由。人们也不明白日本人死不认罪的道理。

    这场战争并未走远，因为我们上两辈就曾从那“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的刺刀下满身污血地有如牲口一般地爬出，因而我们这代人还能够知道那场战争的许多细节。故而每当侧眼瞟过“七月七日”这个数字，在事过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总好似被一枚钢针深深地扎入心灵那般的不是滋味。

    今年的日历写的是“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 整整七十年。这一连串的“七”恍惚是一连串死去怨鬼哀叫着的“凄！凄！凄！凄！凄！凄！凄……”从那无边无际残破凋零的虚丘荒郊乘着硝烟弥漫飘来，顿时连野的刺刀淫杀与惨叫哀求充斥整个天际，有老人爬在地上死死咬住入侵者的裤腿被拖拉着而去阻止那可怜的一袋粮食被掠夺去；有老妇人被入侵者刺刀挑死时还在死死护住自己的儿女不被入侵者枪杀奸淫；有饥饿的婴儿哭嚎着还在吸吮已赤身裸体死去妈妈的乳头…….我们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虚构的一幕，因为日本人的罪孽太过深重， 在我们的脑海里他们就是这么兽性。

    这罪孽该归罪于谁呢？为什么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在自己的土地上没能护住自己的子民而由其惨遭凌辱屠杀呢？我想，这其中一半的罪孽是该有我们自己来咽下的。常言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乡野的农人一生一世本无他求，无非是希望能凭自己一年的劳作而有个一日两至三粗茶淡饭，有一尺布头能遮住那羞处，有一方寸的瓦屋可以终养一家老小，以使自己能善尽上天赋予其繁衍子孙而无绝后的天职。

    日本人就这么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对我们的民族广大乡野上手无寸铁的百姓实行了这么一幕惨决人寰的杀戮。千百万人在没有自己军队的保护下而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同样的一幕其实在我们的土地上曾上演了许多次，有蒙古人的杀戮，有满清人的杀戮，有八国联军的杀戮，而更多的是我们民族内部互相之间的杀戮。700余年来，相类似的杀戮不知道有过多少，杀得人民就像痴呆一般没有了知觉和尊严，就连我们周围的一些小国家都瞧不起我们，跟着洋人一起骂我们为“东亚病夫”。

    谁不想一生一世能安居乐业呢？谁不愿自己的亲人能够幸福快乐呢？谁不热爱自己山河旷野上的家园呢？谁没有一点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呢？谁又受得了自己这么一个泱泱大民族在近八百年的历史里总是被人打来打去呢？

    未来就不再会有同样悲惨的战争了吗？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入侵者来欺凌羞辱我们的后世了吗？

    其实，我们痛楚之中更多的成分是对人性凶残的谴责，是对那过往的执政者将国家治理成山河破碎深深地鄙视，是对国人之中汉奸如此之多的忧伤，是对我们民族的子民的性格过于文弱而又不和的担忧，是对我们社会少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的诧异，是对我们的社会少有人宣扬道德礼义思想的不解，更加是对社会风气总是呈现出日益沉沦堕落的焦虑。

    我们的古代祖先不乏有民族大义者，我们那些从未上过战场的乡下祖先们如果一旦跟随在了这些人的身后，往往能变成能征善战的勇士。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末年，文天祥和吴希领导了武功山域子民与蒙古人的一场大血拼，武功山域的子民在这场大血拼中输得很惨烈，整个萍乡被血洗而成为一处“旷土无民”的幽谷。母亲说她小时候曾听到有老人说，萍乡在古代的时候曾被“番哒子”血洗过，真正的古代萍乡人全在那场血洗中被蒙古人杀绝了，就连一个婴儿也不曾剩下。母亲并不知道这萍乡土话叫“番哒子”的正是蒙古人。我的祖先是在明朝初期从吉安偏远深处的泰和迁来定居于武功山北麓的萍乡。我想，应当是来填补因杀戮过重而成为的虚丘的吧。因为那时的武功山域的许多山谷旷野正是“骨肉凋残，形容变尽只声存”的虚丘之野了。

    事隔660年后的1939至1942年之间，武功山域左右的长沙和上高又发生了连续4年之久在罗卓英指挥下与日本入侵者的大会战，而这一次我们惨烈地赢了。

    当我开始懂得这里的历史，我自豪着我的这处山域祖先总是能够在强敌面前亮出自家的镰刀和锄头，并能团结一致在与入侵者拼得血流成河，或者被杀绝或者打败侵略者，但绝不会忍气吞声或下跪投降。我因此而深深地为能作为这域土地的子民而骄傲。但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自然地有了这么一个疑问：为何南方的这隅山域不得不反复成为整个民族抵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何我们许多住扎在北方的军队在战争开始没多久就在自己的土地上溃退得如此快？为何我们大片土地上的人民如此不愿参与抵抗？为何那时的朝廷总是叫人寒心地懦弱胆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教育教育出来的奸臣总是远远多过良臣？

