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

秋风果

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

北京大学

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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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已注意到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流行的一种与书院教育常相关联，但更有区别的“会讲”、“讲会”以及与书院无关的“会”。事实上，讲会或会讲的涵义要远远超过教育活动。大体上说，除了在书院中定期举行的讲会常常与四书教育有关之外 ，一般在知识分子之间频繁举行的作为知识分子思想交往形式的会讲就不应属于教育的范畴；而具有教化意义的基层乡村中的“会”，则多非以“讲”学为特色，而是以进德相劝为内容。

　　就嘉靖、万历时代而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讲会都与阳明学者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就是“王学讲会”。这些讲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理学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并常常与地方风俗教化发生联系。因而，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事实上，阳明学话语的建立、扩展及在明中后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笼罩，正是通过推行会讲、讲会的形式得以实现的。

　　本文的研究，侧重于作为阳明学知识分子思想交往与话语传播的会讲、会游活动。试图研究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的形成的某些机制和因素。由于这一方面的材料比较繁杂，我们将以几位重要的王学思想家为代表，因为这几位是公认的这一时期会讲活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另为叙述方便，根据当时的习惯用法，我们在以下以“会讲”作动名词，指聚会讲学的活动，而以“讲会”作名词，指会聚讲学的组织。

　　　　　　　　　　　　　一、王阳明与会讲的兴起及王学讲会之流行

　　南宋虽无讲会之称，但1175年朱熹、陆九渊等的鹅湖之会已开后来会讲的先河。故知知识人之会聚讲论，可谓“理有必然而势有必至”，是思想者活动的必然结果或体现。明中叶以后的会讲则更超出一般师生相聚讲学的范畴，成为另一种交往活动；其特点是往往为“定期”的(一月、数月、半年举行一次)、跨地域的(跨县、府、省)、组织化(有会约、名簿、会所、固定财务来源)、网络化(以某一讲会为中心，发展、联络邻近若干讲会)的民间性的自组织文化活动。

　　（一）王阳明与会讲之兴

　　会讲虽盛于王阳明死后，但实肇始于阳明生时的讲学活动。《阳明年谱》嘉靖四年乙酉（1525）条载∶

　　九月归姚省墓。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为期，书壁以勉诸生，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能有生者也。承诸君之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日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使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或七八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义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力繁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这是阳明为余姚诸生定立“中天阁会”的实例，也是王学“会”与“会讲”最早出现的事例。阳明原文见《阳明全书》卷八《书中天阁勉诸生》。此会起因是，由于王阳明虽居山阴(绍兴)，但大约每年至少回余姚一次，省亲省墓。每次停留旬日左右。当阳明归余姚时，常与余姚诸生聚会于龙泉寺的中天阁讲学，旬日之间，得三、四次会。阳明回山阴，诸生便不复相聚讨论。阳明对这种“一曝十寒”的状况深致不满，所以便为余姚的诸生订立了一个定期聚会，约每周一次，内容以“切磋学问”和“砥砺道德”为主。这应是阳明学中最早的“会”。而阳明的《书中天阁勉诸生》可谓阳明学最早的“会约”。

　　王阳明虽通过门人于嘉靖三年（1524）在山阴拓“稽山书院”、于嘉靖四年在山阴立“阳明书院”，但这两所书院皆非为会讲而设。阳明门人邹守益嘉靖五年在广德所建“复初书院”也是如此。惟嘉靖五年安福的“惜阴会”在性质上与中天阁会相近，《阳明年谱》该年条下载∶

　　十二月作《惜阴说》。刘邦采合安福同志为会，名曰“惜阴”，请先生为书会籍。先生为之说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阴时乎?离群索居，志不能无少懈，故五日之会所以相稽切焉耳。呜呼！天道之运无一息者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按先生明年丁亥过吉安，寄安福诸同志书曰∶“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

阳明《惜阴说》载在《全书》卷七；安福古称安成，《寄安福诸同志》书载在《全书》卷六。阳明弟子刘邦采所立的“惜阴会”可能受中天阁会的影响，惜阴会后来影响甚大。不过，在阳明生时，仍以绍兴至余姚一带之会为盛。嘉靖六年丁亥（1527）秋阳明起征思田，将至广西时，致书钱德洪、王汝中，其中有云∶“绍兴书院中同志不审近来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责，定能振作接引，有所兴起。会讲之约，但得不废，纵有一二懈驰，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 绍兴书院当即王艮等人所立于山阴的阳明书院及稽山书院，由此书可见，绍兴书院中当时已有“会讲之约”。而所谓“余姚各会”当即是指中天阁会等。

　　嘉靖七年戊子（1528），思田已平，阳明仍念念不忘家中的会讲∶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来不审同志叙会如何?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少。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

　　德洪、汝中书来，见近日功夫之有进，足为喜慰。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

　　稽山书院在山阴县卧龙西冈，故这里所说“卧龙之会”应指稽山书院的会讲。“龙山之讲”应指余姚中天阁的会讲。这两处会讲竟成为阳明死前最所关心的事体。

　　在明代的国子学中的讲学活动中，本来有所谓“会讲”，与“会馔”、“复讲”、“轮课”共同成为组织教学活动的形式。 从以上王阳明倡导的会讲活动来看，他的主要思想或出发点是认为，对士人而言，“离群索居”往往不免于“懈怠之蔽”，而相聚会讲可收“砥砺之功”，是完全从个体的为学功效（而非社会教化）着眼的。这种会讲活动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如安福惜阴会在嘉靖六、七年时已达到每次数百人参加的规模，且人员来自各邻近乡邑，不独安福本县而已。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会讲以地方性为特色，只是每一地方(县)王学者聚会论学的一种新的形式，与后来跨地域的话语活动仍有所不同。

　　（二）王学会讲之流行

　　王阳明嘉靖七年冬（1529）病逝于江西，此后门人在各地逐步推行会讲。嘉靖九年（1530）门人薛侃在杭州南建“天真精舍”祭祀阳明，“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 这里所谓“讲会终月”是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而每次达一月之久。

　　嘉靖十一年（1532）∶

　　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至是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谥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于时黄绾以进表入，洪、畿以趋廷对入，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余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

从这里看来，当时在北京的这种“日会”已是天天举行的了，这显然与王学学者的多人入京有关系。这个时期南京的讲会也相当流行∶

　　(嘉靖)十二年癸巳门人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炀、黄宏纲嗣讲东南， 洪亦假事入金陵。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辨相绎，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

洪即钱德洪，其他数人也都是阳明弟子。这里所说的“讲”和“会”都是王学的讲会。在两京的讲会中，参加者皆为来自各地的士人与官僚，其成分是完全超越地方性的。加之，两京为政治文化中心，其活动对边缘地方发生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两京之外，王门弟子在各地方也陆续组织会讲。如嘉靖十三年（1534）钱德洪、王畿为西安(今衢县境)定会约讲∶

　　……至西安诸生追师遗教，莫知所寄。洪、畿乃与玑(王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是 年(嘉靖十三年)遂(李遂)为知府，从诸生请，筑室于衢之麓，设师位，岁修祀事。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人分为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为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衢麓为之先也。

嘉靖十三年以后会讲日渐发展，以下只据《年谱附录》略举若干，以见其一般状况。《年谱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载，阳明门人吴仁在余姚龙泉寺之中天阁“合同志会讲不辍，这是继续中天阁的“龙山会”；十八年（1539）徐阶掌江西学政，倡导阳明学，在洪都仰止祠讲学，组织“龙沙会” ，当时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等“与各郡邑选士俱来合会”。十九年（1540）阳明门人周桐、应典在浙江永康西北的寿岩建书院，“就业者百有余人，立师位于中堂，岁时奉祠，定期讲会，至今不辍”。二十九年（1550）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今江苏镇江一带)，延请钱德洪主持教事，王襞等“定期来会，常不下百余人”。同年四月阳明门人吕怀等在南京新泉精舍“设师象、合讲会”，终夕而别，钱德洪本年也曾到会参加。

　　因而，游走四方、参加会讲成了王学知识人的风气。罗念庵文集中有不少王学学者的墓志铭，兹举黄洛村、陈明水二条，以见其一般情况∶

　　(洛村)既归，每岁必放舟青原、玄潭间，与吉之双江聂公、东廓邹公期 会。先会必走书速予与刘君。方兴为后，先兴未慊，或留莲洞，更旬月乃能去。

青原山在庐陵，青原会的情形可见于下节。玄潭在吉水，是念庵讲会的所在，石莲洞也是念庵讲学之所。又如∶

　　嘉靖辛丑某归田，始会明水陈先生于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毗陵，继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阁，甲寅过桐江，……不特定会期拟砚台与怀玉、浙东、青原、玄潭寻访而已。

怀玉在江西玉山与浙江交界处。王学学者在江西、浙江的这种大跨度的频繁游讲，决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仅限于有名的学者。下面是个典型的例子∶

　　泰和肖子天宠，在门十年。近而玄潭、青原、云津之会，远而芝城、象山、江都之游，无不得从；四方君子切摩之训，姻友交游问难之详，无不得闻；婚丧劝相繁烦之节，田庐盈缩弃置之宜，无不得与，这位肖姓的士人是罗念庵的门人，在理学史上只是个无名之辈，而江西的会讲“无弗得从”，即没有未参加过的。他在思想上必然超出乡里和州县的限制，而融进更普遍的王学话语，是无可怀疑的。

　　二、邹东廓与青原为中心的江右会讲

　　其实，在嘉靖十年（1531）以后的二十几年中，诸多讲会中，以江西吉安地区一带讲会规模为最大。吉安府的安福县更是率风气之先。《年谱附录》嘉靖十三年（1534）下载∶

　　师在越时，刘邦采首创惜阴会于安福，间月为会五日。先生为作《惜阴说》。既后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

此处略有误，盖复古书院建在东廓致仕之前。“惜阴会”开始时只限于安福的王学同志参加，隔月举行一次，每次会讲五日。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复古书院建成之后，把惜阴会发展成为在安福东南西北四乡都有“会”，而且每年春秋两次合吉安五县士友在青原山举行大会，使得“惜阴会”已成为该地区讲会网络的总名。

　　(一)惜阴会

　　关于惜阴会，据东廓提供的材料∶

　　敝邑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交砥互砺，甚有警发。

　　嘉靖甲午八月十八日油田彭氏聚惜阴之会于广法寺，其族之长幼预者十有四人，其姻邻预者十有四人，吉水二人，安福十有三人。会五日而毕。

　　嘉靖乙未安成举惜阴之会，中山刘先生自永丰率同志之彦以相切磋。

　　由此可见，嘉靖十四年（1535）以前安成一带的惜阴会已经不是一个会讲组织，而是多个不同层次的不同地点的会讲的统称。如油田彭氏的惜阴会是以家族姻亲为范围，规模既小，层次亦与王学知识人的会讲不同，但仍称惜阴会。由此可见，安福地区在刘邦采带动下组织起来的各乡各族的间月五日会，皆称为“惜阴会”。
　　安福惜阴之会对邻近县邑很快发生影响，各县都起而仿照惜阴的方法组织会讲。如永新的会∶

