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唱《东方红》--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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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唱《东方红》--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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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高高的土堆上听农民伯伯讲哪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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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领袖遗物品-----伟人风范之《领袖家风》
　　齐白石送的砚台
　　
　　一件文物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张照片就是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

　　今天，《领袖家风》展览将在福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讲解员小谭告诉记者，这次展出的44件文物全部来自该纪念馆，它们包含了毛泽东少年和晚年时期饮食起居、人际交往所留下的珍贵遗物。小谭说，运着这44件文物的面包车，从韶山经过江西到福州，途中23个小时，他们一刻也不敢离开文物。

　　让我们听一听它们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打了54个补丁的

　　毛巾被

　　这是一条打了形形色色54个补丁的毛巾被，主人是毛泽东，用了多年，始终不愿舍弃。

　　在毛泽东的眼里，凡是尚可利用的物品，不能大手大脚随意扔弃，而要有效地利用起来。他一年要用破几条洗脸毛巾、擦嘴面巾，但他不会同意扔掉这些破毛巾、破面巾，因为他认为还有使用价值，可以用来缝补枕巾、毛巾被。毛泽东生前使用过的许多枕巾、毛巾被都有用破毛巾、面巾缝补过的痕迹。

　　有一次，洗衣工人为毛泽东洗一条毛巾被，一不小心便搓破了，他们觉得这条毛巾被不能再用了，于是便建议他换一条新的，可是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他也不同意更换。他总是那句话：“补一补还可以用嘛！”工作人员无奈中只好继续给他补。这样，又能用上若干年。毛泽东为此感到特别高兴，但工作人员却叫苦连天。因为这条毛巾被实在太破旧了，根本无法正常洗刷。好在工作人员脑筋灵活，他们不再送到洗衣工人那儿洗，而是自己泡上一盆肥皂水，将毛巾被放进肥皂水中浸泡一下，然后再放到水中漂一漂。漂洗时，为了不弄破毛巾被，他们一人抓一个角儿，轻轻地在水中来回晃动。这种方法洗出来的毛巾被自然不及搓洗过的干净，但毛泽东从不计较。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生活物品中不仅留下了打了54个补丁的毛巾被，还有大量打着补丁的衣物。

　　“第一家庭”的

　　日常开支表

　　日常开支表是毛泽东一家生活账中的一种。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记载时间最早的为1952年，止于1977年1月。生活账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表、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粮食食品账，以及单据和票证。其中日常杂费开支表以其具体、详细最引人注目。

　　不管是购买大宗物品，还是购买针线纸笔、肥皂头油，也不管是请客看戏，还是修理收音机、换洗窗帘桌布，事无巨细，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记载。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生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自己用过的东西，即使是一支钢笔也舍不得丢掉。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也打了54个补丁，一双旧拖鞋烂得连鞋匠都不愿再修。日常杂费开支表中有关修理物品的记载随处可见。如1963年11月24日，修小锅底1个，用去1．10元；1964年5月，毛泽东的皮凉鞋换底，用去手工费2元；毛泽东有一只瑞士产欧米茄手表，此表是1945年8月重庆国共会谈时郭沫若送给他的，此后毛泽东便一直将其戴到临终，其间手表坏了多次，便派人去钟表店修理，前后用去了几十元修理费。

　　在毛泽东看来，浪费是最大的可耻，因此，凡是能节省的就尽量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

　　齐白石送的石砚台

　　毛泽东的砚台中最珍贵的当推齐白石送的一方雕花砚。因为这方砚蕴含了双重的价值，既留下了国画大师齐白石亲刻的铭文和使用过的印痕，又有了一位政治巨人毛泽东的旧迹。

　　齐白石与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人，来往密切。开国大典前夕，齐白石曾精雕细刻了两方“毛泽东”朱、白文寿山石名章，请著名诗人艾青献给毛泽东，到了1950年国庆前夕，齐白石又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选出《鹰》送给毛泽东，这是一幅立轴，作于1941年，此次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中，特别为毛泽东看重，并留在身边使用的惟一一件就是一方青石砚。