    南宋陆游曾作《示儿》一首：“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今天我要作“丹心史”一篇来祭奠所有从南宋抗元战争到抗日战争共计七百余年在数次战争中死去的武功山域子民，来感悟和彰显抗战英灵那份“丹心正气”的高贵。

    按古代的行政区域划分，武功山域在汉朝曾隶属长沙郡，也曾又隶属于安成郡。后来又细分为长沙府，袁州府和庐陵府。以今天的行政划分，就是株洲、萍乡、宜春和吉安等地市。这些地市皆环绕在武功山周围，故而以“武功文明”总括这些地方文化史。

    二．

    曾经有一位武功山域乡村老者在遥望着武功山之巅时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其微笑的神情里暗隐着一丝悲切：

    电闪雷鸣里一只白鹤孤独地在暴风雨中湿淋淋地飞翔在武功山域上空的天际里，其鸣叫声悲切哀怜，似一声又一声“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白鹤绕着武功山脚下坚定地在大雨中飞过一村又一村的上空，频频地回头顾盼，神情里尽是慈悲、愧疚和伤感。这时武功山域各乡村的孤寡老幼都会泪眼汪汪地跪在雨中对着白鹤大行跪拜之礼。年复一年，白鹤慢慢地变得非常苍老，羽翼稀松……。

    老者说这种奇异景象在元朝期间曾延续了近百年之久，那个年代里也都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神秘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从大江南北四面八方赶来绕山祭拜然后又在山岭墓地里烧些冥纸，他们对生活在武功山域的人民恭恭敬敬，彼此以“老表”互称，然后又行色匆匆地离去。记得老者称呼这只白鹤叫“天祥”。故事的最后是老者深情款款地吟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只是当我第一次登临武功山的最高峰——白鹤峰之后，只是当我知道更多有关武功山域文明的历史以后，只是当我因为诧异武功山域辉煌的历史文明并准备将所知所悟书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海才闪现出多年前的这则故事，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则故事是关于文天祥的，才知道这老人吟诵的正是文天祥在六百多年前的天牢里作的那首著名的《正气歌》，才明了我们祖先如此编作这则故事的深意。

    将“丹心”作题写入武功文明的最初想法是因为登武功之巅而得一瞻文天祥所书“葛仙坛”三个大字之故（我想，这三个大字可能是这位英雄留给世间仅有的真迹吧）。由这三个字使我想到了上面这则白鹤神话，也想到了文天祥，并进而联想到了“丹心”和“正气”这两个词汇，以及南宋的灭亡。正是这一连串的联想，加之文天祥是武功山域子民，后来又有感于武功山域千百年在文天祥“浩气丹心”的感召下演义出的一部在我读来认为是如此的惊世骇俗的地域民族史，

    我知道这类题材的文字不是今天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因为这类题目的文字往往累赘苦涩。但有时写文章真的不完全是让别人去读的，而更主要是写给自己的，是为学习而写，或记录旅游之中的所见所闻，或闲来无事瞎写一气，有时也会因为发泄心中的郁闷而写。

    比如前些日子读到过一些奇谈怪论，有人提出要将岳飞和文天祥剔除出中华民族英烈谱，而据说国内某些省份的教科书就真的如此这般地迎合着做了修改删定，一些爱国主义纪念堂之类的场所也跟着做了些调整。他们的理由竟如此地令人嘡目结舌，因为他们按今天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裁定历史，以某些我们感到别扭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准绳，这些人说出什么岳飞和文天祥是有违了“国家统一”这个现代大政治概念，认为早期的战争属人民内部矛盾。我不知道他们最终又是如何对那些在外族入侵时变节投降而做了汉奸并反过来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是如何定义的。

    这是和谐社会里几声令人郁闷的刺耳尖叫。我想，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那些汉奸没有理由不被平反昭雪，因为那时的汉奸就该是“维护祖国统一大业”的一帮人。我相信，这类人总有一天也会说出抗日战争是非正义的，南京大屠杀是“人民内部斗争”的惨剧。因为如果将历史再往前推移，日本人的祖先真的是来自中国，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也就是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底色而受中国恩惠最深重的国家的原因。

    今天的社会奇谈怪论甚多，见怪不怪。社会常有有知而浅识者，有学而瞎问者，有文而不化者等，如果惟恐社会不乱而再瞎鼓噪一气的话，那就无异于同流合污于那些高喊着中医是伪科学者之流。今天的社会被美其名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但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消遣自己空虚污浊的心灵，挖空心思地制造“八卦”，让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哗众取宠充斥人间。