　　嘉靖乙未之春，永新周生法、贺生谨新、李生承重、贺生梦周约昊天之会，而莲坪甘子、南屏李子主之。时予方学于崇福，乃许以端阳之期。及期，半溪徐侯闻之，慨然曰∶此吾任也。遂肃客于贞寿堂，相与论一体一家之学，申之以嘉善矜不能之说。明日同郡之士集焉，乃会于渊默堂，相与切磋于尚志之辨，申之以易恶至中之教。以地之隘也，明日徐侯率其寮改设于明伦堂，而守御之良、缙绅之彦，以次造焉。……乃仿惜阴之例，间月各会于乡，而春秋合会于邑；置为文会约，相与遵而习之，以无忘良师及乡 先生之训。

“昊天”指永新昊天观，永新的春秋合会应即以此为场所。昊天观还举行过吉安的九邑大会。 乙未则是嘉靖十四年（1535）。这些发展都是在惜阴会的模范下形成的。邹守益又有一书与永新学者刘中山云∶

　　青原未会，遂阙于奉教。五月力疾永新，与莲坪诸公切磋一番，又觉警省，古人以离索为过，信不诬也。……敝邑同志拟以九月举九邑之会，念庵诸公皆许之，敢屈先生为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赖。 此中所说五月至永新当即《书永新文会约》所述嘉靖十四年端阳时事，而又可知十四年秋在安福举行的九邑大会。刘中山确曾应邀参加，故东廓曾言∶“嘉靖乙未，安成举惜阴之会，中山刘先生自永丰率同志之彦以相切磋”。 也证明惜阴会常有安福邻近的士人参加。这都是复古书院建成以前的惜阴会的情况。

　　(二)复古书院

　　有关复古书院的前后情况，邹守益在其集中论及甚多(守益即安福人，号东廓)，如∶

　　往岁丙戌、丁亥，同志举惜阴之会，先师阳明公实有训言，所以揭圣学、昭天德，使人迁善改过，同归皇极之化，甚盛举也。顾间月而会，五日而散，往来无常所，暴寒无常时，佥议须敛众财以立书屋。凡我同志名分已仕未仕，量家多寡而协出之。庶几居肆成艺之归。赖天之福，松溪公惠抚吾邑，慨然以身任之。卜于旧学，用宏新制。…… 然永久之策，非买田以守，则废堕将不免。敢告同盟，共奋出生志，沛然义举，勿吝勿怠。
松溪即程文德，亦阳明学者。丙戌、丁亥当嘉靖五年、六年（1526、1527）。邹守益是吉安惜阴会的主要推动者，他特别注意集资兴立讲学场所。《书书屋敛义卷》所说的书屋即后来建成而成为吉安会讲主要场所的复古书院。而复古书院的建立又基于他在广德时建复初书院的经验∶

　　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复初书院成。先是书院为老子宫直大成殿之后，守益请于巡按桂林杨公、督学光山虞公，以东郊淫祀徙道士居之，而虚其址属诸学宫。二公报可，乃相方定位以宏新功。……于是遴能鸠工，市木备石，财出于赎金或毁淫祀以佐之。经始于乙酉冬十月，越十月而工成。会李氏有田讼，守益以义谕之，愿入田三百余亩于书院；乃请于巡按静斋陈公，公欣然允之，而书院之规可以长久矣。

　　讲会的持续发展需要有固定的可供会讲的场所，而场所又需要有固定的收入以维持。安福惜阴会在开始时尚无书院可以依托，复古书院的谋建即基于此。复初书院之建是有典型意义的，即讲学场所的建立往往需要借助各级儒家官吏的行政权力。“惜阴会”始由刘邦采于嘉靖五年（1526）创立，而其发展壮大则因邹守益推动之力。复古书院的建立可看成惜阴系列会的里程碑。此后江西的会讲便在复古、青原的带动下蓬勃发展起来。

　　《阳明年谱》的《年谱附录》以邹守益建复古书院在嘉靖十三年（1534），但据邹守益自己的记文，安福的复古书院创建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复古书院，松溪程侯之所作也。初毅庵孙侯聚讲于学宫，环听者至不能容。顾迫于城隅，无由充招，乃即四乡为惜阴之会。以间月为期，五日而散。……嘉靖丙申程侯量移而致，……乃躬相度，得旧学基于东郊。……于是酌仕隐以出赀，议远迩以略址，别繁易以鸠工，蓄木者县其材，藏书者县其籍，积产者先其田，众志子来，罔有差池。其冬，彭山季侯自郡署事……，政暇往督其役，复出版籍器用佐之。

　　自嘉靖十五年复古书院建立后，惜阴会即常常举于复古书院，所以邹守益说∶

　　惜阴之会，春秋举于复古，而四乡各间月举之。近复避暑于武功、连山之间，而同志者又延于西山、永和，盖一岁之中家居者鲜。

据罗念庵说∶

　　嘉靖壬寅，余访东廓先生于复古书院。自是丙午、庚戌凡三至。至则邑之乡先生咸至，门人弟子从而列坐者又若干人，相与问难，必数日乃能去。

壬寅、丙午、庚戌分别当嘉靖二十一（1542）、二十五（1546）、二十九年（1550）。邹守益嘉靖十七年（1538）起南京吏部郎中，寻迁至南京国子祭酒，二十年辛丑（1541）解官而归。 故辛丑之后更全心投入会讲活动。东廓说∶

　　吾邑惜阴之会，始于丙戌。复古之创，始于丙申。凡我同会，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逾十年或逾二十年，甚者三十年矣。三十年则为一世矣，十年则天道一变。迩者绪山、龙溪二兄自浙中临复古，大聚于青原，考德问业，将稽老师传习之绪。……自今以往，共订除旧布新之策。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

钱德洪、王龙溪同去参加青原大会，时在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详见下节。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知道，以“惜阴”为名的会讲，其规定是，安福各乡隔月在本乡中举办(但可有外乡外县人参加)乡会五日；春秋则两次举办全县会，地点在安福的复古书院。复古大会后再合吉安府九县(安福、永丰、吉水、永新、庐陵、泰和、永宁、龙泉、万安)的士人在庐陵的青原山举行大会，青原会更往往有赣州、抚州及外省人士参加。上引《惜阴申约》“迩者绪山、龙溪二兄自浙中临复古，大聚于青原”，也说明复古、青原二会相连。

　　安福倡起的会讲得到了江西各地王学学者的积极相应，江西各地纷纷会讲，成为一时的风气，也成了王学学者的活动特色∶

　　聂双江会讲永丰，罗念庵会讲吉水，陈明水会讲临川，皆追悔从前浅狭，有人我见……。

江西的会讲一时成为全国会讲最盛之地。

　　(三)青原会

　　从当时学者的记述来看，青原会应是王学知识人的聚会，与乡会有所不同。关于青原会的由来，东廓曾说明∶

　　嘉靖癸巳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从事于君子之学。东廓子守益谓然叹曰∶兹会也，先师尝命之矣，乃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

　　青原之会，先师尝命之，乃今十有四年，始克一集。

癸巳即嘉靖十二年（1533）。这说明正德末年王阳明在江西时已有会讲青原之议。邹东廓以安福的惜阴会为基础，进而推出吉安的青原会，其动机之一即实现阳明夫子的遗命。青原会始集于嘉靖十二年，到第二年已有相当规模∶

　　嘉靖甲午闰月己卯，同志再会于青原，二百余人。

这次十三年甲午（1534）青原会的影响较大，许多王学重要的人物如聂豹、罗洪先都曾参加。罗洪先号念庵，吉水人，聂豹号双江，永丰人，嘉靖十三年皆曾参加青原之会∶

　　十三年甲午，邹守益大会士友于青原，罗洪先与焉。

　　甲午仲春，聂豹与邹守益暨九邑诸友会讲于郡之青原。

　　前引《惜阴申约》可能作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当时绪山、龙溪自浙江到复古，又大聚于青原，可谓一时盛会。但钱、王参加青原会不止这一次。邹守益天真仰止祠记∶

　　嘉靖丙辰，钱子德洪聚青原、连山之间，议茸阳明先生年谱。

其实江右学者参加的更为普遍和频繁，如∶

　　洛村以孟夏五日会于青原，已转告中山、双江诸君赴之。得乘兴约贵邑同志以温旧学，亦大快也。

　　二十后复古大会已毕，即聚青原，能偕永丰诸同志一切磋之，尤望。

关于青原山大会的会所，据《庐陵县志》∶

　　青原山在城南十五里，赣江之东，……为七祖行思道场，……明嘉靖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宗守仁之学，春秋于此会讲。

　　净居寺，行思道场，……嘉靖间绅士创会馆于寺旁。

　　青原会馆，明正德间，姚江王守仁令庐陵，安福邹守益从游青原山，讲良知之学。其后会讲者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泰和欧阳德，于是青原讲学称邹罗聂欧。守仁继抚虔州，良知之宗，吉州为盛。厥后塘南王时槐、庐山胡直、龙山刘方兴、两峰刘文敏、绪山钱德洪、泸潇刘元卿、龙溪王畿、永新甘采，皆相继会青原。

施闰章曾作《游青原山记》，其中谈到净居寺时说∶

　　寺外荒祠别馆数十间，问之，皆先儒讲堂也。盖自王文成官吉州，数过青原讲学，邹东廓诸公翕然景从，吉州九邑各有馆。缙绅百余人又总萃于一堂。岁会以春秋，留三日，从游者甚众，至假榻满僧舍，弦诵洋洋振林谷，而西江之学名天下。

青原山的净居寺原为行思道场，寺院周边的祠馆便是王学青原会的讲堂。而江西的王学知识人差不多每年都在此“会以春秋”。

　　

秋风果

(四)其他同志会

　　邹守益在主要推动惜阴--复古--青原的会讲之外，同时积极参加江西内外的各讲会。以嘉靖二十八年已酉（1549）前后他所参加的会讲为例，可以看出他的活跃∶

　　新安诸同志春会于福山，在婺源；秋会于斗山，在歙西；全交馆在祁门，亦以迎胥聚，皆甘泉大宰公所命云。嘉靖已酉谢子显率其弟铉、江生山、韩生一之，不远千里，冒盛暑以入复古，切磋两月而未能别。

　　在嘉靖已酉之前新安(徽州)已经有会讲，但徽州士人亦往来江西，参加复古大会，如此处所说谢某等在复古停留二月，不可谓不久。而江西学者如邹东廓也曾赴新安参加会讲∶

　　祁门汪子希文、谢子惟仁会冲玄而归，率郡中同志会于常清宫。复定邑中之会，春秋在范山书屋，夏冬在全椒馆；相与拜圣像、宣圣谕，劝善规过，期以笃实辉光，共明斯学。予游齐云，以谒紫阳，诸友翕然成集。而王子大中。方子汝修请予升东山讲座。……将别斗山，出会约以征言。

　　新安形胜为阜这凡七，……诸同志择其最胜构书院，为藏修之所。紫阳挺秀，五溪会清，左邑右郡，粲然指顾间。甘泉司马尝有训言，绪山钱子、龙溪王子相继有切磋焉。予携王甥一峰、朱甥震、及二儿美、善，与狮泉刘子游齐云，谒紫阳祠，以宿书院。六邑同志咸集，依依不能别。至度会岭，冒雪冲泥，聚水西之崇庆，出六邑大会簿，订轮年之约以征言，首祁门、次歙、次婺源、次休宁，周而复始，期以共明斯学，毋愧于先哲。