　　此砚为湖南产花岗岩质地，石质坚硬。长26厘米，大的一头宽15．5厘米，小头宽14厘米，厚2厘米，外面还套着一个精致的楠木盒子。砚的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烟雨云蒸，意韵悠绵。齐白石对此砚极为珍爱，生怕丢失，又担心他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与人，于是亲手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九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士为知己者死”，齐白石认定毛泽东是自己的知音，遂自己违背“不得与人”的规约，将该砚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下这些礼物，也很感动，派人回赠了老人一笔丰厚的润笔费。

　　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大量礼品，毛泽东绝大部分上交了国库，惟独留下这方“片真老空”石砚。

　　少年时代用过的

　　小油灯

　　1906年秋至1909年夏，少年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这盏小油灯下读书。

　　在挑灯夜读中，毛泽东喜欢看时人认为是不正经的“杂书”。白天下地劳动了一天，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算数，实在有点累。可是，像《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小说，只要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常常看得津津有味，毫无睡意。父亲和母亲带着弟弟泽覃，住在隔壁房间，经常看见毛泽东的窗口还有灯光，就催促他早点休息。母亲担心他长期熬夜，会把身体搞垮，也催他快点睡觉。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继续读他的书。每天夜里，他都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好多次都是父母亲催促过两三遍他才上床。

　　为了避免父母的催促，他经常佯装已经睡觉，用自己床上的那条老蓝布印花被单，遮住窗户，不让灯光照射出去。他父亲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一点响声都瞒不过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见了儿子翻书的沙沙声。一次，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走到外边，掀开那床遮挡的被单，看见毛泽东还在读书，父亲认为他浪费了灯油，一下火冒三丈，几步冲进儿子的卧室，一把夺过毛泽东手上的书，气冲冲地指责毛泽东不听话，浪费灯油。

　　不过，这场小小的冲突之后父亲也略改变了态度，只要儿子白天好好干活，傍晚做完事后，也就不再过分管儿子看书了。毛泽东少年时代养成的夜读习惯，建国以后依然如故。毛泽东不知疲倦的读书精神，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起居室里的灯光也就成了他们观察他读书和睡眠的一个讯号。

　　宋庆龄送的

　　鸭绒枕

　　宋庆龄了解到毛泽东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喜欢躺在床上批阅文件和看书。到过毛泽东卧室的人说，毛泽东睡的是一张宽大的木板床，且一边高一边低，低的一边放满了书，高的一边就睡人。毛泽东的床上用品极为简单，被褥是里外白布，睡衣、毛巾被补了又补，而枕头则是用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一床旧军毯搭在床栏上，那只荞麦皮枕头就塞在军毯下，宋庆龄听到这样的描绘，心灵震撼了：一位共和国的领袖，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她亲自上街购买了一个高级枕头，托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收礼的习惯，所以不收。但当来人走后，忽然又想到不收不好，又派工作人员追上去，把枕头收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回礼，送给宋庆龄50公斤山东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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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毛泽东（1893-1976）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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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平简介

（1893-1910）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1920）



 1911年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1-1930）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1940）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1950）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1960）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1970）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1976）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生平简介 :e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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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刘白羽

