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却他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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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时间：2012年11月23日   
——追忆王造时先生
乐秀拔
（作者系农工党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七君子在南京与马相伯、杜重远的合影（左起：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多伦路上的王造时故居


        我知道王造时先生的名字，是在一个非常的场合、时间和地点。地点是在复旦大学的登辉堂（现改为相辉堂），原因是参加全校反右派斗争大会，时间是1957年。当时，我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是中文系小助教，而王造时先生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名鼎鼎的教授了。对于他的事迹，我是以后慢慢知道的。所谓隔行如隔山，他在历史系，我在中文系，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初出茅庐，孤陋寡闻，也不知他是“七君子”之一。但我第一次听到他是“三反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中等个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白皙，圆脸，穿白衬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反右斗争大会上
     那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大会，是预定的，有组织的。我是得到中文系办公室的通知去参加接受教育的，也是抱着开眼界，见世面的心情去参加的。参加的大约有数百人，会场气氛严肃。先是主持人发言，说明会议目的，定下了调子，要王造时认真检查交代反党言行。接着就有人走到扩音器前，严厉揭发，言辞凌厉，叫王造时交待。我见王造时先生走上前去，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一向拥护党，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如果我有什么错误，欢迎批评指教。”片刻沉寂之后，就有人站起来，作了严厉的揭发：王造时污蔑社会主义，说我们生活很苦，向周总理发泄不满；王造时想拉山头，恢复救国会，与党对抗；王造时写《致斯大林大元帅信》，反对苏联，挑拨中苏友谊……”

     接着，会场上有一个人高喊：王造时必须老实交待。在这严重的气氛中，王造时先生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冷静沉着地回答：“周总理到上海，在锦江饭店约见我，问我生活和家庭情况，我就汇报家里儿子患精神分裂症，医疗购药，开支较大，生活较拮据。关于救国会的事，也是周总理说起救国会曾起过积极作用，解放以后，是否可以恢复。我回答说，救国会的任务已完成了，已经解放了，不必再成立了。关于写《致斯大林大元帅信》，那是由于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情况所需呀，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和我等人共同讨论，共推我执笔而写，救国于危亡，并非挑拨中苏友谊，也非反对苏联。”回答坦然，理直而气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现将尘封71年的《致斯大林大元帅信》随手抄写如下，以见王造时先生执笔写此信的爱国热情和义愤：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忱，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日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信写于1941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图存的紧急关头，义正辞严，使我的敬意油然而生。由此，我萌生了追索历史，探求王造时先生足迹的念头。
饱受磨难的一生

     王造时先生出生于1903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我国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的父亲是一个经营木材的商人，家庭殷实。他天资聪明，在江西安福县读完小学后，就于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造时积极投入，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名闯将，做宣传，做演讲，组织罢课游行，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在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25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就赴美留学，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赴英，求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院，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研究国际政治学。1930年回国后，他一边在光华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并创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刊物，反对专制独裁，一边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宣传委员和执行委员，营救被关押的革命者和学生。1936年救国会向国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局怀疑其与共产党有联系，下令逮捕王造时等“七君子”，后经宋庆龄大力营救，于1937年7月被释放，前后关押8个月。1941年，由王造时执笔的《致斯大林大元帅信》为他种下了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均前往北京，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唯独王造时留在上海，失去了职业，真可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了。直至1951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才聘任王造时先生为历史系教授，才解除了迷惘之苦。可是此后，他的厄运连续不断，家破人亡，不仅他被定为大右派，就连他在复旦物理系读书的女儿王海蓉，也因说“我相信父亲不会是右派”，拒绝对王造时先生的揭发批判而被定为右派，郁郁患病而死，他的儿子和妻子也忧愤而死。“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因“反革命罪”遭逮捕，因禁于监狱中，有冤难伸，有苦难言，最后与1971年屈死于狱中，年仅68岁。

历史不应再重演

     听说王造时先生在蒙冤被捕后，为洗刷自己不白之冤，曾不断给上层和故友写信，以求解脱。但漫天风沙，遍地冰雪，神州昏沉，人人自危，英雄末路，慷慨悲歌。他的充满血泪的信，最后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记得唐朝诗人，初唐四杰骆宾王曾写过一首《咏蝉》诗，很能表达王公当时的心情，背景亦颇相似。诗云：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西陆”指秋天，“南冠”指囚犯，“玄鬓”称蝉，“白头”指代诗人自己。此诗写于诗人因上疏论事，触犯武后，遭诬陷而下狱之后。历史真有惊人之相似，竟然于千余年之后重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可谓字字是泪，句句是血。“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可谓冤情难诉，苦不堪言。“文革”的历史决不能重演。我国正在民主法治的大道上前进，个人专断，个人迷信正在逐步清除。王造时先生的悲剧也绝不应该重演，他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和法治社会，正在逐步推进，如他地下有知，将含笑九泉了。

