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历史事件[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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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的100次历史事件

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大大小小历史事件组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必然的。一般说来，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社会矛盾不同程度激化的结果。人类社会在其演进过程中，某一方面或全面的矛盾由量变趋于质变，以及激化了的矛盾得到各种形式的解决，都通过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活动表现出来。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就表现于重大的历史事件，而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也就成为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因此，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就认识了某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大体进程。我们的祖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创造了“纪事本末”这种历史编纂学形式，通过若干历史事件的叙述，使人们对一个时代或一个朝代的历史进程有所了解。这个传统，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

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王朝不断更迭，历史人物的活动丰富多采，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或建立新朝，统一天下；或推翻旧统治，解放生产力；或反抗民族压迫；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此等等。有的可歌可泣，令人奋起；有的复杂多变，令人深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有所借鉴，有所启示。

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来是历史研究的热点。其中有不少事件在千百年中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等。还有许多事件，尽管对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大体一致，但对其中的人物活动、具体经过以及社会影响等等，往往亦有异议。这种意见不同的现象，是正常的；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会出现新的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要想对重大历史事件作恰当的表述，殊非易事。但正因为如此，这些事件也就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兴趣。


影响中国的100次历史事件中，既有商汤灭夏、三家分晋、楚汉之争、三国鼎立、三分归于西晋、北魏统一北方、隋文帝统一南北、陈桥兵变、靖康之变等封建王朝更替之际的著名事件，也有百家争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白虎观会议等学术流派的纷争；既有焚书坑儒、魏武灭佛、神不灭和神灭论风波等宗教史上的教派教义之争，也有商鞅变法、盐铁会议、隋文帝改革、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洋务运动等政治、经济的改革和改良；既有王莽改制、庆历新政和庆历党争、袁世凯复辟帝制、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进步和保守的斗争，也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康熙撤藩与平定三藩之乱等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既有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等等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也有汉武帝抗击匈奴，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康熙帝抗击沙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建立新朝，一统天下；或推翻旧制、解放生产力；或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或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良，等等。有的可歌可泣、令人奋起；有的复杂多变，令人深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有所借鉴、有所启示。

1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的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禹治水是发生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国家刚刚形成时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件事。

据古文记载，大约在四五千年前，我国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生活非常困难。面对到处是茫茫一片的洪水，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他用的是“堙”、“障”等堵塞围截的方法，治水9年，劳民伤财，不但没有治住，反而越来越大。尧死后，大家推举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巡视治水情况，看到解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禹是个精明能干、大公无私的人。他接受治水任务时，刚刚和涂山氏的一个姑娘结婚，意志坚强的大禹，看到群众受到水害的情景，想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便毅然决然地告别妻子，来到治水的工地。

大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害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有人认为：“洪水泛滥是因为来势很猛，流不出去。”有人建议： “看样子，水是往低处流的。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就好办了。”这些使大禹受到很大启发，他经过实地考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改鲧过去“堵塞”的办法为“疏导”来根治水患。

为了便于治水，大禹还把整个地域划分为九个大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从此，一场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便展开了。

大禹亲自率领20多万治水群众，浩浩荡荡地全面展开了疏导洪水的艰苦卓绝劳动。大禹除了指挥外，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做出了榜样。他手握木锸（形状近似于今天的铁锨），栉风沐雨，废寝忘餐，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由于辛勤工作，他手上长满老茧，小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长期泡在水中，脚指甲也脱落了。在治理洪水中，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己家门口，这时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儿子没几天，恰好从家里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他怕延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路过家门，抱在妻子怀里的儿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但工程正是紧张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进去；第三次过家门，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治水工作还是很忙，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在大禹领导下，广大群众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9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服服贴贴地流入大海。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疏通各地的支流沟洫，排除原野上的积水深潭，让它流入支流。从而制服了灾害，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在治水的同时，大禹和治水大军还大力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修整土地，恢复生产，使大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于大禹的功绩，广大人民歌颂他，感谢他，怀念他，当时人们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

相传黄河上游的龙门山上的禹门口（今陕西韩城与西河津之间），为大禹所凿。龙门山口，口宽80步，河水由此而下，奔腾咆啸，声如巨雷。集中在龙门水下的大鲤鱼为急流所迫，随之而下，向下不断跳跃，即民间流传的吉祥之兆—— “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下，人们还修建了大禹的陵墓——禹陵，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大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夏朝。我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了阶级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21世纪。




2　商汤灭夏

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踏下的又一个脚印

商汤灭夏是夏朝向商朝过渡之间商族的成汤灭夏朝的历史事件。

夏朝奴隶制国家距今约4000多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奴隶制国家之一。夏朝从禹开始，到桀灭亡，传14世，17王，有400多年的历史。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是夏人统治的中心。这个国家的范围，北到山西的长治，南达河南伊水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至山东河济之间。据人推测，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和长江流域。

奴隶制国家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奴隶劳动之上的。奴隶不仅从事家内杂役，而且成批地被奴隶主赶到农田里去种地和放牧。少康流亡有虞氏部落的时候，还“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田是方圆10里的土地，一旅众是500个奴隶。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可是，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把他们关进监狱，施以重刑，甚至把那些不愿为他们作战的人，当做祭祀品杀死。

夏朝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夏启整天沉湎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中。传说启创作了名叫《九韶》的乐舞，这可能是一个大型的音乐舞蹈曲子。启的儿子太康更荒淫无度，到洛水北岸打猎游玩接连几个月，把王位都丢掉了。

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朝开始走下坡路。到夏桀即位，他更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赋敛无度，万民甚苦”。

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逢的臣子，听到老百性的愤怒声音，觉得大势不妙，便对桀进行劝告，要他节省用度，不然就危险了。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关龙逢杀了。夏桀以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