“冲玄”大会在已酉，其详见于下节。文中所说“聚水西之崇庆”，又见另文∶

　　水西丛林在泾水之西，上寺曰宝胜，中寺曰崇庆，下院曰西方，宣州同志订以为六邑聚讲之所，绪山钱子、龙溪王子皆迎以主会。周子顺之遣其弟戒之贴予寿言，且订会期，予许以雪舟之约。及期，泛番湖入新安，贡子玄略、王子惟一及谭子见之候于斗山。逾岭以人崇庆，则积雪载途矣。诸友不期而至者二百余人，而戚子补之、张子隆、王子惟贞咸以次切磋焉，七日而别。

这是他参加宣州(宁国府)水西会的情形。他既说钱德洪、王龙溪皆迎以主会，他的此次参加必是在钱、王戊申年订定水西会之后。有可能在已酉冲玄会后顺道参加。

　　次年他又赴袁州的春台会∶

　　嘉靖已酉之春，袁州刘郡守乃即昌黎书院茸旧拓新，将以清秋延予于原道阁，…… 会予赴冲玄之约，不果行。……乃庚戌暮春，予命驾钤冈，游洪阳石乳二洞，以升春台，宿文公祠。郡博胡子、俞子暨四邑之彦切磋所闻，……凡十有八日而归，归之日，诸生谢性之、龙起文、颜端俨等聚而谋曰，凡我同游胥悦胥从，盍绎而改之以戒暴寒之患?乃效《惜阴申约》，订大会于春台，岁以仲春三望为期，凡三日夜方散，每月各以居相迩者为小会，规过迁善。

　　(五)其他乡会

　　在邹守益推动和参与的“会”中，有同志会和乡会之分，在本文的定义中，同志会是指阳明学派士人的讲会，乡会则是指以村社或宗族为基础的更小地域圈内的聚会。在邹守益参与的会讲中，同志会已如上述，乡会则除嘉靖十三年（1534）彭氏惜阴会外，还可举出“葛泉会”∶

　　禾邑之南乡，山环水抱，风气完固，世族相望，庞淳未断。乃嘉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乡吴、龙、尹、张、贺段、洪、周十四姓之彦胥，约于葛泉，以迪德规过，兴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时义，有会誓，有会规，有会条，期以濯摩礼义，同升于固道。每月一会，每姓直一月，至于秋凡八举矣。少长咸奋，强弱所得赋税以时，而盗贼屏息，公庭无讼渎焉。

前面已经说过，安福地区的惜阴会本来就具有不同层次，一种是精英的以讲学为主的义理研讨会，一种是与大众合并的以进德为主的劝德规过会，前者的宗旨在学术，后者的宗旨在教化。后者实际上与宋代以来的乡约活动有关系。

　　王龙溪曾经对邹守益的会讲活动给以特别推崇∶

　　先生生平以翕聚同志为己任。东南学者之会以十数，每会必如期先往、后期而归， 虚受并包，务期奖掖。

这也说明在当时江南的发展讲会方面，邹东廓的领率作用是很重要的。

　　　　　　　　　　　　　　　　三、王龙溪与水西为中心的会讲活动

　　邹守益参加的会讲活动，虽然有论学的内容，如《冲玄录》所载；但更多的是注重道德实践和推行教化。王学中另一代表人物王龙溪的会讲特点,则虽然也强调改过迁善，但更多的则是频繁地与各地朋友进行学术论辩。东廓的会讲活动多在嘉靖前、中期，而王龙溪的会讲则更集中于嘉靖的后期。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过∶

　　阳明殁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屋可封矣。

绪山是钱德洪，龙溪是王畿，二人是王阳明门下最亲近的高第弟子，又皆为阳明家乡浙中人，二人的讲学活动也经常互有交叉。王龙溪曾为钱德洪作《行状》，其中说∶

　　时江浙宣歙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舍书院，随地结会，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

但钱德洪的文集现已遗失，其会讲活动的资料缺乏。因此我们在本节着重研究王龙溪的会讲活动。

　　王龙溪的讲学游旅，往往更有胜于邹守益者∶

　　终先生之身，无一日不讲学、不会友，反复淳切、感孚鼓舞，期于必信而后已。而凡嫌似之迹，或冒而居之不辞。故语其会之所，则有水西、洪都、白鹿、怀玉、南都、滁阳、宛陵，几遍江南之地。而会之人，皆当时同志，几尽一时之英。

　　所至接引无倦色，故自两都及吴楚闽越，皆有讲舍，江浙为尤盛。会常数百人，公为宗盟。公年八十尤不废出游。

　　由“会之人皆当时同志”可见，王龙溪所会主要是同志会，其文集中有十八篇“会语”。宋儒流行语录，盖皆学生记录老师讲学之语。“会语”则是同志会中的讲辞、问答，也不一定是学生所写，如龙溪会语，一般皆由龙溪自己在会后追录写成。《王龙溪文集》开卷即为七卷会语，亦可由此看出会讲在他生平学术活动的重要。

　　王阳明嘉靖七年戊子卒，次年己丑（1529）在北京已经有会，而王龙溪自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起，开始在京中的讲会中发挥影响。据其《在庵王公墓表》∶

　　己丑举进士，时都下同志大倡良知之学，若中离薛君、南野欧阳君、暨同年念庵罗君、松溪程君、双峰华君、柯君及陈君辈，晨夕聚会，究明师旨。……壬辰余与绪山钱君赴就廷试，诸君相处益密，且众至六七十人，每会舆马塞途，至不能行。乃分处为四会，而江右同志居多，每期会余未尝不与。……旧会仍以翰林科道部属官资为序，余请曰∶“会以明学，官资非所行于同志，盍齿序为宜。”君倡言以为然，至今守以为例。

王龙溪、钱德洪为王阳明座下高弟，众以为嫡传。阳明死后二人为之服丧，至壬辰始出。时钱 、王二人皆初得第授官，当然不满于会讲中以官资为序的惯例。王龙溪在为钱德洪所作的行状中也说∶

　　时台谏部院诸同志以吾二人(钱 、王)颇有所闻，议举月会，商究旧学，动以数十。 旧会以官为序，君与予告众曰∶同志为道而来，须以序齿为宜。众曰然。至今相会以齿，予二人倡之也。
前节曾提到王阳明死后不久京中已有“日会”，也就是《在庵墓表》中所说的“晨夕聚会”。而自绪山、龙溪入京后，王学同志的相聚，开始变为有固定形式的讲会“月会”，这与钱、王二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后来王龙溪也说∶

　　京中旧有同志月会，相传已久。近因时好差池，渐成避忌。消息盈虚，时乃天道，不足为异。但吾人此生发心原为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无所待于外。若以时之向背为从违，所学何事。

这里所说的时好避忌必然是指嘉万间主政者对讲学的厌恶和压制。而京中的同志月会即是当初他与钱
德洪等所推倡。

　　由于王龙溪有一个时期在南京做官，他只能在南京一带和来访的友人论学往来，所以在此期间很难在各地的讲会中看到他的出现。王龙溪文集中的会语也多在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之后。另一方面，龙溪辞官后参加的会讲，在地理上的跨度比东廓更大。

　　虽然后来宁国的水西会是王龙溪与钱德洪会讲的一个中心，但龙溪本人更多地是往来参加各地王门友人所主持的讲会。邹守益主持的安成--青原讲会自然是他以讲会友的重点∶

　　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而尤盛于吉之安成。盖因东廓诸君子以身为教，人之信从者众。创复古书院以待来学，每会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参次其间，上下论辩，有交修之益。昔年予赴会所，适值东廓示疾，予往候问，数千里之交，半日证果，遂成永诀。

　　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约，期与东廓念庵诸兄会于青原、白鹿之间。盖以会为学，非敢以学为会也。

　　先生入安成，语三峰刘子曰，……大会中不屑时赴，未免有拣择心在，此一清修中一魔事。先师倡明此学，精神命脉半在江右。江右同志诸兄传法者众，兴起斯会在在有之。

可见王龙溪确曾多次参加安成、复古、青原讲会，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邹东廓卒，四十三年（1564）罗念庵卒，王龙溪更承担起鼓动江西会讲的责任。如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参加江西同心会∶

　　嘉靖乙丑夏，予赴吊念庵君，复之安成、永丰，展拜双江、东廓诸公之墓。回途与敬吾、见罗、汝敬、恭整诸同志会于洪都。……附近同志每月两会，旧有定约。诸君地址相望百余里，会不能数，每岁为四会，季月望为始，以十日为期。……会所以南昌双林寺、丰城圣德观二处为定址。
在这次行程中，他还到白鹿洞书院讲学∶

　　嘉靖乙丑夏，予趋江右之会，回舟南康，入谒洞中，与诸生聚。

以下我们来考察一下王龙溪参与的一些重点的讲会。

　　(一)水西会

　　王龙溪讲学活动的活跃期始自嘉靖二十年代后期即16世纪40年代后期，他与钱德洪推动的水西会是发展江南会讲的一个重要举措。据他的《水西会约题词》，水西会之议始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

　　嘉靖已酉夏余既赴水西之会，浃旬将告归，复量诸友地里远近，月订小会，图有终也。先是，戊申春仲，余因江右诸君子期之青原，道经于泾，诸友闻余至，相与扳聚，信宿而别，枫枫然有所兴起。诸君惧其久而或变，复相与图会于水西，岁以春秋为期，蕲余与绪山子迭至，以求相观之益。余时心许之。今年春，六邑之士如期议会，先期遣食戒途，劝为之驾。余既心许之，不克违。孟夏之望发自钱塘，由齐云历紫阳，以达于水西，则多士彬彬候余已逾旬月。……是会合宛及旁郡闻风而至者几二百三十人有奇。少长以次，晨夕会于法堂，究订旧学，共证新功，枫枫盖有所兴起。邑大夫车岑君，余同志也，以时来督教，邑之乡先生及穷谷之耆旧乐其事之希有，咸翩翩然辱临而观，可谓一时之盛矣。

龙溪此文下有注“已酉夏五月下浣书于水西风光轩中”。“水西会”定议于戊申，而自第二年已酉（1549）开始由王龙溪和钱德洪轮年主持。已酉年值龙溪主持水西会，故有上述文字。泾县属宁国府，宁国又称宣州，水西会实际上是泾县及其邻近共六县的讲会，“水西”则是泾水之西的佛寺区，故东廓说得很明白∶“水西丛林在泾水之西，上寺曰宝胜，中寺曰崇庆，下院曰西方，宣州诸同志订以为六邑讲学之所”。

　　王龙溪在水西讲学次数甚多，其讲学情形在他的集中亦可见仿佛∶

　　每予过水西，远近同志趋会无虑数百人。

　　宁国水西之有会，闻于四方久矣。嘉靖丁巳岁，值豫赴会之期，思畏、国贤、时一、允升、纯甫等迓琴溪道中。遂同游仙洞。薄暮乘风抵水西，则汪子周潭，周子顺之辈已候予浃旬矣。先后至者百余人。晨夕聚处，显论微言，随所证悟，充然各自以为有得。予籍诸友相与，意恳神专，亦惕然不容以自已，信乎此会之不必虚矣。会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会，周潭汪子偕诸友晨细同游，浃旬而解。汪子因次集所与答问之词，执简以请曰∶宁执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会于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几之旨。……