     岁月悠悠，事事沧桑。然而，我对王造时先生的事迹，却依然刻骨铭心。许多年之后，我去四川路多伦路名人街观光游览，于偶然中发现王造时先生故居，使我顿受一惊。王造时先生竟然还有故居留存在世上，苍天有良心，让这位一生爱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英名与天地共存。我驻足仰视，那是一幢独立的西式住房，墙体是灰白色，朴素淡雅，三层楼，入门有台阶，大门前有两根大立柱，很有气派，令人不禁想到其生前曾叱咤风云，襟怀坦荡，热情无私，敢于担当，多次拒绝升官发财的机会，为民主和爱国而呼吁，敬意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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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 吉安市 > 安福县人物

王造时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县江南乡人，一九○三年九月二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之家。小时聪慧好学，过目成诵，被乡人誉为“神童”。不到十四岁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读了八年书，于一九二五年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一九三○年，二十七岁的王博士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同时还在中国公学兼任教授及复旦大学教授。此后，长期从事教学与写作，也办过刊物、当过律师，并积极投身爱国活动。
　　王造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他不畏强权，敢于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留下不少佳话。但一九四九年后，不仅本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全家遭-无一幸免，是昔年“七君子”中结局最悲惨者。
　　反驳梁启超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京清华园举行“-”国庆大会，学校特邀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演讲，梁讲的题目是“我对-的感想”。演讲中，梁启超大肆攻击孙中山先和-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当时仍是学生的王造时听后心里非常气愤，回到宿舍即挑灯疾书，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是“梁公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用了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王造时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深刻。他说∶“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中国，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造谣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风血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颠倒是非的压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华，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患了近视病、盲目病，若再有人在这里指鹿为马，那么我们的病将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
　　王造时还直截了当地揭露梁启超∶一贯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拥护袁世凯，出任袁0的司法总长。袁世凯倒台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段祺瑞0的财政总长。王造时驳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绝不是孙中山和-，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结北洋军阀，以及热中于搞派系的保皇党人物。”
　　文章刊出后，梁启超大为惊讶∶“一个毛孩子学生，竟敢与我分庭抗礼，这简直不可想像！”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清华校长曹云祥，究竟怎么一回事？曹云祥慌了手脚，气急败坏地把王造时找到办公室，吹胡子瞪眼睛大骂王造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写文章骂梁任公先生，该当何罪？”令王造时写出深刻的-，并向梁启超道歉赔罪。否则将以侮-长的罪过开除学籍。
　　王造时平静地听完，耸耸肩膀说∶“在学校我是学生，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先生可以谈国事，我王造时也可以谈国事；梁先生可以批评孙中山和-，我也可以批评梁启超和研究系。请问∶错在哪里，罪在何处？”“大胆！”曹云祥一声断喝，想以势压人，并以“开除学籍”来威胁他。
　　王造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然不吃他这一套，他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敢开除我的学籍，我就要向社会呼吁，向法庭控诉。曹校长，清华园三赶校长的校史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真敢开除我，你自己的后果也不会很好。”
　　自一九一九年起，仅仅四年时间，曹云祥已是清华的第四任校长了。第一任张煜全，在位不称职，整天睡大觉，学生们说他是“垂床听政”；第二任罗忠治，长期患病，难以胜任工作；第三任金帮正，作风不民主，压制打击学生，三个校长都被学生“礼送”了，曹云祥自有前车之鉴。再说，曹云祥也早有耳闻，清华园内有江西“三只虎”，他们是张国焘、王造时、段锡朋，如今的对手就是“三虎”之一。这位来自江西山区安福县的布衣学生，在清华园内十分活跃。从二年级开始，一直是学生中的领袖，先后担任过清华学生会宣传部长、评议会主席、干事会主席、级长、校际辩论员，“仁社”社长等职，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要对付他，谈何容易。于是，曹云祥只好与王造时商量，要王造时同他一起去梁先生家谈谈，这样，大家都好下台。王造时说∶“我没有过错，也不是我对他不尊，而是是非上的争论。我在想，梁启超积极宣传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我还要写文章批驳他呢。”
　　不几天，-北京党部主办的“时言报”发现了“清华周刊”王造时那篇文章，特地加上“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的按语在头版头条发表，弄得满城风雨。
　　自此之后，曹云祥怕把事情闹大，再也不敢找王造时的麻烦了。随之，梁启超也辞去了国学讲座的聘请，离开了清华园。
　　救国会中一“君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王造时加入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作为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写宣言、作演出、著文章、主持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十一月，他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导人先后被国府当局逮捕入狱（注），人称“七君子”。