　　六十年风雨，六十年春秋。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座明亮的灯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引了方向。
　　但是，关于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关于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的背景，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时间如白驹过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据说只有数人在世了。岁月把人带走，但历史的真相不能湮没。我曾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并参与了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那段时间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学生涯的转折点，我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讲话》的指引下成为自觉的革命者，成为战士。每思及此，我就感到沉重的责任：应该留下真实、准确的历史，而不是歪曲的历史。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中，后人才能充分感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真理光辉。
　　《讲话》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伟大的时代，像大海一样奔腾汹涌，中华民族在决死的战斗中迎来新生。“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解放的旗帜，千千万万进步的知识青年、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满怀理想和激情奔向延安，那真是人如海，歌如潮。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十分困难的阶段，国际上，希特勒法西斯围攻斯大林格勒，形势危急；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借机对解放区加强封锁、加紧进攻。那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身上是破破烂烂的军衣，天天吃小米土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绝大部分人依然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但一些人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也暴露出来，延安出现了一股灰色的潮流。
　　实际上，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就已见端倪，尽管有的作家以“革命者”自居，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当时就引起了激烈批评。到1942年左右，这种思潮如雨雾般弥漫开来。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另外，一个更大的阵地就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
　　胡乔木同志在回忆录中引用一份1943年的文件，概括了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
　　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 ”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4页）
　　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不少与党对立的东西，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当时我在“文抗”任支部书记。延安有两个文艺单位，一是“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院长；另一个就是“文抗”（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原由中央文委书记艾思奇任主任，丁玲是副主任，后来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胡乔木接任文委书记，领导“文抗”。这两个单位聚集了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两个相距甚远，但串联频繁，来来往往，阴风冷雨，愈演愈烈。有一天我向胡乔木汇报时提出，两处党组织应当有联系，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胡乔木说，你应到“鲁艺”和周扬谈谈这个问题。
　　“鲁艺”在桥儿沟教堂，从“文抗”去，要顺着延河经过杨家岭、清凉山，然后向东拐，穿过广阔的机场。我爬坡翻山到了“鲁艺”，可能胡乔木已经打过电话，周扬似乎在等着我。那天我们两人坦诚相见，开怀畅谈，最后商定两处党组织遇事要相互通气、相互合作。这次谈话非常重要，“鲁艺”和“文抗”两家同志的关系由此变得紧密、团结。
　　后来有一天，我和丁玲同行，走过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沟口时，丁玲指了指山顶说，今天晚上这里有个激烈场合。我一听就明白，她指的是她那篇《三八节有感》将会遭到批评，我劝她冷静对待。
　　果然，在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议上，军队方面的领导人对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怪现象十分气愤，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猛烈抨击。贺龙批评丁玲说：怎么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却骂我们的总司令！据我所知，毛泽东同志还曾劝说军队方面：对文艺工作者不能只是批评，还要接近他们，影响他们，改变他们。此后贺龙和王震都到“文抗”来看望过大家，他们谦逊和蔼，和大家相处甚欢。