王龙溪会讲的特点是，除了参加各定期会讲外，还在每次参会途中“随缘结会”，而这些随缘所结之会又往往由此变为定期的期会。由于他隔年定期地到水西会讲，所以他在赴水西途中在宣、徽各处所结的会尤多∶

　　洪、畿初赴水西会，过宁国府，诸生周怡、贡安国、梅守德、沈宠、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讲会，相继不辍。

　　予赴会水西，太平杜子质偕同志二十余辈诣会所，请曰∶”质昔闻先生之教，归而约诸乡，立会于九龙。始而至会者惟举业子也，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兹幸见先生，敢请下教，以坚其约。”乃携贡子玄略、周子顺之、吴子崇本、王子汝舟，从蓝山历宝峰以达九龙，会者长少余三百人。乡中父老亦彬彬来集，以一见为快；学究及庵僧先期俱有梦兆以为之徵。会三日，将出山，杜子请一言以示劝戒。

　　宣歙旧有讲会，岁嘉靖乙卯春，予将赴水西，道出九龙，杜子质偕其族党同志若干人来与会，遂迎予入九龙问学焉。惟时精诚翕合，远迩闻风而至者凡二百余人。杜氏父老以九龙地隘，复邀予入杜氏祠以终讲业。

这应当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太平有九龙会”。王龙溪在《九龙记诲》中也提到∶“九龙旧有会，乃先生昔年所订者，请先生复莅之。” 可见王龙溪在九龙会亦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桐川会∶

　　丁丑夏，予赴水西之会，道出桐川。桐川，予旧同志东廓子开讲之所。使君因偕诸学博集新旧诸生数十辈，开复初法堂，晨夕聚处，显参默悟，颇证交修，益若自信。

　　桐川有会久矣。自吾同门友东廓公判广德时肇建复初书院，为聚友讲学之所，予尝三过桐川与诸友相会。其后兴废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兹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径桐川，州守中淮吴君笃于向学，多方挽留，传檄远近诸友，凡百余人，大会于复初书院。既毕会，使君惧其久而复废，因图为月会之期，乞言于予以为盟约。

这是万历丁丑（1577）王龙溪赴水西会途中经广德州会讲并推动建立讲会的情形。而据钱德洪说，他与王龙溪主持水西会，经常过往广德会讲∶

　　至洪、畿主水西会，往来广德，诸生张槐、黄中、李天秩等邀会五十人。过必停骖信宿。

黄宗羲所说钱、王讲舍“广德有复初会”应即指此。而且可以看出，这也是水西会为中心的会讲活动的体现。

　　

秋风果

(二)新安会

　　宁国的水西会之外，王龙溪参加徽州的会讲也很频繁，他还推动了徽州的六邑会讲∶

　　慨惟离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远涉，历钓台、登齐云、涉紫阳，止于斗山精庐，得与新安诸同志为数日之会。

这应当是王龙溪积极参加会讲开始时，故有“离索之久，思求助四方”云云。而且此时新安似未有六邑会。而另一处记载∶

　　新安旧有六邑大会，每当春秋，以一邑为主，五邑同志士友从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化阳达新安，郡守全吾萧子迎曰∶先生高年，得无舆马之劳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洒扫斗山书院，聚同志大会于法堂，凡十日而解。

乙亥虽已是万历三年（1575）的事了。但说明嘉靖时确有六邑大会。

　　新安本有大会，上节已提到东廓曾参加新安六邑大会会讲，实际上王龙溪和钱德洪参与得更加积极∶

　　新安旧有六邑同志大会，予与绪山钱子更年莅会，以致交修之益。初会斗山，后因众不能容，改会于福田。今年秋仲予复赴会，属休宁郡邵生汝任辈为会主，驰报让溪、觉山、周潭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于十月九日会于建初山房。予以趋归之亟，不能待诸友，因出会籍，祈予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与诸君相会，复七年于兹矣。……

甲子为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年后则的在隆庆五年或四年（1570），事实上，嘉靖中王龙溪和钱德洪是轮年赴会新安的，不特甲子而已。这种轮年的安排显然是为了与二人轮年主持水西会的安排相一致。在另一个材料中我们也可看到福田会的情形∶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会。至则觉山洪子偕六邑诸子喁喁然候予久矣。旧在城隅斗山精舍，改卜于此(当指福田山房)，盖四月十八日也。昼则大会于堂，夜则联铺会宿阁上，各以所见所疑，相与质问酬答，显证默悟，颇尽交修之益。诸生讽讽然有所兴起，可谓一时之盛矣。凡余十日而会解。

　　嘉靖无丁丑。按文中又言“斗山相别以来，于今复八九年”，而前引《书进修会籍》明言丁巳赴福田会，以后更年莅会，故以丁巳之后八九年计之，应在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为近。丁丑疑即乙丑之误。

　　嘉靖丁巳（1557）王龙溪曾赴水西，已如上述。这一年他也曾到徽州∶

　　嘉靖丁巳五月端阳，予从齐云赴会星源，觉山洪子偕诸同志馆于普济山房，聚处凡数十人，晨夕相观。因述先师遗旨及区区鄙见，以相订绎。

在赴新安大会前后，他也就近结会，有文记其事∶

　　莲峰叶君素抱经世之志，而化始于家。尝欲示法和亲，以敦睦为己任，限于年未就。二子茂芝、献芝乃作建一堂于云庄之麓，谋于父相子侄，倡为“进修会”。以会族之人，相与考德而问业，以兴敦睦之化，承先志也。岁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会，二子既从予游，复遥入云庄。集其会中长幼若干人，肃于堂下而听教焉。举族兴义好礼，喁喁若是，可谓盛矣。二子因出会籍，乞予申订一言，用示将来。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王龙溪嘉靖丁巳春（1557）参加水西会，四月十三日解会，故这里所说五月复参加徽州星源、福田讲会，应当是在水西会后的连续活动。而云庄的进修会是王龙溪“随缘结会”的又一例子。同时也证明，当时此种族会盛行于江南，如颜山农的“萃和会”、何心隐的“聚合会”都是同一类的族会。而这种族会活动无疑与王学会讲的流行和影响有关。

　　(三)冲玄会

　　王龙溪参与推动的另一讲会是“冲玄会”，这是江西、浙江两省王学学者的省际大会，称为“江浙大会”∶

　　窃念浙为首善之地，江右为过化之区，讲学之风于斯为盛，戊申夏既赴青原之会。

　　秋中念庵诸君送余南还，相与涉鹅湖之境，陟象山之墟，慨流光之易迈，叹嘉会之难数。乘间入龙虎山，得“冲玄精庐”，乃定为江、浙大会之约，书壁示期。今兹仲秋，复偕绪山钱子，携两浙、徽、宣诸友如期来赴。东廓丈暨卓峰、瑶湖、明水、觉山、少初、咸斋诸兄先后继至，合凡七十余人。辰酉群聚于上清东馆，相与抽绎旧闻，商订新得。

据《同治贵溪县志》卷二寺观∶“冲元观，在龙虎山，元元贞间建”。故可知冲玄即是冲元，东廓、念庵文集皆作“冲玄”，疑龙溪曾避玄字，故其会记用“冲元”。同治贵溪志则当避乾隆之讳。龙溪上文后注曰∶“已酉仲秋日书于上清东馆”，可知选定冲玄观为江浙大会会址，其事在戊申，而首次冲玄大会则在已酉（1549）。故罗念庵戊申有《南游记》，中云“六月二十五日会于青原”，“七月二十三日解会，龙溪与贡、王二君先归，邀予同择龙虎山中为江浙会所”。八月十日至龙虎山上清宫，“初，青原议择江浙会地，以龙虎为胜，至厌其喧剧。”于是选定冲玄观∶

　　十二日，闻冲玄幽阻，同诸君往，题楼壁∶“嘉靖戊申中秋，山阴龙溪王畿、宣城贡安国、王汝舟、新淦云泉吴逵、吉州念庵罗洪先、王托；洪都王缉、安仁桂杌，同游仙岩，入龙虎山，冒雨过冲玄观，登爱山楼。凭栏四顾，万木萧森，感年华之不留，慨朋簪之难盍。日者青原之会，绪山钱德洪、晴川刘魁、东廓邹守益、狮泉刘邦采诸君子，相期选胜名山论心，晏岁偶逢兹境，良副夙怀；且楚越道理适均，而朱陆异同可合。鹅湖地近，再求续于荒盟；琰曲舟来，永言归于新好。共勤远志，无负斯文。

念庵曾中状元，故友人每以文事相属，他的这一段题壁，确实不负众望。由此亦可知，选定冲玄以集江浙之会，王龙溪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邹东廓曾说∶

　　先师云亡，浙、江为大会，以振微言。已酉会于冲玄，庚申复会于怀玉。怀玉高邃，无力者不能往，乃会于徽、宁、苏、湖，广德同志以聚于广信。

东廓更有《冲玄录》，记已酉冲玄会的学术讨论甚为周全，从中可知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如寂感、心体自然、大学诸条目、辨志去私、规矩方圆、格致内外、真性太极、博约、不睹不闻、著善掩恶、二氏、闲思杂念、忧患、良知意见、戒惧慎独等。已酉冲玄会有七十余人，应当包括了当时几乎全部的王学精英。

　　(四)其他会讲

　　王龙溪随处结会的活动，《道山亭会语》记叙最明∶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顺之访予山中，因偕之游。将历观东南诸胜，遇同志之区，则随缘结会，以尽切摩之益，过苏，值近沙方大夫开府吴中，闻予与顺之至，集同志数十辈，会于到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莅之。……既如会，诸生惧其既别而或离也，乃图为月会之约，而属言予，以道其志。

“遇同志之区，则随缘结会，以尽切摩之益”，这的确是王龙溪会讲四方的写照。

　　 在江北，他赴会最多的讲会是戚南玄主办的南谯会。戚贤字秀夫，号南山，晚更号南玄，滁州全椒人，在全椒建南谯书院。罗念庵曾有记文称∶“书院旧为尼庵，嘉靖甲午君逐其侣而归之学，后署为南谯书院。” 戚氏死后王龙溪曾作祭文∶

　　兄既入山，聚友讲学之志益切，每岁必期余一往南谯，与诸同志为旬日之处；或相期出游东南，与蘖谷、绪山、念庵、荆川、鹿园、一庵、丕山诸君为浃旬之会。

　　每不肖过南谯，同志会者不下百余人。

龙溪虽然未必每年赴会南谯，但由此可以知他参加南谯会的次数必然很多。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他在赴南谯会的同时又参加滁阳会∶

　　嘉靖癸丑春闰之十日，余赴南谯，取道滁阳，拜瞻阳明先师新祠于紫微泉上。同年太仆中石吕子以滁为先师讲学名区，相期同门诸君子及署之僚属州校诸博，与其隽士数十人，大会由祠下。诸君谬

不余鄙，谓余晚有所闻，各以所悟所得相质，以求印证。

在滁阳会语中龙溪论及阳明平生为学次第，提出系统的看法，甚为重要。黄宗羲所谓“江北有南谯讲堂”，即是指此。

　　嘉靖三十三年（1554）龙溪又出游江西∶

　　嘉靖甲寅春，先生赴江右之约，秋入武夷，历鹅湖，返棹广信，郡中有闻讲书院之会。吉阳何子请先生往莅之。会约首揭阳明夫子立志说、拔本塞源一体论，以示学的。每会轮一人讲四书一篇，以为参互体究之资。