　　起初，他们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久转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狱中，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刚过三十三岁。在狱中，他和其他几位君子无话不谈，有时也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回答是应该一致的从容就义，临刑的时候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审讯是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进行的。审问时，审判长朱宗周问∶“被告王造时，你们为什么要鼓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王造时义正词严地回答∶“审判长先生，日本纱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不应该援助他们呢？他们也是审判长先生的同胞，审判长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资本家说话呢？”继而，他还驳斥了审判长提出的其他问题。王造时虽然是站在被告席上，他的观点、立场，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倒使审判长成了理屈词穷的被告。
　　王造时等“七君子”不仅能在牢中吟诗、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极拳，而且在牢外，“君子们”的狱中生活，更是被写成新闻报道和拍成新闻照片，被登载在许多报纸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专栏之中，诚所谓“坐牢也风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经过各界声援、抗议和营救，“七君子”胜利地步出了看守所的铁门。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四岁的王造时在狱中八个月，他充分抓住时间，翻译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主义大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十年前，王造时在英国留学时，曾经拜在大师门下，深受其思想影响。他很早想翻译老师的名著，却抽不出时间，这次被关进监狱，倒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出狱了，有了自由，王造时并不满足。他意识到∶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自由平等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人家馈赠的。于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
　　《前方日报》的成就
　　王造时获释后，在上海、南昌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担任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被日寇占领，省0及一些机关学校迁到了泰和县，吉安已成为抗战前方阵地。不久，王造时回到吉安，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在吉安创办了一家《前方日报》。办报伊始，困难重重。除了接收已经停刊的“日新日报”部分设施外，开办经费严重缺乏，流动资金没有分文。为了筹集资金，除了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外，还奔波于湖南、袁州等地向亲友、同学以及家乡安福籍商人求资，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使《前方日报》得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正式出版发行。王造时任社长和发行人。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为了团结，为了抗日，《前方日报》几乎每天都要发一篇社论或评论，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连续三天刊载他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当年十二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王造时怒不可遏，立即写了一篇题为“举国同愤”的檄文。无情地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另一篇“汪精卫怎样把我们卖掉了——请看-协定的分析”文章，再一次揭露汪日密约的实质。
　　王造时聘请的总和主笔，当时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办报，坚持抗战，旗帜鲜明。比如总冯英子在文章中披露了汉0萧淑宇的丑恶行径，也因此触动了当局某些人的神经，险遭逮捕，幸亏内层有人“透风”，才化装逃跑。王造时顶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压力和打击，坚持办报宗旨，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或专论，还有一版文艺副刊，搞得生动活泼，很有看头，深受读者欢迎，订户连年上升。
　　《前方日报》自创刊日起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休刊，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整整持续了十年。（编者按∶一九四九年六月之后，便再没有《前方日报》的办报自由了！）
　　敢向斯大林说不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人民处于最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酝酿著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另一方面，史大林派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部长-与日本外交部长谈判；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个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更奇怪的是这个条约还附著一个宣言，其中关键只有一句话∶“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全世界都知道，宣言中所说的“满洲国”即我国之神圣领土东北三省。这岂不是说，中国人要收复东三省，取消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伪满，那就是破坏了它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果然，这个所谓“中立条约”与宣言公布后，中外舆论哗然。当时在重庆的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认为国会运动最初就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引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了收复失地，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救国会有必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便推举王造时起草一封致史大林元帅的公开信。王造时接受任务后很快写出初稿，经开会修正通过，信中说∶“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0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同胞的心意。”

　　当时在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夏公仆、沙千里、王造时等九人。王造时起草的这封公开信内容正确，他温和，确实反映了中国的民意。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莫斯科，1941年）。

     当时0认为斯大林与修订条约，发表宣言是绝对正确的，这样做是战略与策略的需要，王造时起草的信把矛头指向斯大林是极错误的。因此，0某些领导人对王造时起了“误会”与“隔膜”。从此王造时便背了黑锅。他自己也感到“党对我起了隔膜。”（编者按∶可见早已是0了。）0=mao吗?