　　———这些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情况。关于这次会议，前几年有一种说法：是由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的。这完全是违背事实，严重歪曲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和意义。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作为至今仍在的当事人，我不能不出来作证。
　　记得在那次有军队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开始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有一天，主席派人约我去他那里，毛主席的家我此前去过几次，这位伟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但握着他的手，你又会感到温暖，如沐春风。以往见面，他总是挥洒谈笑，说些题外话，像是序语，而这一次有所不同，气氛严肃。他引我坐到书桌旁的木椅上，他自己坐在书桌正面，我们离得很近，主席开门见山就说：
　　“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说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针对的是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没有问题又何谈“整顿”呢？
　　接着，毛主席就许多文艺问题和现象谈了看法，他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所谈的大致上就是《讲话》中引言部分阐述的那些问题。我只是埋头记录，他的话很沉稳，有节奏，不紧不慢，很容易记。显然他是有意让我记得详细一些，因为最后他说：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老说兼听则明吗？
　　这时，他一下子轻松起来，他的笑容有点俏皮，又有几分得意……回来以后，我按照主席的意见，在“文抗”召开了两次会议，传达了这次谈话。过了一阵子，毛主席把我找去汇报“文抗”开会的情况。这一次是我说他听，他有时也用铅笔记几笔，有时听不过去就反驳几句，后来在《讲话》中提到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一段话就是从我们那儿生发出来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终于召开了。那天是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里，人群济济，坐得满满当当。毛主席坐在正面的桌后木椅上，我和丁玲坐在离毛主席较远的墙角。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专门把我和丁玲找去，谆谆开导，要我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他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与我遥遥相对的墙下有人大吼一声：“我要发言！”
　　只见站起来的是胡乔木。他对萧军的意见作了尖锐的反驳，萧军就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非常激烈。
　　据胡乔木同志回忆，毛主席对他的发言非常高兴，开完会后让乔木去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
　　5月16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发言滔滔不断，气氛十分热烈。但也出了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人大讲文学基本知识，用文学教程规划党的政策。同时，一些从战场回来的作家就所见不同，他们呼吁作家到前线去，经受战火的锻炼。朱德同志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墙下。朱德同志发言时，以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一个旧军阀，找到了党的领导，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红军的总司令，驳斥了会议上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
　　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做了“结论”，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我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大家欢天喜地，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渍液顺着嘴角流淌，那种欢乐多少年后还是记忆犹新，那是青春的欢乐，是革命的欢乐。
　　毛主席慢步走来，坐到正中间，摄影师拍下了那张至今很多人熟悉的照片。
　　毛主席的讲话慢条斯理，气势磅礴，每到着重之处，就把手向前挥出，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时已是晚上，西北高原上星光灿烂，会场上点着明亮的汽灯，主席高亢的声音在一派寂静中回响。我的心就如同这高原旷野，只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正在一往无前地激荡，我甚至感到整个世界的重量此时都凝聚在中国的西北高原和一片黄土地之上，凝聚在这会场里每个人的心上。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我真诚地拥护毛主席的《讲话》，但是，当时的我还远未理解《讲话》的真谛。