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可是，各部落对他更加离心离德。这就给商汤灭夏造成了有利的机会。

商族兴起在黄河下游，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山东一带。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黄河下游是一个洪水经常为患的地区，所以从契到汤，经过了14代，8次迁徙。商部落的畜牧业发展很快，据说有名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商部落传到成汤当王的时候，已经很强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很大进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朝。成汤采取积极措施准备灭夏。他首先任用了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提拔重用了出身地位低下而有才干的人，他出兵攻灭了葛、韦、顾、昆吾等夏朝属国。成汤越战越强，“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桀陷于孤立的境地。

商在汤之前，一直臣服于夏。后来成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对夏朝纳贡。夏桀大怒，召集诸侯在有仍（今山东济宁）地方会盟，准备进攻成汤。可是，夏桀的指挥棒不灵了，有缗氏带头起来反对他，各诸侯谁也不听他的指挥。成汤和伊尹见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即起兵向夏朝进攻。

成汤的军队和夏桀的军队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大战。

夏桀的军队众叛亲离，被打得大敌。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死于亭山。夏朝灭亡。

成汤灭夏之后，向四方扩展了统治区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商灭夏后，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势力发展很快。

尤其是前期政治状况较好，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标志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相当成熟和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当进步。历时600余年后商朝灭亡，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





3　封疆建国以藩屏周

中国分封分建的滥觞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把周王的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分别授给他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封国。这些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疆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一起赐给受封者，同时还给受封者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军队和监狱，但规模大小和地位都有一定的限制。诸侯对周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王室重大祭祀活动，诸侯要前往助祭等等。

周朝初期，经过了周武王和周公两次大的分封。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分封，武王所封有下列国家：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同时封商纣的儿子武庚于殷。这些人都是先贤圣人的后代或是周的功臣、子弟以及殷商的后代。

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便将他们所管辖的殷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则分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封于殷商故墟，国号卫。武王死后，唐地发生叛乱，成王诛灭唐以后，封他的兄弟叔虞于唐。以后周王也进行过分封，但都规模不大。

经过周初的两次分封，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周王室的局面。王畿是周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时已经计划将周的王都建于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有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周公东征以后，就按武王的计划修建了洛邑（河南洛阳市东），把那些殷顽民迁移到这里，加以监视。

又在附近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谓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地方，称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余里，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周朝在王畿（甸服）之外有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侯服就是指诸侯国所分布的地区，侯服之外，就是一些关系比较疏远的旧国或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荀子说，周初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53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受封的文王后代有16国。管（河南郑州）、蔡（河南上蔡）、郕（山东汶上北）、霍（山西霍县）、鲁、卫、毛（河南宜阳县境）、聃（地不详）、郜（山东城武县东南）、雍（河南沁阳东北）、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原、酆、郇（山西猗氏县西）。属于武王诸子的四国，邗、晋、应（河南宝丰县西南）、韩（山西芮城县西）。属于周公后代的六国，凡（河南辉县西南）、蒋（河南淮滨期思集东北）、邢、茅（山东金乡境）、胙（河南延津）、祭（郑州北）。

在众多的诸侯中，尤以东方的齐、鲁，北方的晋、燕，中原的卫国最重要。

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其疆域，北到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这里原是少皥部的故地，居住着奄、商部落。武王灭商后，就把这一地区分封给周公，周公由于辅佐成王，一直未能到封地去。武王死后，这里的淮夷、徐戌同时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这里的叛乱，稳定了局势，便立即让他的儿子伯禽到封地去，让他镇守这一地区，并要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也就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周王朝强有力的屏辅。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尚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部族以及大量礼器和仪仗。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诸侯，领导当地的淮夷部落臣服于周王室。

齐，是师尚父的封地。师尚父即姜尚，他是周武王的大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于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

卫，是康叔的封地。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父。

这里是殷都旧地，在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就把康叔封到这里。它的疆域以朝歌（河南汲县北）为中心，武父（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河南中牟西）以北的地区。康叔被封时还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殷商部族，以及许多宝器仪仗。由于卫国是殷人的故地，所以周公十分重视，特别作《康诰》、《梓诰》、《酒诰》叮咛康叔，让他兼用商周的制度。康叔遵照周公的教导，很快就消除了殷遗民的对立情绪，收到了民大悦的效果。在众多的封国中，卫国地处中原，又接近王畿，其疆域也最大，是屏卫周王室的重要封国。成王亲政以后，任用康叔担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侯又掌握着指挥成周八师的大权。

晋，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地。辖区在今天的山西境内，自古以来就居住着群狄部落，他们经常内侵，商朝时就经常在这里用兵。武王死后，这里的唐国乘机叛乱。为了加强对群狄的防御，成王将他的弟弟叔虞封于唐（山西翼城），国号唐，到叔虞的儿子时，改国号为晋。这里曾是夏朝故地，叔虞还得到了夏遗民怀姓九族，所以晋国实行夏政并兼顾戎狄的习惯。

燕，是召公奭的封地。它是周王朝在东北方的屏藩，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起着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狄部落的作用，影响达到白山、黑水之间的地区。

此外，在南方，在淮水上游还有蒋、息（河南息县）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有申、吕等姜姓国，在淮水、汉水之间有汉阳诸姬，其中随（湖北随县）国为最大。在长江下游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在太湖沿岸建立了吴国。

1954年在江苏丹徒地区发现了一批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的铭文记载了宜侯矢被封的情况，这个宜国是否就是吴国还不能确定，但是铭文记载的情况说明宜国也是周王朝在南方的重要封国，是周王朝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据点。

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广大的区域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好的办法。大量分封诸侯，对巩固和稳定周王室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灭商以后，在周王朝影响的范围内，还有众多的旧国存在，在边远地区，也有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周王朝的封国与这些旧国和少数民族杂处，有效地扩大了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对传播先进的周文化，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历史上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封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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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诸侯争霸