　　“君子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基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三次在会议上发言∶第一次是三月二十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要日趋丰富美满”，他说“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

　　王的另外两次发言是六月份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与“新闻日报”座谈会上，主要讲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让群众与干部互相沟通，就能搞好工作。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言者无罪”对他这人是不适用的。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因他的三次发言，就被人当作右派进行批斗了。其罪状是自比魏征，向党进攻，惟恐天下不乱，企图在基层点火，挑动群众斗干部；而且他一贯反动，早在四十年代就反苏-，写了“致史大林元帅公开信”，这可是一颗重磅炸弹，抛出来足以致王造时于死地，显然是有来头的。

　　接著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没有反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更被人认为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还在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王造时-“投降”承认自己是右派，写了许许多多检查，忏悔自己的罪行；一九五七年底他打报告申请下乡劳动改造了。

　　王造时在被批斗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认罪，此后的行为表现与其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谨慎，畏缩不前，经常焦虑恐惧，抑郁苦闷，沈默寡言，甚至“日间回想，梦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了。总之，在政治运动的挤压下，王造时的性格遭极大扭曲，从一个勇猛的斗士变成了一个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点事都要向领导汇报请示，诚惶诚恐，害怕再出什么岔子。

　　父女屈死共和国
　　王造时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他爱父母、爱妻子、爱女儿、爱朋友。他的结发妻子朱透芳是他的江西安福老乡，从小由父母给他们订的“摇篮亲”。透芳裹了小脚，又没读过书，但王造时不嫌弃，只要求家长让她上学。后来，王造时到清华上学，就把未婚妻接到北京读书。他去美国留学深造时，又节衣缩食省下一些钱让透芳也赴美求学。等到两人学业有成，一九二八年秋天在美国完婚。不幸的是一九五六年三月，朱透芳因病去世。王造时极度悲伤，久久伫立墓前，泪流不止，几乎昏厥过去。
　　更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长期患病，长子早年就得了精神病住在医院，次子原在北京大学学习，成绩优秀，一九五七年反右后精神失常，进了医院。两个女儿的命运也同样悲惨。长女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工作，一九五五年肃反审干后得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最为可怜。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聪明过人，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她十分敬重父亲，在反右中，她公开表示自己的父亲不可能是右派，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她情绪消沉，忧郁悲观，既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又为父亲的健康与命运担忧，因为过分的焦虑与忧郁，不到三十岁就得了不治之症。
　　王海容的不幸，对王造时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认为女儿“戴上帽子”是自己连累了她，迫切希望“她早点摘掉右派帽子，重理物理旧业，并早点结婚，了结我的一椿心事。”可怜天下父母心。王造时在自己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子女的悲惨遭遇，常常梦中失声痛哭。他在反右后卑躬屈节，想争取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藉此改善几个子女的处境，不再因为自己的问题受人排斥与歧视。他这样做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被定为右派后，降职降薪，收入减少，家中上有0和续弦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住院，两个女儿在家里养病，经济状况非常拮据，经常借债度日，他想通过翻译书稿换点钱解决生活困难，但无人给他出版。王造时和他的一家人在贫病交迫之中苦苦挣扎著。

　　文革开始不久，-便抄了他的家并进驻住宅“长期作战”。首先把他的妻子赶出家门，到工厂接受监督劳动，小女儿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王造时每天在家里接受审问、拷打、写思想汇报、交代罪行……折磨了三个多月后，开批斗大会要他交代-活动的纲领、计划和组织，王造时无法回答，于是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因医院说他两都是“武疯”，跑出去会打人闯祸，继母只好让他们躺在床上，用绳子绑住双脚。家里没有药物，没有钱，营养差，两个儿子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
　　王造时一关就是五年，抓他进来的人好像把他忘记了，不提审、不判刑，也不释放。五年后，王因病重，送往监狱医院时还带著手铐。那时王已奄奄一息，根本起不来了，王造时因肝肾综合症拖延时间过久，无法挽救，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与世长辞。

　　第二天，他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书，在她身边的只有刚刚动过手术的小女儿王海容。她们都已经五年没见过王造时，现在终于在火葬场见了最后一面。王造时弥留之际曾不断呼唤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几个月后，她最心爱的小女儿也就是右派的王海容跟著父亲走了，她去世前流著眼泪叮嘱继母和丈夫说∶“我只有一个心愿，把我和爸爸、哥哥及弟弟葬在一起。”说完就长眠了。

