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变？——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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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变？——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一瞥 (2008-07-29 14:49:49)
标签：王造时 梁启超 陈夏红 同舟共进杂志 文化   分类：政法往事

夏红注：本文已发表于《同舟共进》杂志2008年第7期。发表时略有删改，此为原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谁之变？

                 ——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一瞥



陈夏红





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社会名流征文。当时在上海做律师的王造时也收到了约稿函。他遂就1923年不惜与梁启超叫板而替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学校开除的一段往事，命笔作文一篇，即后来发表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谁之变？



这篇文字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最末一段文字，而王造时恰恰认为，该段文字才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王造时忆述：



这篇文章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王造时：《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东方杂志》在发表王造时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时，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即把该段文字删去。王造时就此还专门向《东方杂志》提出过抗议，要求在下一期刊登全文并道歉。但《东方杂志》并未刊登全文，只是在第二期发表一则启事，声明未经王造时的同意删去了最后一段文字，影响了文章的整体意思表达，特意向作者道歉云云。



看到这段材料，笔者眼前不禁为之一亮。王造时先亲国民党而最终反国民党，这种抉择在王造时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间绝非特例，在一定程度上说，王造时的这种抉择，当时的确是比较普遍存在着的。重新爬梳王造时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可能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视角。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与梁启超叫板，为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开除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的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听众之一。对于梁启超对国民党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王造时回忆，“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胸，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字。



这篇文字不可谓不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



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但是一班被统治阶级要革一班统治人阶级的命，就不能不实行最危险、最有效、最可悲、可痛、可泣、可泪、慷慨激昂的举动。所谓慷慨激昂的运动，就是群众运动、揭竿反抗、暗杀行刺、运动军队以毒攻毒等等，法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除暴安良也如此。（转引自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见周天度编：《七君子传》，第618页。）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环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王造时还批评了梁启超政治主张之易变与不鲜明，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主张上是一个无主义者，在政治运动上是一个落伍者”。落笔时，王造时表明了对梁启超的态度：“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的《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然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除去《清华周刊》本身的影响之外，当时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便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加了按语并在头版予以转载。这下子王造时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便不胫而走。



梁启超获悉此文后以及作者的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并要他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



在不长的时间内，曹云祥连续三次为此约见王造时。但王造时也非常固执地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认为“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但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任公可以谈论国事，我也可以谈论国事，梁任公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亦可以批评梁任公和研究系”，（王造时：《王造时自述》，第71页）。“我只发表我对于政治的见解，犹之梁先生发表他的见解一样。我对梁先生的学问是佩服的，我对梁先生的政治见解是怀疑的。我不能自欺，把自己怀疑的当作信仰，把没有错的承认错。”（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第479页）王造时也威胁曹云祥，“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王造时：《王造时自述》，第71~72页）此事清华学校并未进一步深究，曹云祥提议的委员会公断的方案也未曾实施，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王造时推断，“我想必定时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敏感人物



1925年清华毕业后，王造时前往美国、英国留学。这一去就是五年。1930年学成归国。在其晚年自述中，王造时提及了他学成归国时的三种选择：跟共产党革命、跟国民党做官以及去大学教书。尽管这种回忆，由于是在监狱里写成的交代材料，有着刻意逢迎意识形态痕迹，但考察一下王造时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我们不难发现，王造时当时如果选择跟国民党合作而做官从政的道路的话，他的道路是非常广阔的。早在英国时期，CC系就通过王造时的同学罗时实接洽，让他回国后直接去找陈果夫、陈立夫。但王造时并没有走这条通天大道，而是选择了教书，受聘为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教书之余，王造时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时评文章，发表在胡适、罗隆基等主办的《新月》杂志上。王造时的文风酣畅淋漓，锋芒毕露，非常受读者欢迎，但是也令当局头痛不已。



比如差点导致《新月》关闭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表面上看是在重述1840年以来“中西接触后的政治变化”，但末了的笔墨，却图穷匕现：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是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成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尽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鬻官卖缺，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举世间所谓是非，所谓廉耻，所谓公德，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孤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该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皇帝。（王造时：《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见《新月》第3卷第11期，第28页。）



如果说上述文字，尚还在反讽或者暗喻的话，那么《国民党怎么办》一文，则将文字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时的执政党。这篇写于1932年10月25日的短文，针对国民党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发表的《告国民书》，历数国内外困局，喝问“国民党怎么办”，锋芒甚键，文采斐然。王造时在这篇文章中，从军事、政治、党务诸多方面，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主导的对日和平外交、依靠国联等鸵鸟政策，指出抗战一年的教训，“证明我们同日本是绝无外交可言”，“又证明国际联盟是绝不可靠”，“再证明国际上各种和平条约是绝对无用”，“更证明依靠外国是绝对没有出息”。在无数次地质问“国民党怎么办”之后，王造时给国民党开出了“药方”：



