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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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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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平

　　　　　　　　　　　　　　　　　楔子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闪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那样，能从咖啡杯中的积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似地读出运动的含义；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的战栗之后，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共和国列车靠着炉膛边挥洒的理想与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皇出逃……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社会生活的辞典，并以一种不可理喻、颇似邪教的强大力量，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将我们的国家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多次指出——

　　“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些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57，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
　　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的门坎？
　　1957，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
　　亦或是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一个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为此，接下来，后人们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58年。
　　如同我们愧对1957年一样；
　　我们也愧对1958年。
　　关于它们，直到今天，在出版事业花团锦簇空前繁荣的国内，也依然未见一部正史。
　　我只能在岁月的河床里挖掘出一些残简，它们显然色块斑驳，线条粗扩，少了理性一气呵成的明澈、意象如镂似刻的细腻；有的还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似乎与1958年若即若离，离1958年忽近忽远。但它们铺陈一体，却能在历史迤逦而又风烟迷漫的长廊里，凸现出我眼里的1958，一个大约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1958，一个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的1958……

　　　　　　　　　　　　　 纷纷抖去身上的虱子

　　1958年，在中央统战部，开年的头一件事，大概就是会同中组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选择了96名右派分子作为典型，拟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
　　加上十几天前结束的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归中央处理的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已经达到了200多人，其中除三位政府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外，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九三学社中央主任委员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人。在这200多人里，绝大多数被撤职、降职、开除公职，直至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
　　这年的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连着召开会议，像抖去身上的虱子一样，纷纷撤去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者的职务。以民盟为例，5个副主席里，被撤职的有2名，中央常委里被撤职的几乎达到了一半，在中央委员里，这个数字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只有2万多人的民盟，却有5000余人因划为右派而遭致各种处分。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关于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的决定上，盖上了自己神圣的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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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政治家，即便在旧中国的政治风浪里也表现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钧、罗隆基，从此消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里。除去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空职外，两人所有的职务均被免去，开始了漫长而又郁闷的家居生活。章伯钧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按这级别，仍有小汽车配备，仍住原来的住房。罗隆基因为态度不好，工资由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仍住乃兹府胡同。
　　像一封受了潮的爆竹，两人再也不争吵了，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奈、枪然的苦笑。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感，还有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双方都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请他们和其他几位老友，轮流作东聚餐时，两人都答应了下来。
　　此后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两人常常见面。餐桌上，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诗画古玩，从旧时野史到朋辈逸闻……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来，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汩汩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受冤的屈原的罗隆基，也不会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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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撤职前夕的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召来章乃器，在西花厅谈了一次话。对于后者，周恩来不可谓相知不深，作为当年深受共产党人称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章乃器去安徽主持该省财政，正是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协助在此活动的新四军的嘱托；建国以后，他在担任粮食部部长期间，工作勇于负责，多有建树，除毛泽东多次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周恩来也组织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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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了伯钧、隆基两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材料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撤职后的章乃器，决意要履行他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将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释卷，读了大量的马列毛经典著作和各方面的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此外的时间便花在了强健体魄上：气功，腰腿八段锦，每天还坚持做25个俯卧撑，又在浴室里摩擦全身二千多下，他的气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一呼一吸的时间可长达数分钟，一般的运动员也难以企及。他曾把自己对气功的领会写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条件时再整理出书……

　　　　　　　　　　　　 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分子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
　　次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