　　王造时从十六岁起，便意气风发、轰轰烈烈地投入五四运动，开始了光辉的人生旅程。此后，他不畏艰险，风风火火地在社会上走过六十八个年头，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无声无息凄凄惨惨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一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呢？有位记者访问王夫人时，她拿出一个旧包袱，里面装著一叠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一把断了柄的塑料汤匙，还有一只米黄色的旧的搪瓷口杯。王夫人长叹了一口气，对记者说∶“老先生临死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咯血，就吐在这杯子里。现在，杯子里还残存著血迹，我没有洗掉这些血，留著它！”留得好！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然而，王造时先生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东西绝不仅仅是一只残留著血迹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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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承认伪满洲国也是事实，都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承认伪满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也是实实在在，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呢？我不同意承认伪满是虚的这个说法，如果是虚的他干吗要承认？事实上苏日中立条约的直接后果是：苏联把远东的部队抽调到西线，而日本鬼子放心的南下攻击中国。日苏各取所需，都是这个条约受益者，而受害者则是中国。到底谁伤害谁的感情呢？莫非这个也不能提？



至于你说的列宁的什么割让领土是“伪概念”更是不值得一提，明明是割让领土是苏联实力不如人家的结果，非要找一个什么世界观和跳出“主权神圣”的怪圈的借口来干什么？如此一来岂不是老蒋不抵抗丢失东三省也同样理直气壮？

简直是笑话,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我从未否认,而且也认为苏联的援助确实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至于是不是无私的出于什么目的我也没有深究了,毕竟人家苏联也有人家的国家利益,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国就得认人家的好.但是我指出了苏联曾经签定日苏中立条约确实对中国不利的事实有错么?你苏联要自保没人怪你,但是你连客观上对中国造成的伤害难道也不承认么?臭名远杨的《慕尼黑协定》是怎么来的难道你不知道么?莫非为了"苏中友好"硬生生把这段历史抹掉么?苏联在东北抢劫工矿设施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你就得承认!你能否认斯大林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么?苏联跟英国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好比么?人家英国美国本来就是流氓国家.问题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如果承认苏联跟英国美国是一路货色不是什么好鸟那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不再说下去了.人家"我是流氓我怕谁",你如果跟人家一样就不要当什么"大侠". 如果说任何条约都可能撕毁的话,那么中国可以保留撕毁条约将来要回被沙俄夺走150万平方公里的权利.

苏日协议不是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条约吗？这个是你的观点不是事实，所谓条约当然有强制约束力，否则怎会有某国撕毁某条一说？既然“所谓的和平协议是个虚假的协议，没有这个协议，苏军也必然要冒险全力支援东线作战，没有这个协议，日军也必然要冒险全力保障自己的生命线，这对他们来说都带有必要性，不会因为受到牵制而就不冒险了。” 那么苏日签这个虚假的协议还有什么用处？目的在哪里？苏联跟日本吃饱没事干签个苏日中立条约来玩玩？都是白痴做些脱裤子放屁的事？还是某些人是理屈词穷要强辩？



中国人抗战在流血的时候，苏联跟日本眉来眼去签个苏日中立条约，你们苏联跟日本要和平是你们的事情，不管中国的屁事，但是你们都是拿的中国的领土来做交易还不允许人家说？站在苏联人的立场上看，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哪怕他入侵捷克和阿富汗只要对苏联有利也能找到他的道理，但是有些中国人也跟着在后头起哄：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也无可厚非，站在苏联人的立场上看当然没有问题了，当然有他的合理之处，问题是身为被伤害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即使是从不相干的第三国的立场上看苏联的这种行为在道义上也是不正义的。首先，苏联和日本同时拿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当时蒙古未独立）来交易是非正义的，第二，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客观上造成了日本放心南下入侵中国的事实。当时中国是弱国，人家拿中国的领土来做交易中国确实也没有办法，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个交易非正义的性质！

（苏日中立条约第二款 ：(2) 关于蒙古地位的声明

与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一致，为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郑重声明：

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某些人好轻松地指责“中国军队自己抗战不利”，却为苏日牺牲中国的利益大加辩解，请问苏日同时拿中国的领土来交易这是对中国虚无缥缈的伤害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的屁股做到哪边去了。说来说去你不就是害怕中国要收回那150万平方公里吗？我说到你的痛处了吧？

