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体育强国不在奖牌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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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邵建：是否体育强国不在奖牌多少


作者：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奥运金牌屡屡，激起了国人的大国和强国之梦。大国，中国够大的了，在疆域上。强国固好，但如何强，却要看怎么理解。至少这里有两种强大，一种是权力的强大，一种是权利的强大。我个人的看法是，权利强大，国家才能强大。

     这次奥运开幕，我看得有些感触。那数千人如此整齐划一的动作，反反复复。以这样的大场面来呈现传统的辉煌，技术上完成了，理念上对接了，与此同时，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开幕式呈现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美学。集体，如果没有一种权力意志贯彻，也就不成其为集体，而是一盘散沙。因此集体主义美学同时也是权力美学。权力美学可以制造美学上的强大，但，个体在其中，是无以彰显自己的个性权利的。长期以来，我不喜看前德、前俄、朝鲜等国的大型团体操，就因为这美学上的隔阂。跳过美学，说它在理念上对接，盖中国古代的强大，也是权力的强大，否则也不会有秦帝国的万里长城。今天我们可以为长城骄傲，但从无数范喜良孟姜女的个体权利来看，它付出了多大代价！尽管那个时代没有权利概念，却不妨碍我们从历史深处获得这样的认知：权力强大，代价太大，它固可以强大一时，但未必支撑久远。像长城、金字塔那种古典的辉煌在世界范围内大都成为历史的辉煌，而历史的辉煌不是现实的辉煌。

     追求现代意义上的强国，则是另一种路径。不是权力强大，而是权利强大，美国就是一个例子，除非我们认为美国并不强大。这里，权利的强大乃是针对权力而言。权力和权利共处一个社会空间，权力的范围大了，权利就相应小。如果一切属于权力，那么整个社会就是权力的天下，它没有权利可言，或者权利仅仅是权力的奴役。这种社会控制能力强，创造能力弱。因为个体的权利处于服从和压制状态，无以发挥自己本有的自由个性；而自由才意味着创造。所以，当年胡适很辩证地告诫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建造得起来的。什么是◎◎？权利在权力面前抬不起头来，就是◎◎。胡适的意思可以这样转换：没有个人的强大，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国家本来就是由个人构成的。因此，所谓强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强个人、强权利。

    落实到体育上，我们获得那么多金牌，的确强大。但不要忘了，我们的体育是国家体育，而国外一些项目的获奖运动员，靠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或职业赞助。这两种背景并不一样。像前苏联、前东德、前罗马尼亚，都是体育强国（至少在某些项目上）。倾一国之力扶持某个项目，它当然强大。但体制一旦转型，优势也就瓦解。这样的强大，还不如让体育扎根民间，这更符合体育精神。国家体育是精英体育，不是大众体育。用于大众的体育资金更多倾斜于精英项目，这样的强大，代价则是大众体育不容易普及和提高。因此，衡量体育强国的尺度非仅奖牌，还要看整个国家那无数个体构成的大众体育水准。（原载于《珠江晚报》）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邵建)

泥土飞扬

会有多少国人知道我们的金牌是举国之力打造出来的呢??

[ 本帖最后由 泥土飞扬 于 2008-8-18 14:22 编辑 ]

几何不在

本届奥运会至今为止，中国代表团已经取得27金的成绩，暂列金牌榜首位。显而易见，中国的金牌数量还会在接着的比赛日不断增加，并且金牌数量进入前三甲是毫无疑问的，有可能历史性的成为金牌数量冠军。

     北京奥运会无疑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一次胜利，我国在竞技体育特别是奥运项目上拥有各个梯队的大量专业运动员。这个数量庞大的系统基本上属于国家编制，部分项目和少数运动员有商业上不同程度的参与，不过总体上毫无疑问是属于“国有制”的。这也是前苏联以及东欧剧变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竞技体育上固有的体制。这个体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商业化或者基本商业化体制在竞技体育的竞争中基本属于不相上下。



      不管是举国体制还是商业化体制，竞技体育都基本上是每一个国家整个体育板块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能投身其中的全民体育。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主旨之一，也是人类在体育领域中的基石。就现实来讲，一个国家是否是体育强国，不但要衡量这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也要衡量其全民体育水平。

    增强全民体育水平，不但关系到这个国家整体国民的健康水平，还能反应出其国民在精神文明上的多样化。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实力不断上升（我们的主流媒体如是说），在各项分析国家实力的指标上也突飞猛进。但是就全民体育这一块而言，是否也增强了或者增强速度也是这么快，我们没有切身的体会。可能在各种统计数据上，现阶段肯定比“毛时代”要优秀很多。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全民体育在“举国”角度而言也许是失败的。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举国体制在全民体育上最大的贡献无非就是城市中各个居民区中的数量不多的健身器材，每个城市一个接一个大兴土木而起的大型体育中心或者体育场所（对全民是否免费开放以及是否正常开放姑且不论）。而商业化体制对全民体育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带动作用似乎也是更为显著。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各类运动，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的注意力，由此带动人们对于这一运动的热爱和参与。比如中国足球刚进行市场化尝试的最初几年，在拥有职业队的城市大多兴起了对足球的狂热气氛（遗憾的是中国足球似乎还是让人那么不好意思谈及），NBA进入中国市场后又引发了人们对于篮球运动的喜爱。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各种商业健身运动场所生意红火。

     看到中国在竞技体育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但是也同时要看到因为举国体制而在这上面花费的巨大社会财富。而全民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但是我们的国家在这两者的关系上并非呈现合理的金字塔型，而是完全仰仗巨大物质投入而形成的“倒挂局面”。

      竞技体育上的成功的确在意识形态上有一定作用，这也可能是当初国家花大力气在这上面的原因，简言之就是另一种面子工程，或者在此层面肯定咱们的“优越性”以及增加全民凝聚力。在八十年代末，我们的某种理想逐渐离我们远去了，现如今这个社会越来越“务实”，对于是否有必要再在竞技体育上实行举国体制的争论开始出现。特别是最近几年对于“全运会”的争论，以及少数项目开始尝试市场化。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国家还有很多更为切实的诸多民生问题层出不穷之际，耗费巨大社会财富的举国体制是否合适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