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锡与神州国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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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锡与神州国光社
<<文史精华 >>  周英才

一 20世纪初的1901年,有广东顺德县人氏黄节、邓实,他们在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大背景下,以提倡国学,保存国粹,发扬民族气节为宗旨,创办了一家书画碑帖印刷出版社,地点在上海市河南路60号,大量刊行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题为<神州国光集>,故该社的名称便叫"神州国光社".


秉承庐陵气韵谱写爱国诗篇的王礼锡 [兰台世界 Lantai World] 陈维裕
王礼锡,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上的一位杰出的战士,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政论家、社会科学家.

论王礼锡的爱国主义精神--纪念爱国诗人王礼锡诞辰一百周年 A Comment on Wang Lixi's Patriotism [鄂州大学学报】
<<鄂州大学学报 >>2001年02期
石蕴玉
2001年5月11日是杰出的爱国诗人王礼锡的百年诞辰.本文回顾了王礼锡为国家振兴、民族解放孜孜奋斗的一生,突出表现了其感人肺腑的爱国深情,以供今天的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革命者追思缅怀.

老舍和王礼锡、陆晶清夫妇Lao She and the Couple of Wan Lixi and Lu Jingqing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01期
史承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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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以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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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农

陈铭枢，1889年出生于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在40岁之 前，他由粤军第一师的下级军官逐级擢升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师长、代军长、第十一军军 长和蒋介石南京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可谓戎马半生。在1929年出任广东省省 主席后，陈铭枢于翌年出资接管了颇负盛名的出版机构——神州国光社，并网罗了一批在政 治上与其意气相投的文化界人士为其经营。从此以后，陈铭枢以新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政治 舞台，而他所领导的十九路军（由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改编的）也因思想转变，参加上海“ 一·二八"抗战和发动福建事变而闻名遐迩。十九路军和神州国光社，一支军事力量和一个 文化团体，在陈铭枢的纠合下，演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有声有色的一幕。
　　
　　一
　　
　　十九路军原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军队，它源于孙中山领导的建国粤军第一师。19 26年，作为“铁军"即第四军的第十师，参加了北伐战争，战功卓著。1927年1月，在武汉被 扩编为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接着，这支部队参加了武汉政府的第二期北伐。大革命 失败后，他们在继任军长叶挺的率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但在起义军南 下途中，由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带领脱离起义军投靠到蒋介石阵营，在福建重建第十一军，迎 回陈铭枢任军长。后来该部入粤，参加粤桂军阀混战。1929年，国民党对军队进行整编，十 一军被缩编为第六十、六十一两师，由蔡廷锴、蒋光鼐分任师长，陈铭枢专任广东省主席。 1930年8月，他们因帮助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有功，被扩编为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 、蔡廷锴任军长。在追随蒋介石参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十九路军是其非嫡系队伍 中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长期以来主要是在陈铭枢的统率下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因此逐步形成了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组成的领导核心。