　　现在，作为一个老人回首往昔，我意识到，不经过大整风的烈火煅烧，我是不会废弃旧路，走上新路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文艺界拉开了大整风的序幕。会后，所有的人陆续集中学习。我记得“文抗”第一个走的是丁玲。我知道我们都要散了，就主动提出：我到党校三部去吧！当时我被分到第四支部。
　　整风文件中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反复读了几十遍，才认识到这篇《讲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开始引起我的反思。当时党校领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可是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实际”可以联系？领导说，你的“实际”就是你自己。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法就是对照《讲话》的每一原则，针对自己写出批判自传。我便写了一篇交到张如心那里，不料得到的结果却是全面否定，他一脸傲气地批评我：你还得意洋洋呢！你的灵魂满是污垢！我丧气而归，又学习文件，再深深地挖掘自己、否定自己。我觉得已经挖得很深了，哪知第二稿又被张如心扔了回来。我非常痛苦，非常伤心，那段时间只有在下午侍弄西红柿时才是轻松的，我这才理解为什么说劳动是美好的、幸福的，但到了晚上又得埋头学习文件。
　　一遍又一遍，我写了八遍，被否定了八遍。
　　最后我甚至连幼小时，家中的丫鬟洗衣服，我揪她的小辫子这样的剥削阶级丑恶行径都挖掘出来了。总之，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分子，我必须原形毕露，彻底地重新认识自己，特别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前的那股灰色潮流中，我写的那两篇贬低劳动人民的小说，更要进行照彻骨髓的自我批判。
　　现在想来，一个人触及灵魂地改造思想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终于写出了第九稿，我看了又看，战战兢兢，不敢送给张如心，真矛盾呀！那时已是夜深人静，我硬是鼓起勇气，揣了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张如心住在高山之上，拐过一处陡峭尖峰时，我突然灰心了，踟躇不前，向下看着那深深的河水，我想，不如跳下去算了。真可怕呀！但是，一抬头，我突然看见远处的亮光，那是张如心窗口的灯光，我的整个心神一下子清醒过来，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斩钉截铁地推门而进。
　　张如心拿着我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一张一张地掀开看着。终于看完了最后一页，他抬起头，满脸笑容，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祝贺你，刘白羽同志，你造就了新生！
　　我胸口一热，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心里只是念着一句话：我总算通过了！我总算通过了！
　　这是我一生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我问他：“人犯了错误怎么办？”他说：“在哪里犯了就在哪里收回来。”我又问：“要是发表在报刊上怎么办？”“那错误影响更大了，就应该写一篇文章收回来。”毛泽东同志的话如同阳光，为我照亮了方向，我写了一篇学习《讲话》的笔记，公开地、正式地进行了自我批判，而且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自己的错误必须毫不隐瞒，光明正大，这从此成为我的为人之本、为人之道。
　　整风使我得到两个终生不移的思想方向，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承担错误；另一个就是深入生活实践、深入火热的革命第一线，这成为我的信念、我的企盼，激励着我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
　　那是1946年，我和汪琦正在上海，周恩来同志突然电召我们两人去南京。到了梅园新村，恩来同志正在会客，我们就在廖承志屋里等候。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叫我们，我们和另外两人一起走进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恩来同志显然很忙，正用毛笔在批示文件，见我们进来，就推开文件，开门见山地说：内战爆发了，敌人已经占领张家口，中央决定撤退。
　　然后，他转脸看着我：白羽，你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到香港，一个是回解放区。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回解放区参加战争。我看还是武力解决问题，打日本打了八年，现在世界霸主支持蒋介石，我准备打上两个八年。
　　但恩来同志还是细心周到地问汪琦：你同意吗？汪琦在这个关头支持了我，她说：回解放区！恩来同志很高兴，他说：正好中央来了电报，要在每个大区派一个军事记者，由新华社总社直接领导，这样党中央在宣传上便于指挥全局。白羽已经访问过东北，你就到东北去吧！
　　现在想来，当初如果到了香港，我的人生道路将会全然不同。正是《讲话》像指南针一样指引我做出了这个决定终身命运的抉择。
　　在东北，我真正地走到了工农兵中间去。每次战斗后，我都和战士们谈天说笑，特别是和他们一起进行诉苦运动，他们说到流泪处，我也流泪了，我感到我和他们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讲话》的根本精神就是走向人民，走向生活，走向壮阔的时代，走向人民为创造美好未来所进行的伟大实践，这将永远不会过时，我相信，这亘古不灭的真理将感召和指引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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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何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刘白羽