    但就社会伦理道德这个层次的话题，如果连三尺童子听了都知其为不仁之说，白发苍苍的老者听了都会捶胸顿足而大骂大逆不道之事大凡都是些歪理邪说。道德仁义之理总是冥冥之中就被预埋在了民众的内心世界，与人所在社会地位和学历高低无关，也不是几声怪叫就可以吓跑掉或颠覆的。

    近日来，每当思绪盘旋在故乡的武功山域，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那老者吟诵《正气歌》时那悲切微笑的神情，天空中伴随着雷鸣电闪，一只白鹤在大雨中嘶哑的啼鸣。

    我知道，我也将会成为老者。当我回归隐居并耕作在故乡的田野，当有牧童遥指武功山巅天真地询问我有关这山域远古的往事时，我怎能不去尽一位老者的天职去传达上古神坛上那颗“丹心”的真实蕴涵呢？

    三．

    记不得是在多大的时候才接触到“丹心”这个词汇，记忆里感觉最初以“死”来衬托“丹心”思想的人是文天祥。文天祥有名句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这句话被后世志士在每当国有危难之际拿来激励自己，也唤醒国人一同来保家卫国。人们理解“丹心”表达着人与自然合一，人因为找到能与天地正理和合而可以瞑目安息。

    尽管从来都不曾正式使用过这个词汇，也从不曾去思索古人关于“丹心”的真实意涵。因为将“死”与“丹心”连成一体是一个深邃的话题，就连今天的学者也要三思而后行才不致于文不对题。但迷迷糊糊之中还是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更接近于对国家民族“赤胆忠心”的概念。我们这代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年人，对何谓“忠心”的熟悉远胜过对“丹心”的理解，这是因为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曾随处都能见得到点缀有“红心”图标画的“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也曾成千上万次地观看到年长者跳着“忠”字舞，也曾观看过大哥大姐们手握“红宝书”斗志昂扬一边舞动一边高喊着各类口号，我们孩提时也常常会凑热闹式地尾随着如此这般也“飒爽英姿”一番。“文革”的烙印至今在我们内心中依然清晰，所以有时候我又认为“丹心”和“赤胆忠心”是可以互为转化的概念。

    为了知道“丹心”的真实意涵，我特意查阅了字典。字典里对“丹”字的解释是：赤红。古代五行学说里以五色配五方，南方属火，火色丹。有曰：日上正赤如丹。成语字典里对“丹心”的解释是：忠贞的心，一片赤诚的心。其近义词有：赤子之心、赤胆忠心。其反义词有：奴颜媚骨、狼心狗肺。我不太能接受字典里的这些解释，但我认为这反义词似乎更能衬托出古人言表“丹心”的真谛。

    从上小学以来，我们一路走过“文革”、“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风”、“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再至今天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我们这代人可谓经历了不少，常常是这个概念还未曾消化一半，便又有了一个新的。

    人人都喜好畅谈自己的主义和思想，尤其以中国人为最，不然中国古代就不会涌现出那些诸子百家了。“人心”是形而上的客观存在，人人有之。社会“人心”的堆垒便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社会出现各类现象总体也是那个时代“人心”的综合体现，与物质文明的作用密切相关联着。人类社会表面上受其领袖者的思想和主义所左右而走向或兴或衰，而实际上左右领袖者思想和主义者是大众普世的价值观所演绎出来的社会状态。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而复杂的庞然大物，人们彼此“勾心斗角”地群居在城市乡野，并生成着我们社会里的许多顽劣结症：我们不容易达成团结一致的合作精神；我们的管理者不够清廉；我们的政治体制之中容易滋生奸妄当道并容忍特殊利益集团胡作非为；我们的法律穿插了过多权力和人情；我们的社会好买官卖官以结党营私；我们喜欢明哲保身过着“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安逸生活；我们许多的社会中坚容易滋生奢侈和官官相护而少有心修“浩然正气”者；我们好私下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不尊重贤达仁厚之人；我们喜欢奴婢式的恭维和尔虞我诈而缺乏光明磊落的胸襟；我们好斤斤计较而不够豁达直率；我们好任由占有欲膨胀而缺乏布施反哺；我们好盲目地歌功颂德而缺乏诚恳理性；我们好攀比而盲目地开发着资源来提升GDP而不重视资源再生和环境保护；我们好任由社会脏乱而不思治理；我们容易浮躁互为指责而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总之，“丹心”是“人心”的一个类别。不起“损人利己”之念，不行乱世害人之为，起心动念便是以合乎天理道义以安天下人心，同时也使自己瞑目安息的那颗心灵，与“歹心”相伴而扎根在这人类社会，社会也因应地有其盛衰。

    古人说：“人存厚德，地气和平”。 人不存厚德了，地气还会和平乎？

    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丹心；“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雷锋的丹心；“精忠报国”是岳飞的丹心；“勇攀科学高峰”是一位科学家的丹心；“敬业爱岗”、“尊老爱幼”和“遵纪守法”也是一种普通市民朴素的丹心……。