广信的闻讲书院之会相当正式，与会者应都是士子，每会轮一人讲四书中的一篇，参会者共同讨论，事实上，在明代的太学中就有此种被称为“会讲”的讲读形式，与现代学术、教育的研讨会（塞米那）实有相合之处。

　　王龙溪也到福建会讲，前面提及嘉靖丁巳（1557）四五月他曾赴水西、徽州会讲，五月他又奔赴福建∶

　　先是丙辰冬唐子荆川以乃翁状事入闽，予送之兰江之上，意予沿途朋类追从，欲密其迹，遂独赴武夷会遵岩。遵岩讶之，乃复订前约，以今年(丁巳)四月会于九曲天游之间。比予将赴水西之会，恐不逮事，乃更以五月为期。……遂顺流抵三山，日则与函峰及诸君子相聚处，更问互答，以尽切摩之益。夜则相与宴息深坐，究阐旧学，重证新功。或遵岩子倡而予酬之，或予启而遵岩子承之，或偕答问题，相与寻绎，以归于一。盖旬有九日而别。

在三山会讲的会语，《三山丽泽录》载之甚详。

　　王龙溪享年甚高，故其晚年讲学与罗汝芳亦有叠合处。水西在泾县，属宁国府，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出守宁国府，四十三年甲子（1564）龙溪赴宛陵会∶

　　甲子暮春予赴宁国近溪罗侯之会，遇海阳顾子于宛陵。……近溪罗侯之守宣也，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复裒六邑之彦，聚于宛陵，给之以馆饩， 陶之以礼乐，六邑之风蹶然震动。甲子暮春，予以常期赴会宛陵，侯夭集六邑之士友长幼千余人，聚于至善堂中。

宛陵即宣城，宁国府治所在。千人的聚会，在规模上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

　　由以上可见，王龙溪虽然号称浙中王门的代表，但他的会讲活动却是以今属安徽的宁国--徽州一带为中心。除以上所说外，他还参加过不少定期的或临时的会讲，如嘉靖壬戌（1562）到罗念庵的松原新庐与之相会(见《松原晤语》)，是年又自洪都至抚州参加拟砚台之会(见《拟砚台会语》)，乙丑（1565）在留都参加新泉的大会(见《留都会记》)。此外如：天心精舍的盟心会(有《天心授受册》和《盟心会约》)、慈湖精舍会(《慈湖精舍会语》)、留都鸡鸣寺凭虚阁大会(《南雍诸友鸡鸣山凭虚阁会语》)、万松仰圣祠讲会(《万松会记》)、华阳明伦堂讲会(《华阳明伦堂会语》)、隆庆戊辰的姑苏竹堂会(《竹堂会语》)、万历癸酉南谯书院讲会(《南游会记》)等等。

　　　　　　　　　　　　　　四、罗念庵的《冬游记》和《夏游记》

　　罗洪先(念庵)嘉靖八年（1529）举进士第一，而阳明弟子欧阳德(南野)中一甲第三名，唐顺之(荆川)中二甲第一名，皆与念庵为同年友。念庵嘉靖十一年（1532）在京师与欧阳南野等过从颇多，而且结识了王龙溪。嘉靖十三年（1534）念庵曾参加邹东廓主持的青原大会。

　　前面说过，王学学者四处会讲可称为游会，盖因参加会讲往往需要远程跋涉游旅。不过，王龙溪的《东游会语》和《南游会记》与邹东廓的《冲玄录》一样，皆以详细记述当时会讲论辩的内容为主。惟有罗念庵的《冬游记》、《夏游记》(一本作《南游记》)、《甲寅夏游记》(四库本不载)记述思想辩难简明扼要，而纪录旅游行止极为详细。念庵的这种游记，对我们了解当时知识人的游会活动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秋风果

(一)《冬游记》

　　《冬游记》以日录为形式，一开始述其缘起∶

　　嘉靖已亥，余当赴宫僚命，邹东廓、唐荆川再书促余有联舟约。自念山中离索，嘉会难逢，闰七月十八日登舟。途次转滞，十月二日始抵镇江。闻二兄既远去不相待，王龙溪在南京书来邀会，初六日与胡大徽同往赴之。

已亥为嘉靖十八年（1539），念庵三十六岁，是年召拜春坊右赞善(《年谱》引明史本传)，当由江西赴北。又据明史本传，唐荆川世居江苏武进，旧属毗陵。荆川嘉靖十二年（1533）二十七岁即以吏部主事致仕，家居多年。已亥（1539）始起为春坊右司谏。是年东廓亦由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迁太常少卿，故二人约会念庵由江西到镇江，然后三人联舟北行。但念庵到镇江时，邹、唐已北上，而这时王龙溪正在南京做官，约会念庵到南京。《冬游记》便从这里开始。

　　日录体的《冬游记》既长且冗，不便称引，这里依据原文而撮其要，以见其行止∶

　　十月二日 抵镇江
　　　　六日 王龙溪在南京书来邀会，因与胡大徽同赴南京，晚宿炭渚驿。
　　　　七日 午过龙潭驿，夜宿东流寺，遣人入城约王龙溪、王鲤湖。
　　　　八日 鲤湖遣人约余。
　　　　九日 龙溪、鲤湖继至，留寺一日，论学。
　　　　十一 龙溪邀观都城，入观音寺，与龙溪论学。
　　　　十二 龙溪入城了部事，余与鲤湖游灵谷寺，午后龙溪来，暮宿月泉寺。
　　　　十三 游禅堂，诸禅作斋供讫，移宿退居。
　　　　十四 别龙溪，夜宿龙潭驿。
　　　　十五 由龙潭买小舟下仪真，留二日。
　　　　十七 抵扬州
　　　　二十 移家入城
　　　　二十三 追徐波石、戚南山，至金山不遇。未几南山书来邀余往会。
　　十一月
　　　　十日 舟到仪真，林东城书来，期岁暮入安丰，诺之。
　　　　十七 与二友联骑趋全椒，将暮抵六合，宿东岳庙。
　　　　十九 抵全椒，访南山。县令与士友来访。晚宿南山家塾。
　　　　二十 访县令及士友。南山邀入南谯书院，适聚乐堂新成，诸友数十人来会。
　　　　二十一 早同南山赴南京，暮抵江浦县白马寺(龙溪、荆川常宿此)，夜与南山论学。
　　　　二十二 渡江，午至江东驿，饭后入报恩寺。暮龙溪携酒肴至，联卧。
　　　　二十三 龙溪入部，余与南山观寺。
　　　　二十四 游徐府庵、高座寺、天界寺，返报恩寺，夜与龙溪等论学。
　　　　二十五 与南山过大教场习射，入神乐观午饭。龙溪来同宿方丈中。
　　　　二十六 谒孝陵，薄暮始返观(神乐?)中。南山、龙溪至江东会王遵岩。
　　　　二十七 遵岩使人邀赴报恩会，至则湛甘泉来顾，且邀次日饭。与遵岩、龙溪语至半夜。
　　　　二十八 城中相知来访。入城谒甘泉。将暮又至甘泉处，龙溪、扩斋、吴笤溪皆在饮席，席中论学。夜宿龙溪家，与论学。
　　　　二十九 避谢人事入普照寺，独卧禅榻，既觉值僧斋粥熟，就僧乞食。午后南山等来，移宿方丈中。
　　　　三十 与南山等至万岁寺午饭，饭罢同步轾祝禧寺，晚观楞伽经。
　　十二月
　　　　一日 早僧一庵设斋。与南山等抵牛首寺至住持方丈中熟睡。睡觉饭毕游山寺。晚龙溪等同至，饭罢同至禅堂，登榻分坐，已而皆分宿各方丈，余与龙溪、南山连卧论学。
　　　　二日 游山寺，诸公置酒方丈，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设斋，供毕，归宿禅榻，夜半论学。
　　　　三日 早游罢归方丈，复设斋，供毕，趋至华严寺，夜论学。
　　　　四日 龙溪早别，余三人饭罢由江东门外普惠寺中陆行入水西门。
　　　　五日 观朝天宫，至灵应观午饭。出清凉门乘小艇北观石头城。将暮抵静海寺，宿对山方丈。
　　　　六日 凌晨携酒肴出饯西皋，午后龙溪来同饮。
　　　　七日 龙溪至，饯于方丈别院。
　　　　八日 与龙溪等乘舟游观音山，宿道院中，与龙溪、南山论儒佛老之辨。
　　　　九日 饭罢各拜别，南山、龙溪送余置矶下。暮抵仪真，宿见斋客舍。
　　　　十日 至扬州，乘雪访吴疏山。
　　　　十二 移家入船，赴泰州安丰场践约访王心斋。

此下访心斋一节省去不录，念庵直至十二月二十八离开安丰场，冬游记结束。

　　由《冬游记》可见，当时的交通已相当便利。而游记给人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儒家士大夫的交游与会讲，几乎全部是以佛道寺观为处所。念庵访友的两月间，几乎全部夜宿寺观，先后在东流寺、观音寺、月泉寺、退居寺、东岳庙、白马寺、报恩寺、神乐观、.普照寺、祝禧寺、牛首寺、华严寺、静海寺等居宿，居宿期间，不仅寺僧时设斋款待，儒士还往往自携酒肴饮宴寺中。可惜，明代寺院的这种供游旅士人宿泊留居的功能学者研究不多，其与寺院经济的关联我们所知还甚少。 但在寺中论学静修，至少自宋代以来就已经是儒者的常事了。由常理推之，寺僧一般皆乐于与有名的士人往来，在寺院接待他们，以提高寺院及僧主的声名；而士人在享用寺院提供的安静的空间的同时，不仅会给付一定酬银，也常会题写诗文以为回报。

　　冬游记的讲学主要分为二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江北的的南谯书院，这是戚贤在全椒县的讲学基地。另一方面是在江南，在南京附近与王龙溪的讨论。

　　(二)《夏游记》

　　念庵的戊申《夏游记》更与前节所说东廓、龙溪会讲有密切关系。《夏游记》首云∶

　　明年为戊申，……会友人王龙溪期会匡庐天池，遂辍以往，是时五月下旬。

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指出的，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王门高弟全部会集江西参加青原讲会，故戊申年是王学会讲活动集中而且重要的一年。以下我们仍比照处理《冬游记》的方法将《夏游记》记述的行止撮要比列如下∶