中国强权政治的开端

诸侯争霸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古代曾有“春秋五霸”之说，五霸的一般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但宋襄公并未能称霸，而争霸的大国还有吴、越，于是对“五霸”，其说不一。争霸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齐桓公称霸。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所谓“称霸”，就是因势力强大，而为中原诸侯的盟主，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的大国，疆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今山东临朐），北至于无棣（今山东无棣）。”负山面海，有鱼盐之利。但在齐襄公（前697—前686年）时，由于政治黑暗，剥削残酷，阶级矛盾一度尖锐。齐襄公死，其弟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国势日益强盛。公尤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前622年，狄人侵邢（河北邢台），齐桓公又救邢，并把邢人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另筑新城以安置之。公元前660年，狄人又侵卫，杀卫懿公。齐桓公救卫，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使卫存在下来。齐桓公的救患扶危的行动，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

这时，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河南偃师），双方互不相让。后齐、楚订立盟约，都撤回军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的威胁。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从此齐恒公成为霸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前643年，齐桓公死，齐国逐渐衰弱。

（2）晋文公称霸。晋国原是汾水下游的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韩非子·难三》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就是兼并了许多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已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公子重耳在国外流浪了19年。献公死后，重耳回国，在大臣狐偃、贾佗等的协助下，采取了一些整顿政治、经济的措施，主要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稼穑劝分，省用足财，”以及“赋职任功”，“举善援能”等。经过这番整顿，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富强起来。

这时楚国又一再向北侵犯，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公元前632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在未开战之前，主动退军“三舍”。至城濮（今河南濮阳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天子派代表参加会盟。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晋文公成为中原的霸主。

（3）楚庄王称霸。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并逐渐强大，兼并了附近许多小国。楚庄王（前613—前591年）时，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前598年，楚围郑，晋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市东），晋军大败。前594年，楚又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死，楚势渐弱。

（4）吴、越争霸。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吴都于吴（今江苏苏州），越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晋曾联吴以制楚，吴的国力也日益强大。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楚亡臣伍员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这时楚得到秦的救援，越国又乘虚攻吴的都城，吴被迫撤兵。阖闾死，子夫差继位，于前494年伐越，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山），围越王勾践于会稽。勾践求和，请为属国。前487年，吴筑邗城（今江苏扬州）于江北，又开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兵，大败齐兵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前482年，又与晋、鲁的国君及周天子的代表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因当时越王勾践已进攻吴国，夫差让霸主与晋定公而回师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再伐吴，夫差战败自杀，吴亡。

勾践灭吴后，成为江、淮下游最强大的国家。他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成为霸主。

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没有宁日，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奴隶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使得日后奴隶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日益高涨，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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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家分晋

“公室”与“私家”的争斗

三家分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族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卿、大夫之家。在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卿、大夫的封邑没有得到发展。

在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在诸侯国势力扩张的同时，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统治的封邑，在诸侯国内也形成了一个个割据独立的小国，并且也在互相兼并。有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还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治，诸侯国的政权由公室向私家转移。这些卿、大夫比较能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新兴的进步势力；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则主张维护旧的制度，是一批顽固的守旧贵族。

早在春秋初期，晋公族内部嫡系与旁支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晋献公曾大批屠杀公族内的群公子。献公死后，他自己的儿子之间又发生争夺君位的斗争，直到晋文公即位才结束。晋公室的力量被削弱了。到春秋中叶，旧公族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卿大夫之家即私家的力量却逐渐壮大起来，不断与晋国的公族展开斗争。

晋厉公时，把私家看成最大的威胁。公元前574年，他举兵杀了三部（郤至、郤犨、郤锜），结果很不得人心。次年，厉公被杀。晋朝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由19个卿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六卿与晋国旧贵族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攻打当权的大夫栾盈，栾盈逃到楚国，不久又逃到齐国，齐国将他偷偷送回到他在晋国的私邑曲沃。栾盈以曲沃为据点，发兵进攻晋国的绛都。新兴势力迅速占领固宫（晋襄公庙），在战斗中，奴隶斐豹提出以解放自身作为效忠的条件，新兴势力当即烧掉了斐豹沦为官奴的丹书（卖身契）。斐豹杀死了栾氏的力士督戎。

范氏为了战胜栾氏，发布命令说：自文公以来，有功于国家而子孙没有得到官职者，可以做官和受赏。这样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结果，大败栾氏，栾盈及其党羽全部被诛。此后，新兴势力继续与旧贵族斗争，栾氏、郤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等旧贵族继续受到打击，被降为奴隶和平民。晋的公族被消灭，晋国的政治完全被卿大夫之家所把持。新兴势力又灭掉了祁氏、羊舌氏，把祁氏领地分为7县，羊舌氏领地分为3县，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才能的人去做县大夫。公室与私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都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在亩制上，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规，而范氏、中行氏的亩制没有韩、赵、魏的亩制大，范氏、中行氏的亩制为1亩160步，智氏为180步，而韩、赵、魏为200步。由于当时劳动者耕种地亩面积有一定的标准，亩制大就是实耕面积大，亩制小实耕面积小，扩大亩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范氏、中行氏在亩制改革上很不彻底，而且保留了较多的奴隶制痕迹，对依附农民剥削很重，在政治上也独断专行，所以在与赵氏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赵简子注意争取民众，如他派尹铎到晋阳（山西太原市西南）去作地方官，尹铎到任后，就遵照赵简子的指示，调整和减少农民负担，后来晋阳便成为赵氏可靠的根据地。赵简子还采取奖励军功，以功释放奴隶的措施。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斗，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赵简子还注意选拔人才，鼓励臣下指出自己的过错。赵简子争取了人心，而范氏、中行氏则失去了人心，这
是赵氏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赵联合韩、魏与范氏、中行氏交战，每次都取得胜利。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瑶、赵襄子毋卹、韩康子虎、魏桓子驹。智伯最为强大，晋国的政事都是智伯说了算。