    “丹心”是那份天地精华化育而凝固于人的心灵，是“天人合一”境界者起心动念时的言行，故而是赤诚之心，是仁孝之心，是报国忠心，是大慈大悲的佛心和道心。而由这种心灵释放出来的就是浩然正气，能自然地同步于天地运作的常理，能尊爱万物，能慈悲天下苍生，能降魔除孽，能为道义舍生忘死，能为天地立命，能被生灵感悟而随舞共鸣，能在需要的时候履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言的天职。

    千百年来，我们的社会正是因为拥有了许许多多的“丹心”者，他们以“浩然正气”作用于社会大众的心灵，培护着人类心灵里沛塞着这份正气，人性而能持有礼义廉耻之心，人与人才能互相敬爱抚慰，人才能自循天地道义，人们才知道匡扶正义，人们才会思念着去构建和谐；于战争年代，人民才能自发团结起来，才有勇气保家卫国与入侵强敌血战，才能不会因贪生怕死而去作汉奸，才能从外族人手中夺回自己的山河，才能重建家园，才能从动乱中恢复平静，才能有尊严地安居乐业……。

    反之，如果社会充斥着歪门邪气，绝大部分人在起心动念之时皆生歹意和防备之念，人心就会污浊，人们就没有见义勇为之心，社会就会杂乱内耗残斗，孤苦就没有生存依托，老弱病残就得不到赡养，权势富贵就会骄奢淫逸，生存环境就会遭受重大破坏，国民素质就会低劣，青年人就会一味地崇洋迷外而不会有自信，强势者就会剥削欺凌弱势者，人们就会生不如死，国家就会盛极而衰。

    社会人心多起“歹心”或蜕化堕落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忧患，就好比一个人的心灵往往是决定一个人身体健康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样，一个人会因为心态的不健康而疾病缠身至最后病入膏肓而无药可医，一个社会也会因社会人心的堕落而越发步履维艰乃至民不聊生。古人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汉民族先前的历史反复着这么一种怪异的尴尬：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千百年来，汉民族一次又一次煎熬在“歹心”和“邪气”横行泛滥的社会里，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唐宋盛世土崩瓦解了，没有人再提北宋“六贼”加上一个昏君就能祸国殃民的道理；今人已很少去了解为何一个朝代的前几代总是很强盛，而后几代则必定衰败而亡国的道理；今人也很少去探究一个曾经最强盛的民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贫穷大国并被别人以“东亚病夫”来冠名的原委；今人也很少去体味国歌里为何要写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哲理。

    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使用“丹心”和“浩然正气”这两个词汇，因为这些词汇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听起来很肉麻的词汇，会被自大者嘲笑。我们的儿童也不再能齐声朗读：“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因为网络游戏和“韩流”才是青年人的时尚，因为在圣诞夜里去迎接圣诞老人才是现代生活里的“高雅”，因为占有财富才是硬道理，因为GDP高才被认为是国力……。

    尽管我不具备在历史的废墟里去刨根问底的资格，我只知道大家都喜欢说一句“以史为鉴”的古语。我们的社会物质文明正在急速地飚扬，我们的社会正在繁衍着一座座发家致富的“黑砖窑”和“黑煤窑”，我们的社会在完全抛弃了古代圣贤思想的同时却并未能为未来构建好我们社会与之对应的普世思想哲学和伦理道德。

    一部中国文明史里最富参考价值的“南宋古镜”已被我们封存了七百多年，很少有人去正视它并将其拾起再擦拭掉它布满的污垢，因为怕那镜面上显现的一幕再次深深扎伤我们的自尊，使我们久久地忧伤。我想，如果“以史为鉴”果真有其道理，那么我们就不应仅仅只陶醉在大唐盛世里并傲慢地哼唱着“贞观长歌”的小调，我们有时也应当唱唱那曲古老而忧伤的歌谣。我们不应当羞于启齿或是有意回避或歪曲修改那段使我们羞辱到气绝身亡的历史。

    今天许多的博学者情愿陶醉于玩味“三国”和“红学”，而不去精耕细作那些真正左右社会兴亡的主体文化。我们能读到那些彰显民族文化孝义和正义的宣传越来越少了；我们社会的激进者过多地使用了那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心性来自西方的“科学”教条和政治口号；我们社会的富有者大多都一头扎在了“钱”眼里；我们的社会教育基本删除了所有优秀传统中有关道德礼义的定义和那些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道德句章。因为有人认为这不是社会流行的板块节目，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为某些教育单位说这些古人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因为有洋博士说这些“陈词滥调”不符合西方发达的哲学教理；因为有人认为当官发财根本就套用不上这些道理……。