　　五月二十六 登舟至新市，晚泊玉峡徵君楼。
　　　　二十七 至新淦,反同年吴云泉、饶湖田等。
　　　　二十八 泊白马，邀卢虚舟、朱周卿。
　　　　二十九 宿河泊所，卢、朱皆畏暑，挟医而行。
　　　　三十 午泊石头口，返至南浦附商舟。
　　六月朔日 使云龙溪昨暮南上，遂乘艇沿流而南，宿曲江。
　　　　一日 至丰城追及龙溪，同舟为钱绪山、贡玄略、王济甫。中夜宿樟树。
　　　　二日 龙溪将晤张浮峰、大参于临江，暮同会慧力寺。
　　　　三日 出天王寺登舟，宿清沂。
　　　　五日 至新淦同饮云泉湖田所。
　　　　六日 至玉峡，邑令成井居以钱、王同门邀会后山寺。
　　　　七日 自玉峡趋石莲，与龙溪辨析学术二日。
　　　　九日 绪山题石，出吊周七泉，连榻而宿，各指所病。
　　　　十日 同宿敝庐，论已发未发。
　　　　十一 诸君别，如安成。
　　　　二十五 会于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后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每日升堂，诸君 发明良知与意见之害；退则各就寝所商榷，俱夜分乃罢手。
　　七月二十三 解会，龙溪与贡、王二君先归，邀予同择龙虎山中为江、浙会所。予以先忌归祀，祀毕与周柳渠、王有训发同江。
　　八月朔日 至新淦。
　　　　二日 复遇龙溪于市汊。
　　　　三日 将任南昌，龙溪入城别浮峰，余与贡、王避处玉清宫。
　　　　四日 云泉至，入其舟。
　　　　五日 候龙溪，午后以王以敬来遂发，晚泊八角楼。
　　　　六日 午过赵家园，宿瑞虹。
　　　　七日 午至龙窟，龙溪易舟，泊余干。
　　　　八日 会于安仁，邑令等先后相见。
　　　　九日 过郭家渡，舆人告劳，暂休仙岩寺中。食罢复出江上，乘小艇返寺中，是夜与龙溪共榻言别。
　　　　十日 雨止欲登上岩寺，舆人绐以径滑不可，至真人府，上清宫在其左五里。午后息上清宫。
　　　　十一 贵溪邑令周君遣人修馈，宫中道侣千余人。初青原议择江、浙会地，以龙虎为胜，至是厌其喧剧。
　　　　十二 闻冲玄幽阻，同诸君往，题楼壁∶“嘉靖戊申中秋……。”(题文前节已录)题罢，返上清宫。
　　　　十三 冲雨出山，薄暮至贵溪。
　　　　十四 龙溪酌别，余与三四友人会贵溪士友，夜宿浮石寺。
　　　　十五 暮至瑞虹，始附商舟。
　　　　十六 过彭蠡，是夜宿黄家渡。
　　　　十七 早过南昌，晚泊曲江。
　　　　十八 过樟树，易舟，深夜至新淦。
　　　　十九 午至桐江。

　　从《夏游记》可知，念庵家住吉水，坐船行四日到南浦。由南浦搭乘商船，在丰城遇到王龙溪、钱德洪等人；钱、王二人来自浙江。然后数人又返行至吉水，曾在念庵讲学处石莲洞和念庵家中论学。此后钱、王等人赴安成参加邹东廓的惜阴、复古会，而念庵则未参加本年的惜阴和复古会。惜阴、复古会约二周，按惯例继出青原山开同志大会，念庵赴青原会与众友相聚。大会参加者百六十人，从六月二十五至七月二十三结束。会后龙溪、念庵等携行赴贵溪县内龙虎山中，寻勘江、浙大会之所，因见上清宫喧闹，最后决定以冲玄观为会所。

　　念庵本来应龙溪约，同游庐山，而后同参加青原大会，所以自吉水北行。但到南浦后才得知龙溪等已经向吉州方向南行(大概约定有差池，或钱、王已游庐山完毕)，故在丰城追上钱、王后便同行到吉水念庵家小住。然后参加复古、青原大会。

　　这些会游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明代士人的学术活动的具体图景。自然，这些活动的实现需要以便利的联络及交通、一定的旅费、和方便的游旅居所为基础。但如果没有参加者的使命感和积极意愿，如果不是会讲成为当时的风气，这样大规模范围内的会讲活动是不可能的。

　　　　　　　　　　　　　　　　　五、罗近溪的会讲特色

　　罗汝芳，号近溪，江西建昌南城人。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见颜山农而师事之。颜山农学于阳明高弟王心斋，庚子秋试时，颜山农从心斋的东陶精舍返江西，在南昌发榜布告，聚集一省士子于能仁祠，讲“急救心火”，罗汝芳受其“制欲非体仁”说的震撼，从此终身敬事不渝。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汝芳“举于乡，与同志会滕王阁”，这是他参加会讲的最早的记录。次年二十三年甲辰(1544)，“会试，与同志大会灵济宫”。又次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乙巳，在家乡“建从姑山房以待讲学”。南城为建昌府所在，从姑山在南城附近，因以名讲学之所。事实上在汝芳家乡，本来有乡会一类的活动，这可见于《近溪子集》中他与乡弟子的答问∶

　　问∶“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崖、纯斋诸公讲里仁社会，将数十年，今更通诸一乡一邑，真是君子之德风也。”曰∶“孔子云，为政以德可以无为而治，但观近日之会，昭然可见。吾乡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众，即使宪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岂法度不严? 奈何终难静定。及看此时，或起而行礼，或坐而谈论，各人整整齐齐，不待吩咐一言。从容自在，百十之众得如一人。

这说明在罗汝芳父亲(前峰)时，其乡里已经有“会”，称为“里仁社会”。可以想见，这个里仁社会应当是和颜山农的三都萃和会是一类的乡族会。罗汝芳在乡里也已经是里仁会的积极参与者了。据墓志铭载，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罗汝芳居家，“会乐安、会宜黄、归立义仓，创义馆、建宗祠、置醮田、修祖墓，讲里仁会于临田寺。”会乐安、会宜黄都是地方性的小会，“讲里仁会”则是继承了家乡的传统，把里仁会由乡会发展为惜阴会一样的县邑讲会。

　　约自1550年以后，他更多开始参加大的会讲，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他“约同志大会留都，秋会江省月余；沿流至螺川，集会九邑同志”。 螺川在吉安，罗近溪有可能是参加了复古、青原大会，罗洪先是年亦曾参加复古大会。

秋风果

嘉靖三十三年癸丑(1553)近溪赴廷试，第进士。在京中参加同志讲会∶

　　嘉靖癸丑第进士，寓京师，与姜凤阿宝、胡庐山直、邹颖泉善、耿楚侗定向、刘养旦应峰诸先生联同志会，辰夕切摩，各有所得。

是年，“徐阶定会所于灵济宫，夫子(近溪)集同年联同志同至” 。 按，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始自嘉靖三十一年，京中的灵济宫大会讲为徐阶所推动， 而《明儒学案》谓癸丑、甲寅两年灵济宫大会最胜，应与近溪的参与有关。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出守宁国府，近溪主政的特点是“联合乡村，各兴讲会”， 这种讲会必然如颜山农的萃和会、近溪家乡的里仁会一样，是以乡绅为中心，以宗族为网络的地方性的善俗教化的乡会。在宁国他也主办大规模的讲会，如前节所提到的王龙溪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1564)曾参加近溪主持的宁国千人大会。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近溪入觐，再次“合同志大会灵济宫”， 隆庆五年辛未(1571)，“大会南丰，大会广昌，大会韶州，由郴桂下衡阳，大会刘仁山书院”。 万历初年近溪任云南副使、参政，先后在武定、临安、弥勒、石屏、通海、大理、永昌、洱海、楚雄等多处会讲，其会讲多以四书的内容为题目。

　　1577年万历五年丁丑赍捧入京，礼成，与同志会讲广慧寺，未几，被令致仕，此后一心讲学，足迹遍江南∶

　　得请致仕，还从姑，开诲来学。遍涉抚、吉、洪、饶、楚、粤、闽、浙、留都、徽、宁诸郡，大会同志。东南之学丕振。

　　致仕，复与诸门人联辙各郡，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盖张皇此学。

他的这种讲学活动在范围上已可和王龙溪相比。据《墓志铭》，近溪在致仕后有名的会讲活动有，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赴临川会、崇仁会，又“入吉州访王塘南，进安福访邹颖泉，至永新拜颜山农，下泰和会胡庐山”，皆一时江西名儒。1585年万历十三年乙酉，“大会江省同志于会城”，这也是江西全省大会。又次年1586年万历十四年丙戌，“下南昌，游两浙，至留都会凭虚阁，会兴善寺，别后大会芜湖，大会水西，大会宁国，从祁门入饶州而还。” 这一年的南京凭虚阁会赵志皋有记载∶“部寺诸大夫及都人士日会百计，予时率六馆师生延先生入凭虚阁。”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知，近溪的会讲一方面与邹东廓一样，以整个江西为重点；另一方面，也完全继承了王龙溪重视水西、宁国并遍游东南会讲的大动作。

　　近溪虽然在讲学活动的范围上可与龙溪相比，但二人的会讲特色有所不同。龙溪会讲更多地专注于阳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极深研几，参加同志会远多于乡会，所以他的会讲是精英的会讲，他关心的课题是理论性和精神性的课题。而罗近溪之父在家即主办里仁会，近溪的老师颜山农又以办乡族的萃和会闻名，故受此影响，近溪所主之会，大众参加的乡会更多，其会讲的性质多是一种通俗化或世俗化的儒家会讲。如近溪以明太祖的孝顺六言为直接孔孟、发明圣学，而特加鼓吹，“直接尧舜之统，发明孔孟之蕴”，说∶“惟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以作会规。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者辙觉响应。” 史传也说∶“出守宁国府，衍圣谕六言，日令讲生发明。”

　　　　　　　　　　　　　　　　　　六、会约与乡约之比较

　　早在北宋的吕大忠的《吕氏乡约》中即有聚会的条目。《吕氏乡约》的要目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下次罚式、聚会、主事。其中“聚会”条∶

　　每月一聚，具食；每一季一会，具酒。所费率钱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 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可见乡约的实践，是以月、季的聚会为其活动形式，而乡约的聚会内容是以家族、社区的道德善恶为中心，论善恶、行赏罚。

　　其中“主事”一条又说∶

　　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

可见乡约并非只是一种规范的条文，也是一种联系的组织，这从“约中”的提法可以看得很清楚。《吕氏乡约》并在“德业相劝”条中规定“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在“过失相规”条中也说“每犯皆书于籍”，所以我们也可以确定乡约的活动少不了“约籍”，用来记录同约中人的姓名以及各人的善恶行为。

　　南宋时朱熹对《吕氏乡约》作了修改，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在总叙四目之后云∶

　　众推有齿德者一人为都正，有学行者二人副之。约中月轮一人为直月。置三籍，凡入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终则以告正而授于其次。

这里的“籍”已经把名册会籍与功过簿籍分开书写。

　　朱子又在“德业相劝”条中增∶

　　右戒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

这里所说的“会集”即是约中的定期聚会，这无疑就是明代乡会的先河。朱子又云∶

　　以上会约四条本出兰田吕氏，今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而又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如左方，曰∶凡预约者月朔皆会，直月率钱具食。

“月朔集会”而且“读约”，这与前述明代乡会的讲会同多异少。

　　王阳明抚南赣时曾发布《南赣乡约》，并说明其目的是∶

　　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南赣乡约较之宋代的乡约规定得更为具体和实际，但从“会”的组织和活动来看，也仍然是每月一会。后来阳明门人中不仅邹守益主持乡会，连王龙溪也曾参加“乡约讲会”。

　　两宋以来的乡约传统对讲会的组织、活动、规范有很大影响。像前面曾提到过的邹守益参加的南乡乡会，“约于葛泉，以迪德规过，兴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时义，有会誓，有会规，有会条，期以濯摩礼义，同升于古道。每月一会，每姓直一月”。与两宋的乡约活动区别不大。明代还有所谓“宗会”，立“宗约”，以祠堂为会堂，每月聚讲。 应当也是受乡约活动的影响，此外，明代的会饮读誓也可能对后来会集的风气有所影响。据邹守益说∶

