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忆念章伯钧/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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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忆念章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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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3

　　陆陆续续看了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几篇文章，不由得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也不由得在内心萌发一种对于章伯钧的深深愧疚之情。

　　1948年夏天，由于香港持恒函授学校的关系，我和胡不夷、覃贵晃去香港，经由孙起孟介绍，见到当时正在大陆被迫解散而秘密迁往香港的民盟总部（当时不叫中央）代秘书长周新民（秘书长张东荪当时在大陆）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相符，并由周、李二人介绍我们参加了民盟。为了让民盟组织了解我们的经历与思想状况，我们按要求填写了一张回答各种时政问题的表格。我还写了一篇《如何争取国统区的公教人员》的文章。

　　有一天，我们正在民盟总部和周新民交谈时，章伯钧来了，周新民替我们介绍认识。章伯钧那天穿着夏季西服，但未系领带。他个子不算高，比较壮实，他对待我们十分热情，和我们紧紧握手。我们在他对面坐下后，他说我们填的表和我写的文章，他都看过了。他认为我们是有为的进步青年，欢迎我们参加民盟。并说，可以为我们在香港先介绍一份公开的工作以维持生活。还说你们在这里一定生活困难，我先给你们一点钱，用着再说。边讲话边掏出皮夹，抽出几张十元的港币。在场的周新民给挡了回去，说：“他们的生活，我们来解决。”章伯钧犹豫了一下，说那也好，就把钱重新放进了皮夹。接着又谈了一下他对形势的看法。当时连他们也没想到，解放军会那么快地解放全中国的，他也向我们问了一些安徽家乡的情况。

　　不久，覃贵晃被介绍给东江纵队，跟当时在香港的一位东江纵队负责人走了。因为覃是广西人，还会说东江那一边的话，去那里比较合适。
　　我和胡不夷则被派回内地。走之前，章伯钧、周新民、李相符联合署名写了一封信，让我们去九龙找民盟总部管财务的负责人刘王立明拿盘费。结果钱没拿到，还听了刘王立明对章伯钧的一番数落。

　　在我们接触章伯钧之后，回到当时南方学院负责人林焕平为我们安排的住处———中华音乐学院香港办事处时，一位天天在民盟总部教一两位同志学俄语的姓蔡的同志即赶到我们住处，他跟我们说，在民盟里，周新民等是左翼，章伯钧等是右翼，他除了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他见到优秀青年都想拉入以他为主的农工民主党里，叫我们对章伯钧要警惕一点。

　　我们先后听了这位姓蔡的同志的叮嘱和刘王立明对章伯钧的揭短，加上凭对人的第一印象，我也觉得章不如周长得清朗儒雅和待人的亲切家常，有如家中长辈，因此就不仅不打算由章给我们在香港找工作，也没再主动去接近他。
　　解放后，我也只和周新民通过一次信，告诉他：我解放前参加了皖南游击队，解放后在中共宣城地委机关报《时事新闻》社当副社长兼副总编等等，他回了一信，表示欣慰，嘱我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工作。
　　我没有给章伯钧写过信。以后由于自己老没长进，也就连周新民也不联系了。只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和孙起孟老不时有所联系。


　　1957年，我在安徽省科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一摊子的工作，中共整风时，我经不起组织上的反复动员鸣放，讲了一些话并向党中央写送了一份《打倒宗派主义的三点建议》。反右开始，章伯钧、罗隆基等首先挨批。有人知道我和章伯钧曾经有过接触，又对章伯钧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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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便动员我揭批章伯钧。我说：“我做不了鲁迅，从来不打落水狗。”不久，省里开始反省里的右派了，对我当然不会放过。主要罪状就是那三点建议，尽管党中央办公厅给我的回信是“留作参考”。我拒不揭批章伯钧当然也是罪状之一。


　　如今看了章诒和那几篇文章之后，我第一个想法是，大右派还是比小右派好过，小右派被送去劳教，不少死于劳累与饥饿。我只是少数幸存者之一。而大右派虽然丧失了官职，但照样有好房子住，有专用汽车坐，有好的物质生活。而我更多更大的想法是：我真后悔没在香港进一步认识章伯钧，进一步接近章伯钧，因为章伯钧其实是一个有很好的素质、很高的水平、很丰富的知识、很了不起的见解、很有勇气又很顾大局的人，是一个兼有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素养和西方民主自由意识、并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的人。我想，我要是当年听了章伯钧的话，先在香港工作，以后随民盟总部到北京，或继续留在香港边工作边从事民盟的活动，那就将是另一个样子的我了。

　　当然，如果解放后我在民盟总部或在章伯钧当社长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工作，中共整风时，我也不会是十分省油的灯，反右时，我也定会打成章、罗联盟的马前卒，日子决不会比我在安徽的日子好过。而如果一直留在香港，那就不知会是什么样了。

　　我如今深深觉得：一切历史人物恐怕都该对其深入地全面地研究，而研究的前提是能让各种各样的有关人物从自己的角度去提供各种各样的真实史料。在充分掌握全部情况之前，不宜只相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

　　应该说，对不少历史人物，尤其是对近代与现当代的不少历史人物，做最后结论都为时过早。

　　我建议大家看看章诒和写的那几篇文章，我相信一定会使人们得到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启迪。

□郭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