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城里高悬锅子烧饭；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所以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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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百家争鸣


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他在40岁以前，主要活动是教书。42岁那年，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晚年回家著书立说，今存《孟子》7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孟子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实行“仁政”首先要恢复周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他认为古代比当代好，要人们“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王都认为不合时宜。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著《荀子》一书，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他对孟子等的陈旧学说有过激烈的批判。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提出“兼爱”的理论，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这种抹煞阶级界限的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幻想。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说学，虽然主流是进步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存在软弱改良的一面。如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珍贵资料。在《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反动的、倒退的主张，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思想倾向。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庄周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解释得更加神秘。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是无限的东西，它生出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生出来的。只有“真人”才能得“道”。他认为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庄周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演化成相对论，这是道家思想的大倒退。他认为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场大梦，不如死了痛快，死了才是“大觉”。这种厌世思想表明奴隶主失掉政权后的绝望。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从旁介绍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不久，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却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是根本，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是社会的准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人的才能来派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势”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制。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复杂。虽然流派很多，但阶级阵线非常鲜明，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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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七国称雄

七国并存称雄，曾一度争奇斗艳

七国称雄指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并存及互相兼并的一段历史。

战国处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期。广大奴隶和平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社会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这期间，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他们侵伐小国，互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历史上称这七个大国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的254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魏国独占中原。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较早地实行了社会改革，使魏国成为最先强盛的国家。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进攻赵国。魏军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逼近赵都邯郸。在这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赵成侯忙派使者前往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帅，出兵救赵。孙膑说：要想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要劝解两个打架的人，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造成敌人的后顾之忧。田忌接受孙膑的意见，领兵杀向魏国都城大梁。庞涓听说大梁吃紧，领兵回救，星夜赶路。孙膑、田忌将齐军埋伏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静等魏军前来决战。魏军长途行军，疲于奔命，人困马乏。双方一经交战，魏军全线崩溃，齐军获得全胜。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著名于世的“桂陵之战”。

事隔不久，魏国联合韩国打败齐国，挽回了败局。魏国在中原又成为第一强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韩国。孙膑采取退兵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术。齐军佯败后退，第一天留下了10万人做饭的锅灶，第二天减少到5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少到3万人的锅灶。庞涓以为齐军逃亡严重，穷追不舍。这时，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等庞涓带兵追到马陵，孙膑一声令下，齐军金鼓齐鸣，万箭齐发，大败魏军，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此后，魏惠王和齐威王会盟徐州，双方妥协，均分东方的霸权地位。

后来，魏国逐渐衰弱，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对峙的两个霸主，进入了齐、秦争强时期。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时，东方的齐国与秦国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又进行着所谓“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合纵”就是指弱国联合起来，阻止强国进行兼并。

“连横”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实际上“合纵”和“连横”都是争取暂时同盟者的外交手腕，其目的是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张领土。

齐、秦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的国力开始很弱。

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国势富强，一举打败了魏国并出兵伐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吴起的新法被废除，楚国一天天走下坡路。楚怀王在位时，秦国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结果吃了败仗，楚兵被杀800人，楚将屈匄被俘，汉中地方被案国占去。楚怀王又调动所有兵力与秦军战于蓝田。魏国乘楚国空虚，袭击楚国。齐国却不支援楚国。楚国吃了大亏，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秦齐斗争趋于白热化。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中山等五国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被迫退还夺去韩、魏的一些地方，五国才退了兵。齐国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国，破坏了关东的“合纵”联盟。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秦国联合了燕、楚、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国自昭王即位后，招纳贤能，任用乐毅为将，决心报齐国入侵之仇。这时，趁势攻下齐的国都临淄，连下70余城，并入燕国版图。后来，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国在“合纵”斗争中削弱了齐国，开始向东方大发展。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迁国都于陈（河南淮阳），秦国夺得巫郡和黔中郡。楚又迁都到寿春。楚国更加削弱了。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率军进攻韩国的上党郡，郡守投降赵国。赵国派著名大将廉颇率大军镇守长平（山西高平），筑垒坚守，以逸待劳，与秦军相持三年，不分胜负。秦国丞相范雎派人到赵国行施“反间计”，散布廉颇坏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的赵括替换廉颇。赵括骄傲轻敌，一到前线，下令倾巢出击。秦将白起采取了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战术，迫使赵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作战。在一次突围中，赵括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国40万大军被俘，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

秦军乘胜前进，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向魏求救，魏派晋鄙率兵救赵。因怕秦军，半路上逗留观望。公元前257年，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盗出魏王的虎符，假传军令，挑选8万精兵援救赵国。同时，楚国援军赶到，联合打败秦军，解除邯郸之围。这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事件。

秦国虽然暂受挫败，但实力雄厚，六国没有一个能单独抗秦。秦国统一六国的形势完全成熟了。

从公元前231年开始，秦国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至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国。从此，中国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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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鞅变法


正是由于它的作用，秦朝的历史才变得如此辉煌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秦国在战国初期，贵族们垄断政权，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比较落后，国君权力较小，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作官奴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做为当时的标准量器，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

商鞅新法直接打击了奴隶制旧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它必然会遭到守旧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因此，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说什么“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旧贵族马上对商鞅进行反攻倒算，公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用“车裂”的酷刑处死了他。

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后继者都继续实行了商鞅的新法，所以秦国的国势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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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始皇统一中国