为证明“本党今后之责任，在竭忠尽能，努力事实，不待于多言”（见《告国人书》），请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一）确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的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

（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移党费去做援助义勇军的军费。

（三）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武力收复失地。

（四）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治、民享、民有的宪法。那么不但“本党愿与我全国同胞，一致迈进，勿自矜，勿自馁，于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见《告国人书》）我全国同胞，也愿与我贤明的国民党，一致迈进，勿自矜，勿自馁，于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王造时：《国民党怎么办？》，见氏著：《荒谬集》，第69页。）



除了自己撰文，王造时还自己创办言论刊物。1932年11月，王造时创办了《主张与批评》杂志。没有多久，这份杂志就被查禁，于是王造时又于1933年2月创办《自由言论》杂志。



这前后，王造时撰写了大量剑拔弩张的时评，这些时评构成后来集结的《荒谬集》的主要内容。我们先看看这些文字的标题：“两大救亡政策”、“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于右任、汪精卫二氏的言论”、“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国民党怎么办”、“这样的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复兴新文化运动”、“怎样达到贪污”、“安内必先攘外”、“领袖的条件”、“异哉所谓外交问题之转变”、“泛论爱国的功罪”等等。1935年自由言论社出版这本文集时，王造时将之命名为《荒谬集》，而之所以选此书名，则是因为国民党查禁王造时言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言论荒谬”。



除非在民主国家，否则再有雅量与胸怀的统治者都不大可能容忍这种言论，更何况国民党根本就不是一个有雅量的政党。对于这种敏感人物，当局的一般对付方法都是边拉拢边打压。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来上海找过王造时。刘健群告诉王造时，政府正在剿灭共产党，为抗战做准备，建议王造时最好去南京工作，为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刘健群说：“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对此并未直接答复，只是婉言谢绝刘健群的好意，不愿意抛弃现在的教书生活；而国家大事，会抒发个人见解，但不会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



职是之故，查禁《自由言论》顺理成章。国民党当局除了查禁这份新生但锋芒甚健的刊物之外，还密令全国各个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原有聘约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约收了回去。当局妄图通过这种制裁方式，全面封杀敏感人物王造时。王造时只好去章士钊开办的律所挂名开业，并与商务印书馆合作译书以维持生计。



除了这种空间和经济上的封杀，国民党特务甚至将王造时列入了暗杀计划。1949年后上海肃反期间，抓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两人供认曾奉当局命令执行暗杀令，并到王造时住的地方附近踩点。由这些禁言、禁教以及暗杀的措施可以看出，王造时与国民党的关系已经极大地恶化了。



                “七君子”事件



知识分子和当局关系恶化的最终结果，即便不是杀头，囹圄之灾是断然免不了的。随着笔政空间的越来越小，王造时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1935年之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陆续成立。王造时由于与章伯钧的关系，加入了这三个组织，并都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活动如火如荼。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1936年“九·一八”事件五周年前夕，蒋介石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邀请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王造时前往广州会谈。此举意在调虎离山，使他们不能领导“九·一八”事件五周年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王造时等答复说过了9月18日再动身。这种答复激怒了当局，11月22日深夜，王造时等救国会同仁被逮捕，酿成“七君子事件”。



抗战的全面爆发后，慑于国内外压力，王造时等“七君子”被释放。刚刚摆脱牢狱之灾的王造时，成了国民党各界拉拢的对象。是时，国民政府军方、政界方面，都极力通过各种手段拉拢王造时。



据王造时在其“自述”中回忆，仅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拉拢，便至少有三次：抗战爆发后，熊式辉邀请李烈钧、王造时和罗隆基出席全省总动员会议，会后熊式辉约罗隆基、王造时密谈，可以留他们在江西从事行政工作，也可以在当时发行的江西省建设公债中每人拨二十万元，用来开办实业；此邀请被王造时婉拒。还有一次，熊式辉通过卢作孚约王造时和罗隆基任何一人，回江西省担任新近扩编的保安团政治训练处处长；此亦被王造时婉拒。第三次熊式辉电邀晏阳初、罗隆基、许德珩和王造时回南昌，商谈开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事宜，由于此事关训练抗日干部，王造时等终于同意从事相关工作。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王造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王造时主要做了两类工作：一类是反对对日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另外一类工作则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当时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表面上抗战之声响彻云天，但无不对妥协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尤其是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而对于开放权力，国民党更是讳莫如深，但又不敢过分违背民意。当然，国民政府对于这些“刺头”参政员也恨之入骨，1942年国民参政会第三届改组时，救国会的几位参政员便都以“共产党的外围”为由，被清除出了参政会。较之今天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王造时的风骨真是硬了千万倍。