　　1930年冬，十九路军受蒋介石的驱使开赴江西，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剿共"战 争，结果损失惨重，伤亡达3000多人。这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与此同时 ，蒋介石的统治秩序业已确立，专制统治日趋强化，反动本质暴露无遗。蒋介石与国民党其 他各派政治力量，以及与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争夺权利、瓜分地盘的矛盾和撕拼也愈演 愈烈，正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十九路军将领对蒋介石政权由希望逐渐变得失望，他们开始 认识到南京政府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过是打着“国民革命"招牌的买 办专制政权。于是，他们对自己前一阶段所奉行的拥蒋反共政策也产生了怀疑，痛感前景的 悲观，急于寻谋一条新的出路，以期有新的发展，并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这种 要求在陈铭枢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陈铭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他在担任南京政府 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吴稚晖是挂名主任），就结识了一批政见各异的文人政客，其中 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是王礼锡。王礼锡是江西福安人，他与当时任南京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 组织处长的段锡朋是同乡和同学。正是由段的引见，王结识了陈铭枢。陈铭枢后来回忆，“ 乍见之下，便为他的丰采倾倒；由于思想气味相投，大家从此便成莫逆之交。"
　　王礼锡出身于一个封建的诗书世家，打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学生时代 编过《绿波》等文学刊物。他在其自传中写道：“1923年以后，始从事于农民运动，1926年 与毛泽东、陈克文等在武汉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因意见不合而离开武汉。1927年特别 委员会成立，我对整个局面失望。以后随十一军入闽，曾回上海办报，曾在南国艺术学院教 书。1929年到北平办学校，与学生百余人从事于为工人本身利益而组织的工人运动，北宁、 平绥、平汉各路，唐山矿、塘沽各工厂的工人自己的工会先后成立；后以受打击南回。南回 后，决心从事理论研究。” 王礼锡在自传中没有写的是，他还一度参加了段锡朋组织的拥 蒋反共团体AB团，后因政见不合，很快就脱离了，并和段断绝了一切政治联系，转而同陈铭 枢建立了生死之交。1930年陈铭枢接办神州国光社时，正是以王礼锡为实际的主持者。陈铭 枢回忆：“从接办‘神州’起直到福建人民政府阶段，则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
　　神州国光社是广东顺德人邓实、黄节（晦闻）在1901年创办于上海。因印行《神州国光 集》之故而定名为“神州国光社"。当年，在反对清朝满族统治的背景下，该社以提倡国学 、保存国粹，发扬民族气节为宗旨，大量印行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同时又 利用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珂罗版，影印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真迹，以达“悉古人之真迹"， “悉古人之精神"的目的。这些出版物在清末民初，大受欢迎，“神州"亦兴盛一时。迨至五 四运动后，新文化潮流蓬勃发展，“神州"的出版物因不合时宜而逐渐滞销。到了20年代末 ，更趋萧条，不得不“挂牌"出售。
　　陈铭枢与神州国光社本来就有一定的联系，他在出任广东省主席时，就延请“神州"的 创始人黄节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这时，经陈的另一位好友黄居素和“神州"当时的主持者 画家黄宾虹商定，由陈一次出资40万元，正式接办神州国光社。陈铭枢自己后来说：“在接 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从此，确立了“神州 ”与十九路军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神州”也就开始了由一个出版机构向文化团体和政治 派别的演变。
　　
　　二
　　
　　陈铭枢接办“神州"后，请王礼锡主持，负责“神州"的出版方针和具体的编务。王向陈 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的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 "陈也因不满现状，急着想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因此“欣 然接受"。实际上王和陈当时关于“左翼"的概念是很含混的。这从“神州"函授学会的教授 名单中（陈铭枢说：“这些人多为‘神州‘的基本队伍，一部分为特约编辑"），就不难看出 ，实际是左中右混杂。名单如下：
　　王礼锡　陆晶清　胡秋原　陈望道　谢六逸
　　陶希圣　蔡若晖　汪辟疆　宗白华　钱君稥
　　彭芳草　孙福熙　孙倬工　张资平　张栗原
　　梅龚彬　漆琪生　朱雪影　王亚南　庐 隐
　　王　易　顾颉刚　胡　雪　徐　翔　赵达君
　　陈子展　陈国强　费　陀　伍蠡甫　孙寒冰
　　李长倬　章依萍　徐　英　方天白　李　季
　　欧阳予倩