“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率秦军灭掉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个强国齐，实行全国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相互侵伐，战争不断。经济遭破坏，生灵遭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民众希望统一。随着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经济交流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而当时各国间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关卡林立，捐税繁多，给经济交流带来极大不便。因此，经济的发展要求统一。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为什么最后落到了秦国统治者的身上呢？因为秦国有客观上和主观上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客观上讲，秦国自秦孝公时任用商鞅施行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良好基础，并逐步向东扩展。而秦惠王、秦昭王时期，继续扩张，井继续推行军功爵制，按军功颁赐爵位，以爵位赏赐土地和隶农，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军事实力大增。同时，秦国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经过由孝公至庄襄王六代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秦国已占据中国1C3的土地，拥有大片富庶地方，国富兵强。反观东方六国，君主皆庸，政治腐败，经济发展迟慢，军事力量不强，而且六国君王多是苟安一时之辈，缺乏统一中国的胸襟和气魄。而秦王嬴政是一位有远大志向与气概的人物。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去，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继位为秦王。但当时的国政大权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不韦号称秦王仲父，嬴政许多事情受到吕不韦的限制。随着秦王政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对吕不韦的专权也愈益不满，于是二者的争权也日益激烈。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亲政，他首先镇压了嫪毐集团的政变，接着以吕不韦与政变有关为借口，罢其相国之职，令其迁蜀，迫使不韦无奈自杀。至此，秦国大权真正掌握在了嬴政手中，这就为他指挥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创造了绝对必要的条件。

秦王政大权独揽之后，就开始实施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伟战略。他广泛搜罗人才，重用客卿，甚至包括从敌营中来的人或曾讥评过自己的人，使秦国一时人才济济，如重用韩国间谍郑国兴修郑国渠，使关中4万多顷盐卤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他礼待军事理论家卫缭，并采纳其贿赂各国权臣以破坏六国合纵的建议，军事上受益匪浅。又接受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法、术、势思想，加强他对政权的统驭能力。听从李斯《谏逐客令》，保持吸收和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使秦王政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秦王嬴政个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秦王政十七年即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秦王嬴政开始了他正式的统一中国的战争。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嬴政派大将内史腾率兵攻打韩国，俘虏韩安王，至此，韩国虽已灭亡，但韩国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前226年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

第二个被灭亡的是赵国。在当时的六国中，赵国是很为强劲的一个。先是有廉颇，后有李牧、庞煖，都是善于用兵的大将，秦国几次兴兵伐赵，都未曾讨得多少便宜。前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绝交出兵权，赵王便派人暗地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杀掉司马尚。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王，继续抗秦，直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兵败被灭。

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威胁燕国。燕国太子丹曾为质于秦，一直想复仇，但因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兵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燕太子丹决意派勇士荆轲携带燕国督元的地图和秦国逃将樊於期的人头；作为觐见礼，去刺杀秦王，以挽救燕国。荆轲临行前，太子丹及宾客送其至易水之上。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至秦后，秦王在朝堂接见荆轲，荆轲上朝觐见，献图，图内藏有匕首； 展图，抓起匕首刺向秦王。嬴政环柱逃避，后在臣下的提醒下，才拔出佩剑，将荆轲砍倒，肢解其身。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国大举进攻，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攻打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

魏国被灭后，秦国把下一个目标指向楚国，但因楚国地域广阔，实力不弱，故费了一番周折。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楚国内部发生叛乱，楚将项燕将秦叛将昌文君拥立为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举兵攻楚。楚国当时虽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之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年少壮勇，在秦王面前夸下海口：以20万兵力即可横扫楚国。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60万不可。秦王以王翦怯弱而李信勇，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派李信率20万兵众攻打楚国。李信轻敌惨败，秦军退出楚境。嬴政遭此挫折，即亲赴王翦家，请其率兵出征，倾全国兵力——60万人，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大举伐楚。楚国以全部兵力拒秦，大将项燕战死，楚军大败，楚王负刍被俘。而后，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国全部覆灭。

五国相继被灭，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齐国。它的相国后胜，长期受贿于秦，既不备战，更不援助其他五国抗秦。齐王建昏庸，听信于相国。故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一到，齐王建拱手请降，齐亡。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嬴政就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战国历史至此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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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


“王权是混乱状态下的进步因素”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是他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空前的措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原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了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

第二，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分，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战国时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称作丞相，李斯为第一位丞相，乃百官之首。“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主五兵”，乃武官之长。
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
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而实际之数并不止九个，大部分为秦原有，少数是统一后新设的：
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
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
太仆：掌皇室东马。
廷尉：掌刑罚，全国最高司法官，有正、左、右监。
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负责供应皇室用之山海池泽之税，有六丞。
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
主爵中尉：掌列侯。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为使大权不致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

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

第三，调整地方政权组织。统一后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
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达46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中央政权的“三公”明确分职的原则相一致的。

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三老、啬夫、游徼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将六神秘化并与“五德”说联系起来，使它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中去，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第五，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上农除末”，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

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对各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文字的统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七，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

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

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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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焚书坑儒


中国思想文化的首次大劫难，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一次大惨剧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便。”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1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么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

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以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告知天下，以惩戒后。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并不只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屠杀。《文献通考·学校考》云：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
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十人。然此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

秦始皇采取极其野蛮粗暴的方式“焚书”、“坑儒”，希望以此残酷的手段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和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难。坑儒则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知识分子，使法家学说完全官学化。而秦王朝就是因为独行法家严酷理论才导致速亡的．




12　修筑万里长城


在月球上能用肉眼看得见的人类伟大工程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

许多人以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开头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都于险要据点兴建单个的防御城堡及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等设施，随后逐渐在边境上修筑城墙，把这些城堡等设施联接起来，形成一套有机整体，以抵御外敌的侵扰。楚国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最早开始这项工作，为防韩、魏而筑起“方城”，以后各国纷纷效仿。如齐国为防楚、越而在泰沂山区筑起齐长城；魏国为防秦国，沿洛水河城筑起魏长城；