　　惟我太祖高皇帝，以睿知文武整齐华夷，而品式周密，下及于乡村之间。立里社一坛以祀五土五谷之神，立乡厉一坛以祀无祀之鬼；立会饮读誓之法以抑强扶弱、习于敦睦。……于庙前修里社之坛，春秋二社敬行祈报以安其神。于水口立乡厉之坛，清明、中元仿俗至祭以安其鬼。祭毕会饮，读誓文，参以牌谕乡约，章善纠恶，以安其人。

所以，安福的惜阴会约明显地受到宋明乡约文化的影响∶

　　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凡乡会之日，设先师像于中庭，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与虚心稽切∶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尽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德业则直书与册，庆以酒；过失则婉书与册，罚以酒。显过则罚以财，大过则倍罚，以为会费。凡与会诸友各亲书姓名及生辰，下注“愿如约”三字，其不愿者勿强，其续愿者勿限。

王龙溪参加的浙江的讲会也都有会约∶

　　越中旧有小蓬莱会，大都士君子立身天地间出处而已。……申六事之戒，示有终也。每月会期，主人夙具约，以辰刻赴会，别治静室，焚当冥坐，外息尘缘，内澄神虑。众申祈请，或证独得，或析群疑，或征诸五经四书以为折衷，或参诸前言往行以为楷式。

龙溪又有蓬莱会籍申约，详述会约六条的内容∶

　　吾会长彭山季先生年老悬车，著述之暇，仿于昔贤洛社香山，集诸同志若干人，为蓬莱之会，意盖有在也。会约凡六条，立法之意颇善。初行甚肃，寝久约驰，兼之存殁更代不常，渐至于蛊，文具徒村，儆戒相成之意隐矣。

蓬莱会的会约，其六条之纲为“敦德业”、“崇俭约”、“恤患难”、“修礼节”、“严规约”、“明世好”。故龙溪接着说∶

　　原议每月之会择于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内一举之，如遇良辰乐事，或选胜出游，不妨再举。期以巳前赴会，终酉而别。有不得已者，先于报册内开明，毋托辞致罚。终日谈笑间亦当有益身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诸口，违者罚。

　　自彭山捐背，会中无所统一，渐失初意。……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图为更始之计。……每值会期，订以辰刻赴会，主人别治静室，焚香默对，外息尘缘，内澄神虑，相轮会主启请，或证所得，或质所疑，或徵六经四子之言以为折衷。

　　蓬莱会约的特色，是在会中别设静室静坐，这既是王学知识人会讲与乡会的不同处，也受到佛道二教修习的影响。在“崇俭约”中规定∶

　　近习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会，正复古还淳之时。会席议定三人一席，每席时果四色，鱼肉六器，面食二品，不得过半。

这些规定都可以看出，明代讲会的会约是受到乡约的不少影响的。当然，宋代乡约的组织对象包括乡里社区一般民众(当然以乡绅家族成员为多)，明代的乡会亦多如此，而王学的讲会则是王学知识人的活动组织形式，是与乡约组织不同的。知识人会讲和地方乡会则在组织及活动形式、规范方面分享着宋代以来乡约文化的遗产。

　　　　　　　　　　　　　　　七、明儒的祠祀观念与王学讲会之发展

　　在《明儒学案》中，论及湛若水时有一段著名的话∶

　　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

这句为治理学史者耳熟能详的话，提示出一重要的课题，即书院(以及讲会)的发展与明儒的宗教观念(崇祀)有无关联? 从《明儒学案》的论述来看，祭祀先儒的动机是推动书院发展的重要精神动源，至少对于明代的心学运动来说是如此。而明代书院1000余所，以嘉靖年间所建为多，而嘉靖间的书院又主要为王阳明、湛若水的弟子所建，所以这一课题对整个明代书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宋代学中立祠与朱熹的祠记

　　在宋以后的文集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祠记”中一类文体，记述建祠的意义与经过。一般地，这些祠记多为州县的学校或书院中建立的先儒祠所写。值得注意的是，此种祠记在北宋以前甚少。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的集中皆无此种为学中所立先儒祠作记的文章。二程、张载、周敦颐也没有写过这类文字。而到南宋，虽然陆九渊集中只有王荆公祠堂记一篇，朱熹的集中就已有大量的先儒祠记出现。可以说，文体的变化往往与制度、学术、思想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

　　此种现象的原因应与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的结果有关。一般认为，北宋有三次兴学运动，即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兴学，以王安石为首的熙(宁)元(丰)兴学，和以蔡京为首的崇宁兴学。而这三次兴学运动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诏命州县广立学校，州之士满二百人皆须立学。王安石说∶“今天子始诏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学，奠孔子其中。” 州县立学，在学中必祀先圣先师。政府还在每州置教授二员、县设学。地方官学体制一般具有教学、祭祀、收藏、住宿四大要素。在北宋末年，地方州县立学的同时，在这些学中的祭祀活动也由先圣先师扩展及先儒先贤。

　　这种祭祀的观念和传统渊源甚远。《礼记》的《祭法》篇曾综论制祀之道∶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礼记》把有功德于民者列为祀典之首，已经显示出民本主义的人文取向对早期中国宗教文化的影响。《礼记》所总结的这些原则随着早期儒家文献的被经典化，逐渐成为礼仪实践的实际指导原则。这种功德祭祀多少带有纪念性的意味，并非纯粹的宗教性祭享祈福。但也不能否认，此种功德祭祀仍具有宗教性格。

　　如《汉书》载“文翁终于蜀，吏民立为祠堂，岁时祭祀不绝”。唐玄宗天宝七年（748），诏历代忠臣义士、节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后世祭忠臣义士等始于此。宋太祖开宝三年（970）、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神宗元丰三年（1080）都曾诏前代烈士周公孔子百辟卿士祀之。故民间对有功烈于民者，可以说代祀不断。另一方面，对先圣先师的祭祀自汉代以来也渐成系统。《礼记》的《文王世子》说∶“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这还仅指国学而言。但这种对圣师的释奠尚未确立其对象。约在汉明帝以后，确定了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在国学中行释奠礼。曹魏以后先圣为孔子，先师为颜回，在国子学中建孔庙。唐太宗贞观后，令州学、县学中亦立孔子庙，使得各级学校成为“庙学”的体制。并且，唐贞观以后建立了从祀制度，在庙堂从祀者，不仅包括孔门弟子，也包括有杰出贡献的后来儒者。这种在学中释奠孔颜及后儒的传统也自然会影响到后来民间兴办的书院的祭祀行为，并会使地方官学及民间书院的祠祀对象渐渐扩大。

　　因此，随着文化的发展，祭祀对象不仅有在事功上有功烈于人民者，更包括在思想文化上有德于人民者，也就是理所当然和势有必至的了。朱熹自己在任地方行政时即曾立过先贤祠，其中也包括道学家的祠。

　　如朱熹任南康军之初，就立濂溪周先生祠，以二程配，由张南轩作记。但因朱熹一生作官时间甚短，建祠有限，而所作祠记却很多。《朱子文集》卷七十八至八十收入不少为理学家设祠而作的祠记。从朱熹所作的祠记来看，这些理学家的祠是被用来推广理学思想的。如淳熙三年（1176）为建康府学的明道祠作记∶

　　资政殿大学士建安刘公某，居建安之明年春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学，而以书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为士者有以兴于其学，为吏有以法于其治，为民有以不忘其德。……”岂独以致其尊贤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从事于为己爱人之实。……

明道先生即程颢，这是朱熹为刘珙在建康所立程明道祠写的祠记，祠立在府学中。立祠之意一方面是尊贤尚德，一方面使吏民士人有学习追循的榜样。又如淳熙四年（1177）为江州所作记∶

　　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己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记之。

濂溪即周敦颐，二程曾学于濂溪，朱熹最早对周濂溪大加表彰，所以奉祀者特请朱熹作记。吕胜己为张南轩门人。淳熙五年（1178）南轩的弟弟张杓在袁州亦请朱熹作祠记∶

　　宜春太守广汉张侯既新其郡之学，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讲堂之东序，而以书来，属熹记之。……使三先生之祠遍天下，而圣朝尊儒重道之以垂于无穷，则其美绩之可书，又不止于此祠也。

这是在袁州州学中立濂溪、二程祠，立祠的目的是造成尊儒重道的风气。又如淳熙六年（1179）隆兴府学立濂溪祠，请朱熹作记∶

　　隆兴府学教授南康黄君灏，既立濂溪先生之祠于其学，而书来语熹曰∶“先生之学自程氏得其传以行于世而至于今，而学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乡国及其平生游宦之所，历皆有祠于学，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盖亦先生之仕国也，而视于其学独未有所祠奉。灏也既言于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将窃取其书日与学者诵习之。”

黄灏是朱熹的学生，他在府学中立濂溪祠。从朱熹所引的黄灏的话来看，淳熙年间，濂溪的家乡和他曾游宦过的地方，都在当地的“学”中立其祠，以致瞻仰之意。

　　这种为理学思想家立祠于学的风气在当时已颇流行，如朱熹为其原籍婺源县学所作的祠记∶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于其县之学，而使人以书来谓熹 曰∶“子故吾邑之人也，盖尝有闻于先生之学，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记也。其为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则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乡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尝游宦之邦也。且国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于礼何依而于义何所当乎?……又以书来曰∶“天下学士靡然向之，十数年来，虽非其乡非其寓非其游宦之国，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学宫争为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盖非敢以是间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学者日夕瞻望而兴起焉耳。”

婺源县学所立祠也是周敦颐、二程的祠，从朱熹此文所述可知，依据朝廷发布的祀典而建祠立祀，这是“依于礼”；对有功德者，在其家乡、在其居住过的地方、在其作过官的地方建祠立祀，这是“当于义”。这是建祠立祀的一般原则。但在淳熙间，对周濂溪的祠祀已经大大超越这种范围，各地的“学宫”争相立祠，而其目的是致其尊奉之意，使士子每日瞻望而有所兴起。

　

秋风果

　此种情况也可见于韶州州学的濂溪祠，据朱子祠记∶

　　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遗烈，慨然永怀，始作祠堂于州学讲堂之东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后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视，故祠颇已摧剥，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谋增广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处为屋三楹，像设俨然，列座有序，月旦望率诸生拜谒，岁春秋释奠之，明日则以三献之礼礼焉。而犹以为未也，则又日取三先生之书以授诸生。

　　此记作于淳熙十年（1182），而韶州州学的濂溪祠初建于乾道六年（1170），而且当时即已配祀二程。我们知道，朱熹的《程氏遗书》编定、刊印于乾道四年（1168），朱熹作《太极图说解》《西铭解》始于乾道五年（1169），因此周敦颐、二程地位在南宋的提高，并不能认为只是朱熹所造成的。当乾道初年时，在朱熹编定、注解周、程之书的同时，对周、程的推崇已在士林渐成风气，这从这一时期的立祠便可见一斑。廖德明是朱熹的门人。