    五．

    许多人不知道南宋是汉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彻底征服的朝代；不知道居住在江南的汉民族曾与最凶残的蒙古铁骑苦苦搏杀了整整45年而亡；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儿童和妇女在蒙古铁蹄践踏下而惨死；不知道有多少汉族青壮年被蒙古人活活地将头颅砍下；不知道许许多多北方汉人携家带口为了存活下来而浩浩荡荡逃亡来到江南；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在短短八百年里被四个小民族征服；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家园曾无数次成为废墟。

    文天祥被关在牢笼里北上路过故乡时曾写到：“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骨肉凋残唯我在，形容变尽只声存。 江流千古英雄恨，兰作行舟柳作樊。” 江西地方志里有记载这么一段被征服后江西地域的情形：“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道尽了蒙古人征服汉民族的那场悲惨浩劫。

    时间早已抚平了历史的重大创伤，汉民族又再一次走上了自己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但武功山域子民梦境里不时还有着那悲凉的一幕：电闪雷鸣里一只苍老的白鹤孤独地在暴风雨中湿淋淋地飞翔在武功山域上空的天际里，其鸣叫声悲切哀怜，似一声又一声“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还有老者在引领着儿童在乡间村野一句一句地吟诵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状元郎。文天祥可能是唯一一位敢于面对强敌挺身“亮剑”的状元郎，因而被我们民族推崇为中国自古状元之首。文天祥(公元1236～1283)是南宋后期武功山南麓庐陵人。公元1256年中状元，1275年回江西组织勤王义军并带兵抗击元军，1976年任丞相，1279年底被捕，1283年在北京菜市口被忽必烈杀，终年47岁。民间传言说是上天仙遣的使者，来演示天地正气的真谛。

    《武功志》有段文字这样写道：“葛仙公于此修炼，著灵异。文革斋来谋子，文山生，有紫云之祥，及入相，大书“葛仙坛”三字，以昭灵贶。” 又传言道：南宋时期文天祥父亲曾上武功山拜神求子。后来武功山葛仙坛玄真子曾云游至武功山南麓安福境内，见天降祥瑞，故一路寻至文天祥家，并对文天祥父作偈预示文天祥的出世道：“朔风渐紧，颓波不兴，天地正气，在子一身。” 后来文天祥母亲身怀六甲并生产之时，乡邻就时常看到文家大屋上有赤光涌现祥光绕屋，故而其父为该出生婴儿取名为“天祥”。宋朝皇帝曾于文天祥高中状元时对群臣说：“天之祥，宋之瑞也”。意喻文天祥是武功神灵投胎转世，来为汉民族在蒙古铁骑践踏下输入“浩然正气”，来彰显一个伟大民族的道德真义。后人书刻“天赋忠烈千秋志，祥赐英名万古存”于文天祥墓碑上。

    《宋史•文天祥列传》以无限赞叹的语调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佑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宋史》是元朝所作，称文天祥为伟人！忽必烈曾不无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南宋投诚元朝的重臣也曾如此向忽必烈推荐文天祥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而文天祥还是一个大美男子，《宋史》对他外貌的描述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

    我们的文明里上演了无数次盛极而衰的一幕，每一次都总是以一个昏君再加上几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作为最后的谢幕者，而唯独南宋则是一位英雄来谢幕的。要了解文天祥，首先必须大致的了解那段时期的前后历史：

    公元618年-907年，唐朝，共268年。大中华的版图异常辽阔，其疆域可以北至苏联境内的贝加尔湖，西至波斯。唐朝末年的疆域被四分五裂，史称五代十国。

    公元907年－960年，五代十国，共53年。这时，一个十几万人的东北地区原始小部落女真族开始兴盛并打败辽国（大约长城以北）。之后，再南下攻打当时强大的宋朝。

    公元960-1127年，北宋和辽国并立，共167年。

    公元1127-1279年，金国和南宋并立，共152年。汉民族被打退到长江以南，女真族在长江以北建立金国。南宋与金国隔长江而治（金国历时119年，公元1115-1234），南宋须年年向金国纳贡。

    公元1279年—1368年，元朝，共89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27年成吉思汗死。蒙古汗国前后用了23年消灭金国。公元1234年，窝阔台派兵15万蒙古铁骑远征西域波斯和东欧，历时8年。之后再用了约45年灭掉了南宋(公元1127～1279)。

    公元1368年—1644年，明朝，共276年。朱元璋灭元而建立明朝，占据除蒙古国和新疆之外所有大唐时期的土地）。东北三省一带的满族原属明朝。

    公元1644年—1911年，清朝，共267年。

    从这份年谱来看，自唐灭至清灭这1004年里，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中原的历史达508年，汉族人只有496年。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么一个对比数字。这数字表明的是汉民族并没有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占据优势。