“讲学与入党不宜相提并论”



王造时1939年起就担任江西《前方日报》总编辑。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王造时加入国民党，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等都跟他谈过话。当时跟中共关系日渐密切的王造时，甚至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但他终究还是未听从周恩来的建议，没有加入国民党去搞个反对派。



1940年王造时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途中，接到江西省政府转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的电报，邀请王前往曲江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及至王造时到了桂林，又接到江西省府转来的第二封电报。正好此时国民参政会延期，王造时便前往曲江，与许崇清会谈，表示出任院长一事可以考虑，但必须要到回江西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许崇清在王造时刚离开曲江之际，出于满足学生要求和维护学校稳定的考虑，便向外界公布了此事。



对此消息，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当然欢天喜地。但是，对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来说，这却不是个好消息。在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王造时绝对算是挂上了号的敏感人物，国民党广东省当局生怕王造时在中山制造出什么事端，因此便借口中山大学是纪念先总理孙中山的大学，认为非国民党员不宜担任行政一把手。随即，中山大学突然出现了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拒绝王造时出任院长的标语和传单，而反对的主要理由便是王造时“不是本党的同志。”



中大学生对此大为愤慨，真正的法学院全体学生看到此标语和传单也都非常诧异，于是于2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学生代表大会，所有在校及学校附近的同学通通都来参加，大会决议郑重否认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发出反对王造时的标语和传单，同时以留坪全体同学名义电请王造时从速来院，并派六个代表到吉安迎接。此外，还请许崇清校长彻查假借“全体同学”名义的分子。



正在此时许崇清也给王造时发来一电，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希望王造时尽快前往就职，另外一个是恳请王造时入党，以资表率。王造时对此电回复说：



明晨首途赴渝，顷又奉到二月十七日来电。弟原拟如前电所云，入党事俟与中央洽当后到校，盖入党与讲学似不必相提并论。弟之入党问题，中央早在接洽之中。今已不能稍待，弟又诚恐因此贻误院务，妨碍同学学业，谨专此前来辞职。敬请另聘贤明。区区愚诚。希即见谅。



在婉拒许崇清校长同时，王造时也致法学院全体同学一封信：



明晨赴渝开会。今日忽又奉到校长二月十七日电及我留坪全体同学签名慰问及催促之电。展读之下，私衷感动不可言状！早拟首途来院，但情形如此，深恐有误院务及我同学之学业，已致函校长辞职。内容如下（见上文）。尚望我同学在许校长领导之下，致力于高深学术之研讨，蔚成抗战之柱石，勿以时之辞职而稍有介意，以上慰总理在天之灵，领袖殷切之望，而无负于父老同胞之所期。则时虽不克前来服务，亦永觉与有荣幸……



王造时婉拒先入党再做院长的消息传到香港，邹韬奋先生慨然叹曰：“王博士虽博，他的唯一的‘缺点’竟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奈何！奈何！”



              向左走，向右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王造时前往南京，与张群、吴铁城等国民党政要见面。一方面，想打听一下国民党当局对于国共和谈的预期，就此推测内战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则是想把《前方日报》的编辑部从江西迁往上海。多方了解信息的结果，使王造时和沈钧儒、张澜、罗隆基等决定，既不依靠国民党，也不依靠共产党，还是依靠自身的道路，在中国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其实，当时王造时的内心是很困惑的，究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王造时自述中的这么一个细节，很能显示当时内心的彷徨：田汉五十寿辰上后，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罗隆基闻言不禁会意一笑。



最终，国共内战的大规模爆发，以及国民党对其他党派生存空间的打压，王造时等人积极奔走和平，反对内战和独裁，被共产党统战。王造时自此与国民党渐行渐远，最终留在上海，成为被“解放”的对象：1957年，王造时被划为上海法学界头号右派，而文革中又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最终家破人亡，冤死狱中。



                  

           2008年3月14日一稿，3月30日改定于昌平军都山下

石屋山人

做为网帖，我认为，是研究认识王造时的好帖！作者花了功夫，把民国时君子的风貌，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