　　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据说将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的实在人数，已近百万。
　　与中央统计数字相距如此之远，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春夏两季，不少地方面酣耳热，兴致未尽，又搞了一次反右斗争“补课”，强调“深挖细找”，给补划了一批。再就是当时作为右派给批了，处理了，却没有正式上报，乃至在档案里根本不见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热，九死一生，当的却是一个冤冤枉枉的右派……
　　真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上至省部级干部，全国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青海省省长孙作宾、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等。连历来被誉为钢铁长城的人民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全军共有7000多名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下至大专院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为此有文件下达，要把已划右的小学教师的70％，调离学校，大约是想着不能让他们污染了孩子们的心灵。
　　北京大学现今的一位教授，反右运动时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班上该划右派的学生的材料报到系党总支后，对其中几个学生是否划右，党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会议。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伊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却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校党委书记陆平，常务副组长是一位副书记，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
　　“这还用讨论吗？”
　　那位副书记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在某人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张支票，一个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如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17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家里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对此类学生，在会上可能会引起几句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外，一般是越划脑子越热。
　　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麇集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罗隆基教授已作前车之鉴，因划右不力而被撤去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从国家中央机关调来的陆平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这份高度信任呢？
　　这位教授记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右斗争的“补课”里，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6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19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却成了他们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奋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这座祭坛的供品……
　　陆平终于发现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
　　“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名右派了，得关问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的处理，一般是三种情况：最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严重的，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一到三年后根据表现回校恢复学习，北大的许多右派学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门头沟煤矿，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数问题被视为轻微的，在学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我曾听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个山区县的一所小学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个右派。本来恍若桃花源中人，半个月看一回报纸，吃菜去墙边的地里摘，春天屋里也能爆出来春笋，夜里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只有难得地开上一次会，校长才会拎来一个擦得锃亮的汽灯……日子过得古老而又简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于他们，犹如天外太空一样遥远。
　　与文明有遗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整人的运动，便难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准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来越是激烈。
　　4个人里，有2个是在一次会上给县教育局提了几点意见，概括起来是县里领导对山区小学不关心。一个人是因为上课时忘带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见乡长坐在椅子上正搂着他新婚的妻子亲嘴，犹如乡长搂着的是根木头，他不动声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脚后跟不争气，碰响了门边放着的杂物……再一个教师，屡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评一个吊儿郎当、已经留了两回级的学生，这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把手枪，写明要开枪打死他，他愤而撕掉了这页。可他还是被打中了，开“枪”的是这孩子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
　　明白这一切的校长，对“温情主义”的后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了右派，可一进入1958年。他又满脸皱纹深得几近可以给萨达姆总统做战壕了，按县里下达的“补课”指标，学校又摊上一个。
　　大约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教师上门来向他汇报思想，这年轻人一年半前由地区师范分来这里，刚来的第三天便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里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要以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为榜样，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识，化为春日满山嫩黄、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区孩子们无邪的心灵……
　　望着这个真这样做了的年轻人，校长晦暗的胸间，陡然也璨开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轻人来跟前坐，这份少有的亲热，让对方一时间手足无措。他说：
　　“来，你来帮我出出主意，看这一个‘补课’指标给谁合适？”
　　校长扳着指头，一一点过：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硬得似铜墙铁壁，就是人老实得像榆木疙瘩，山区里各方面条件艰苦，要撑持住这小学，还得靠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个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年轻人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睛里也一下光莹莹、热乎乎的，鼻子里却有些酸楚：
　　“校长，要不，这指标……给我？”
　　校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如同他紧紧地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过你还只有二十几岁，吃点苦也好，就算是党组织在考验你，等事情过去了，最多两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要让你入党！”
　　次日，年轻教师被乡公安特派员押送去县里，从此他再没有回来。
　　校长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个偏远的矿山劳动，从那里他还寄回两封信来汇报思想，以后便没有了音信。几年后，有人告诉校长，他在采矿时被矿石砸断了腿，成了残废；校长又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他并未成残废，只是人疯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县城……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里，我们可以发现校长虽不打算做一个“温情主义”者，却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除了被逼无奈外，校长一定还有原因。而这年轻人，显然是属于50年代中国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像凤凰涅槃一样，他们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但前面毕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会的阴沟，能够让他们有决心走进一场苦难的，除了一种变形的、苦涩的追求外，也一定还有原因。
　　这两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们对于反右斗争的酷烈，和一旦沦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估计不足。
　　纵观反右斗争开展以来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右派分子的定性与处理，有一个调子越来越高的过程。即便是在斗争形势灼热得七月流火时，毛泽东本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仍表示：
　　“对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他们这一回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用治病救人的态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办理，1957年，固然还是共和国肌体上的一块溃疡，但对于中国的当代史，决不会像现在这般惨重。可此后的调子便日趋激烈了，最后一锤定音的，是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讲话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专政对象相提并论，简称：地、富、反、坏、右。
　　安徽那位闭塞的山区小学的校长，和他手下的那个年轻的教师，开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风雨交加之时出了一趟远门，虽然泥泞路滑，寒意沁骨，却总有回家换上干衣、喝碗热汤的时候；
　　就是在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里，无论是送去门头沟挖煤的，还是留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跟班学习的，心灵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尚未到几乎爆炸的地步，绝大多数人在为自己不经意间犯下错误而痛心不迭的同时，也十分轻易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认错误，并在艰苦的劳动里去改正错误，“上帝”就不会抛弃一群迷途的“羔羊”。
　　一位当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学者告诉我：倘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一旦走上社会，好似灌香肠一样，我们命运的一节节“肠衣”里，得结结实实地填塞进那么多苦难，恐怕在离开学校之前，就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活下去……