　　这批人在当时大多有过与王礼锡相近的经历或感受，当时在政治上正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无所适从。正如王礼锡在其主编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所写的：“我们主观地不标榜一 个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因为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 。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 "。也就是说，他的指导思想是使“神州"和《读书杂志》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人们 可以各抒己见的舆论阵地，而一切是与非，都由读者自己去选择和判断。由此看来，“神州 "本身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它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介绍主张的刊物"，但在实际上， “神州"的主持者正是想通过自由争鸣，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要求的道路，并逐步使越来越 多的读者也接受这条道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在此方针下，“神州"编辑出版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和文艺书籍，其中左翼作家撰写或翻 译的书籍占的比例最大，甚至有不少是马列经典著作的译本。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傅东华译）等。还有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汪馥泉译）、《唯物史观》（梅龚彬 、徐翔译）；普列汉列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洛莎与辩证 唯物主义》（杨东莼译）、波卡洛夫的《唯物史观世界史》（方天白译）、河上肇的《通俗 剩余价值论》、石川准十郎的《资本论概要》（钟鼓熙译）、高昌素之的《资本论大纲》（ 施复亮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严灵峰译）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郭大力、王亚南译）等等。除编辑出版各类书籍之外，“神州"还主办了《读书杂志》 、《意识形态月刊》、《文化评论》、《文化杂志》、《微音月刊》、《读书与出版》等刊 物，组织了神州函授学会和神州读书会，与读者建立一定的联系。其中，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最大的是《读书杂志》及其发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读书杂志》1931年6月创刊，每期有4 0多万字，1933年9月停刊。开始是由王礼锡、陆晶清夫妇合编，1933年3月，王出国后，由 胡秋原主编。该杂志自创刊号起，每一期都要重印，最多时订户达到2万册。
　　王礼锡等虽然一再标榜不偏不倚，但实际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不时要表露出他们的政治观 点。他认为：“现在已不是单纯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式的农民暴动可以夺取统治权的时代 。同时现在也不是焚书坑儒独夫专暴式的统治可以镇压革命的时代。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 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 的新途径的时候。"而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就得了解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抑是资本 主义社会？”就得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如何？就必须回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 一个什么阶段这一先决问题。“于是中国社会史问题，遂逼着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们以斗争 的姿态在思想战场上出现。"（王《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王礼锡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在 其自传中引用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写道：“为了确立革 命的理论起见，在所编的《读书杂志》中，倡‘中国社会史论战’，使一切有党派、无党派 之意见，皆得与社会相见，任读者自由选择。"可见，发动中国社会史论战，反映了“神州" 成员不甘寂寞沉沦，企图在国共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尝试。
　　社会史问题论战持续了近三年，《读书杂志》前后共出版编辑了四辑“论战特辑"。参 加论战的既有从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彭述之等，又有改组派的陶希 圣等（后成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也有一些进步的教授、学者如周谷城、王亚南、陈望道 、杨东莼等。“神州"的王礼锡、胡秋原、朱伯康等也积极撰文参加（王礼锡是每期都有文 章）。著名的共产党人张闻天化名刘梦云，在《读书杂志》第一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45 000字的长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用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批判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等关于帝国主义与 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的观点，捍卫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 基本纲领。这次论战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在客观上起了明辨是 非、教育人民的作用。但是，“神州"一班人却并未因此而找到他们企求的出路。他们认识 到解决论战分歧的关键是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但终因阶级立场的局限，往往是以唯物自 居而时常会落入唯心的魔窟，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陷入一种无名的苦恼之 中。