苏联在抗战中确实对中国进行了援助，但是这跟苏日中立条约是两码事，不能相互抵消。

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真的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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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苏日中立条约]（全文）


这是根据著名的耶鲁大学网站上的苏日中立条约英文件翻译的

(1)苏日中立条约

为加强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日本天皇陛下决定缔结一份中立条约，为此委任以下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

V. 莫洛托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外交事务主席

日本天皇陛下 -

松冈洋右，日本外相，一级瑞宝勋章

Yoshitsugu Tatekawa，对苏特使和全权代表，中将，一级旭日勋章和四级金勋章

检查无误并交换条约书后，达成条约如下：

第一条

签约双方承诺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

一旦签约的一方与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势力有敌对冲突，条约的另一方将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

第三条

本条约自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并保持五年有效期。如果条约双方都未能在条约到期一年前宣布无效，则视为自动再延长五年。

第四条

本条约应尽快批准，批准文书将尽快在东京交换。

以上代表已在两份分别以俄语和日语书写的条约文件上签字盖章表示确认。

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即昭和16年4月13日

V. 莫洛托夫

松冈洋右

YOSHITSUGU TATEKAWA

px">(2) 关于蒙古地位的声明

声明

与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一致，为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郑重声明：

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莫斯科，1941年4月13日

苏联政府代表

V. 莫洛托夫

日本政府代表

松冈洋右

YOSHITSUGU TATE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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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原因 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苏日中立条约》的订立是符合苏联和日本的利益的，他们通过合约的形式避免双方发生冲突损害到自身的利益。条约的签订表明，抗战中本来支持中国的苏联转向中立，这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很大。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原因远因

　　苏日两国关系紧张由来已久。早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日本就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苏俄革命。1918年春，日本出兵俄国远东地区的海参威(本属中国），强占俄国的远东沿海地区，并积极参加1919年秋冬反对苏俄的“十四国远征，”试图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苏日两国于1925年在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首都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视苏联为其侵略中国障碍的日本并未因此改变反苏立场，反而变本加厉地与苏联为敌，多次制造事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抛出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后，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准备步伐。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后，与苏联远东边防军的摩擦频繁发生，关东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发生106次之多，1936年头3个月，就有22次。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采取了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给予了全面和广泛的援助。日本则于1938～1939年间多次向苏联的远东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试探苏军的虚实，以便为其北进作准备。虽然日苏双方于1939年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由于积怨已久，随时都有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

　　近因

　　1940年夏，纳粹德国闪击西欧大陆成功，日本决定乘机南进夺取西方国家在亚洲、太平洋(601099) 地区的势力范围。为了实施南进战略，日本在加强同德、意勾结的同时，积极谋求调整对苏关系，以便巩固北方安全，并促使苏联停止援华，达到早日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此时，面临纳粹侵略威胁的苏联，为摆脱东西受敌的危境，一方面支持中国抗战，以束缚日本手脚；另一方面力求和日本签订条约，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

　　1940年7月起，在日本的倡议下两国开始会谈。8月底谈判一度中断。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又致力于苏日中立条约的谈判，日本提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方案》。并起用陆军中将建川美次为新任驻苏大使，加速日苏谈判步伐。1940年10月30日，建川拜会莫洛托夫，提交日本政府草拟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方案》。1940年11月18日苏联提出《苏日中立条约草案》及附属议定书草案。12月中旬谈判又告中断。

　　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1）条约签订当天，松冈洋右对德国驻苏联大使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增强了。”（周文祺、褚如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352页）曾经参与美国外交政策计划的赫伯特·菲斯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日本政府对此条约感到“很高兴”，近卫首相迅速地取得天皇的批准，“因为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蒋介石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的道路更安全些。或许甚至美国政府也会变得较宽和一些。”（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2）此条约的签定，表明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由支持中国转向中立的立场，这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倒退。因此，它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抗战的一个打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损害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此条约不仅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抗战前途的忧虑和对于苏联政府的恶感，而且也使得中国其他方面对“条约”表现出不满。甚至中国共产党对于“条约”露骨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也进行了委婉而严肃的批评。

　　（3）此条约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成为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日本利用苏联的保证，扩大了对中国、南洋的侵略。

　　（4）“条约”签订后，苏联援华物资锐减并逐渐中止，这就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军事力量。

　　（5）此外，《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客观上加剧了中国抗战势力的分裂，促使中国国内抗战局势的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