　　延安文艺座谈会究竟怎么召开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不能随便云云。我是还活着的当事人，不能不出来说句当事人的话。
　　因为前几年有一种说法：“是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召开座谈会的。”此种说法，我认为不妥。应该说，当时是党中央批评我们这些人身上存在的在文艺思想方面的混乱和错误。
　　何以如此说?因为我亲身经历了那个过程。
　　那时，毛主席正找人谈话。有一天，毛主席派人来约我到他那里去（我到毛主席家去过几次），这一次去后觉得气氛有点不同。毛主席高大的体魄，气宇轩昂。他握着你的手，使你觉得温暖。他的窑洞里陈设简单，窗下一张书桌，中间一张饭桌。他平时谈笑自如，像是老朋友絮语，而这次却没有。他引我坐到书桌旁木椅上，自己坐到书桌正面。我们离得很近，他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中央把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整顿文艺问题了。”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是关于究竟为什么要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根本原因。很明显，文艺需要整顿，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决不是什么某个人建议，而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跟我谈的话，内容大概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引言提出的那些个问题。我只埋着头记他的话，他的说话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吐字也有节有奏，不紧不慢。可能也是有意让我记得仔细一些。最后他说：“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谈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可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说兼听则明吗?”他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他的笑容使你感到有点俏皮。我按着他的意见，在“文抗”召开了两次会议，我一讲完，大家就一哄而起，说话声音吵吵嚷嚷，议论纷纷，说了很多话，我只是埋头记录。过了一阵，毛主席又找我去听取意见。这次是我说他听。他有时也用铅笔记几笔，有时听不过去就反驳几句。我记得后来在讲话中批判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一席话就是从我们那儿议论的话题生发出来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召开文艺座谈会?他先后找过我两次，就因为我是支部书记。毛主席对我说：“你是支部书记，你那里党员作家很多。”毛主席把“讲话”的前半部分跟我讲了，让我回去征求意见：“你听了意见后，第一、是向我讲一讲。第二、是如实讲，谁怎么样，怎么样，到底都有什么意见?”毛主席讲话很幽默：“我们的意见有人反对，就说明这个意见还有人听。”
　　后来我才理解，毛主席找“文抗”、“鲁艺”的作家谈话，就是搞调查研究。到整风学习时，我才晓得他是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后才形成“讲话”。稿子是乔木写的，乔木接替艾思奇（艾调《解放日报》工作）当文委书记，直接领导我。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大会场里。场内人头济济，座无虚席，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陈云专门把丁玲和我找到中央组织部去，他是组织部长，要我们站稳立场。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坐在正面桌后木椅上，我和丁玲坐在靠毛主席座位较远的墙角边。
　　记得会场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萧军。他发言的大意就是作家是独立的，作家是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全是胡言乱语。
　　萧军的话音未落，我听到对面靠墙角处有人大声说：“我要发言！”我一看站起来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发言很尖锐，对萧军进行激烈地批评，可谓淋漓尽致。具体怎么讲我记不清了，但可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曾写到：“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会议宣布开始，没有人抢着发言。丁玲要萧军发言说：“萧军，你发言吧，你是学炮兵的，你开炮吧！”。毛主席在会前不会不知道情况，萧军说他一枝笔要管两个党。
　　会开了两次，大家发言踊跃，十分热烈。但是奇谈怪论不少，有用文学教程来规划党的政策的，当然也有很好的发言，特别是从战场上回来的，谈的观点较现实，他们要求作家到前线去，经受一下战火的考验。朱德也发了言，以他的亲身经历说明自己怎样从一个军阀找到党的领导，才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红军的总司令，来驳斥会场上提出作家要独立，要自由，不要党的领导的谬论。
　　第三次会议，由毛主席作结论，移到会场外面空场上进行。我们刚坐下就见一辆大卡车驶进来，车上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都一拥而上，纷纷取西红柿大吃起来。那新鲜汁液顺着嘴巴流下来。正当大家吃得欢时，毛主席迈着慢步走来，来到我们中间，于是，摄影的同志拍下了这张亘古不灭、具有纪念价值的照片。毛主席讲话慢条斯理，深刻，他一讲到关键之处，就把手向前伸出，作出加重语气的手势。
　　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拥护；但是，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讲话的全部精神。
　　现在，我已是一个老人了，回想起这些，感到如不经历延安整风，是不可能懂得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深层含义的。这不但是我的文学转折点，也是我的人生转折点。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不会走上由毛主席指引的一条正确之路的。