　　“神州"成员的探索与烦恼，和陈铭枢及其十九路军的处境是紧密相关的。十九路军自 背叛革命后，追随蒋介石参加了连年的军阀混战，官兵疲倦不堪；特别是在“剿共"战场上 接连受挫，伤亡惨重，产生了普遍的厌战情绪。其上层替蒋卖命的结果，始终未得到固定的 地盘，而且处处受蒋介石的牵制，军费无着，减员得不到补充，随时还有被改编和吞并的危 险。在这种情况下，陈铭枢由积极拥蒋开始密谋反蒋。1931年8月初，他从江西“剿共"前线 秘密回到上海，与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密谋，准备由十九路军进占广东 东江和福建闽南，然后三人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和平，武装调停当时正愈演愈烈的宁粤 对立，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局势。陈铭枢还与王礼锡对此计划进行了进一步的策划，动 员王也到江西的十九路军中，一同举事。后来，这一计划因8月17日邓演达的被捕和"九一八 "事变的发生而搁浅。
　　
　　三
　　
　　陈铭枢接办“神州"，给这个无法维持下去的古老书店注入了生机。而王礼锡等人的经 营，特别是借助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更是使这个死气沉沉的旧书店一改而为一个传播新思 想的重要阵地。陈铭枢虽然因支持“神州"而受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宣传赤化"的指责，但他 也因此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宁粤尖锐对立、蒋介石无力自拔的情况 下，他和十九路军因为和广东方面的历史渊源关系，处于调停人的地位。1931年底，蒋介石 迫于“九一八"后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呼声，不得已答应粤方等的条件，与胡汉民、汪精卫 等和解，并将十九路军调戍京沪这一要害地区，陈铭枢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 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神州"一班人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辑出版了长达40余万字的《读书杂志》“东北与日本号"。从国内外 形势、经济、政治、历史等角度，全面地阐述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强 占我东北的野蛮罪行。并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一是号召民众自动地武装起来，与 日本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战争；二是揭露了英美帝国主义假托国联共管的阴谋和伪善面目，指 出，“唯一可以为我们声援的只有苏俄"，主张立刻同苏联恢复邦交，与之建立反对帝国主 义的联盟；三是抨击揭露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镇压民众抗日要求的罪行，尖锐地指出 南京政府是抗日的障碍。“神州"的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拥护，也大大地教 育和影响了十九路军官兵，显示了他们与蒋介石集团在抗战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调戍京沪地区后的十九路军，分散驻在铁路沿线，处处受着蒋介石预先布置在铁路两侧 的重兵威胁。为了摆脱这一处境，也为了履行其一再表达的抗日誓言，他们决定组织义勇军 赴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日。王礼锡为之拟好了出师通电，但是，他们的要求却遭到南京政府的 反对。蒋介石在批复十九路军的请战书时写道：“其勇可嘉，其事必败，千万不可行"当头 浇了一盆冷水。十九路军的官兵基于义愤，不理睬南京政府的阻拦，仍积极筹备，挑选了两 个旅的精兵，由蔡廷锴以“西南国民义勇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计划在1932年正月出师。 正在义勇军组织就绪，出师通电即将发出的时候，上海忽陷于暴风雨的前夜，十九路军遂取 消了长途赴援的计划，将他们满腔的爱国义愤倾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之中。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冲破了郁积人们心头已久的郁闷。同处一城的“神州"一班人既 感到自豪，也愈加振奋起来。他们奔走呼号，从多方面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其中最突出的 是做舆论鼓动。他们凭借与十九路军的特殊关系，不顾日机的轰炸，探听消息，撰写稿件， 排版校样。在“一二八"抗战爆发的第三天，“神州"的《读书杂志》社和《文化评论》社的 同仁就自己出钱，赶印出《紧急号外》，以后又印行《抗日战争号外》、《抗日救国号外》 和《军中日报》等宣传品。这些宣传品短小精悍、及时可信、文辞激烈、鼓动性强。特别是 王礼锡写的时论，号召武装全国民众作持久的抗战；号召举行上海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 ，威胁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统治；甚至号召市民组织市民抗日政府。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 国难当头时的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激进的抗日态度。