赵国为防齐、魏之敌，在漳水一带筑成赵长城。这些都被称为战国长城。除此之外，有的诸侯国，燕、赵、魏国，为抵御北面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南下侵扰，在北方修筑长城。随着六国的相继覆灭，这些长城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只是仍能发挥着防止匈奴侵扰的重要作用。

秦国最早的一条长城，修建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堑洛”，沿洛河修筑，以防魏国之敌。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秦国又筑洛河中游的长城，“筑上郡塞”，这是防御赵国的。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防匈奴的侵扰。这段长城由东向北，起自临洮，至今陕西安塞县境时分为两支：一支止于秦国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则到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在从事国内的各项改革，但北方匈奴贵族集团觊觎中原财富，经常南下侵扰，匈奴贵族趁着北方的燕国、赵国的衰落，一步步向中原侵犯，把黄河河套地区大片的土地夺了过去，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同时对秦国的首都咸阳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秦王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讨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的大片国土，重新设置九原郡。匈奴贵族的进犯虽然被赶走，但它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对秦国内地仍有很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再次进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起一条新的长城。

秦王朝从民间征发大批的民工，同时命令大将蒙括率士卒来修筑长城。这条长城以六国时的秦、赵、燕国北部的原为防御匈奴而修筑的旧长城为基础，修葺、增补，同时又建造不少新的城墙，将它们连接起来，使之屹立于秦王朝的北方。这条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沿广阔的黄河流域，依峻峭的阴山山脉，行经内蒙古草原，蜿蜒曲折，全长约5000余公里，前后共用9年时间，终于修筑起这抵御外敌的屏障。

2000多年来，总共有20多个王朝和诸侯国家修筑长城，而且许多朝代修筑的长城无论从长度、工程质量和工程规模上都可与秦朝长城匹比甚至超过秦长城。明朝统治者对长城的修筑最为重视。这与当时北方蒙古各部经常纵兵骚扰中原地区有关系。明朝大规模修长城有三次。到1500年前后，明长城全部修完。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河北省东北部的山海关，经过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等省。它随着山脉的曲折盘旋，绵延6300公里，形成中国北方崇山峻岭上一道气势雄伟的城墙。这一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也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

万里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历代历朝统治者征调千百万人，经过多年艰苦劳动，死亡无数生命，才修建成功的。正如古人留诗：“嬴政驭四海，北筑万里城。民命半为土，白骨乱纵横。”长城的建筑，绝大多数地段是以山脉为基础，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有的地段是建在距地面1300米左右的高山上。长城本身的高度从5米到10米不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墙身就低一些，较平坦的地方墙身就高一些。

墙的外部用砖和石砌成，内部用黄土夯实。长城顶部靠外的一面还修造一条女墙（城墙上的小墙），女墙上留有许多小孔，可以瞭望城外。每隔130米，修造一座碉堡，作为监视哨楼。

在险要地方设置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便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点燃掺有狼粪的柴草，使浓烟直上云霄；夜里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干柴，使火光通明，以传递紧急军情。

长城沿线地势险峻，施工极其困难。但是，劳动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在山冈地方，就利用山脊作基础，既控制了险要，又便于施工；在河岸和深谷，则利用原来的陡坎和山崖，从外面看来，非常险峻。

把大量的土、石、砖运上山岭，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每次修建都动员大量的劳动力。例如，555年，北齐王朝修筑从居庸关到大同一段约450公里的长城，就征调了180万民伕。

在八达岭上发现的一块明朝石碑，上面记载1582年修长城的情况：几千名士兵和民伕，总共才修了70多丈长的地段。可以想见，当时的工程是多么艰巨。在那万山重叠的山谷中和茫茫无际的荒原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顶风冒雨，经受着烈日和严寒，日夜不停地劳动着，建造出举世闻名的宏伟工程。如果把修筑长城的砖石用来改筑成高2米半、宽1米的城墙，可绕地球1周还有余。如果改铺成宽5米左右、厚0．3米左右的公路，就可以绕地球三四周。如果把历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在10万公里以上。

秦代长城现在还保存着几段遗迹。如在山西大同西北5公里地方，有段长城土色皆紫，人们称为“紫塞”，据说就是秦朝修筑的。在甘肃岷县城西10公里，开城县、环县一带都有秦朝长城遗迹。长城在风雪严寒的侵蚀下，受到了损坏。现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都有长城的遗迹。人们在北京八达岭看到的长城，是明代修筑的。

万里长城对阻挡游牧民族的骚扰，保障内地的生产起过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万里长城的修筑虽然给当时的劳动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它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创造力量。它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和最雄伟的长城。据曾踏上过月球的美国宇航员说，从月球上看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地球上能用肉眼看得见的两项特大工程之一，不愧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3　陈胜、吴广起义


人民再造了历史

陈胜、吴广起义是爆发于秦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到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病死。赵高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立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为帝，这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是个昏庸而残暴的皇帝。他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下令把全部工匠封死在陵墓里。他继续修建阿房宫，豢养大量狗马禽兽，供游猎之用。老百姓的徭役赋税负担更为沉重，刑法愈加苛毒。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现象。广大劳动人民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征发淮河流域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在这伙人中，雇农出身的陈胜和贫农出身的吴广被指定为屯长。七月时候，正是多雨季节。

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的时候，连绵的阴雨把他们阻隔在这里，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这900戍卒面临死刑的威胁。