    文天祥出生于蒙古铁骑正式攻打入侵南宋的前两年，死于被蒙古军建立元朝后的第四年。因此文天祥整个人生就完完整整地生活在狼烟四起杀声震天的战争年代，是汉民族因为统治者极度懦弱无能而节节败落而被“亡国灭种”的时期。

    《正气歌》并没有被列入较为正式的诗词文集，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族和满族人为政时有意打压和消弱汉民族主体意识的缘故，也是因为后世的一些学者心存太多的顾虑，而在当今的社会里就更找不到要继续宣扬《正气歌》的理由了。这首诗能流传下来的原因是我们许多的古代宗族、私塾、书院和寺庙曾自发地一代又一代默默地传承着，在外族统治期间被用来育化自己汉民族子民后代的“丹心”之志，培植人世的正气和激励复兴汉室江山的勇气。

    文天祥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悲伤的年代里，因为当时的当朝宰相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才因此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而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议和之时被当场扣留。逃脱后回到家乡以全部家资招募几万乡勇后才开始带兵打仗。“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是他脱去文官朝服穿上甲胄跨上战马说过的一句豪言，而他并不会舞枪抡棒也不晓作战之兵法。然而这时的南宋江山已是旷野无民了，许多战将或死或投降或躲入深山，就连皇帝也投降了蒙古军队。

    文天祥可谓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位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的状元兼宰相。但他却为汉民族树立了一块正义的丰碑。就因为这样的壮举，元朝皇帝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特此表达对这位汉民族子民之伟大气节的由衷尊重。

    蒙古铁骑被誉为这个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能征伐的军队，八年横扫波斯、东欧和苏联，23年征服中国长江以北各民族，反而用了长达45年的时间才消灭南宋（南宋地域即今天长江以南的东南各省），而南宋被认为是中国所有历代朝廷中最懦弱无能的政权，可见当时南宋时期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子民们与那最善战也最凶残的蒙古军队之间的搏杀该有多么惨烈血腥！并不亚于八年抗战的惨烈艰辛和灾难之巨。

    故而文天祥被关在牢笼里北上路过故乡时会写出“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骨肉凋残唯我在，形容变尽只声存。 江流千古英雄恨，兰作行舟柳作樊。”用来描写故乡那凄惨的虚丘之野。

    我故乡的祖先呀，纵使被杀绝也不下跪投降，真是好样的呀！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子民！

    六．

    文天祥在天牢里被关了三年，最后在被问斩之时曾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 灵魂化作了一只带血的白鹤孤独地扑腾着回归江南故里——武功山域，这隅南方故里便是中华文明的“文章节义之邦”。

    文天祥以死来维系着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最高最神圣的尊严，以合天理之正，以孝天下汉民族民心之安，以一个不屈的好样来鼓励后世子民一次一次从绝境中奋起。

    人间之事，事大么过于死，贪生怕死是人之本性，就连皇帝为了能活着而可以拱让整个江山。“生死存亡”便是这个人类世界思想哲学所围绕的最终主题。

    活着的人不可能有过“死”的体念，不知道“死”便是再生，是一种生命向另外一种生命之间的轮回，不知道人会在死的时候将有别于常人感受不到的活动，不知道“死”只是人将人体遗留在了阳而离开而去往了阴间，不知道灵魂是不灭的；不知道有人可以沟通阴阳之事，不知道自己在阴间的一切正是自己在阳间的造业；不知道社会也在按照自身的规律行进在常人不可视的循环之中，不知道公利祥和的社会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滑入到极度私利动乱的社会并孕育着战争。

    故而在祥和安定的社会里，修行者和善良者以安享天年无病而终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富贵权势者以占有和长生不老作为自己的人生观；贫弱者以每日能够获得温饱为自己的人生观……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过活着是一切人的正常人生观。

    但人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的家庭群居性，故而就有家庭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我们因此而能感觉得到一种比我们自己生命更为重要的存在，故而我们喜欢吟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这类的诗句。尽管我们都无力看透自己一生当中的那层“命理”，但我们仍旧会高声吟颂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去维护着那种人间冥冥之中存在的天理，是为彼此内心深处有颗共同炽热的“丹心”从来不曾泯灭过的缘故，于是我们就知道社会民族的生存永续乃人类伦理道德之中的第一要义。

    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血雨腥风和残破的山河旷野里，我们远离着战火硝烟并幸福地享受物质生活，故而我们如今已无法领略文天祥那份“浩然正气”是什么样的一番意境，不知道那颗“丹心”原来是如此血淋淋地悲怜着自己的土地，不知道那最后洒尽的一丝“浩然正气”饱含着炽烈的余晖，不能理解那份对民族的大爱和对自由的希冀。

    古代社会的演绎历史极其复杂，深入而详尽地以今天的政治尺度来论述常使人有如深陷迷宫之中而无所适从。反而不如人在起心动念的霎那间油然而生的那份好恶情感更能直观而朴实地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普遍的人生价值观。