毛主席为何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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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敬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

            魏　巍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日。 全中国人民都在缅怀他。经有关部门批准，届时将出一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丛书来纪念这位伟人。丛书主编也要我担负其中的一本。作为一个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奋斗了50多年的战士，这是无可推辞的。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党史专家，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查阅各种典籍，仅能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讲一些个人的体会。

　　毛泽东已经逝世17年了。按通常情况，人一死也就烟消火灭，随着岁月的推移，世情的变迁，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即使一些生前异常显赫的人物，当其生也，一呼百应，一呼万应，真可谓汹汹然不可一世，而一旦一命呜呼，也就树倒猢狲散，连影子都留不下来，甚至比平常人消逝得还快。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现象。可是毛泽东却不然。尽管前几年，国外一些势力一再掀起“非毛化”的恶浪，国内也有一些人‘反毛”很起劲儿，动不动就拼命地来贬低他，否定他，辱骂他，甚至编造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私生活的谎言来诬蔑他。可是结果怎样呢？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没有被踩在九地之下，而且愈来愈高大，愈鲜明。毛泽东的威望，简直就像是在中国大地上生了根似地不可动摇。尤其近两三年，人们对毛泽东反而由冷变热，逐步升温了。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据说，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谒的人数，平时每天不下2万人。1988年全年为900万人，而在毛泽东95岁诞辰那一天，半天竟达15万人。这几年来更大为增加。韶山、延安也是如此。其它同类现象还有很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毛泽东热”。笔者对此未加研究，但可以肯定一点：对毛泽东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敬佩还是厌恨，是爱之欲其生还是恶之欲其死，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他是中国近代史和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美国有一个很严肃也颇有意思的学者，名叫迈克尔·H·哈特。他按照自己所拟的衡量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精心评选出来自古至今的100人，称他们是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以“巨人，屹立在人类历史上”为题，将毛泽东列入其中。作者说：“评价一个当代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不大容易，为了估计出毛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或许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还说；“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也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宁是毛的先辈，对毛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不抱偏见，并不难判断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另一些企图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由于主观情绪色彩过浓，与人民的感情相去过远，也就难似接近起码的真理了。

　　自然，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何况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要推翻一个旧制度，推翻整个的剥削阶级，改造一个旧世界，夺取政权后还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自始至终还要同自己营垒中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再加上自己本身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会遇到一些人的赞成和一些人的反对，更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在赞成和反对这两者之间，何者居于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赞成意味着什么？反对又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各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联系到近年来的一些情况，人们看到：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厉害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几乎没有不反对毛泽东的；而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则是毛泽东热情的拥护者。后一种人要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在肯定和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我在1990年《最珍贵的东西》一文中说过：“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比如那个方励之吧，他在讲话中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批毛’，他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很明显，他所说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如何值得珍贵了。”因此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等一大片社会主义回家的剧变无一不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而达到全面崩溃的。殷鉴不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警惕。

　　对待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伟大人物，我们怎样正确看待并进行研究呢？依我看，应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比如，对待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我们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或者站在调和的改良派的立场，去观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办法。在看待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时，历来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英雄史观，即无限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认为历史可以为英雄人物任意塑造。这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另一种是不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认为杰出人物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奴隶。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这两者都不能正确地解释活生生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俄国有一个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普列汉诺夫。此人后来变成了孟什维克，但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就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他说：“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允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加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和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立场。

　　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一般说这话是不错的，但还要加上一句，当英雄人物的活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时，就能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合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中华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险的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使中国人惊醒起来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异常悲壮的篇章。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是孙中山。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孙中山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另一批杰出人物的肩上。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便应运而生。适逢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选择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和轻而易举的事情。

　　普列汉诺夫在上述的书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那么，什么是当时中国伟大的社会需要呢？这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问题。而毛泽东无疑是后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独特道路的最早也最深刻的实践者和思想家。这正是他作为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普列汉诺夫在该书里还说：“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伟人称呼为创始人（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

　　毛泽东不正是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在中国人民急欲寻找一条解放道路的时候，起到了这种“莫大的作用”吗！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史说明，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也就不会有产生毛泽东这种伟大人物的土壤；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所特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难以想像的艰难，也就不会锤炼出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上罕见的英雄人物。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样的英雄人物，中国革命就不会这样快地获取胜利，也不会显得如此光辉灿烂。像印度等国和中国社会情况大体相同，但他们的革命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正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又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和活生生的图画。

　　我不赞成个人崇拜，更不赞成个人迷信。但我崇敬我们中华民族一切有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和世界上一切对人类发展进步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一点不错，但是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都必然有他的代表人物。正是他们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某些特征。试想，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德国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俄罗斯没有列宁，意大利没有担丁、达·芬奇，这些民族该是如何地减色可！而雄踞东方的中华民族，也是由众多难以尽数的杰出人物，代表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影响深远的文化。为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简直像群星灿烂，如果加上群众中的英雄人物，那就构成一系壮观的星河了。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们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杰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普列汉诺夫还引英国人泰纳在《英国文学史》（1863）中的话说：“当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泰纳这里说的是文化领域，我想其它领域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无疑是杰出人物中之最杰出者，是灿烂的群星中一颗最亮的巨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部分和一个发展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其突出的表现。