　　濂溪、二程之外，二程门人被立祠者亦复不少。如朱熹有谢上蔡祠记∶

　　应城县学上蔡谢公先生之祠，今县令建安刘炳之所为也。……刘君之来，访其遗迹，仅得题咏留刻数十字而已，为之慨然咏叹，以为先生之遗烈不建于此邦，后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责。于是既新其学，乃即讲堂之东偏设位而祀焉。

此记作于绍熙二年（1191），上蔡是二程高弟，刘炳是朱熹门人，时任应城县令，立上蔡祠于县学。后来朱熹的学生黄子耕任台州太守时也曾立谢上蔡祠，叶适为作记文。绍熙中所立理学家祠还有黄州的二程祠，朱熹也有记文∶

　　齐安在江淮间最为穷僻，……河南两程夫子则亦生于此邦。……今太守李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诵遗烈，立二程夫子之祀于学宫，于以风厉其人而作兴之。

此文在绍熙三年（1192）。

　　绍熙五年（1194）朱熹作邵州的濂溪祠记，也值得注意∶

　　邵阳太守东阳潘侯焘以书来曰∶郡学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盖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来摄郡事而迁其学，且属其友孔公延之记而刻焉。其后迁易不常，乾道八年乃还故处，而始奉先生之祀于其间。既又以故府张九成之学为出于先生也，则亦祠以侑焉。于今盖有年矣。焘之始至，首稽祀典，……乃更辟堂东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

邵州在乾道八年（1172）已立濂溪祠，这也是值得注意的。而儒家学者官员在地方任职，到任先核查祀典，以立祀作为政治管理和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这在明代仍然如此。

　　朱熹同时或以后的祠记就逐渐多起来，如叶适等所作的记文就相当多，其中也有不少周程、程氏门人、朱熹的祠记。这里就不再徵引了。

　　由以上所述来分析，南宋以后为理学名儒立祠奉祀的动因在于：

　　1、彰示王朝尊儒、重道、尚德之意。
　　2、将士人的榜样具象化而使士人有所瞻仰。
　　3、风厉当世而兴起后来。
　　4、推广道学思想。

由于上述这些祠堂都是立于府学、州学、县学，所以其功能都是对士人而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立祠仅仅是出于以上的人文考虑及其社会功能的关注吗? 显然不是。祭祀所预设的宗教观念不可能不存在。可举朱熹所作吴公祠祭和苏颂祠记为例∶

　　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者，孔门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庆元三年七月知县事通直郎会稽孙应时乃始即其学宫讲堂之东偏，作为此堂以奉祠事。是岁中冬长日之至 躬率邑之学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释菜，以妥其灵。

　　……用告有司，请即学宫岁时奉祠，以建遗烈，使学者有所兴起。今既毕事，将妥厥灵，敢以舍菜之礼告于先圣先师之神。

“以妥其灵”即安定其灵明，所谓告于先圣先师之“神”也是指其灵神，都承认死后精神的某种存在。而建祠之后，岁时奉祀，更是预设生人与死者的感格交通。

　　(二)王学书院的建立与祠祀意识的作用

　　王阳明曾为万松书院作记，中云∶

　　万松书院在浙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 庙貌规制略如学宫，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胜之区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夫学校之不逮也。

其意认为学宫所教只是为科举，已不复有明伦之意，书院即倡发明伦之学。据阳明说，书院的规制与学宫相类似，即取“庙学”的结构。此种结构陈白沙曾言及∶

　　凡学宫之设，有文庙，有明伦堂，前后位置，所具皆同。……庙前树杏为坛，夹以两庑，戟门之东祠乡贤，西祠后土。……堂之东西偏为两斋，为诸生号舍。道义门与儒学门相望，东庑之上神库，西斋之上神厨。庙与堂之间，会馔堂居之，北列廨宇。

白沙说，这种结构和布局是“天下之通制”。其中庙的部分位置很重，而且包括乎乡贤之祠。

　　明代书院的建立与“祠祀”的观念有重要关联。除了前面所引的“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一条外，还可举出黄绾的天真书院碑记∶

　　今多书院兴必由人，或仕于斯，或游于斯，或生于斯，或功德被于斯。必其人实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见，而后立书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树立风声，讲其道以崇教化。浙江之上龙山之麓，有曰天真书院，立祀阳明先生者也。该先生尝游于斯，既没，故于斯创讲舍，……则今日书院之创，非徒讲学，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昔宋因书院为学校，今于学校之外复立书院，盖久常特新之意。

“表表在人，思之不见，而后立书院以祀之，讲其道以崇教化”，黄绾此文与《明儒学案》述湛若水“必建书院以祀白沙”的说法异曲而同工，表示书院之建立，其重要动机与功用就是用以奉祀先贤。黄绾是王阳明生时最亲密的友人和学生，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他的话对王学书院的建立应该是有代表性的。需要提起注意的是，以祠祀为建书院的重要动机，并非认为在此种动机支配下所建的书院只有祭祀的功用，崇祀与讲学(“讲其道以崇教化”)是密切联系的，这从黄绾的碑文中可以看得很明白。

　　以下再就《阳明全书》所载有关王学书院的材料中择录若干，以见书院之建与祠祀的关联。据《阳明年谱》∶

　　十六年丁酉十一月，佥事沈谧建书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县北四十里，广环十里，中横一州，四面澄碧，书院创焉。谧初读传习录，有悟师学，即期执贽请见。师征思田，弗遂，及闻讣，追悼不已。……率同志王爱等数十人讲学于其中，置田若干亩以赡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员立师位于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诸生虔祀事，歌师诗以侑食。既后谧其佥江西，为师遍立南赣诸祠。

　　十九年庚子，门人周桐、应典等建书院于寿岩，祀先生。

　　寿岩在永康西北乡，岩多瑞石，……桐、典与同门李珙、程文德讲明师旨，嵌岩作室，以居来他。诸生卢可久、程梓等就业者百有余人。立师位于中堂，岁时奉祀，定期讲会。

　　二十一年壬寅，门人范引年建混元书院于青田，祀先生。

　　书院在青田县治。……又惧师联无所，树艺不固，乃纠材筑室，肖师像于中堂；谓范子之学出于王门，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门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兴寺之北。……是年，珊为辰同知，请与当道，与同志大作祠宇，置赡田。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万安同志建云兴书院，祀先生。

　　书院在白云山麓，……至嘉靖甲子，衡为尚书，贤宣为方伯，与太仆卿刘悫复完书业，祭祀规制大备，名曰云兴书院云。

　　九月，门人陈大伦建明经书院于韶，祀先生。书院在府城。先是，同门知府郑骝作明经馆，与诸生课业，倡明师学。至是大伦守韶，因更建书院，祀先生。立师位，与陈白沙先生并祀。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祀先生。

　　……延(钱德)洪主教事。……定期来会，常不下百余人。立师与甘泉先生位，春秋奉祀。

　　四月，门人吕怀等建大同楼于新泉精舍，设师像，合讲会。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闾东、宁国知府刘起宗建水西书院，祀先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学御史赵镗修建复初书院，祀先生。

　　书院在广德州治，初邹守益谪判广德，创建书院，……是年，汉、天爵致政归，知州庄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镗复大修书院，设师位，以岁修祀事。

　　五月，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建仰止祠于崇真书院，祀先生。

　　四十二年八月，提学御史耿定向、知府罗汝芳建志学书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会，过宁国府，……延至景德寺讲会，相继不辍。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规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讲会益盛。

这些都是嘉靖年间的事迹。从中可看出，不仅崇祀王阳明是王学建立书院的动机与结果，而且“建祠奉祀”和“定期讲会”也往往结合一体。就是说，祠祀阳明不是独立的，不仅与书院的讲学相联结，也常与书院外的讲会相结合。

　　前面在论会讲时提到龙沙会，李春芳《重修阳明王先生祠记》说∶

　　阳明先生祠，少师存翁徐公督学江右时所创也。……(公)日与文庄欧阳公穷究心学， 闻阳明先生良知之说而深契焉。江右为阳明先生过化之地，公既阐明其学以训诸生，而又谓崇祀无所，不足以系众志，乃于省城营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选诸生之俊茂者乐群其中，名曰“龙沙会”。
这是讲徐阶作江西督学时创立龙沙会，建会的动机就是由崇祀以系众志，以会讲而明其学。说明有些讲会的兴立也同样是与“崇祀”有密切关联。又如王龙溪说∶

　　东南同志，每岁春秋时祭会于天真，因为湖上浃旬游处，共证交修。

　　老师祠内有祀田若干，并阳明洞中山地若干，为祭祀、修理、印刻遗书、会集同志之用。每年办纳粮差外，其用各有所属。

表明会讲的活动不仅往往依托于时祭，其会集的费用亦往往来源于祀田。讲会与崇祀的这些多方面的关联，本文第一节有关王学讲会的许多材料也都可作为证明。

　　早在三十年代盛朗西曾提出书院以藏书、供祀、讲学三者为主要功能，他对供祀的看法是∶“兼有宗教性质，取先儒之有功德于圣门者从祀之。周、程 、张、朱祀之者最多。”高明士则认为，书院或学校的祭祀活动，不能纯粹当做宗教活动来看待，而是“学礼”的教育活动，同时把理想人格具象化，便于人格教育与文化传承。当然，还应看到，王学遍建书院祀阳明和甘泉遍建书院祀白沙，也是在心学受到在朝当权者的排斥和打击下的一种顽强的抗争，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余　论

　　晚近海外的中国研究颇重视地域研究，同时在中国明清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把某些思想或学术流派归约到地方宗族、阶级等下层基础的研究案例，这两种研究现在差不多已被奉为新的范式。然而，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各地文化交流频繁，并没有一个地区是孤立发展的，宋代以后，更是文化的同质性大大提高，科举制度也促进了各地文化的同一性。宋明理学虽然在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但地方文化的特色多因袭于传统，如江西二陆之后，金溪士人多偏主陆学，而非受制于经济或宗族。朱熹之后，福建多朱子学者，但不仅朱熹自己的思想不能归结到任何地方政治、经济、家族的原因，就是整个福建朱子学，也不可能归结到闽北地区或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家族的原因。圣人的权威和追求成圣是宋明理学时代知识人普遍接受的预设，因此以成圣之学为内容的宋明理学的吸引力有着文化心理和知识传统的基础，而宋明时代各个地区知识人的大跨度的频繁往来，更使在一个地方开始产生的思想扩散到远近不同的地区。王阳明是浙江人，但其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在北京、山东、贵州等不同地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仕宦活动的经历相联系的，是与他在各个地方交往的朋友的思想往来有关联的，也是在他和古人的思想对话中展开的。江西、江苏都不是王阳明的生活中心，但在嘉靖时代都成了与浙江相当的阳明学中心。这些阳明学中心的形成都是知识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如各地的士人到浙江向王阳明问学后，回到家乡即四处结社立会，积极宣传推广，甚至带有某种传教色彩。各地的阳明学者们跨县、府、省到其他地区传播、交流学习的心得，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和深入。所以阳明学是在中心与边缘的反复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当然，一种思想在一个地区的广泛影响，还与此一地区的需要有关，也会发生因应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变化，但总的说，象江西、安徽等地的王学，是决不能归结于地方家族、经济基础的。

　　　　　　　　　　　　　　　　　　　　　　　　　　　　　1996年1月初稿草于东京大学
　　　　　　　　　　　　　　　　　　　　　　　　　　　　　　1997年9月改定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