    故无论天地社会如何运作，但就一个民族而言，每个民族皆有自己本民族原始的地域，皆不希望被他人入侵掠夺，捍卫自己的地域，为驱逐入侵者而战斗就是人性与生俱来的正义，需要我们在战争之中用粉身碎骨将那一颗“丹心”献出，需要我们在和平时期多一份忍让和爱心，少一份贪婪和残酷。也需要我们在和平时期加紧备战，随时而坚决消灭掉将我们民族可能带入战火的一切内外祸难。

    当一个老外指着你的脊梁骨骂你“东亚病夫”的时候你会生气的。当你看到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的时候你真的会愤怒的。民族大业不是虚无飘渺的。人世间的道德礼义是真的存在的。人的尊严是真的需要我们彼此之间顾及的。

    人类与生俱来心灵就会有着有因外界的变化而表现出喜怒哀乐，“苟且偷生”便是普遍而朴素的人生价值观，选择“活下去”便是一切生灵的普世道德标准和权利。然而，当这个世界开始有了家庭、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之后，人类的普世道德标准就新生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家庭、民族和国家这些母体，人类不分地域、贵贱、民族、种族、宗教和国度，家庭、民族和国家便成为一个正常人人生观里有着比一个人更有生存权的普世道德准则。于是，就有大德者以自己的死来交换一个民族的生存永续，就有大仁者以自己的粉身碎骨来肩扛着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走过那最艰辛的荒年，就会有大义者以自己的赤胆忠心来照耀并凝聚一个民族支离破碎的心灵。

    因为大于人的生存权的便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权。任何个人的生存权都必须让位给民族的生存权。故而一个人存在于这个社会里，以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就自然地担负了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义务，相伴随而生对这个社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理也就随之而定。生死能够顺应这种义理也就顺应了天理，方可谓有自知之明，乃道德仁义之士也。

    文天祥是蒙古大军铁蹄践踏下的哀嚎声里耸立于尸横遍野之中的一块丰碑。于国来说，这是节气，可以使一个民族不屈而再起；于人来说，这是志气，可以使国人记得何谓羞辱而应自强不息；于社会来说，这是正气，可以使人间记得何谓山河破碎而必须互尊互爱。

    死是每个活着的人最为惧怕的。撇开战争等无可奈何的因素，也撇开自身内在不正常等因素的干扰，那么世上能有几人在自己可以掌控并理智清醒的时候选择去死呢？

    死之最难者莫过于生的希望就在自己唾手可得之处，在低一下头颅弯一下腰之间。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并曾先后拒绝了元世祖忽必烈许以宰相之职的诱惑，拒绝了降元的宋恭帝赵显的劝降，也拒绝了被俘在宫中为奴的妻女的哀求。人们在他死后的口袋中发现一首诗，上面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以此向外族人展现自己民族的道德礼义的意涵，以此为自己的民族千秋万代保留着日后再次抬起头颅的勇气，以此来为后世子孙抗击外敌和重振民族自信心注入功力，也以此使我们这个民族保持住了那份使后人不遭别人戳着脊梁骨羞辱地被骂作“贱骨头”的尊严。

    文天祥曾对前来劝降的亲弟弟作诗说：“去年我别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他曾对前来劝降的妻妾子女说：“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我而从贼耶？”又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

    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朝汉青” 便是文天祥对天地之间人生意义的理解，故而作为世间的人来说，他的修为便超越了诸子百家的一切哲学思想。全部孔孟圣学全由天祥来实现了。故而整部元朝人所作的《宋史》只称呼文天祥一人为“伟人”。

    要了解文天祥的伟大，你就必须身临其境。如果你曾经在恶梦连连的战火弥漫里煎熬过数千个不眠的长夜，如果你见过父亲从那刀枪血泊之中悲哀地爬出，如果你见过母亲在那皮鞭抽打之下哀求出一条活路，如果你听到过那断垣残壁的虚丘之野幼童趴在死去亲人身上的哭泣，你难道还不能体味出那份献身无畏的真情实义吗？

    如果历史重来，你我可以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和屠刀的无情而如此大义凛然吗？

    文天祥是武功山域化育给我们这个民族千年难得一遇的精华，演示了什么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试问文天祥不是中华英雄，谁又可以配得上是呢？他岂止只是英雄，他已超凡入圣。