他们由两个县尉押送着。这两个县尉对大家非常凶暴。正当他俩行凶打人的时候，陈胜和吴广就借机把县尉杀掉。接着对大家说：各位遇到大雨，都已误期，误期要被处斩。即使不杀我们，而戍边死的也有7C10。何况壮士不死则已，如果死，就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他的话激励了戍卒的斗志。这900名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大家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组成一支农民起义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雇农出身；
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被民间传为神话。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军，首先占领大泽乡，接着又攻下蕲县，很快攻占五六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当起义军逼近陈县（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了。陈县是战略要地，楚国后期在这里做国都。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为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陈县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池。吴广围荥阳，久攻不下。陈胜又命令周文为将军，领军绕过荥阳，进攻关中，攻破函谷关。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有兵车千辆。

这时，混进起义军队伍的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张耳、陈余阴谋分裂起义军。他们要求北略赵地，陈胜没有识破这个阴谋，就以武臣为将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2000渡过黄河北上。张耳、陈余用招降和重用秦朝官吏的办法，攻占了30余城。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见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急忙派遣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修墓的刑徒，迎击起义军。同时，又从边塞调回王离的军队30万人，与义军对抗。周文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英勇作战，因为孤军深入，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在遭到秦军突然袭击时，打了败仗，被迫退出函谷关，驻扎曹阳（河南灵宝东），等待增援。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顾全大局，勉强予以承认，并命他率军西上，支援周文。张耳、陈余不但不救援周文农民军，反而割据自立，拥武臣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不听陈胜指挥。接着，六国旧贵族相继割地称王，韩广称燕王，魏咎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这样，就造成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周文率军在曹阳坚持斗争三个月，多次失利，退到渑池。这支起义军队伍由于众寡悬殊，又无后援，损失过重，周文最后自杀。不久，围攻荥阳的吴广被部将田臧阴谋杀害。吴广死后，军心涣散。秦将章邯率军攻来，田臧兵败被杀。其他几支起义军，先后也被秦军各个击破。公元前209年12月，章邯率军向陈县扑来，陈胜亲自领导义军奋力抵抗。因为兵力太少，不幸失利，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这时，他的车夫庄贾暗杀了陈胜，投降秦军。

陈胜的部下吕臣等人坚持斗争。吕臣率领的“苍头军”进行了反攻，两度收复陈县，处决了叛徒庄贾。这支起义军，后来与项羽、刘邦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会合，继续同秦军战斗。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灭亡了。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中国历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农民军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开辟了中国古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农民军在斗争中建立革命的政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奇迹，为后世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4　楚汉之争


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据说就是从这场争斗中演变而来的

楚汉之争是秦末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角逐。

秦朝末年，伴随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出现许多反秦武装集团。其中，项羽和刘邦就是两支主要力量。

项羽原是楚国的旧贵族。公元前209年9月，他跟叔父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刘邦早年做过沛县亭长，在萧何、曹参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3000多人。

陈胜、吴广的主力军失败后，部下召平渡江与项梁取得联系，用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项梁率领8000人渡江，和陈婴、英布等人起义军会合，到下邳时队伍发展到7万人。不久，吕臣的义军和刘邦的队伍也前来会合。项梁等人为了号召群众，共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

公元前208年，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交战，打败秦军，接着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又取得胜利。项羽和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连破秦军于雍丘（河南杞县），斩秦将朱由。
项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戒备。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得胜之后，又击破魏、齐等割据势力，然后渡黄河北上击赵，大破赵军于邯郸。接着，他以重兵包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7万人救赵。宋义到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饮酒作乐，46天未进兵。项羽愤杀宋义，率义军渡河破章邯军。项羽令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3天口粮，表示决一死战。项羽军渡河后，先打败章邯的军队，又进攻王离的军队。双方在巨鹿大战9天。农民起义军英勇杀敌，每个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使秦军惊恐万状，王离被俘，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巨鹿之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军，扭转了整个战局。章邯走投无路，率20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正当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带领一支起义军西向击秦。由于秦兵在黄河以南较少，刘邦又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咸阳进军。公元前207年8月，大破武关，进兵蓝田，取得节节胜利。这时，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

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刘邦率军直扑咸阳，驻兵灞上（今西安市南）。秦子婴无可奈何，捧着玉玺，向农民军投降。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

刘邦攻占咸阳后，想住在这里。樊哙劝他想得天下，就不要留恋宫中美色财宝。刘邦接受他的意见，还军灞上，刘邦废除秦的苛法，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深得秦人拥护。

项羽听说刘邦先入关中，非常愤怒，率军攻破函谷关，杀奔咸阳而来。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军队40万驻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鸿门（今临潼县东项王营）。当时，刘邦军队只有10万人，实力不敌项羽。他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自去鸿门拜会项羽。刘邦向项羽故意请罪，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想乘机杀掉刘邦，就找项庄（项羽从弟，勇士），以表演剑舞，伺机行刺。项羽的叔父项伯从前和张良关系好，这时见势不妙，也拔剑伴舞，掩护刘邦。过了一会，刘邦借口上厕所，从小道回到灞上。

“鸿门宴”后，项羽带兵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的宫殿，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三分关中。项羽自以为天下无敌，从此可以长做霸主了，于是就带着从咸阳宫中掠来的财宝、妇女，回到彭城享富贵去了。

项羽分封诸侯，搞“任人唯亲”，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残局，反而加剧了分裂。不久，齐将田荣最先起兵反对项羽，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有1万多士兵，未得分地，对项羽怨恨，田荣也联合彭越。陈余对张耳被封常山王不服，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做代王。诸侯混战再次爆发。

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的刘邦，采纳萧何的策略，在汉中招揽人才，治理巴蜀作根据地。公元前206年五月，项羽前去攻打田荣。刘邦趁机出兵，1月内占领全部关中。接着向东挺进，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楚汉战争爆发了。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苦战了5年，大战70余次，小战40余次。刘邦在一再失败之后，逐渐转为优势。项羽曾一度提出和刘邦“中分天下”，以鸿沟（今河南贾鲁河）为界，河东属于楚，河西属于汉（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由此而来）。