　　　　　　　　　　　　 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

　　1927年，松涛苍茫的井冈山。
　　湘赣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就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上初中都未读完，但在眼前这些肤色黧黑、手脚粗大的劳动者中间，自己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选票结算出来后，他当选了，岂料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能当书记？！重来，重来……”
　　结果选了曾在印刷厂学过徒的谭震林当书记。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主事的还是陈正人，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
　　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都被自己人处决了，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讲话有条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1期）

　　不仅仅在江西苏区，30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主义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锐减为5000人。即便是进入了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
　　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明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见受刑人的惨叫……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解释一切，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道“左”为何物；
　　“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愈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就此表示过一句歉疚……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
　　要了解20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劳动改遗与劳动教养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显然享有很高的“礼遇”。大约能够赋闲家居的人还会有一些，但对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这一“礼遇”不要说成为现实，就连起了这一念头，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样荒唐——
　　曾被胡乔木以“三顾茅庐”似的热情给请下山、又被各民主党派公推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总编辑一职被撤的同时，工资也取消了，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长城脚下的西山农场放羊。他位于北京厂桥棉花胡同的家虽还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再度新婚了，而且就携新郎住在他家的南屋……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全国的整风形势向着反右斗争的方向根本逆转。这天看过社论后，储安平去见章伯钧，作为《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当初正是章伯钧带着他去报社走马上任的。也反复读了这篇社论的后者，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坎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腾的话语，简捷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彻之光。在储安平的缄默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虽“大隐隐于市”不成，储安平却真超脱了——“小隐隐于野”。他似乎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间，放下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阵阵伴有无名野花清香的风儿，穿过苹芋的草浪，吹拂着他手中的书页，也摇落了他一个个神凝气定的日子，以致于两年后调回机关改造，他还梦寐着草场上的时光。有一天，他捧着一个装满鲜奶的铁罐，突然敲开了章伯钧的家门，后者不胜惊讶，他脸上的神情却宁静而又高迈，恍若一个托钵云游的道人：
　　“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奶，这羊是我自己养的，奶也是我亲手挤的，你拿去喝吧……”
　　总体上说，零零散散处置的只是少数。
　　从1958年春天起，相当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农场监督劳动，或是劳动教养，其中名声远播的是靠近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兴凯湖，天津以东靠着渤海的清河农场。在国务院系统，仅一批发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在清河农场，仅文艺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美学家吕荧、作家孔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盛长、赵慧娟……全农场共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从事着最繁重、最粗砺的劳动：伐木，烧炭，翻地，开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七八个人一组，在荒原上拖着爬犁，上面是重达上万斤的粗大原木，横面上有着美丽的花纹，说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民大会堂铺地板。一株株上好的木头送进一座座炭窑，未等熄火，右派们便得进去抢运木炭，一进窑门，一股燎人且窒人的气体一下将人给包裹了，身体好点的，搬了木炭出来，抓起把雪擦擦脸，猛呼吸几口冷冽的新鲜空气，又再进了窑里；身体差点的，一下便晕倒在地，大伙儿赶忙抬出来实施人工呼吸。有的抢救过来了，有的就这么带着一脸烟垢炭屑地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机翻出一块块沉实似水泥板的土地，右派们按照命令，将荒草一面朝下，一块块地架起来，再点火烧草，以烟熏土，当地称之为熏肥。结果，草烧着了，土块里含的冰也融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来，火渐渐熄了，深藏在土块里的草根仍损伤无几，来年春天，这些土块打碎了翻进地里，等于给草更大面积地播了种。难怪号称北国粮仓的机械化农场，那几年却年年瘦骨鳞峋……
　　生存在最卑贱、最低微的境地。
　　在法律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本有着严格的界定，可在1957年以后，法律渐渐沦为了纨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谁去当真，谁便泡在了少女痴情的泪水里。在它们真实的意味上，这时，分别在西北高原和渤海之滨教养的从维熙与张贤亮，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副。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别的，一个强制剃光头，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是“二劳改”（从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将我们集中在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的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看来我们似乎高于正式的劳改犯人，可是自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啊！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去争取了。

　　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8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

  “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1960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12个小时是正常的。1958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18个小时。（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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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够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流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水里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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