    七．

    文天祥无疑占据中国文明分界点的一席之地，尽管这一席之地就处在那历史文明波涛的低谷。汉民族在自己原有的地域被外族统治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标志着在一段慢长历史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轮番坐庄的局面的开始。而这种轮番是彼此之间用惨烈的屠杀战争来完成的，共持续了670年内（公元1279至1949年，经历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今天政治意义来说，这种轮番坐庄被定义为民族内部战争。然而在当时世人的眼里，这全然不同于以往各诸侯国之间的互为征伐，而是实际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侵略。因为这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社会文明之间（语言，宗教，衣食住行等都截然不同，因为蒙古和满清人的确将汉民们列在最劣等民族的地位上）所以这种征伐和搏杀是含带着民族仇恨而异常凶残。

    事实证明这类的征伐丝毫没有给中华文明带来任何实际意义的进步，反而将中国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推入到极度颠簸之中饱受内忧外患之苦并使文明逐渐沉沦和衰竭，人与社会普世的价值观更加纷乱恶劣。

    与此相反，同期的欧洲社会则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欧洲文艺复兴，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其人与社会普世的价值观是社会资本积累和人文主义，容忍并在统一的宗教思想影响下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和谐统一。

    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才坚定地确立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真的构建好了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对应的社会普世价值观吗？我们如今的社会主流思想究竟信仰什么呢？我们社会的思想家和先进者究竟在如何思考和教化着社会大众呢？我们社会各民族和政党权力集团真的从历史当中学会了斗则两败和则两利的教训吗？我们的人民真的被教化而在起心动念时就自然地开启着那扇让“丹心”照耀世间的天窗了吗？我们的政党成员真的具有优于普通大众的心性修为吗? 我们真的还要继续抱着那种谁也读不懂的“XX主义”继续空转吗？我们社会大众真的不需要我们祖先伟大的道德礼义的人生哲学和信仰吗？村委会真的可以替代古代宗祠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吗？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宣讲文天祥的《正气歌》了吗……？

    一个不了解自己过去的民族，一定也走不好自己的未来；一个不能对贪腐痛下杀手的朝廷，一定管理不好一个国家；一个不讲普世道德正义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混乱而沉沦的社会，一个唯利是图奸妄当道的政权，一定亡国……。这是中国五千年有史文明来的教训。

    武功山域因为蒙古人的惨烈屠杀和践踏曾在整个元朝期间沉寂百年之久，今人们无法想象这么一处荒郊野地却原来是历史记载里的“江南佳丽”和中国文化的“神乡”。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著述的《水经注》一书里这样描写道：“登武阳，观乐薮，峨岭千蕤洋湖口，命蜚螭，驾白驹，临天水，心踟蹰，千载后，不知如。盖胜赏神乡，秀情超拔矣。”

    武功山域伟大的上古文明在经历那次浩劫之后遗留给其子孙后代的遗物只有那座上古神坛孤独地耸立在1918米处的高山上。人们不知道武功山域早在文天祥出世之前就已闪耀着众多的文明光环。不知道这里的古代文明曾发达到享有中华文明“文章节义之邦”、“大乘佛国”、“道教雷霆玄省”、“中国傩文化的天外之天和三苗族故居”、“吴楚文化之源”、“夏布故里”、“花炮王国”、“文物之邦”、“青铜王国”、“中国瓷源”、“国药之都”、“草纸之邑”、“江西填湖广出发地”、“江南煤都”、“剑邑”、“盐埠”和“赣中粮仓”等等美誉。正因为如此，故而唐朝诗人王勃曾登临滕王阁向西瞭望着赣江和武功秀水山域赞叹道：“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人们也不知道这方地域后来在近670年里成为了汉民族优秀文化的思想堡垒。这里正是“秋收起义策源地”、“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国民革命策源地”、“哥老会推翻满清起义策源地”、“推翻元朝统治策源地”和“中央红军第一军第一师诞生地”。武功山域是一处为汉民族争取自由和强盛的中华圣地，许多前辈民族英雄在这里震响起每一声反抗外族统治雷霆，点燃起烧毁腐朽朝代的燎原星火。

    其实一隅山域之所以会成为物产富饶而文化发达的地方，其根源在于其地域民心思想的高洁，其子民世世代代普世的价值观里自然地闪耀着一颗灿烂的“丹心”。

    这里不仅是文天祥的故乡，也是陶渊明、欧阳修、解缙和宋应星的故乡，也是春秋铸剑师干将和莫邪的故乡，也是鞭炮祖师李畋的故乡，也是中国四大名母之欧母和陶母的故乡，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和中国现代物理学开拓者吴有训的故乡，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许多共和国开国元勋在明朝期间的祖居地……。于是，这域子民一路走来的社会历史就是一部“丹心史”。
    很可惜这部“丹心”巨著在过往的变迁中一页一页被遗失着，如今已是残破不堪了。

石屋山人

我认为,此篇文字如与武功山,我的母山那一篇相比，逊色多了！
虽然主题好,用词好,
但文章堆砌史料,有点拉郎配的感觉。
不知道是否同一作者？

[ 本帖最后由 石屋山人 于 2007-9-13 22: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