　　“神州"成员比其他方面的人士更加积极地帮助十九路军募捐和组织义勇军。这一时期 ，王礼锡成了上海市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每天都有许多人找他打听战况，并反映其他情况。 还有一些民众团体的代表，请他引见十九路军的长官，要求组织义勇军参战。他对来访者都 予以热情的接待，并将民众团体的要求和义勇军的组织情况向当时在沪指挥抗战的蒋光鼐等 报告，帮助沟通十九路军与部分群众团体的联系。他的夫人陆晶清和何香凝、陈铭枢夫人等 一起组织救护队，办后方医院，发起募捐，并多次冒着炮火到前线参加救护、输送慰劳品。 “神州"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直接支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
　　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提到的事情是，这期间，“神州"一班人还一度放弃了对共产党人的 不合作态度，他们和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等共同组织了“著作者抗日会"。他们 认为：“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集会" 。所以，他们积极参加了中国著作者抗日会的活动，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中共秘密党 员）和左联的丁玲、郑伯奇、郁达夫等17人当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王礼锡还被推举为常务 委员、宣传部长，负责出版刊物，征集战时资料等工作。胡秋原则为该会起草了《中国著作 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神州"的这一举动，是他们反共立场趋于转变的表现 。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有十九路军的浴血奋战，虽然有全国各界的声援和“神州"的 摇旗呐喊，但终因蒋介石政府的叛卖，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结束。英勇的十九 路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双重压迫下，调离京沪，再次被驱赶到反共前线——福 建；陈铭枢不久也在宦海斗争中失意，无奈下辞职，出国游历；“神州"则因宣传救国而获 罪，发行受限制，邮寄受检查，他们赶印的《抗日战争号外》干脆被查封；在淞沪抗战时期 出尽风头的王礼锡，也因言辞“偏激"，而与领导淞沪抗战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一同 被列于法西斯组织蓝衣社的“钩命单"，被迫于1933年春出国。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3 、4期合刊的“编后"中写到：“在黑暗所笼罩下的一隅，本志竟成为不必检查即普遍没收之 品，经过郑重的会议所发布的命令，竟摘出拙作《九一八的清算》一文中反对无抵抗主义的 语句，指为反动。诚然，我们对于无抵抗主义是反动，然反对无抵抗主义者遍中国，是反动 遍中国，固不待本志之人口然后煽动反对无抵抗主义之空气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十九 路军和神州国光社的领导者们，面临着新的思索。
　　
　　四

　　十九路军的抗战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迷幻！有力地驳斥了国 内投降主义者所谓如对日宣战，日本在3日内即可灭亡中国的谰言。“神州"一班人也大受鼓 舞和教育，他们认识到：“中国抗日是能够得到胜利的，假使上海和仅仅十九路军能抵御日 本10余万军队一个多月，则全国的军队，在全国各处发动与日本军队之冲突又是怎样呢？" 所以，“反帝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之出路"，也惟有如此，“才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情。" 这是“神州"和陈铭枢在一二八事变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一二八事变也使“神州"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指出：南 京政府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公债金融之上的。金融资产阶级从其私利考虑，“从来没有主张 抵抗过，并且从来就反对抵抗。"在金融资产阶级看来，只要不妨碍他们营业的安全，打仗 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所以内战他们并不坚决反对，而在上海同外国人打，有碍其金融公债 交易，有碍其统治基础，因此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公债金融资产阶级是 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者"。
　　不仅如此，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一切民主自由都被钳制、扼杀 。凡是反对华洋合作、日支亲善的，都是罪无赦，都要用焚、坑、绑、杀、囚等法西斯手段 加以消灭。“青天白日满地红”成了“昏天暗日满地红"，堂堂的神州成了地狱的再现。“ 神州"一班人面对这仇恶的现实，大声疾呼：卖国的部长、院长和杀人的总司令举起了屠刀 ，“正在出卖我们最后的灵魂"，我们怎么办？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争民主、争自由、 争人权，就必须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统治。这样，“反蒋"成了抗日救亡的前提；“反蒋"成了 实现民主政治的必须；“反蒋"也是“神州"与十九路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总之，“反蒋" 是一二八事变后"神州"与十九路军势在必行的主张。而“反蒋"就意味要推翻现政权，代之 以新政权。对于新政权的实质和形式，“神州"与陈铭枢在此前后曾进行过反复的探讨和大 胆的描绘。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