公元前203年底，刘邦汇合诸将，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粮食吃光，援兵断绝。在寒冬的一个夜晚，项羽被围在一个山头，看到战场上旌旗遍野，鼓角齐鸣。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知道军心涣散，大势已去，只好匆匆丢下爱妾虞姬，连夜夺路突围。天亮以后，刘邦闻讯，立即派5千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只剩100多人。汉军追上，杀得项羽只剩28个残兵了。项羽跑到乌江边上，见前面茫茫乌江，后面滚滚追兵，走投无路，拔剑自刎。

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刘邦即皇帝位（即汉高祖）。

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走封建统治的老路，遂转变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在这场角逐中，项羽具有强烈的旧贵族意识，不善于用人，不能重建统一王朝。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了项羽，登上了西汉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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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楚汉之争


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据说就是从这场争斗中演变而来的

楚汉之争是秦末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角逐。

秦朝末年，伴随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出现许多反秦武装集团。其中，项羽和刘邦就是两支主要力量。

项羽原是楚国的旧贵族。公元前209年9月，他跟叔父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刘邦早年做过沛县亭长，在萧何、曹参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3000多人。

陈胜、吴广的主力军失败后，部下召平渡江与项梁取得联系，用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项梁率领8000人渡江，和陈婴、英布等人起义军会合，到下邳时队伍发展到7万人。不久，吕臣的义军和刘邦的队伍也前来会合。项梁等人为了号召群众，共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

公元前208年，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交战，打败秦军，接着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又取得胜利。项羽和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连破秦军于雍丘（河南杞县），斩秦将朱由。
项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戒备。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得胜之后，又击破魏、齐等割据势力，然后渡黄河北上击赵，大破赵军于邯郸。接着，他以重兵包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7万人救赵。宋义到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饮酒作乐，46天未进兵。项羽愤杀宋义，率义军渡河破章邯军。项羽令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3天口粮，表示决一死战。项羽军渡河后，先打败章邯的军队，又进攻王离的军队。双方在巨鹿大战9天。农民起义军英勇杀敌，每个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使秦军惊恐万状，王离被俘，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巨鹿之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军，扭转了整个战局。章邯走投无路，率20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正当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带领一支起义军西向击秦。由于秦兵在黄河以南较少，刘邦又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咸阳进军。公元前207年8月，大破武关，进兵蓝田，取得节节胜利。这时，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

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刘邦率军直扑咸阳，驻兵灞上（今西安市南）。秦子婴无可奈何，捧着玉玺，向农民军投降。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

刘邦攻占咸阳后，想住在这里。樊哙劝他想得天下，就不要留恋宫中美色财宝。刘邦接受他的意见，还军灞上，刘邦废除秦的苛法，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深得秦人拥护。

项羽听说刘邦先入关中，非常愤怒，率军攻破函谷关，杀奔咸阳而来。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军队40万驻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鸿门（今临潼县东项王营）。当时，刘邦军队只有10万人，实力不敌项羽。他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自去鸿门拜会项羽。刘邦向项羽故意请罪，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想乘机杀掉刘邦，就找项庄（项羽从弟，勇士），以表演剑舞，伺机行刺。项羽的叔父项伯从前和张良关系好，这时见势不妙，也拔剑伴舞，掩护刘邦。过了一会，刘邦借口上厕所，从小道回到灞上。

“鸿门宴”后，项羽带兵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的宫殿，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三分关中。项羽自以为天下无敌，从此可以长做霸主了，于是就带着从咸阳宫中掠来的财宝、妇女，回到彭城享富贵去了。

项羽分封诸侯，搞“任人唯亲”，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残局，反而加剧了分裂。不久，齐将田荣最先起兵反对项羽，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有1万多士兵，未得分地，对项羽怨恨，田荣也联合彭越。陈余对张耳被封常山王不服，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做代王。诸侯混战再次爆发。

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的刘邦，采纳萧何的策略，在汉中招揽人才，治理巴蜀作根据地。公元前206年五月，项羽前去攻打田荣。刘邦趁机出兵，1月内占领全部关中。接着向东挺进，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楚汉战争爆发了。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苦战了5年，大战70余次，小战40余次。刘邦在一再失败之后，逐渐转为优势。项羽曾一度提出和刘邦“中分天下”，以鸿沟（今河南贾鲁河）为界，河东属于楚，河西属于汉（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由此而来）。

公元前203年底，刘邦汇合诸将，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粮食吃光，援兵断绝。在寒冬的一个夜晚，项羽被围在一个山头，看到战场上旌旗遍野，鼓角齐鸣。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知道军心涣散，大势已去，只好匆匆丢下爱妾虞姬，连夜夺路突围。天亮以后，刘邦闻讯，立即派5千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只剩100多人。汉军追上，杀得项羽只剩28个残兵了。项羽跑到乌江边上，见前面茫茫乌江，后面滚滚追兵，走投无路，拔剑自刎。

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刘邦即皇帝位（即汉高祖）。

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直接演变而来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战争虽然胜利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曾经是农民战争领袖的刘邦和项羽，却不得不走封建统治的老路，遂转变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者。在这场角逐中，项羽具有强烈的旧贵族意识，不善于用人，不能重建统一王朝。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了项羽，登上了西汉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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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景之治


它为人们带来的那段温馨的日子，为历代史家所讴歌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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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理性·公正·良知

 


17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乱平，对当时的社会和未来的历史都是一大贡献

吴楚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7人。此后，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6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侄9人为王，即同姓9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大大超过中央政权所保留的15郡的土地和户口。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

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给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阁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伺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他们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110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的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袁盎、晁错等对淮南王长骄矜不法，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时，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都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印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侯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守城，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仍封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有50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江之南）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棋盘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20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20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

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沙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从分封制度上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8　汉武帝抗击匈奴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之举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

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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