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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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选节)


□ 杨春时


      “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鉴于辛亥革命作为单纯的政治革命，缺乏思想启蒙的准备，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想过早介入政治斗争。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致力于输入学理，改造国民性，为政治变革做准备。但在1919年5月4日以后，政治问题（民族危机和政治腐败）已经无法回避，于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派开始参与政治斗争，《新青年》也变成了政治刊物，后来又筹组共产党。胡适代表的自由派也开始关心政治，介入政治。胡适先是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要从具体社会问题着眼改造社会。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自由主义者与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一起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声称“我们原本是不愿谈实际政治的，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能妨碍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点一滴的血汗换来的……”[6]此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就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中国政治自由主义诞生了。中国政治自由主义是以胡适为领袖、以一批文化人特别是一些学者为主体的散漫的一群。他们力图在左右两派和国共两党中间保持独立，以自由主义来影响中国政治进程。中国政治自由主义者干预政治的途径主要是影响舆论，因此办刊物就成了他们的几乎是惟一的斗争手段。从《每周评论》到《现代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把工夫下在政治评论上。他们抨击时政，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胡适对国民党的“训政”的批判是很深刻的；

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人在《新月》上进行的反党权、争自由的斗争也是颇为壮烈的。


     但从总体上看，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其首领胡适是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进行批判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曾经参与过政治斗争，最著名的是胡适、蔡元培等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摧残人权的斗争。但胡适等认为争取民权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反对进行政治斗争，而只进行法律斗争。他特别反对同盟提出的“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甚至认为政府有权镇压一切反抗行动，而只是主张“在现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应该受正当的法律保护”，而蔡元培也暗中同情胡适的立场，[7]这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对实际政治斗争的规避。由于“民权保障同盟”中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歧，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这场运动终止。在抗战中成立了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主体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高潮时期。他们企图形成“第三种势力”，引导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但中国政治自由主义最终走向失败。一方面，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国民党并没有把他们当做“诤友”，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走向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由主义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只好向左右两个方向分化，从而自行瓦解。


        文化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在这个领域，自由主义较好地发挥了作用。文化自由主义继承了“五四”传统，致力于思想启蒙，主张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创造现代社会。它除了进行启蒙宣传外，就是重视教育，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是教授等文化人。“五四”以后，当激进派投向革命（救亡）时，自由主义坚守启蒙阵地，坚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它不合潮流，孤军奋战，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击。它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面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自由主义坚持“充分的世界化”；在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盛行之时，它坚持“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当革命派相信启蒙任务已经完成，革命能够改造一切时，它仍然认为没有启蒙就不可能创造现代社会。胡适对学生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8]在救亡压倒启蒙之时，虽然这种思想不合时宜，但确是有远见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缺点在于，它在“五四”以后，只有少数人坚持启蒙工作，多数人或者转变立场，投向政治革命，或者退入学术领域。很多学者如周作人、顾颉刚、沈从文、陈寅恪等人，都只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政治不甚关心，对启蒙也失去了“五四”时期的兴趣，他们只是信奉和要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自由主义。这种学术自由主义的兴起，既与“五四”启蒙主义的退潮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思想有关，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即职业化、科层化，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职业学者和文化人，丧失了政治兴趣。这种学术自由主义固然是有价值的，对于学术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又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它没有战斗力，不仅不能影响中国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抵挡不住政治思潮的冲击。因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学术自由主义也丧失了生存空间。尽管如此，对自由主义的文化启蒙工作应当充分肯定，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为中国的现代性保留了火种。历史将表明，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完成后，重建现代性的任务就摆到日程上来，而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作用将不仅属于过去。

http://www.anewfocus.com/yhf/2001_6_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