　　首先，他们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是“由专制主义转变为半殖民地社会"。地主、商人、 官僚同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是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三大支柱。陈铭枢在他为《十九路军淞沪 血战史》写的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无论从半殖民地把民族 资本解放出来，或者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具体地说，新兴的革命 政权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停付一切内外债，驱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破 政治上、经济上的买办组织。"其次，这种反帝政权，既不能是议会政治式的资产阶级专权 ，也不能是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独掌政权。而必须是在民族利益上的统一，包括“农、工、 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青年军人与农工大众、小商人、前进的自由职业 者的集合"。再者，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合中国时宜。其根据，一是中共在反帝高潮时期 ，“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 斗争失坠了重心；"二是中共颠倒了反帝和土地革命的轻重次序，片面强调土地革命。因此 ，他们否认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但又没有明确提出新的反帝政权应该由哪个阶级或党 派来领导。此外，他们认为，新政权在经济上要有统一的组织，要以国家的统制、有计划来 发展社会化生产。并且还要打破地主的统治，实行耕者有其田，否则，“农民的购买力日益 破产，而工业绝对不得发展，经济不得复兴，革命的力量也不得增大。"
　　“神州"和陈铭枢所构想的新政权，以反帝、反封建和发展民族经济为己任，其性质是 民主主义的；它反对由共产党来领导，笼统地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 级的集合，并否认中共在农村创建的工农民主政权。因此，他们实际追求的是蒋介石的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政权——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淞沪抗战的尘埃落定，陈铭枢被蒋介石、汪精卫排挤下台，他在王礼锡夫妇等的陪同下游 历欧洲。据陈回忆：“他们都受到当时在欧洲酝酿的‘人民阵线’的思潮影响"，决心联合 反蒋派系，效仿欧洲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推翻蒋介石政权。回国后，陈与王礼锡、蒋光鼐 、梅龚彬等先后找宋庆龄、胡汉民、陈济棠、李济深、李宗仁和第三党的章伯钧等，筹划反 蒋事宜。于是，就有了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和其他反蒋民主势力发动的“福建事变"，开始 实践他们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五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发动的反蒋抗日运动，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 级企图以武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次尝试。这次运动是凭借十九路军的军事实力和占有 的地盘，以“抗日、反蒋"的口号，号召失意的各党、各派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 神州"的大部分编辑和一部分特约编辑，应陈铭枢之约，先后入闽，参加了事变的筹划和运 作，他们和陈一起在事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第一，他们是福建事变和在事变中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灵魂。首先，十九路军的 领导核心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他们三人在十九路军的发展历史上逐渐形成了自然的 分工，即陈主政、蒋主运筹、蔡主督战。福建事变从酝酿、串联、组织和发动，主要都是由 陈策划的，然后再征得蒋、蔡的同意。而陈的幕僚机构就是神州国光社。陈自己回忆：“福 建人民政府成立前，王礼锡回来参加了各种活动，并在我直接负责的文化委员会任秘书长。 他工作积极，对我的帮助甚多"。其次，他们作为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参与了整个事变发展 过程的运作，福建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对内和对外宣言等重要文件，大多出自他们之手。 再者，“闽变"中曾组织了一个生产人民党，拟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核心和准备将来在 全国展开时用以号召民众。这一政党的酝酿和党纲等文件的起草，都是由陈铭枢和“神州" 成员把持的文化委员会一手安排的。由于在事变中，为了独树一帜，让原国民党人士放弃国 民党党员名义，又迫使另一个以党派资格参加“闽变"的第三党解散，都参加生产人民党， 使之成为惟一的政党，在形式上也充当了福建事变的领导者。
