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安福三杰

石屋山人

寻访安福三杰
玲子    发表于2007年11月20日 09:31



        相信很多人对于安福——这个江西西部的小县是相当陌生的，但就是这个偏僻的小县，却给当代推出四位名人——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以及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后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然得一笔勾去，因此史称“安福三杰”。这三个人的命运，简直像在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都是小学毕业即进了清华学校，都留学美国，专攻的都是政治学。而且都像是彪悍的顿河哥萨克一样，在旧时代可谓荆天棘地的政治环境里，高举着独立意志之长刀，奔突着自由精神之大马，处处掠起红色的旋风；他们却都无法逃脱新中国57年那场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风暴中，一个个倒在他们曾经无比爱戴的那位领袖的“阳谋”下，悲愤莫名，临终也死不瞑目……。

        一方水土一方人，养育过这些铮铮汉子的安福自然就成了我神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去安福的冲动，但直至今日，才终于成行。自然，不是去为了领略佛、道双修的圣地武功山，也不是为了品尝曾以其“诱人之香，夺席之味”被列入宫廷御膳佳品、1915年还入选巴拿马博览会的安福火腿，而是，去朝圣这三位或许已被许多“江西老表”所遗忘的曾经是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车去安福的路上，心情如那七月的太阳般火热，而满身的汗水竟也让人感到无比的舒爽。
到了安福，下了车，便急急忙忙地打听，结果却令人异常的失望：并没有人几个人知道有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就象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一样。至于有关纪念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的地方，更是无从说起。顿时心情宛如放进了街头冷饮店的冰柜一般，又譬如去约会佳人，但到了约会地，才发现佳人并没有爽约，内心失落得厉害。

       仿佛一位输红了眼的赌徒总也不相信自己的手气会那么差，我继续着寻找。终于逮到一个听说过这三位的，并也知道有个罗隆基故居，但对于其他两位就不清楚了。顿时犹如见到那沙漠中最后的一丝绿洲，更觉得它的珍贵。于是重新收拾了一下心情，直奔罗隆基故居去。
罗隆基先生的故居位于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与中国众多名人故居前门口罗雀的冷清相比，这里显得更加的落寂。故居建于清末，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江南民间庭院风格。院子直面水塘，墙面青砖砌成，垛角前三后四高高耸立，内室全部用木板隔成。在正厅开窗采光处存有“文光射斗”等墨书大字，前檐下还有许多诗词及民俗图画。一切如江南随处可见的书香门第人家。据故居前的文字介绍发现，故居刚刚于2002年才修建，这不能不说略迟了些。但相比其他两位，心头刚刚涌起的些许遗憾便又“嗖”地沉了下去。

       但就在这极其寻常的院子里，却走出了一个令解放前后两位统治者特殊关照的大人物。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书生论政”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恨他得咬牙切齿但却又无计可失，甚至用上了流氓手段想取他性命；而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又幸运地得毛泽东钦点，被定为“章罗同盟”，一举成为中国的大右派。在痛苦郁闷中，于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在他住的“遒兹府十二号”公馆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段里程。

       对于他而言，这样的离去当心有不甘，但倘若生命之神再挽留他几年的话，恐怕他将会遭受更大的劫难。几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个噩梦般的政治运动徐徐上演。先生若地下有知，当会为他此时的离去感到分外的幸运。而在中国55万多知识分子都已被平反，至今却只有他和其他四位“右派分子”头上的“大帽子”却始终未被摘去，虽说在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他称罗隆基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先生公开恢复了名誉。但对于一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不止、问心无愧的先生而言，显然还是略显委屈的。

       参观完这个故居并不需很多时间，也不太累，这而除了我们十分常见的一些先生的资料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东西。倒是这故居的寂寞，正如先生在被赋闲在家时的落寂，一样的令人感伤。或许先生地下有知，亦会觉得遗憾。

        但罗隆基先生至少在“生于斯，养于斯”的故乡还有个地方可供我们怀念，而其他两位先生呢？仿佛夏天的水蒸汽，一下子在他们的故乡消失得无影无终。也许是时间冲淡了故乡人对他们的记忆，但故乡人的漠然，亦未能说明历史对他们的忘却，也唯只有历史，才能真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他，王造时先生，民国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如同他的胃在粗茶淡饭里蠕动一般，他的那颗发达的圆脑袋也一直在国民党特务鬼火般幽蓝的准星间移动。但在凶险黑暗的旧时代未曾倒下的铮铮汉子，却在解放前后三次蒙冤于自己人之下，最终于1971年屈死在“四人帮”的冤狱中。但比其他两位“老表”幸运的是，王造时的冤案于1978年12月得到平反昭雪，错划右派的问题于1980年5月得到改正。 在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悼词指出：“王造时同志解放前热爱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切希望祖国富强，在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王造时同志的一生，不愧为爱国主义人士的一生，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或许，这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了。

        同时，在名人故居星罗密布的上海，亦有瞻仰他的一席之地。这或许让圣贤如大熊猫般稀罕的他的故乡人值得好好去反思一下。

       而彭文应先生，同样是至今五位未被平反的右派分子，现在更是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极其不易。一如他的两位老表，在国民党的暴政淫威下虎口逃生的他，在反右时亦历经劫难，于1962年含冤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句话：“我蒙受了无穷的耻辱，最后总会弄清楚的。”但直到1989年，才由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了隆重的“彭文应同志诞辰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与会的有80多位各方面人士。大家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前的多方面贡献和解放后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称赞“他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 也算从实际上为他恢复了名誉。

         五位所谓的“大右派”，安福就占了其中之二，而安福只是江西一个人口仅仅只有几十万的小山城，从这个比例上看不可谓不小，足以让安福人引以为毫，但这似乎只是我的自作多情。在1957，当他们蒙受了如窦娥般的冤屈非常渴望故乡人的理解时，故乡人却几乎是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质问，他们让故乡蒙受耻辱。如果说当时只是因乌云的笼罩而一时蒙蔽了故乡人的双眼，那么当乌云散尽太阳依旧灿烂后，不知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到底谁让安福在蒙受耻辱？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怀念这些先贤。

          而从今天的寻访看，恐怕是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安福三才子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近现代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写照。
历史的天空依旧热闹喧嚣，所不同的是，与先前如吸食了迷魂药亦或是走失了自己的灵魂相比，现在正处在一个以理性的经济热潮为中心、飞速前进的华夏大地。
但愿“左”的幽灵不再出现在共和国的大地，但愿历史的脚步不再沉重，这或许是众多如“安福三杰”般的知识分子在地下最为企盼的，也是最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最好的方式。
车子离开安福的路上，只见清澈透蓝的泸水在群山间蜿蜒奔泻，满山的竹林和不时从窗外飞驰而过的香樟，在七月热情的阳光下，无不显示着勃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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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石屋山人 于 2009-3-15 22: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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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江西的“安福三杰”（即罗隆基、王造时及彭文应），他们民主政治之素养，铮铮风骨现在没有人不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