　　所以；在1988年毛泽东95 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首诗：

　　　　纵有误失真英雄，
　　　　改天换地建伟功，
　　　　慧眼胆略谁堪比，
　　　　巍巍昆仑第一峰。

　
　　魏巍： 著名作家，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他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长篇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本文是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话说毛泽东》一书开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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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人待物的特点

         李银桥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非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喧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栗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土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画了一只立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纹，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嘶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象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上，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象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刷”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拂面，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让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毛泽东接人待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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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生死两茫茫

——晚年毛泽东与女儿李敏
闻　哲

　　1963年，李敏难以忍受江青的淫威，被迫搬出中南海。从此，李敏见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于李敏而言，中南海的红墙如同一条生死的界河，把她同爸爸隔开了。
　　1974年，毛泽东81岁，身体很不好。李敏想去看看爸爸，可连中南海的门都不让她进去。气得她在门外大吵：“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看爸爸?搞运动就是让骨肉分离吗?”“你们这样做，就是封锁毛主席，好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爸要是知道了，也会反对你们的!”然而，权在江青等人手中，一道禁令将她拦在门外，她没有见到爸爸。
　　1975年的一天，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李敏突然接到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快回来。这个消息令她心急如焚，于是火速回到北京。她遇见江青，江青毫不客气地说：“主席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你的事了。”李敏听罢，气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
　　当1976年允许李敏见爸爸时，他老人家已经生命垂危，卧在床上，面无血色，气息微弱，但神智还是挺清醒的。爸爸认出了女儿，叫她坐到身边，拉着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我呀?”听了这话，李敏真想大哭一场，告诉爸爸不是她不想来，而是有人不让她来。但她克制住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爸爸那双衰弱无力、有些发冻的大手捧起来，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她多么想留在爸爸身边，陪伴他老人家，但是未被批准。
　　第二天，当她再次进入中南海时，爸爸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了。李敏痛不欲声，面无血色，四肢发软，颤抖着身体扑了过去……她的心犹如乱箭穿过一般。她喊了一声：“爸爸!”因悲痛过度，耳鸣目摇，几乎跌倒。她一步步朝前挪动，把手伸向爸爸，哭喊道：“爸爸，您的娇娃来了……”她多想再看看日夜挂在她心上的亲人啊!她多想再握握那双温暖的大手啊!她多想再听听爸爸那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的话语啊!她真想恸哭一场，哭干含在眼里的泪水，倒净窝在心里的委屈。但她终于控制了自己，没有那么做。此时，她握着爸爸那双冰凉的手，她的那颗心在瑟瑟发抖，她的身体也在不停地颤动，尽管是秋季，天气并不冷，不至于把她冻成那样。她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她不能让感情任性地宣泄。她现在需要做的、能够做的，就是多看爸爸几眼。她慢慢地俯下身子，肃穆地看着躺在那里的爸爸。看着看着，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痛哭起来。理性在狂风暴雨般的感情面前，常常是苍白无力的。
　　几天后，李敏和丈夫孔令华赶紧奔赴上海，守候在贺子珍身边，他们怕老人家经不起这个打击。想不到贺子珍异常地镇定，她没有眼泪，她只是哀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
　　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敏常常在梦里见到爸爸。据她讲：有一次，梦境向她重演了她刚从苏联回国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爸爸时的情景。爸爸向她慈爱地笑着，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话喊她“娇娃”。她一激动，醒了过来，眼前的现实告诉她，那是梦，她的爸爸已经与世长辞。她默默地哭起来，泪水打湿了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