　　第二，陈铭枢和他率领的“神州"一班人，是福建人民政府舆论宣传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还是其文化教育事业的主持者。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随即建立了由陈铭枢兼主任的 文化委员会，王礼锡以秘书长名义实际主持，胡秋原、梅龚彬、黄艮庸、程希孟、欧阳予倩 、彭芳草等“神州"骨干为委员。他们改组原福建《民国日报》为《人民日报》，作为福建 人民政府的机关报，每日出两大张，由彭芳草和胡秋原主办；还改原《新福建报》为《国光 日报》，也日出两张，由任大任为社长；又将原来的“先声通讯社"改为“人民通讯社"，由 陈伟器任社长。以上三个机构负责福建人民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宣传工作。福建人民政府虽然 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文化教育事业仍十分重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文化委员会即派 欧阳予倩筹设中央戏剧院；又命胡秋原、程希孟、林植夫等负责组织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会； 为了扩大文化工作的影响，12月中旬，他们还特地将福建文化总同盟改为中华文化总同盟， 并准备将来在各省设立分盟，各县设立支部，“俾组织普遍化，革命宣传可收广大效力。"
　　第三，他们还是“闽变"中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和“计口授田"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文委会 之下设有民训处和民运处，负责对民众的训练和民众运动的发动。在福建人民政府存在的短 暂时间内，文委会曾先后起草制定了《青年活动会、县市学联会、各校学生会条例》、《农 民会组织大纲》、《农运县区特派员条例》、《农民自卫队组织大纲》等文件。同时，他们 还和经济委员会（蒋光鼐为主任）下属的土地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多是原第三党人士）一道 ，参预了“计口授田"的试点工作。试图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经济纲领，在短期内解决农民的 土地问题，并对农民施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使之成为福建人民政府的拥护者。
　　总之，在进行了新的政权道路的理论探索之后，陈铭枢和“神州"一班人又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他们自己设计的这场创建资产阶级共和 国的实践斗争，成为福建人民政府的组织者和实干家。如果说，十九路军是福建人民政府的 军事支柱的话，“神州"则是它当之无愧的政治灵魂。他们共同导演的这场抗日民主反蒋运 动，是十九路军和“神州"历史上最有声色的一幕。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条件下，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在其企图领导民主革命的历次活动中，所泛起的最壮观的一片浪花。
　　可惜的是，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不到两个月，便在强敌的进攻下失败了。威赫一时的十 九路军因此而瓦解，失去依靠的神州国光社更是一蹶不振。这场历史活剧的主要导演者陈铭 枢被迫再次出国逃亡。“神州"与十九路军的结合与奋斗，成了历史的匆匆一幕。

　　神州国光社备忘录：
　　（1）在最兴盛时，在上海河南路设有总发行所和书库，在新闸路设有印刷所，编辑部 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另在北平、广州、南京和济南等地设有固定的分发行所；
　　（2）福建事变发生前，大部分编辑入闽，定期刊物宣告停刊，仅留少数人员维持现状 ；
　　（3）福建事变失败后，外地的分发行所全部被查封。上海的总部因设在租界，得以保 留，但也遭到蓝衣社暴徒的砸毁，损失巨大；
　　（4）抗战爆发前，“神州"已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无力出版新书，靠廉价出售存书， 维持职工的生活费；
　　（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神州"再次遭受洗劫，从此在业 务和经济上完全陷入绝境；
　　（6）1945年日本投降，“神州"恢复营业；
　　（7）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陈铭枢与史学家翦伯赞接洽 ，“神州"与中国史学会签订合同，在1950年至1954年印行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先后出版了《义和团》（全四册）、《太平天国》（全八册）、《回民起义》（全 四册）、《捻军》（全四册）、《戊戌政变》（全四册）等；
　　（8）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应陈铭枢的请求，对“神州"进行公私合营，并入上海新知 识出版社（后来该社并入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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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王礼锡、陆晶清夫妇Lao She and the Couple of Wan Lixi and Lu Jingqing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01期
史承钧
见：

http://www.afj.cn/bbs/viewthread ... p;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